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权力与国家》

评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学号：106293050139读了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毋庸置疑，杜赞奇是一位世界级的中国史研究学者!初步接触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是在大二的时候上我们学院莫金山教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解读》，时候对它有的只是一个懵懂的表面概念。

现在读来，《文化、权力与国家》作为一本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书，对于我们一般读者来说，恐怕理解和把握起来有很大难度。

所谓后现代主义研究，依我浅显的理解，就是把过去发生过的史实和相关研究统统作为一个客观对象加以解读。

这意味着后现代主义者要能够跳出现代学术研究话语的束缚。

直到后来，拿去和莫教授请教，才感觉有了一点眉目。

这本书与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相比，两者的理论出发点和最后的解读结论不同，甚至有些地方完全相反。

黄宗智想解答的主要问题是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在出现商品分化的情况下，为什么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经营道路；而杜赞奇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到底对乡村社会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一影响与中国革命之间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

前者研究的进路是内部式的，即向中国传统社会自身寻求主导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之道；后者的进路则是外部式的，即从中国政权由传统到现代的演进视角，来考察西方冲击而引起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到底对中国乡村社会带来了什么后果。

我觉得杜赞奇认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方面存在缺陷，过分强调集市作用而忽视了宗教、宗族等文化纽带，村庄研究模式则过分强调村庄封闭性而忽视了跨村庄组织的作用，所以村庄和市场都不能满足乡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所有需要。

在这一既有研究基础之上，杜赞奇借用文化象征概念，创造了一个“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

这一概念指的是由乡村社会中多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

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的主要内容，就是考察国家权力是如何一步步侵入乡村社会的文化网络，而企图建立现代意义国家政权的。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笔记《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2023- 9 - 17）作者：杜赞奇。

历史学家、汉学家，印度裔，早年就学于印度，后去美国求学，拜汉学家孔飞力为师，现为芝加哥大学荣休教授一、中心论点关键词：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的内卷化中心论点：本文利用“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的内卷化”构造了一个“国家—士绅—农民”的三层结构，乡村精英在“国家—士绅”层面传达和缓和国家专制权力，在“士绅—农民”层面因宗教、宗族（文化网络）和共同的利益关系扮演保护型经纪的角色。

随着国家行政权力的扩张，保护型经纪陷入困境后选择退出乡村政权，保护型经纪逐渐被以地痞恶霸为代表的赢利型经纪所代替，三层结构演变为“国家—农民”二层结构，小农不得不直面赢利型经纪和封建国家或日本侵略者的盘剥。

二、章节概要1.华北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本章探讨的问题：地方政权现代化 1）地方政权的重组与扩大：地方政权的现代化推进主要体现在以“区，村庄/乡镇”的二级组织取代原先的三级赢利型经纪，村庄的保护型经纪体制作用消减，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国家政权在无中间环节的情况下与有正式组织的村庄直接打交道 2）河北山东二省的财政：省财政收入迅速增长表明省政权对社会财源控制加强，但这一控制的加强主要通过开辟税源而不是田赋收入的增加来实现；田赋收入增长不多的主要原因是旧有经济及其助手并未根除，只是改头换面，仍充斥于税收部门 3）国家政权的扩张与内卷化：旧有政权不存在内卷化的原因有①“无为而治”②地方政权存在保护性组织；现代化、官僚化的国家政权试图发展不受基层精英操控的基层政权来扩张自己的权力，但他自身无法完全官僚化，且不得不借助旧有经济体制开辟税源，而这阻挡了国家政权的扩张。

4）河北省的县级财政：国家只实现了形式上的现代化而非实质的现代化。

省级政府强制县级政府增加现代化机构→攫取县财政收入→县政府巧立名目增加税收+经济体制延伸至区和村中饱私囊→民国时期国家政权的内卷化。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评述本文作者主要从史料价值、综合多学科进行历史研究、“权力的文化网络”、客观地分析问题、比较法的运用等几方面对《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做了评述。

标签：华北农村；经纪统治；现代化建设传统华北农村社会研究一向为学界所重视，研究著作也很多。

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便是其中一部力作，有1996年版，2008年版和2010年版三个版本，本文采用2008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版本。

全书共分为八章：权力的文化网络；清末乡村社会中的经纪统治；华北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宗族与乡村政治结构；乡村社会中的宗教、权力及公务；乡村政权结构及其领袖；国家与乡村社会的重组；国家政权的现代化与地方领导。

本书主要以“沙井”、“冷水沟”、“吴店”、“侯家营”、“寺北柴”和“后夏寨”共6个村庄为例来分析国家政权是如何深入并干预村庄生活的。

此书从文化视角、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对华北农村社会进行研究，向我们提供了新的理念和研究方法，颇具新意，值得我们研读。

一、文化视角的研究史料价值高。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研究村级结构的资料主要来自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简称“满铁”）根据1940-1942年间调查编成的六卷本《中国惯行调查报告》（简称《惯调》），除《惯调》材料之外，作者还利用了满铁的其他调查资料，并参考了日本学者的已有研究成果和当时社会学家西尼·甘布尔和杨懋春对华北乡村社会的有关描述。

反映华北农村经济的两部主要著作是，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农业发展，1890-1949》，以及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其主要资料也来自“满铁”调查。

特别是黄宗智的书，用了相当篇幅来论述如何利用这批资料并弥补其不足。

农民访谈资料的运用。

本书采用了大量采访农民的资料，如在河北省邢台地区的水利管理组织这一章节中，关于水利组织的宗教仪式这一问题，作者通过与昌黎农民的对话，表现了普通农民的宇宙观。

在内外环境下步履维艰的中国现代化历程——读《文化、权力与国家》看了这本书。

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来总结这本书的思想的话，就是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中，传统的文化结构支撑的权力网络解体，由于缺乏支撑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经济，文化和政治力量的资源，国家政权建设走入了内卷化的歧途，内卷化的国家政权有一种自我毁灭的倾向，这导致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始终未能建设成功。

本书有三个核心概念：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建设，国家政权内卷化。

一、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个概念深受法国后现代哲学家福柯的影响，福柯有句名言叫知识就是权力，福柯用由知识构成的权力关系来解构世界。

传统中国的权力文化网络是在以儒家意识形态为主要合法性来源构成的。

在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向中，传统的权力文化网络受到了多重挑战，有西方的船坚利炮造成的民族危亡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怀疑，反省和批判，有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思想来源的颠覆和解构旧有传统的革命意识形态，有国内的在传统士农工商秩序之下置于末端的新型民族资产阶级、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诉求和以自由主义为主要思想来源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的侵润。

旧有社会文化权力网络逐渐崩解，新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在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中逐渐在自发形成。

二、国家政权建设是一个国家在政治上和政权上的现代化。

被西方国家强行打开国门的中国原有的秩序逐渐解体，新的政治的民族中国开始了自我建设的历程，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所处的世界环境，内在的有了民族主义的取向。

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和论述了政治权威合法统治的三种类型，即传统型、魅力型和法理型。

认为不同类型的政治权威获得合法性的途径不同。

传统型统治以政治权威自称的、官员和公民相信的历代相传的神圣传统为基础；魅力型统治则以被统治者相信政治权威具有超凡的魅力、品质、才能，从而愿意服从其统治为基础；法理型统治则以政治权威、官员和公民都只对理性的法律负责为基础。

从历史角度看，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威模式一般要依次经历以上三种类型。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报告在当今社会，文化作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对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的素养起着重要的作用。

读书作为文化交流和传承的重要媒介，也承载着促进国家文化与社会进步的使命。

本文将探讨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报告之间的关系，并分析读书报告在推动文化权力的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文化权力的定义与意义文化权力是指一种通过文化实践和传播来影响和塑造社会行为和价值观念的力量。

它不仅体现在政府的文化政策和法规中，也通过民间文化活动、文化产业等方式展现。

文化权力的存在可以促进艺术、语言、宗教和传统的交流，从而加强国家与国际社会之间的互动和认同。

文化权力的发展有助于维护和传承国家的文化特色，推动社会的和谐、稳定与进步。

二、国家读书报告的定义与意义国家读书报告是一种对国民阅读状况进行调查和总结的官方报告。

它通过分析国民阅读的趋势、模式和内容，以及评估阅读的效果和影响，向国家提供关于文化素养和知识水平的参考和建议。

国家读书报告旨在推动全民阅读、培养阅读习惯，并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指导和支持。

它是反映国家文化娱乐水平、教育水平和文化权力的重要指标。

三、读书报告对文化权力的推动作用1. 激发国民的阅读热情与兴趣国家读书报告通过公布全民阅读的情况和推荐优秀书籍，激发了国民的阅读兴趣。

它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鼓励，促进了全民的读书热情的提升。

这有助于推动全民阅读的普及与发展，培养国民的阅读习惯，提高文化素养与知识水平。

2. 促进文化产业的繁荣与创新国家读书报告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通过调查和分析国民阅读的模式和内容，国家可以了解读者的需求与偏好，推动出版社、图书馆和书店等文化产业机构的发展。

同时，国家读书报告也为作家、编辑和出版商提供了参考和指导，鼓励创作更多优秀的图书作品，促进文学和文化创新。

3. 传承和弘扬国家文化与精神国家读书报告在总结和推荐阅读内容时，通常会关注国家的经典文学作品和传统文化，弘扬国家的精神与价值观。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后感《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后感《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CULTUR，POWER，ANDTHESTATE——RURALNORTHCHINA，1900-1949）一书是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DUARA）的精心力作。

在这本书中，作者主要利用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编撰的《中国惯行调查报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二、三十年代所做的社会调查材料，以及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细致的个案研究，向我们展示了１９００－１９４２年间华北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一般状况。

作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详细地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经纪人、庙会组织、宗教、神话及象征性资源等）深入社会底层的。

因其视角独特，见解深刻，该书被选入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通读全书，本人有以下几个方面想谈谈自己的看法：一、关于“权力的文化网络”作者使用“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nexusofpower），力图考察和分析乡村社会生活中权力关系的各个方面。

在这一概念构架下，帝国政权、绅士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被展现出来，并将这种对文化及合法性的分析置于权力赖以生存的组织为基础。

在组织结构方面，文化网络是地方社会中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也正是在文化网络中，各种政治因素相互竞争，领导体系得以形成。

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

这些组织既有以地域为基础的有强制义务的团体（如某些庙会），又有自愿组成的联合体（如水会和商会）。

文化网络还包括非正式的耸关系网，如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人、传教者与信徒等关系。

这些组织既可以是封闭的，也可以是开放的；既可以是单一目的的，也可以是功能复杂的，总之，其包容十分广泛。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笔记序言“经纪”是指在交易中起不可或缺作用的中介人，其本身既无褒义，也无贬义。

我将官府借以统治乡村社会的“经纪人”（或称“中介人）分为两类，一类为“保护型经纪”，他代表社区的利益，并保护自己的社区免遭国家政权的侵犯。

该经纪同社区的关系比较密切，社区有点类似于“乡村共同体”，所以，中国读者对此一类型的经纪可能易于理解。

另一类型的经纪视乡民为榨取利润的对象，我将其称之为“赢利型经纪”。

但“赢利性”（本意为“企业性”）一词又有积极的和合理性的含义，因此又无法准确地表达这类经纪对待乡民的贪婪性、甚至掠夺性。

正因为如此，我有时也称他们为“掠夺型经纪。

”（2）综：新政权面临的新问题：经济的现代化、民族的统一、国家政权的建设。

第一章：权力的文化网络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

这些组织既有以地域为基础的有强制义务的团体（如某些庙会），又有自愿组成的联合体（如水会和商会）。

文化网络还包括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如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传教者与信徒等关系。

这些组织既可以是封闭的，也可以是开放的；既可以是单一目的的，也可以是功能复杂的，总之，其包容十分广泛。

（10）村民与市场交往并不是建立在栖性村民内部关系的基础之上，事实上，村民之间的关系似乎更为加强、人们以此来提高自己在集市交易中讨价还价的地位。

（13）我要说明的是，市场并不是决定乡村大众交易活动的唯一因素，村民纽带在提供多种服务、促成交易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从文化网络的视角来看，是市场体系及村民纽带联合决定了乡村经济交往。

不过，网络模式揭示得更为深刻，它表明，村庄和市场亦村庄和市场亦不能满足乡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所有需要。

下面我将重点分析一下村外联系，它们既不等同于市场体系，但与市场又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13）综：集市中心对乡村的婚姻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不是关键作用，乡村的婚姻主要还是人际关系网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人际关系将不同类型的组织连接起来，为文化网络提供了一种粘合的方式。

270历史视域下的华北乡村社会研究——读《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与《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张雅岚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财务会计学院摘要：本文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了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两篇文章，两者都用“内卷化”的概念从经济、政治不同角度来分析华北小农经济乃至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变迁的领域。

都认为国家权力的延伸使国家政权与农村政权的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以不同的方法角度研究了清末民初的华北农村，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国家政权渗入过程中华北农村的变化，从而得出相近或基本一致的结论，民国时期的国家机器，不能将正式的官员和权力直接伸入到县以下的各级行政组织。

因此，他们要通过地方上和村庄里的显要人物来控制农村。

关键词：内卷化；乡村社会研究；社会变迁小农经济，即自然经济，以美国和日本的学者研究为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其中，黄宗智教授所著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是杰出的代表，1985年荣获东亚历史最佳费正清奖，奠定了其在汉学界的地位。

此书基于冀——鲁西北平原33个自然村的满铁调查资料、清代刑部的命案档案以及宝坻县户房有关基层税收人员的一些档案，加上作者实地的田野调查，深入分析了三百多年间小农的特点、小农经济的结构变化及其演变，分析了国家、村庄、士绅三方面之间的三角结构，旨在探究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

黄宗智教授引入了“内卷化”这个概念，“内卷化”原意是“转或卷起来”。

较早出现在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的《农业内卷化》一书中，此书借用“内卷化”作为“一个分析概念，即一个既有的形态，由于内部细节过分的精细而使得形态本身获得了刚性”，以刻画印度尼西亚爪哇地区“由于农业无法向外延扩展，致使劳动力不断填充到有限的水稻生产”的过程。

黄宗智教授把内卷化用于华北小农经济乃至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变迁的领域，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增长的方式，即边际效应递减的方式，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即“经济的内卷化”。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心得笔记摘录权力的文化这一模式可以使我们在同一框架中理解晚清社会中帝国政权、绅士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并以将这种对文化及合法性的分析置于权力赖以生存的组织为基础，来达到这一目的。

在组织结构方面，文化网络是地方社会中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泉，也正是在文化网络之中，各种政治因素相互竞争，领导体系得以形成。

由于其他职能有赖于这一组织基础，故我首先考虑这一基础。

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在宗教、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

这些组织既有以地域为基础的有强制义务的团体（如某些庙会），又有自愿组成的联合体（如水会和商会）。

文化网络还包括非正式的人际关系，如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传教者与信徒等关系。

这些组织既可以是封闭的，也可以是开放的；既可以是单一目的的，也可以是功能复杂的，总之，其包括十分广泛。

―――――――――第1页，第一章权力的文化网络到19世纪末期，清朝政府通过双重经纪来征收赋税并实现其主要的统治职能。

经纪是交易中一方的代理人，他常常收取一定的佣金。

尽管理论上（名义上）并非如此，但事实上，清末封建国家正是通过收费经纪来统治乡村社会的。

我称这种国家经纪（State brokerage）为营利型经纪，以与另一种类型保护型经纪相区别。

在后一种类型中，村社自愿组织起来负责征收赋税并完成国家指派的其他任务，以避免与营利型经纪（村民认为他们多为掠夺者）打交道。

―――――――第24、25页，第二章清末乡村社会中的经纪统治我将用国家政权的内卷化这一概念来说明20世纪前半期中国国家政权的扩张及其现代化进程。

在政权内卷化的过程中，如同前面讨论过的营利型国家经纪一样，政权的正式机构与非正式机构同步增长。

尽管正式的国家政权可以依靠非正式机构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但它无法控制这些机构。

在内卷化的国家政权增长过程中，乡村社会中的非正式团体代替过去的乡级政权组织成为一支不可控制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