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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笔记《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2023- 9 - 17）作者：杜赞奇。
历史学家、汉学家，印度裔，早年就学于印度，后去美国求学，拜汉学家孔飞力为师，现为芝加哥大学荣休教授一、中心论点关键词：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的内卷化中心论点：本文利用“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的内卷化”构造了一个“国家—士绅—农民”的三层结构，乡村精英在“国家—士绅”层面传达和缓和国家专制权力，在“士绅—农民”层面因宗教、宗族（文化网络）和共同的利益关系扮演保护型经纪的角色。
随着国家行政权力的扩张，保护型经纪陷入困境后选择退出乡村政权，保护型经纪逐渐被以地痞恶霸为代表的赢利型经纪所代替，三层结构演变为“国家—农民”二层结构，小农不得不直面赢利型经纪和封建国家或日本侵略者的盘剥。
二、章节概要1.华北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本章探讨的问题：地方政权现代化 1）地方政权的重组与扩大：地方政权的现代化推进主要体现在以“区，村庄/乡镇”的二级组织取代原先的三级赢利型经纪，村庄的保护型经纪体制作用消减，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国家政权在无中间环节的情况下与有正式组织的村庄直接打交道 2）河北山东二省的财政：省财政收入迅速增长表明省政权对社会财源控制加强，但这一控制的加强主要通过开辟税源而不是田赋收入的增加来实现；田赋收入增长不多的主要原因是旧有经济及其助手并未根除，只是改头换面，仍充斥于税收部门 3）国家政权的扩张与内卷化：旧有政权不存在内卷化的原因有①“无为而治”②地方政权存在保护性组织；现代化、官僚化的国家政权试图发展不受基层精英操控的基层政权来扩张自己的权力，但他自身无法完全官僚化，且不得不借助旧有经济体制开辟税源，而这阻挡了国家政权的扩张。
4）河北省的县级财政：国家只实现了形式上的现代化而非实质的现代化。
省级政府强制县级政府增加现代化机构→攫取县财政收入→县政府巧立名目增加税收+经济体制延伸至区和村中饱私囊→民国时期国家政权的内卷化。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笔记——浅析国家政权的内卷化阅读时间：阅读人阅读书目：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是美国学者杜赞奇所撰写的理论著作，其内容是关于国家政权的扩张对华北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
在这本书中，作者以《中国惯性报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20、30年代所做的社会调查资料、及中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为基础，通过细致个案研究，向我们展示了1900—1942年间中国国家政权进行现代化这一时间段中，中国乡土处于一种怎样的状态；而在国家政权不断深入乡村社会的，乡村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回应，促使乡村回应的又是怎样的因素，这些因素在与国家政权较量、融合等一系列互动过程中分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这都是杜赞奇在这部著作中提出并加以分析的问题。
其中第一章作者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权力的文化网络；作者认为乡村社会这种权威由乡村社会各种组织体系和象征规范组成的框架之中，他们把这种框架称为权力的文化网络。
第二章主要论述的是经纪统治。
作者把晚清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看成一种经纪关系，国家利用赢利型经纪和保护型经纪来实现其主要职能。
第三章作者开始讨论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从中引入了国家政权“内卷化”概念。
第四章到第八章，作者具体论述了国家政权建设和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感触最深的就是“政权扩张的内卷化”这一内容。
我认为，杜赞奇对这一问题分析和论述高度概括了晚清和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建设的本质，从而在更深一层次揭示了其灭亡的原因。
一、“内卷化”的内在逻辑“内卷化”是克利福德吉尔茨在爪哇研究水稻农业时提出的这一概念，它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阶段达到一种确定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
如在农业社会，农业生产长期以来原地不动，未曾发展，只是不断地重复简单生产。
尽管这种生产并未导致人均收入的急剧下降，但是阻止了经济的发展，即人均产值并未提高。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报告在当今社会，文化作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对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的素养起着重要的作用。
读书作为文化交流和传承的重要媒介，也承载着促进国家文化与社会进步的使命。
本文将探讨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报告之间的关系，并分析读书报告在推动文化权力的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文化权力的定义与意义文化权力是指一种通过文化实践和传播来影响和塑造社会行为和价值观念的力量。
它不仅体现在政府的文化政策和法规中，也通过民间文化活动、文化产业等方式展现。
文化权力的存在可以促进艺术、语言、宗教和传统的交流，从而加强国家与国际社会之间的互动和认同。
文化权力的发展有助于维护和传承国家的文化特色，推动社会的和谐、稳定与进步。
二、国家读书报告的定义与意义国家读书报告是一种对国民阅读状况进行调查和总结的官方报告。
它通过分析国民阅读的趋势、模式和内容，以及评估阅读的效果和影响，向国家提供关于文化素养和知识水平的参考和建议。
国家读书报告旨在推动全民阅读、培养阅读习惯，并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指导和支持。
它是反映国家文化娱乐水平、教育水平和文化权力的重要指标。
三、读书报告对文化权力的推动作用1. 激发国民的阅读热情与兴趣国家读书报告通过公布全民阅读的情况和推荐优秀书籍，激发了国民的阅读兴趣。
它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鼓励，促进了全民的读书热情的提升。
这有助于推动全民阅读的普及与发展，培养国民的阅读习惯，提高文化素养与知识水平。
2. 促进文化产业的繁荣与创新国家读书报告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通过调查和分析国民阅读的模式和内容，国家可以了解读者的需求与偏好，推动出版社、图书馆和书店等文化产业机构的发展。
同时，国家读书报告也为作家、编辑和出版商提供了参考和指导，鼓励创作更多优秀的图书作品，促进文学和文化创新。
3. 传承和弘扬国家文化与精神国家读书报告在总结和推荐阅读内容时，通常会关注国家的经典文学作品和传统文化，弘扬国家的精神与价值观。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后感《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后感《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CULTUR，POWER，ANDTHESTATE——RURALNORTHCHINA，1900-1949）一书是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DUARA）的精心力作。
在这本书中，作者主要利用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编撰的《中国惯行调查报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二、三十年代所做的社会调查材料，以及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细致的个案研究，向我们展示了１９００－１９４２年间华北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一般状况。
作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详细地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经纪人、庙会组织、宗教、神话及象征性资源等）深入社会底层的。
因其视角独特，见解深刻，该书被选入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通读全书，本人有以下几个方面想谈谈自己的看法：一、关于“权力的文化网络”作者使用“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nexusofpower），力图考察和分析乡村社会生活中权力关系的各个方面。
在这一概念构架下，帝国政权、绅士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被展现出来，并将这种对文化及合法性的分析置于权力赖以生存的组织为基础。
在组织结构方面，文化网络是地方社会中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也正是在文化网络中，各种政治因素相互竞争，领导体系得以形成。
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
这些组织既有以地域为基础的有强制义务的团体（如某些庙会），又有自愿组成的联合体（如水会和商会）。
文化网络还包括非正式的耸关系网，如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人、传教者与信徒等关系。
这些组织既可以是封闭的，也可以是开放的；既可以是单一目的的，也可以是功能复杂的，总之，其包容十分广泛。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心得笔记摘录权力的文化这一模式可以使我们在同一框架中理解晚清社会中帝国政权、绅士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并以将这种对文化及合法性的分析置于权力赖以生存的组织为基础，来达到这一目的。
在组织结构方面，文化网络是地方社会中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泉，也正是在文化网络之中，各种政治因素相互竞争，领导体系得以形成。
由于其他职能有赖于这一组织基础，故我首先考虑这一基础。
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在宗教、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
这些组织既有以地域为基础的有强制义务的团体（如某些庙会），又有自愿组成的联合体（如水会和商会）。
文化网络还包括非正式的人际关系，如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传教者与信徒等关系。
这些组织既可以是封闭的，也可以是开放的；既可以是单一目的的，也可以是功能复杂的，总之，其包括十分广泛。
―――――――――第1页，第一章权力的文化网络到19世纪末期，清朝政府通过双重经纪来征收赋税并实现其主要的统治职能。
经纪是交易中一方的代理人，他常常收取一定的佣金。
尽管理论上（名义上）并非如此，但事实上，清末封建国家正是通过收费经纪来统治乡村社会的。
我称这种国家经纪（State brokerage）为营利型经纪，以与另一种类型保护型经纪相区别。
在后一种类型中，村社自愿组织起来负责征收赋税并完成国家指派的其他任务，以避免与营利型经纪（村民认为他们多为掠夺者）打交道。
―――――――第24、25页，第二章清末乡村社会中的经纪统治我将用国家政权的内卷化这一概念来说明20世纪前半期中国国家政权的扩张及其现代化进程。
在政权内卷化的过程中，如同前面讨论过的营利型国家经纪一样，政权的正式机构与非正式机构同步增长。
尽管正式的国家政权可以依靠非正式机构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但它无法控制这些机构。
在内卷化的国家政权增长过程中，乡村社会中的非正式团体代替过去的乡级政权组织成为一支不可控制的力量。
《文化、權力與國家: 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讀後感《文化、權力與國家: 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CULTUR，POWER，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1900-1949）一書是美國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的精心力作。
在這本書中，作者主要利用日本南滿鐵道株式會社調查部編撰的《中國慣行調查報告》、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在二、三十年代所做的社會調查材料，以及中外學者已有的研究成果，通過細緻的個案研究，向我們展示了１９００－１９４２年間華北農村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一般狀況。
作者力圖打通歷史學與社會學的間隔，從“大眾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權力的文化網路”等新概念，詳細地論證了國家權力是如何通過種種管道（諸如商業團體、經紀人、廟會組織、宗教、神話及象徵性資源等）深入社會底層的。
因其視角獨特，見解深刻，該書被選入江蘇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
通讀全書，本人有以下幾個方面想談談自己的看法：一、關於“權力的文化網路”作者使用“權力的文化網路”（culture nexus of power），力圖考察和分析鄉村社會生活中權力關係的各個方面。
在這一概念構架下，帝國政權、紳士以及其他社會階層的相互關係被展現出來，並將這種對文化及合法性的分析置於權力賴以生存的組織為基礎。
在組織結構方面，文化網路是地方社會中獲取權威和其他利益的源，也正是在文化網路中，各種政治因素相互競爭，領導體系得以形成。
文化網路由鄉村社會中多種組織體系以及塑造權力運作的各種規範，它包括在宗族、市場等方面形成的等級組織或巢狀組織類型。
這些組織既有以地域為基礎的有強制義務的團體（如某些廟會），又有自願組成的聯合體（如水會和商會）。
文化網路還包括非正式的聳關係網，如血緣關係、庇護人與被人、傳教者與信徒等關係。
這些組織既可以是封閉的，也可以是開放的；既可以是單一目的的，也可以是功能複雜的，總之，其包容十分廣泛。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笔记1.《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基本介绍。
《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是基于南满铁道株式会调查部1940——1942年间调查编程的六卷本《中国惯行调查报告》以及其他一些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社会学家西尼·甘布尔和杨懋春对华北社会的有关描述,对1940年——1942年华北农村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在民国时期国家企图加强对乡村社会控制的变化中,小农经济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全书提出了两个核心概念“权力的文化网络”和“国家政权建设”,来分析文化、权力与国家间的关系。
“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吸收了西方学术界关于文化的研究,但是不同于现代化角度下文化的内容,通过引用这一个新词,试图说明权力文化网络的存在,以及它的稳定的功能;“国家政权建设”是一种全球化的现象,具有深远的分析性涵义,然而在本书中通过对20世纪末的华北农村的研究,作者发现国家政权与文化网络的关系,并指出国家政权不能将其意志强加于所有的文化网络的架构之上。
1.1从内容和特点上讲,历史学则侧重于研究中央化过程、上层文化、机能、历时性与采用叙述方式;而社会学则注重地方化过程、大众文化、结构、共时性与采用分析方式。
社会历史者的任务是在历史长河中找出事件的原因和结果,并且用叙述的方式将其展现出来。
但是,社会史学者选择的研究对象(包括社会生活形式的各个方面)往往很少留下历史记载,而且,地方制度和大众文化(在不同社会中其所占地位亦不相同)也不宜于叙述题裁。
所以,造成社会史学者只得借用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方法对制度与文化进行共时性研究。
文中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和“国家政权建设”两个核心概念,既不属于历史学的概念也不属于社会学的概念。
一个偏重于文化角度,一个偏重于权力角度,试图在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架起一个桥梁。
将文化、权力与国家三个要素联系起来,试图说明其间的关系。
1.2从文章架构来讲,第一章通过提出文化网络的概念,并证明其不同于单纯的经济圈而包含包括婚姻圈在内的更多样的因素,概括20世纪之前国家的统治依赖于文化网络。
从研究方法看《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李克军（文法学院行政管理111 学号06）【摘要】本书是以乡村的文化网络为基本结构并考察其功能力，作者主要利用日本南蛮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编撰的《中国惯例调查报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做的社会调查材料，以及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细致的个案研究，向我们展示了1900——1942年间华北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一般状况。
【关键词】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建设华北农村掠夺型经纪村界【作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早年就学于印度，后赴美国术学，师从著名汉学大师孔飞力，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及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
其《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曾先后荣获1989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
其第二本专著《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质疑现代中国叙事》，中文译本已于2003年面世。
其最新著作《主权与真实性：满洲国与东亚现代进程》，也已于近日出版。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农村，国家竭尽全力企图加深并加强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
国家政权的扩张对华北农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从西方入侵的时势中不断延伸入中国的乡村基层。
冷水沟、石门镇、吴店、侯家营、后夏寨、寺北柴这六个乡村的典型事例阐述“权力的文化网络”①和“国家的政权建设”②。
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存在着多样联系，在对乡村进行研究工作时，必然要把社会学和历史学沟通在一起。
明确研究的方向，杜赞奇在书中对农村的种种变化围绕“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中心概念为目标，对流个农村中的民俗与民族、宗族都做了深入的探讨。
分析历史变迁对社会农村的影响时，作者引入了不同的理论，他同时接受了斯科特和波普金的理论②，在研究中寻找华北农村自身发展的规律。
时间是明确的。
作者选取的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乡村，她在研究中缩小了时间范围，更能深入的了解农村的现实状况。
不同的时期，华北农村的权力结构会发生些许变化，特别是农村的经济发展为代表的改革。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书报告
本书作者——杜赞奇，是一位印度裔的历史学家、汉学家，早年就学于印度，后去美国求学，拜汉学家孔飞力为师，现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及东亚语言文明系。
本书曾先后荣获1989 年度的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1990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
本书所引村级结构的资料主要来自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简称满铁）根据1940——1942年间调查编成的六卷本《中国惯行调查报告》。
《惯调》的大部分材料是采访农民的记录，有些农民所提供的材料自相矛盾，并不可靠。
除《惯调》材料外，杜赞奇还利用了满铁的其他调查材料和一些中文材料。
这些中文材料包括政府报告、法令汇编、地方志书以及当时学者的研究报告。
《文化、权力与国家》在中国特定的时空和历史条件下，从立足于农村的微观角度分析和阐释了国家政权现代化过程与乡村社会的文化网络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一宏观课题。
本书旨在探讨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而要弄清国家权力扩张给农村社会带来的变革过程，首先得分析国家原有的权力组织与结构。
在乡村社会中，权力更突出的体现是建立在特定的文化网络之中。
所以在本书的第一章中，作者就详细阐述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
第二、四、五、六章分别从“经纪”制、宗族、宗教和庇护等不同角度来证明直至19世纪末，不仅地方政权，而且中央政府都严重依赖文化网络，从而在华北乡村建立自己的权威。
而第三章主要探讨华北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及其必然结果——国家政权内卷化。
第七章分析了国家政权是如何加强国家力量并强化农村作为政府的最基层单位，并探讨了这一政策所引起的与国家设想并不完全相符的控制结构与乡村社区内聚力的变化。
第八章着重考察了国家政权深入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财富、地位、影响力这些因素与村庄领导之间的相互关系。
总体上看，全书采用总分和递进两种逻辑结构相结合的方式。
如：在解释“文化网络”一词时，第一章为总述，而后几章则是通过宗族、宗教等不同方面来阐述“文化网络”在华北乡村中的作用，即分述的方式来组织的。
此为“总分”。
而在各章节内部，则为递进。
如：第七章——国家与乡村社会的重组，则是把国家政权在华北乡村的不断深入的影响作为一个单向性的时间轴，而着力探讨基于此时间轴的乡村社区内聚力的递进式变化。
此即为“递进”。
本书精炼的得出结论：在20世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中，当国家政权的职能及人民对政权的期望迅速增长，即其增长速度超过人均收入的增长之时，对政权的要求便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国家政权建设”和“权力的文化网络”是贯穿全书的两个中心概念。
两者均超越了美国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框架——现代化理论。
下面谈一谈我对几个名词的理解：1、权力的文化网络：
乡村社会中的政治权威体现在由组织和象征符号构成的框架之中，即权力的文化网络。
“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模式可以使我们在同一框架中理解晚清社会中帝国政权、绅士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并以将这种对文化及合法性的分析至于权力赖以生存的组织为基础，来达到这一目的。
在组织结构方面，文化网络是地方社会中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泉。
也正是在文化网络之中，各种政治因素相互竞争，领导体系得以形成。
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各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庙会、水会、商会）。
文化网络还包括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如血缘关系、庇护者与被庇护人，传教者和信徒等关系。
这些组织既可以是封闭的，也可以是开放的；既可以是单一
目的的，也可以是功能复杂的，总之，其包容十分广泛。
祭祀体系是中国人在帝国行政体系之外另建权威的一种常见形式，它是大众宗教中与人间统治机构相似的天界官僚机构的缩影。
利用迷信中的等级体系，封建国家通过祭祀这一媒介将自己的权威延伸至乡村社会。
“国家政权”是由儒家思想交织在一起的行为规范与权威象征的集合体。
从这一角度来说，国家最重要的职能便体现在一系列的“合法化”程序上：掌握官衔与名誉的封赠，代表全民举行最高层次的祭礼仪式，将自己的文化霸权加之于通俗象征之上（如关帝）。
对乡村大众来说，文化网络中的国家政权正是通过这些途径体现出来的。
20世纪之后，国家政权逐渐放弃并破坏文化网络中的一些组成部分，但并没有建立新的渠道，以及这种“失误”造成的严重后果（正直之人“退位”，地痞恶棍充斥乡村政权，国家政权内卷化——承包人贪污中饱与高税收同步增长）。
如果将华北农村看成是一个在文化上相对独立和自足的文化共同体的话，那么此共同体是建立在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和小农经济的共同影响的基础上的，国家政权无法直接作用于该共同体，它有自生的权力机构。
该权力是建立于自然法的基础上的，而自然法的形成与共同体中自成体系的文化网络密不可分。
所谓权力，无非是建立于文化网络上的自然权威的现实影响。
此即为权力的文化网络。
2、国家政权建设：
据字面意思，许多人倾向于把“国家政权建设”理解为“政治体制的现代化”。
但本书更侧重于把这个词的理解为国家政权控制力的增长，也可以说是国家政权的完全官僚化。
在欧洲，国家政权的官僚化表现为封建领主制向官僚制的过渡，而在中国则更突出的表现在乡村政权的官僚化。
它们的目的是一样的，即在广度和深度上加强国家政权的控制力，使之完全官僚化，进而能够直接的有效的控制整个国家。
此即为“国家政权建设”。
共产党在中国能获取政权的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共产党能够了解民间疾苦：从殴打妻子到隐瞒土地，无所不知，从而动员群众的革命激情。
而共产党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国家政权“内卷化”扩张的终结。
我认为，国民党政权（及以前的晚清和北洋政权）之所以未能完成国家政权建设，恰恰是因为一直未能摆脱与传统的权力文化网络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并试图利用之。
而共产党夺取政权并完成了国家政权建设，显而易见的是，共产党正是在“斩断其同传统的、甚至被认为是‘落后的’文化网络的联系”，“在文化网络之外建立起新的政治体系”的基础上实现这一点的。
建国以后尤其是“文革”期间共产党对一些权力文化网络中的社会组织如水会，庙会和其他一些迷信活动进行了彻底整改，但并没有引起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危机。
3、国家政权内卷化：
“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货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
它是国家权力在扩张过程中的一种畸形发展，但通常也是无法避免的。
一方面，国家政权得以延伸到农村这一新的领域；另一方面，随着这一延伸，行政机构的正规化和合理化也被严重削弱。
更为广泛的说，国家政权内卷化是指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此处指人际或其他行政资源）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和社会关系——如中国旧有的赢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
在国家政权真正延伸到乡村社会以前，保护型经纪会在某种情况下对于国家政权有一定的抵制作用。
而在赢利型经纪出现之后，国家政权通过对赢利型经纪的直接控制得以延伸到这一新的领域。
但是这一延伸是要付出代价的，它不得不忍受赢利型经纪从中攫取大量的经济利益。
而这样充斥着土豪和劣绅的新的行政机构的正规化和合理化过程必然会被严重削弱。
“白地摊款”的日渐合法化以及正式组织与“半牌组织”之间的利益冲突均体现了这一点。
本书的总体评价
1、优点
《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是一个严密的论证体系，其论证过程、论证结构堪称经典！再
者，作者对于资料的分析、鉴别也是本书的一个亮点。
正如上文所说，《满铁》的资料并不可靠，杜赞奇采取泛读和精读相结合的方法，对所引材料进行了仔细核对，最大程度的保证了其可靠性。
作为本书的重点，杜赞奇对于文化现象的透彻分析也令人称道。
2、不足
作者通过对晚清和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向农村基层社会扩张活动的细致剖析的同时，并没有针对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充当国家与社会中介的“经纪人”中饱私囊的问题作出解释，却归结于赢利型经纪人致国家公共利益于不顾。
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指出一样，中国乡村社会的农民“因为他牺牲族时，他可以为了家。
”其次，关于如何杜绝赢利型经纪人在行为过程中的欺上瞒下，强取豪夺，竭泽而渔的贪污受贿的土豪劣绅行为的发生作者没有做出十分有力的解释。
最后，作者更注重对于文化现象的阐释，而对于经济问题的分析就不够深入。
对于世界资本主义和自然条件对华北农村的影响则更少涉及，但是这些因素却是不容忽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