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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机制理论研究文献综述》-郑志刚公司治理机制是解决现代公司由于控制权和所有权分离所导致的代理问题的各种机制的总称,它既包括公司治理的法律和政治途径、产品和要素市场竞争、公司控制权市场、职业关注等外部控制系统,同时包括激励合约设计、董事会、大股东治理、债务融资等内部控制系统。
研究意义公司治理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资金的提供者按时收回投资并获得合理的回报。
它构成建立在高度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现代公司制度运行的核心。
对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显然对于提高中国现代公司的治理效率,从而最终推进企业改革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外部控制系统外部控制系统指的是尽管机制的实际实施超出了公司资源计划的范围,仍然可以用来实现公司治理目标的各种公司治理机制总称,它包括公司治理的法律和政治途径、产品和要素市场竞争、公司控制权市场、声誉市场等。
1.公司治理的法律和政治途径①公司治理的法律途径在公司治理机制中处于基础性地位。
②此外,政治因素的考虑对一国法律的制定产生深刻的影响。
由于对于大多数国家的法律而言,对雇员的保护与对投资者的保护负相关,因而,法律规定是谋求高投资者保护程度的企业家与谋求高雇员保护程度的雇员的政治妥协。
③公司治理体系的不同更多的是意识形态的因素,而不是单纯由经济因素造成的。
2.产品和要素市场竞争①产品(要素)市场竞争不仅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改善整体经济效率十分强大的力量,同时,它在公司治理方面也发挥重要作用②产品和要素市场的监督力量对于新的和存在因量经济租或准租的活动而言十分微弱。
3.公司控制权市场所谓的公司控制权市场是指建立在现代放熟的资本市场的有效运作基础之上,通过包括公司舞管、杠杆收购以及公司重组等在内的公司战略而实现的公司资产控制权力转移的各种市场行为的总称。
这里的接管包括兼并、敌意和友好要约收购以及代理权竞争等。
接管实际发生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接管者能够战胜目标公司经理人的“反接管”措施。
公司治理国际比较分析及中国公司治理目标模式创新研究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随着公司治理问题的不断爆发和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竞争压力的不断增加,着力进行公司治理改革,越来越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国际发展趋势。
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刚刚确立的中国,研究和构建有效的公司治理体系,更是政府和企业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规范和促进公司制度与资本市场发展中共同面临的迫切任务。
但是,什么是公司治理?世界上具有代表性的美、德、日公司治理模式到底有何区别?对中国有何启示和借鉴?中国公司治理目标模式应该如何选择和创新?这在目前所观察到的有关研究成果中,并没有形成固定统一的答案。
人们所达成的共识是：世界上没有固定统一的公司治理模式,也没有最佳模式,任何国家,尤其是转轨国家,要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公司治理体系,决不能完全照搬任何一种公司治理模式,而是必须在深入研究公司治理理论,全面考察和比较研究各种公司治理模式的差异性和同一性、有效性和适应性的基础上,合理地选择和创新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公司治理模式。
基于上述认识和要求,本文提出了公司治理国际比较分析及中国公司治理目标模式创新研究的课题,旨在通过全面考察美、德、日公司治理模式的形成、结构和外部支持条件,比较分析美、德、日公司治理模式的差异性和同一性、有效性和适应性,科学地研究和确定中国公司治理改革与发展的目标模式,为中国政府和企业进一步构建和完善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公司治理体系,提供科学依据。
按照这一目的,本文集中进行了以下三方面的研究工作：一是公司治理研究的基本理论分析。
主要是以现代企业理论、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为基础,综合利用理论集成、规范分析和系统分析方法,深入研究公司治理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涉及到公司治理问题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公司治理的内涵、公司治理系统分析的理论框架与一般模型。
通过这些研究,为全面地考察和比较研究美、德、日公司治理模式的形成与结构,科学地研究中国公司治理目标模式创新问题,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公司治理研究论文公司治理模式论文：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研究综述摘要：随着传统的“股东至上”的公司治理模式的缺陷日益突出，“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的模式受到越多越多的青睐，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成果丰硕。
为此，总结了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的理论基础，并总结了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和分类方法，对目前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进行分析，为国内外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治理模式1 引言公司治理模式是一套治理公司交易关系的制度安排。
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传统的“股东至上”的公司治理模式越来越受到质疑，取而代之的是“利益相关者”的公司治理模式。
尤其20世纪70年代以后，全球开始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过去那种认为企业只是生产产品和劳务的工具的传统观点受到了普遍的批评,人们开始意识到企业不仅仅要承担经济责任,还要承担法律、环境保护、道德和慈善等方面的社会责任（刘俊海,1997）。
随着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得到普遍认可，学者们不断地围绕利益相关者理论展开长期讨论。
本文梳理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的理论研究成果，旨在对前人的讨论成果进行归纳总结，以求对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模式有更深刻的认识。
2 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和分类2.1 利益相关者的定义1963年，斯坦福研究院的一些学者受到启发,首次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的概念。
他们利用另外一个与股东对应的词“利益相关者”来表示与企业有密切关系的所有人。
他们给出的利益相关者的定义是:对企业来说存在这样一些利益群体,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企业就无法生存(Freeman& Reed，1983)。
该定义揭示了企业存在许多影响企业生存的利益群体，并非仅为股东服务。
自利益相关者的概念诞生之后，不同的学者给予利益相关者不同的表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弗里曼给出的广义的利益相关者定义。
他认为,利益相关者是“那些能够影响企业目标实现,或者能够被企业实现目标的过程影响的任何个人和群体”(Freeman,1984)。
２０２３年７月第４期总第２５２期理论与改革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ＲＥＦＯＲＭＪｕｌｙ，２０２３Ｎｏ．４（ＴｏｔａｌＮｏ．２５２）基金项目：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语义特征计算的泛众社会风险量化评估机制研究”（７２２７４０２８）、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基于话语混沌解析计算的应急治理风险研判机制研究”（２２ＹＪＡ６３００５７）。
作者简介：刘毅，大连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７４２６［２０２３］０４－０１４７－０１５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５３／ｊ．ｃｎｋｉ．ｌｌｙｇｇ．２０２３．０４．０１２中外智能社会治理研究的文献计量学分析刘 毅 摘 要：智能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驱动力。
分析阐释中外智能社会治理研究的特征、差异以及趋势，有着重要价值。
文章运用文本挖掘方法提炼了中国智能社会治理的核心政策主题，界定了这一政策领域的研究边界，发现智能社会治理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与国际关联领域研究契合度较高。
采用文献计量学的分析方法，展示了中外智能社会治理近２０年研究的整体图景、阶段性特征以及异同点：国内对智能社会治理的研究更加关注产业扶持和技术产出，而对社会治理智能化和公共安全智能化关注相对不足；在国外论文出版中国内智能社会治理研究热度高但国际合作较少；智能社会治理研究主题近２０年的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信息技术导向的数字治理时期、技术—制度双向调试的智能治理时期和公共价值导向的智慧治理时期，我国正处于向智能社会治理研究第三阶段迈进的关键期。
未来该主题的研究需强化这一概念框架的包容性，进一步形成人工智能治理嵌入的共识框架，增强学科共振，推进治理导向下的社会系统整合。
关键词：智能社会治理；智慧治理；智能治理；人工智能；大数据；文本挖掘；文献计量学一、引言随着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泛在网络社会正逐步建立。
公司治理理论研究国内外文献综述目录公司治理理论研究国内外文献综述 (1)（一）国内文献综述 (1)（二）国外文献综述 (2)一、公司治理理论概述 (3)（一）公司治理的概念 (3)（二）公司治理理论的分类 (3)（三）基于新古典资源配置观的公司治理理论概述 (4)（四）20世纪末新兴的公司治理理论概述 (5)参考文献： (6)（一）国内文献综述1、公司治理的内涵。
李粮（2020）认为首先应当将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这两个概念明确区分开来。
对于公司治理而言，他认为公司治理关注的是一个企业的经营策略该如何制定，且如何确保该经营策略的合理性。
内部控制则关注的是企业如何在经营活动中贯彻该策略[1]。
任丽英（2019）对各个学者对公司治理所作的定义进行研究，她认为公司治理就是指公司的所有者为解决其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问题”而从各个方面对公司全局的运作与经营所做的一种体系化、常态化的安排。
它既包括企业组织结构的框架设计，也包括外部治理的安排[2]。
赵烜一(2017）将公司治理简要概括为一种为公司进行的各项活动提供运行方案并对其运行过程进行监督的管理系统。
它的重要内容包括：所有者的权利、管理者的职责以及公司各项活动的公开性[3]。
安彬彬（2010）认为公司治理的本质是一种多个要素的分配方法，而公司治理的存在意义便是依托于这种分配的原则和方法，根据具体情况配置权、责、利[4]。
2、古典管家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
周金泉和何文晋（2014）指出在古典管家理论的框架下面，毫无疑问，企业是不存在代理问题的，因为公司本身已经处在一个完全信息的市场中，自然，这种假设里公司治理也没有任何意义，不再成为公司所需要的控制经营的工具[5]。
张雅（2021）认为委托代理理论的意图在于降低代理人与企业所有者因双方可能的利益不一致以及彼此间信息的不同步而带来的“代理成本”。
基于此，他认为应当从改善内部监督机制以及建立“心灵契约”等方法解决这个问题[6]。
公司治理结构国际比较及启示【摘要】本文对公司治理结构进行国际比较分析，重点探讨美国、欧洲和亚洲的公司治理结构特点。
通过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公司治理机制进行比较，揭示了不同体制下的优劣之处，并探讨了各自的发展趋势和启示。
美国以董事会独立性和透明度为特点，欧洲注重利益相关者参与和社会责任，亚洲则强调家族控制和长期价值观。
国际公司治理结构的比较分析有助于不同国家吸取经验教训，借鉴他国成功经验，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和透明度。
未来，国际公司治理结构将更加趋向标准化和国际化，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和责任也将更加平衡，为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关键词】公司治理结构、国际比较、美国、欧洲、亚洲、启示、发展趋势、背景介绍、研究意义、概述、特点、结论。
1. 引言1.1 背景介绍公司治理结构国际比较及启示引言随着全球化的加剧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公司治理结构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公司治理结构不仅关系到公司内部组织形式和管理机制的建立，更涉及到公司与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和互动。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主要受到国家文化、法律、经济体制等方面的影响。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强，国际公司治理结构的比较研究变得愈发重要。
通过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借鉴其优点，吸取其教训，更好地完善和发展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
本文旨在对国际公司治理结构进行比较研究，分析美国、欧洲以及亚洲地区的公司治理结构特点，总结国际公司治理结构的启示，并展望未来的发展趋势。
1.2 研究意义公司治理结构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的发展和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国际公司治理结构的比较分析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企业管理模式，揭示其各自的优势和不足。
通过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为我国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公司治理结构的比较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不同国家在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发现其中的共同点和差异，从而总结出适合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公司治理模式。
公司治理经典文献综述汇总阅读Shlaifer等人的公司治理综述和Zingles等人及Tirole的综述较好。
如果想入门系统阅读，先仔细研读米尔格罗姆的《经济学、组织与管理》最公司治理经典文献综述汇总Shleifer, A., Vishny, R., 1997. A surve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Journal of Finance 52, 737–775.Becht, M., Bolton, P., Roe¨ll, A., 2003. Corporate gover nance and control. In:Constantinides, G., Harris, M., Stulz, R.(Eds.), Chapter in the Economics ofFinance. North-Holland.Denis, D., 2001. Twenty-five year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research. . . andcounting. Review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0, 191–212.Denis, D., McConnell, J.J., 2003.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governance. Journal of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38,1 –36.Claessens, S., Fan, J., 2002.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Asia: a surve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e 3 (2), 71–103.Gillan, S. L., 2006: “Recent Developments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 Overview”,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12(2) ,381– 402.Dennis Wright Michaud and Kate A. Magaram 2006. Recent Technical Papers onCorporate Governance SSRN-id895520Clarke, D. 2003,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China: an overview’’, China EconomicReview, 14, 494–507.Tirole,J.,2005,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The theory of corporate finance, published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Solomon J., Solomon A., 2007: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accountability, Secondedition, wiley press.本文是一篇书评，两位作者对williamson书中的观点进行陈述，并加进些自己的见解。
基于文献计量学方法的国外环境心理学研究分析李寿涛;田浩【摘要】研究运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国外最权威的两本环境心理学核心期刊(Journal ofEnvironmental Psychology和Environment and Behavior)中1997-2016年间发表论文的数量、关键词共现网络、关键词分布等进行定量分析,以期实现对该领域研究的整体把握.结果发现,国外论文发表量前12年比较平稳,后8年增长较快;发文作者总数较多,核心作者发文量所占比例较高;高发文量地区有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近年来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亲环境行为、地方依恋、环境关心、环境态度等.【期刊名称】《心理研究》【年(卷),期】2019(012)001【总页数】11页(P45-55)【关键词】环境心理学;文献计量学;关键词分析;共现网络【作者】李寿涛;田浩【作者单位】北京林业大学心理学系,北京100083;北京林业大学心理学系,北京100083【正文语种】中文1 引言环境的污染和恶化带来全球性的生态危机（Dunlap，Gallup，＆ Gallup，1993），生态问题与人的自身活动密切相关。
应对全球化生态危机需要思考人类行为与环境的关系，环境心理学就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Canter和 Craik （1981），Proshansky（1990），以及 Heimstra 和 McFarling （2012）将环境心理学定义为“研究人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的学科”，属于广义的环境心理学概念范畴，体现出环境心理学的研究重点在于“人与环境的相互影响”。
环境心理学研究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的，其主要任务和目标是研究个体与自然、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互动，并寻求满足人和环境作为统一体的合理需要（伍麟，2006）。
环境心理学对国家政策制订至关重要（Vlek，2000）。
随着时代进步与社会发展，噪音、拥堵、个人空间、私密性与领域、环境公平、环境保护与可持续性、场所依恋、环境设计等内容陆续成为环境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吕晓峰，2013）。
DOI: 10.16538/ki.fem.2017.01.006公司治理中的社会网络研究——基于科学计量学的中外文献比较李维安1,2, 齐鲁骏3（1. 天津财经大学，天津 300222；2. 南开大学 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天津 300071；3. 天津财经大学 商学院，天津 300222）摘 要：传统的公司治理研究建立在委托代理理论的经济人假设上，但治理主客体所嵌入的社会网络同样会对其自身决策行为施加影响。
相较于以经济属性为中心的代理理论，关注行动者社会属性的社会网络理论为公司治理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
基于内外治理机制的划分和现有研究的积累，本文首先对公司治理中存在的董事网络、投资者网络和利益相关者网络三种社会网络类型进行讨论，论述了社会网络构建的外部制度背景动因和内部资源依赖动因，并对网络的概念类型和联结多样性进行界定。
其次，针对性地检索了国内外现有文献，运用CiteSpace 进行科学计量分析和热点挖掘，发现相较于国外研究进展，我国公司治理中的社会网络研究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
最后，在总结和比较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现有研究在思路、方法、内容等方面的趋势变化，为社会网络治理机制的未来研究提供建议和帮助。
关键词：公司治理；社会网络；科学计量学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50(2017)01-0068-16一、引 言在传统公司治理研究中，国内外学者以委托代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为基础，试图分析解决治理过程中出现的诸多代理问题。
不论是基于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计算，还是基于因果关系的动因推理，这些研究仅仅考虑了个人特性，却忽略了行为人所嵌入的更广泛的社会互动背景。
在现实社会系统中，行动者的决策行为嵌入在整体社会网络之中，组织和个体的社会关系特征对其决策选择有着重要影响（Granovetter ，1985），即“理性人”也具有“社会人”的一面。
因此，学术界开始寻求其他视角来解决传统理论的“低度社会化”问题，而关注行为人关系结构的第 39 卷 第 1 期外国经济与管理Vol. 39 No. 12017 年 1 月Foreign Economics & Management Jan. 2017收稿日期：2016-05-20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1533002）；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IRT0926）；天津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资助计划（2015TCB11）作者简介：李维安（1957—），男，天津财经大学校长，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齐鲁骏（1990—），男，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
社会网络分析，则为公司治理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
通过对不同形态社会网络的研究，中外学者在关系嵌入（Uzzi，1997）、战略网络（Gulati等，2000）、政治联结（Fan等，2007）、组织创新（林润辉等，2013）、董事网络（陈运森和谢德仁，2011；Larcker等，2013）、投资者网络（Pareek，2012；Ozsoylev等，2014）等领域都取得了较大的研究进展。
陈仕华和李维安（2011）就公司治理研究提出社会嵌入性观点，肯定了社会网络的多种嵌入机制（认知、关系、结构等）对公司治理的重要意义。
尤其在中国的转轨经济和文化环境下，社会网络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揭示诸多治理乱象背后的理论原因。
如何结合中国“关系型社会”的制度背景进行社会网络的治理研究，就是一个具有中国制度特色的议题。
国内已对政治联结、老乡关系等个体层面的社会关系加以关注，但从整体网络视角进行的公司治理研究尚不丰富，也缺少一定的基础性研究来对社会网络类型做出更清晰的界定。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论述了公司治理中存在的三种社会网络类型，再运用CiteSpace对检索到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与分析，通过对中外研究成果的比较和研究热点的挖掘，总结了公司治理中社会网络研究的现有进展，以及思路、方法、内容方面的变化趋势。
本文的意义在于，以科学计量的方法对领域内现有文献进行分析，梳理研究脉络，并帮助国内学者了解国际前沿方向和国内薄弱环节，期望为今后中国背景下的公司治理与社会网络研究做出可能的贡献。
二、社会网络的构建动因、联结与划分公司治理过程中存在着多种社会网络类型，治理主客体基于各自的社会关系构成了若干交叉的网络，而网络中信息的扩散与传递会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治理行为和治理后果（Jackson和Rogers，2007）。
作为研究基础，我们需要首先分析社会网络的构建动因，并界定主要的网络类型。
（一）社会网络的构建动因1. 外部制度背景动因正式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是行动者构建社会网络的最主要外部动因，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则补充了正式法律制度的缺失之处，提升了企业的经营效率。
McMillan和Woodruff（1999）指出，企业关系网络以及一系列非正式契约关系有力地促进了市场的交易行为。
尤其对于法律体系不完善的新兴市场，关系型交易契约通过合作、信任、声誉等机制对正式契约起到了替代和互补的支持作用（Rajan和Zingales，1998）。
作为新兴经济体，当下中国最基本的制度环境是转轨经济下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李增泉和孙铮，2009），诸多企业借助中国传统的“人际关系”这一非正式制度来为企业谋求更多的发展资源。
因此针对公司治理行为的研究需要关注特定的制度因素，X i n和Pearce（1996）发现，中国企业通过“guanxi”（人际关系、政治联系等）的建立来补充法律等正式制度的不足。
此外，在国内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文化环境中更强调人际间的信任，基于长期合作经验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减少了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交易风险，同时增加了关系网络的稳定性与未来的合作可能。
这一互惠路径也符合制度经济学中的资产专用性机制（Williamson，1985）。
陈运森（2015）就指出，公司的社会网络能够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营效率与投资效率。
因此，出于对外部制度环境和儒家文化背景的考量，构建长期、稳定、互惠的社会网络是公司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
2. 内部资源依赖动因资源依赖理论则从内部解释了行动者构建社会网络的动因，组织与个人均能通过网络获得嵌入在其中的信息、知识、声誉等社会资本（Lin，2002；边燕杰和丘海雄，2000）。
构建特定的企业间关系、政企关系都能为企业发展带来优势，而那些未成功构建网络的组织则面临“低相联负债”的问题（Powell等，1996）。
信息时代下组织面临的环境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信息与知识取代传统物质资源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战略性资源（李维安等，2014）。
因此，对信息资源的需求和依赖也驱使公司努力成为网络核心位置，力求掌握更多的物质、信息与权力资源，增加自身竞争与决策优势（孙国强等，2016）。
在网络的微观层面，网络个体对关系资源的依赖也影响着组织网络的形成。
CEO与董事之间、高管与公司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均存在着诸多社会关系（Westphal和Stern，2006，2007），这种嵌入社会结构中的高管个人关系网络会直接作用于公司的治理行为与经济后果。
针对董事网络的研究发现，独立董事能够通过网络位置获得信息、知识与声誉收益，提振自身在董事市场上的价值（陈运森和谢德仁，2011）。
张敏等（2015）也指出，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个人社会网络有助于提高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
总的来说，在内外双重动因的驱使下，公司的治理行为与治理边界正在逐渐发生变化，复杂社会网络中各方治理参与者的关系联结已经将公司治理扩展至网络治理的范畴（Jones等，1997），也向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二）社会网络的基础联结社会网络是一种包含了众多行为人和行为人之间关联关系的社会结构，组织和个人都嵌入在复杂交叉的多重关系中，而关系联结正是社会网络的基本构架（Uzzi，1996）。
尽管缺少一个完整恰当的理论模型来解释社会网络的形成与演变轨迹，但我们可以从联结（Ties）基础上得到一些启发①。
在探讨联结的形成基础时，前提概念在于每种网络形成的演变轨迹是偶得（serendipity）的还是目标引导（goal-directedness）的。
在公司治理中，偶得网络的联结基础可以认为是日常生活中的血缘、朋友、校友、老乡、宗教等非正式社会联系（McPherson等，2001），即使个体不去主动地建立和维护，这一社会网络也会以潜在联结的状态存在着②，而过去的任职关系、合作信任、成功交易等经验则可能是目标引导网络的建立基础。
事实上，两者在社会网络的建立与发展过程中往往是混合的，例如公司在构建战略网络时选择的对象可能是曾经的业务伙伴、董事成员曾任职的其他业内公司、CEO俱乐部结识的新朋友，抑或是同乡企业会的成员、地理上距离较近的地缘公司等。
相互叠加的偶得网络与目标引导网络也称为联结的多重性（multiplexity），两者共同影响着行为人的决策和治理效果。
（三）公司治理中的网络划分公司治理主体（股东、债权人、其他利益相关者）和客体（董事、高管）在治理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均会受到自身社会关系的影响。
在将社会网络嵌入作用纳入研究考虑的过程中，本文基于治理机制的划分和现有相关文献，总结出董事网络、投资者网络和利益相关者网络三种主要社会网络形式。
1. 董事网络。
董事网络被界定为董事之间因某一社会关系而建立起的联结集合，国内外研究已经比较成熟（谢德仁和陈运森，2012；张祥建和郭岚，2014）。
在对董事网络的界定中，联结关系主要是指现有任职、任职历史（Kuhnen，2009；Larcker等，2009）等正式联结。
在其他一些研① 桑吉夫•戈伊尔（2010）在网络形成的经济学模型领域做了很多有价值的工作，当行动者的联结动因达到策略均衡时，网络形成的博弈分析也达到均衡。
但网络研究的吸引人之处就在于其总是迅速、微妙地变换联结关系，继而引起整体网络的结构的变化。
② 有许多文献针对某一特定社会联系进行研究，如校友网络、老乡网络、俱乐部网络等。
但下文将以公司治理中网络节点的不同作为划分标准来进行文献回顾，而不限于某一固定联系类型。
究中也包含了教育背景（Cohen等，2010；Shue，2013）、服役经历（Hwang和Kim，2009）、宗教信仰等非正式社会联系。
另一层面，在公司中“CEO—董事/高管”的社会联结可以视为组织内部的网络形式，同样受到较多的关注（Fracassi和Tate，2012；Westphal和Zajac，2013）。
2. 投资者网络。
投资者网络的形成更具有正式契约特征，节点之间基于投资关系而建立联系。
Scott和Davis（2011）指出风险资本家的投资会在被投资公司之间创造一种隐形的“团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