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从“华盛顿”到“拿破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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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故事袁世凯,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中国政治家,军事家,曾任清朝北洋政府总统,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他的一生经历波澜起伏,执政风波不断,留下了许多传世佳话和争议。
本文将为您讲述袁世凯的故事。
袁世凯生于1859年,出生在河北省武清县一个贫苦农家。
他自幼聪慧过人,勤奋好学,很早就展现出了非凡的才华和领导能力。
年轻时,他曾赴日本留学,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和军事理论,为他日后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袁世凯在清朝末年深受慈禧太后信任,历任北洋水师提督、北洋陆军统领等职,成为清朝末代名将。
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逝世,光绪皇帝被软禁,清朝政局动荡不安。
此时,袁世凯以北洋军阀的身份崭露头角,成为清朝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
1901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朝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袁世凯被任命为北洋政府军务总长,负责清理京师秩序。
在此期间,他积极推行改革,整顿军纪,提升军队战斗力,为日后的政治发展奠定了基础。
1908年,光绪皇帝去世,慈禧太后逝世多年的皇帝溥仪即位,袁世凯被任命为北洋政府总统。
他在位期间,积极推行改革,力图振兴国家,加强中央集权,推动现代化建设。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袁世凯的执政并不顺利,面临着来自各方势力的挑战和阻力。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爆发,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袁世凯被迫宣布辞去总统职务,清朝灭亡,中华民国成立。
袁世凯在此后的政治斗争中,曾多次担任临时大总统、正式大总统等职,试图稳定国家局势,实现国家统一。
然而,他的执政方式和政策遭到了来自各方的批评和反对,政局动荡不安。
1916年,袁世凯病逝于北京,终年57岁。
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留下了许多经典的政治言论和事迹。
袁世凯虽然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复杂的评价,但无疑是一位具有开拓精神和政治抱负的伟大人物,他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袁世凯的故事,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段重要篇章,他的一生经历承载着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历史记忆,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特殊背景和社会环境。
2013年石家庄市第二十八中学教学质量检测语 文 试 卷考生注意:1,本试卷共8页,总分120分,考试时间120分钟。
2.答卷前将密封线左侧的项目填好。
3.答案须用0.5黑色签字笔在规定范围内书写。
第一部分(1——6题 25分)1、在下面的横线上填写出相应的句子。
(7分)(1)等到快日落的时候,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 ,微微露出点粉色。
(老舍《济南的冬天》)(2) ,决眦入归鸟。
(杜甫《望岳》)(3)水何澹澹, 。
(曹操《观沧海》)(4) ,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
(欧阳修《醉翁亭记》)(5)对曰:“ ,神弗福也。
”(《曹刿论战》)(6)请从你学过的古诗词中写出一个描绘祖国大好河山的完整的诗句:, 。
2、阅读下面的文字,回答后面的问题。
(6分)“中国梦”具有最大限度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而凝聚人心的伟力,无论面对多少挑战、多大困难,始终以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历史智慧为底韵,给人以希望、给人以信心、给人以力量。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曾经有饱受欺凌,山河破碎、民生凋敝,但“中国梦”在无数矢.志于民族复兴的仁人志士心中从未泯灭过。
梦想不灭,希望永在。
“中国梦”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不竭动力,牵引着中国dǐ砺前行的脚步。
(1)给下面词语中加着重号的字注音,根据所给拼音写汉字。
(2分)①矢.志 ②dǐ砺(2)这段文字中有一个错别字,请找出来并加以改正。
(1分)应该为(3)“民生凋敝”中的“敝”字用部首检字法,可先查 部,再查 画。
(2分)(4)这段文字中的画线句有语病,请提出修改意见。
(1分)3、下列句子中,加着重号的成语使用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A、中国文字和书法代表了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根,在中小学基础教育中,加强青少年汉字书写教育刻不容缓....。
B、莫言的获奖作品《蛙》的确是一本优秀小说,我经常被小说中精彩的情节和精到的描写感动,时不时地拍案而起....,击节叫好。
C、自从今年八月底关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政策出台后,人们对于异地高考的具体方案就翘首以待....。
百年袁世凯作者:来源:《齐鲁周刊》2016年第23期1916年6月6日,中华民国首任总统袁世凯在北京去世。
曾几何时,这位被称为“中国的华盛顿”的政治家,却因为称帝,沦为世人嘲笑的对象。
“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
100年来,“告密者”“窃国大盗”“卖国贼”等无数帽子,遮蔽了这位影响中国近代史走向的关键人物的真实面貌,也影响了世人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
在中国学习西方的进程当中,确有袁世凯不可磨灭的一笔。
但恢复帝制,自称皇帝,是袁世凯最大的人生败笔。
从一代雄才堕落到天下后人耻笑的对象,这对袁世凯个人来说是悲剧,对国家来说也是悲剧。
(本专题12-21页)从“中国华盛顿”到“窃国大盗”从镇抚朝鲜到崛起山东,再到编练新军、雄踞北洋,最终逆流称帝,在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袁世凯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人物。
他曾被喻为“中国的华盛顿”,因为其亲手终结了帝制,在其“窃取革命果实”之后,又因种种原因,选择了大历史下的逆流称帝,成为了近代史上的“窃国大盗”——尽管在当时,拥护其称帝的知识分子和民众并不在少数。
在袁世凯看来,现代化和民国只能等同于一个富于效率的中央政府和某种军事上的统一,并且不能骤然背离中国传统。
“中华民国是个非常幼小的婴儿,必须加以看护,不叫他吃不易消化的食物,或者服用一些西医开的烈性药物。
”袁世凯这样对时任美国驻北京公使芮恩施说。
1912年10月10日,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的袁世凯身穿陆海军大元帅钴蓝色礼服,头戴叠羽帽,乘着八抬彩轿,出现在故宫太和殿前。
他宣誓就职后,文武官员都呼“万岁”。
他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两万多人的部队,是乘坐二人肩舆代步的,现存的一张照片中,那轿夫的肩头刚好在大总统的足下。
一年多后的1914年12月23日,在历代帝王都举行过祭天仪式的天坛,袁大总统也“祀天”,他是乘坐钢甲小汽车去的。
从新华门到天坛,沿途加铺黄土,这是皇帝出行的礼节。
章太炎说,“袁公就职岁余,渐恣肆”。
袁世凯:从“华盛顿”到“拿破仑”馆友“天空勇者”:您好!您的馆藏文章“袁世凯:从“华盛顿”到“拿破仑””深受广大馆友的喜爱,于2015年1月6日进入“阅览室”频道的“历史/文化”下“历史钩沉”类别的精华区。
360doc代表全体馆友感谢您的辛勤劳动和慷慨分享!────360doc个人图书馆1914年的新年招待会上,袁世凯继续用排场展示他的威严:在外国使节惊异的目光中,20位将军毕恭毕敬地走进大厅,将一条地毯直接铺在大总统的面前。
在西方,如此隆重的礼节只适用于君主,但对袁世凯而言,这却是顺理成章的一幕,在这个充满变数和转折的年份,它如同一个信号,毫无保留地昭示了专制即将到来。
风雨中的共和任何事情都有其原本。
事实上,早在1912年春,种种迹象便在身处万人之上的袁世凯身上表现了出来。
南北和谈的确赋予了他国家元首的地位,但在责任内阁制的束缚下,他却没有享受到权力的果实。
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规定,共和国施行责任内阁制,大总统没有最高权力。
这部约法由孙中山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第二天颁布,其中因人设法的意图非常明确。
对一生都在攫取权力的袁氏而言,如此种种注定是难以忍受的安排。
他不断在声明中陈述自己的挫折和不幸,其中最令他担忧的莫过于党派问题:“无论何种政党……若乃怀挟阴私……飞短流长,藐法令若弁髦……将使灭亡之祸,于共和时代而发生……”而这份讲话,竟发表于其就职后五个月。
袁世凯所指的“飞短流长,藐法令若弁髦”者,正是在国会中占优势的国民党人,他们坚持己见,不断阻挠他的行政计划。
1913年3月,以国民党主要筹建人宋教仁遇刺为导火索,南方各省在酝酿规模宏大的反袁运动。
质疑和争吵到达了顶峰,但袁世凯并不打算屈服,他野心勃勃,准备一举借机铲除所有政治对手。
他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口号,那就是保持国家统一,更何况时局使人们相信,争论只能将国家带入动荡。
1913年5月下旬,“二次革命”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大陆报》记者弥勒询问对局面有何看法,袁世凯回答:“现在看透孙(中山)、黄(兴),除捣乱外无本领,左也是捣乱,右也是捣乱。
我受四万万人民之托,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当宣布对南方国民党进行讨伐之后,袁氏又立刻发表通电:“该暴徒等勾煽叛兵,僭窃土地,擅行宣布独立,破坏民国之统一,扰害地方之治安,此等行为,实为乱党,政府不得不依照国家法律以兵备警戒。
”对国民党人来说,以“革命”对抗袁世凯的“反革命”,无疑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选项,尽管如此,过强的愿望有时只能换来适得其反的结果。
“二次革命”用来去匆匆证明,政治上的冒进不仅代价高昂,而且得不偿失。
正是这次内乱完全改变了袁世凯的心态,更不幸的是,名义上统一了全国的他已不再需要等待,制造舆论、清除异己、培养死党,一切都进行得有条不紊。
10月6日,在“公民团”的山呼万岁中,他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总统权力很快压倒了一切,甚至制宪也不得不在最高意志的支配下运转。
1913年夏,议员曾拟定过一份《天坛宪草》,但在解散国民党、国会停开等风波后,宪法起草委员会的30名成员中有28人被剥夺了议员席位,面对如此巨大的打击,所有的踌躇满志都化为泡影,原因非常简单——微弱的分权色彩触碰了当权者的禁忌。
袁世凯的有恃无恐,正是源于自身的实力雄厚,内阁成员是他的亲信,老部下段祺瑞掌握着最精锐的军队,议员们因收买和恫吓噤若寒蝉,大批军警和便衣在街头大肆搜捕异见人士。
当又一个新春降临时,民国正无可救药地向一人之治的道路走去。
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与觐见的各国驻华使节合影留念。
躁动的开端1914年,国会和进步党内阁遭到解散,随后地方议会也以“扫清满清旧制”的理由被废止,商会被置于新法规的管理之下,《临时约法》事实上荡然无存。
对商人、士绅和知识分子来说,这种变化不啻当头一棒。
1914年5月,《中华民国约法》通过,这部事实上的“袁记约法”并没有限制总统的权力,反而将宣战、媾和、任免等诸多大权集于一身。
“今试将全文中之大总统三字,代以大皇帝,则读之者方将疑为俄国之法!”当消息传到上海时,英文报纸《大陆报》不由瞠目结舌。
至此,袁世凯向独裁迈出了关键一步,和今天的想象不同,不是所有公众都在喟然长叹。
共和为何如此不堪一击?其实问题恰好源于自身。
新政权的形式是移植的,组织是散漫的,甚至运转也步履维艰。
梁启超在《国会之自杀》中写道:“八百员颅,攒动如蚁,汹汹扰扰,莫知所事,两旬不能举一议长,百日不能定一院法,法定人数之缺日有所闻,休会逃席之举成为故实……销此半日之光阴,则相率鸟兽散而已。
国家大计,百不一及,而唯岁费六千是闻。
”至于议员本身亦鱼龙混杂,尸位素餐者更比比皆是。
泥潭中的政府,注定无法用成绩回应公众,但袁世凯却找到机会,接纳了失魂落魄的人群。
他们固然不是天生青睐专制,但拥戴共和的动机却是无比功利。
“无识者流靡。
然风从浸淫,而竟成一种舆论”,《申报》这样评论,甚至连曾任司法总长的王宠惠也不由哀叹,说宪法是“不祥之物”。
1914年冬至,袁世凯在天坛举行了祭天仪式,在试图唤起拥戴的同时,也为他策划中的登基称帝做了又一次彩排。
照片中展示的是圜丘下的仪仗队伍。
新气象?将共和踩在脚下的袁世凯志得意满,他在公布《中华民国约法》时即公开声明:“障碍已除,政治刷新,正在今日。
苟国家之事计,无不猛进励行。
”1914年的他试图展现的是一种崭新的政治气象,他理想中的统治固然充斥着个人主义,但也有高效、近代化和雷厉风行的特征。
1914年,政府的最大危机源自入不敷出。
地方当局的各自为政,让整个中央几乎无米下锅:前一年,来自各省的款项只有260万元,但相对的开支却高达9000万之巨。
财政专家杨汝梅后来回忆道:“当此破坏时代,一切维持费较之平时自增数倍,中央绝无收入……彼时维持之道,全持外债。
”事实的确如此,1913年的4.12亿收入中,超过50%来自借款,国家只能通过抵押国土资源进行偿还。
在财政濒于崩溃的大前提下,袁世凯所掌控的,实际只有关税、盐税和厘金而已,其中关税收入又早已被清偿债务占尽。
后两者的征收则纷乱如麻,以盐税为例,1913年的收入仅1100万元,而中央政府从中几乎一无所得。
局势的窘迫让袁世凯痛下狠心,在英国人丁恩爵士的领导下,整顿工作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效。
在1914年,盐税立刻跃升至6050万元,其中53%上交给北京政府。
与此同时,财长梁士诒通过在外国银行存入偿债基金的方式,让政府债券首次获得了信用保证。
最后一项措施意义更为深远,1914年初,袁世凯授意梁士诒改革货币体系,最终决定在引入银本位的同时,发行一种新货币,并用它作为今后所有货币的典范和标准——这就是袁世凯银元。
其制造之精、流通之广近所罕见。
整顿税收、提高信用、发行新币,种种举措确保了财政稳定。
如果不是名义上的统一,相关改革可能根本无法开展,而整饬吏治的尝试,则让其地位更加稳定。
《剑桥中华民国史》评论道:“1914、1915年,中国官方制度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在民国时期)从未被超越。
”也正是在此期间,民国初年的各自为政首次得到了遏制。
然而纵使势力遍及全国,统一政令也需要惊人的努力。
作为第一步,大批地方官吏被精心挑选的官僚取代,同时,政府还宣布了一份各省巡按使的名单,其职责只限于民事——或许在袁世凯的印象中,武人可以征服一个国家,但这个国家注定不能永远由武人来统治。
选拔和考核官员在1914年得到了极大关注,不仅如此,政府还致力于消除存在已久的官场腐化,而这场整顿,又是随着当年3月公布的《文官惩戒委员会编制令》开始的,期间平政院(审判官吏罪行的特别法院)的职权得到了规范和完善,其下属的肃政厅专职进行检举纠察。
作为肃贪行动的第一批成果:1914年10月底,京兆府尹王治馨因受贿被处决,从判决到执行未超过24小时,办理之迅速,可谓前所未有。
各失所望结果好一切都好,天真的人们曾这样认为。
然而,独裁带走了纷争,也让政治沦为大总统的个人表演。
国人很快发现,正如外界提醒的那样,总统的决断并没有想象中那般完美,以盐税改革为例,除山西税收略有减少外,其它地区反而逐年递增。
利益受损的地方当局自然不甘寂寞,甚至学校、慈善团体亦设立盐卡,长芦盐价每百斤不过一角五分,运销两淮,所交税费相当于原价的3000%,唯一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政府在“改革”中收获颇丰。
整肃官场的评价同样褒贬不一。
面对着根治腐败和维护形象间的两难,最好的方案莫过于在不伤筋动骨的前提下,以温和的治理凸显法律的公正。
正是因此,被惩办的官员都是精心挑选的,譬如首当其冲的王治馨,他落马的原因其实不是大肆索贿受贿,而是在宋教仁案中发表了不负责任的言论。
换言之,当时精心酝酿的反贪风暴,更可能是一次别有用心的内部扫除。
纵然上述问题算作白璧微瑕,动摇统治的隐患也在大量浮现,军人掌权的现状没有改变,政策与私利的纠缠不清则遭到了怀疑与谴责。
至于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则随着官僚做派的复活而日渐疏远,根据一份命令,官员被分为九等:三等卿、三等大夫和三等士。
9月25日公布了尊孔的决定,深受自由主义熏陶的报人和士绅们自然愤愤不平。
“窃恐本意在重经验,而所保存者仅其习气;本意在注意制度,而所恢复者仅其流弊。
”记者黄远庸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
当袁世凯大张旗鼓地准备祭天的时候,流言蜚语更是不胫而走。
事实上,甚至在剪掉辫子的那一刻,“中国的华盛顿”对共和依旧茫然无措。
1912到1913年,当革命势力占上风时,他便自诩为民主的保护者,等到大权独揽后,他又重新忠于本心,对先前的立场断然弃之,因为构成其决策出发点的,并不是对共和的信仰,而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
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说:“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它的形式优越。
他的统治越来越倾向帝制,保持旧的制度,使自己高高在上。
他不只不了解共和国需要什么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来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
”在簇拥之下的袁世凯来到祭天现场,他身穿的是大元帅服,但过一会儿就将换上十二章衮服。
在众多举措取得阶段性成功后,袁世凯更执拗地向王座迈进,而1914年12月23日的祭天,让这种取向得到了毫无保留的展现。
古往今来,对天的崇拜是皇家的特权,因为只有天之子——皇帝,才能代表万民,向万物的最高主宰发声。
“如果粮食歉收或颗粒无收,政府肯定要为全国的农民负责。
祭天不一定会带来好收成,但它一定至少能使政府摆脱责任。
”内务总长朱启钤向美国公使解释,就这样,在消弭了“国际友人”的质疑后,12月23日破晓,大总统身着元帅服出现在天坛的圜墙外。
袁世凯换上了皇家紫袍,紫袍上有十二章龙纹。
在其它每个环节中,盛大的排场都让仪式宛如一场权力的表演:和明清时期的做法一样,前往天坛的道路上铺满了黄沙,官厅、商铺高挂国旗;身穿缀星蓝底长袍的两百多名乐师不停演奏,紧随其后的是浩荡的百官队伍,只有祝文中的“中华民国”提醒人们,东亚最大的共和国即将被一个王朝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