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临时政府性质之新解【摘要】：南京临时政府作为辛亥革命的直接成果，它所确立的制度规章对以后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它是现代中国政府的最早雏形。
对于其性质，学术界已多有论述。
文章认为：从阶级性上说，南京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政权；从其组织构成上说，它是原革命派、立宪派、及旧官僚等各革命阶层力量的联合政府。
【关键词】：定南京临时政府；民主共和；联合政府关于南京临时政府在阶级性上的性质，学术界看法基本一致，公认其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政权。
但在组织构成上则存在分歧，有的认为是革命派占优势资产阶级革命政府，有的认为是立宪派起主要影响，也有的认为是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的联合政权。
这些对南京临时政府性质的探讨基本是从其组织人员的政治身份和思想主张来进行，而且简单地把原立宪派或旧官僚与革命派对立起来，忽视了他们思想的前后变化。
对此史全生教授指出：”仅从这些方面来考量还不够，还必须从南京临时政府的政治体制和行政职能来考量，而且即使从领导成员的政治身份和主张考量，也不能只考量其辛亥革命以前的政治身份和主张，也必须考量其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态度和主张，因为一个人的政治态度和主张往往会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和认识的提高而改变。
”因此他认为，所谓的立宪派、旧官僚都是他们以前的身份，自从他们加入革命阵营后，就已经是革命分子，属于革命阵营中的一员，不能再以立宪派、旧官僚对待他们了。
所以南京临时政府是各革命派革命联合阵线的联合政府，也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实行对国家公共事务管理的现代文明政府。
私以为，史全生教授的这一观点很值得重视。
历史在不断的发展变化，处于历史中的人的思想也会随着形势而不断变化，有时前后甚至会有很大的差异，不能单纯依据之前的主张判断其之后的立场。
但如果将南京临时政府界定为各革命派革命联合阵线的联合政府。
在概念上容易忽视原立宪派和旧官僚和原革命派之间存在的差异。
文章将在前人基础上，从南京临时政府的组织构成、法令措施、以及成员在这一时期的政治主张等进行更深一步探讨，以求能得出更接近历史真实的结论。
一、南京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政权作为辛亥革命直接成果的南京临时政府，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封建朝代政权，而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政府。
而作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应该包括三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应确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原则，其次应大力推行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最后还应具备现代国家的文明性。
为了确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原则，1912年1月2日，修订后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公布，但这还只是关于临时政府的组建原则，并非宪法，所以按照大纲建立起来的政府，所突出的只是国家的共和性，而民主性则显得较为缺乏。
首要的一点就是《大纲》并未对国民的权利与义务作出任何规定；另外在《大纲》指导下设立的参议院是由各省都督派遣的代表所组成，不能视作是民意的代表机关。
从法理上说，由这个参议院选举出的临时大总统也不能视为民选的元首，而只能看作是各省都督拥戴的领袖。
在内容上看，《大纲》只规定了行政与立法两个权利系统的组建原则，在司法方面则显得空白，只是在政府内部设立司法部，任命总长、次长各一人，以处理必要的司法事务。
因此3月10日，参议院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这是一部宪法性质的根本大法，初步完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原则。
如规定国务员对临时大总统提出的法律和公布的命令有副署权，否则不能生效；规定”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等；还特别指出参议院有对于国务员的质询权，及对临时大总统和国务员的弹劾权。
尤其强调了参议院对重大事件的最终决定权，临时大总统须得遵照施行。
对于司法权，强调”法院依法律审判民事诉讼及刑事诉讼……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
”这使得南京临时政府的三权分立体制得以基本确立。
为了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1月28日发布了保护私有财产的法令，规定在民国势力范围内，所有一切私产，均应归人民享有。
并在《临时约法》中，明确了”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
这意味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而且有经营资本主义企业的自由，这就大大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此外，南京临时政府还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工商业的法令规章，鼓励人们兴办实业。
南京临时政府不仅在中央设有实业部，而且要求各省成立实业司。
在临时政府的大力提倡下，各地工商界纷纷投资申请开办工厂和企业。
保护和提倡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权的重要特征。
在建设现代文明国家上，南京临时政府在其存在的三个月里，针对封建陋俗，颁布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法令政策，以确立现代国家的新风尚。
（1）禁止刑讯和体罚。
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在《命内务部司法部通饬所属禁止体罚令》中指出：”不论司法、行政各官署，审理及判决民、刑案件，不准再用笞杖、枷号及他项不法刑具”，废除了这种残忍的审讯方式。
（2）严禁鸦片。
鸦片的蔓延，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害，还是一个民族腐朽堕落的表现。
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致令内务部，要求内务部严厉查禁鸦片。
这对树立民国新风尚起了重要作用。
（3）革除清朝官厅的称呼。
”大人、老爷”这些等级明显的称呼，不符合现代文明国家的原则，需要对其进行革除。
3月2日，临时政府发布公文，要求”嗣后各官厅人员相称，咸以官职，民间普通称呼则曰先生、曰君，不得再沿前清官厅恶称。
”（4）对教育临时政府也进行了改革。
旧时教育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且内容单一，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对此，教育总长蔡元培提出发展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世界观、美育主义五类教育；并且颁布新教科书，清朝之教科书一律禁用。
此外，临时政府还颁布劝禁缠足、限期剪辫、禁绝贩卖”猪仔”和保护华侨等法令。
所有这些措施都体现出一个新的现代文明国家的特征。
二、南京临时政府是各革命阶层的联合政府在南京临时政府行政和立法这两大主要权利系统中，包括了原革命派、立宪派、旧官僚等不同政治主张的革命参加者。
行政九部中，黄兴、王宠惠、蔡元培等三个总长为同盟会会员，黄钟英、伍廷芳、陈锦涛和程德全都是原清政府的重要官员，张謇和汤寿潜则是立宪派的重要代表。
但在各部次长中，基本都是同盟会的重要骨干。
而对于临时参议院的人员，在1月28日的第一次会议中，存在着不同的统计数据，有的认为总数是四十三人，其中同盟会员三十三人，立宪派八人，其它身份者二人。
也有的数据表明总数为四十五人（其中新派者有三十四人）。
但不论这个数据为多少，参议院是由多种人员所组成是无疑的。
对于这些原来并非革命党的政府人员，应该如何评定？这里涉及到两个概念，何为”革命派”与”立宪派”？这两个名称出现于清末，两派的目的都是要寻找救国之路。
但革命派要求推翻清朝，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共和国；而立宪派则主张建立君主立宪政体。
也即是说，两者的原则区别在于要不要推翻清王朝。
所以这两个名称不适合用在共和制度已经确立的时期，当立宪派进行推翻君主制的行动时，就应当被视为革命阶层的一份子。
对于旧官僚同样也应持这种态度。
以立宪派的重要代表张謇为例，清末他在倡导君主立宪上不遗余力，对于革命却是坚决反对。
武昌起义爆发后，面对全国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张謇仍说：”川鄂事起，未及弥月，而四海响应，……自古及今，丧国未有若是之易者也。
”但随着历史形势的变化，即便如张謇这样的坚定立宪派，也逐渐放弃原有主张。
南北议和中，张謇致函袁世凯，鼓励其迫使清帝退位，”窃谓非宫廷逊位出居，无以一海内之视听，而绝旧人之希望；非有可使宫廷逊位出居之声势，无以为公之助，去公之障。
”此时的张謇显然已非立宪派，而成为革命阶层的一份子。
而之所以不把其叫做革命派，原因在于他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思想主张上仍存在很大差异。
对革命派张謇并不完全信任，所以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他积极推动与袁世凯的议和。
但张謇的行为并不能说明他是投机分子。
首先，袁世凯当时在社会上是个开明人士，连部分革命党人都对其抱有很高期望，以后的历史证明袁世凯并非善类，但时人不会都能预见以后的事情。
第二，张謇拥护袁世凯，目的是希望其能稳定全国局势，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这是错误的，但我们不可因此而忽视其最初目的。
袁世凯以后走向专制，进而称帝，张謇是坚决反对的，证明了他不是袁世凯的追随者。
以旧官僚的代表伍廷芳而言，辛亥革命爆发时，伍廷芳是清朝的二品大员。
然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最终加入革命阵营，这也不能简单地视为投机取巧。
他在南北议和努力维护共和制。
当北方代表唐绍仪所签订的协定损害了袁世凯的利益时，袁幡然反悔，称唐绍仪无权代表自己签订这些协定。
对此，伍廷芳给予了坚决回击，在给袁世凯的电文中，伍廷芳指出：”此次和议，唐代表系负全权而来，载在文凭，中外共知，民国始行承认开议。
若以签字定议之条约，可任便作为无效，将事同儿戏，代表全权之信用扫地，何以与列国友邦并立于世界？”这些加入革命阵营的原立宪派和旧官僚，在迫使清帝退位、建立民国的过程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就”革命”一词的本来意义讲，此时的他们同样也成为了革命份子，而之所以不将其称之为革命派，则是为了强调他们与原革命派仍旧存在的诸多差异。
三、小结南京临时政府在其存在的三个月时间里，颁布了大量的近代民主自由法令。
使得民主和自由从此深入人心，封建专制在中国再也无法继续存在下去。
其所推行的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措施，大大提高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实力，推动了近代中国的进步。
虽然这个政府存在着众多的局限，内部组成人员也很复杂，互相之间政见有着相当大的差异。
但从总体上说，南京临时政府仍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由各革命阶层力量组成的联合政府。
参考文献[1] 史全生. 《关于南京临时政府的性质问题》，《史学月刊》, 2003, 5.[2] 《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三），台北国史馆, 1996.[3] 《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4]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 1982.[5]章开沅, 林增平主编. 《辛亥革命史》（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1.[6] 秦孝仪主编. 《中华民国政治发展史》（第一册），近代中国出版社, 1985.[7] 《辛亥革命史料新编》（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8]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12年1月至6月），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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