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

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行政诉讼案一审判决书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原告刘燕文，男，35岁，汉族，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住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1条9号。

委托代理人何海波，男，北京大学法学院98级行政法专业博士研究生，住北京大学30楼210室。

委托代理人何兵，男，北京大学法学院98级行政法专业博士研究生，住北京大学30楼210室。

被告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住所地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

法定代表人陈佳洱，主任。

委托代理人周其凤，男，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委托代理人湛中乐，男，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原告刘燕文不服不批准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诉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以下简称校学位委员会）案，原告于1999年9月24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99年11月19日和1999年12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并于1999年12月17日当庭宣判。

原告刘燕文与委托代理人何海波、何兵；被告校学位委员会的委托代理人周其凤、湛中乐到庭参加了诉讼。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于1995年1月24日召开第41次会议，对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提交的建议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的决议，以6票赞成、10票反对作出不批准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的决定。

原告刘燕文诉称，其原是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92级博士生。

1996年初，其博士论文《超短脉冲激光驱动的大电流密度的光电阴极的研究》全票通过了论文答辩，并通过了系学位委员会的审查，但不知何故没有通过学校学位委员会的审查，学校向其颁发了结业证。

同时其认为，其在博士生学习期间，已在国际最权威的科学文献索引（SCI）收录的重要刊物Nucl Instr and Meth (现已被SCI和EI同时收录)上发表一篇论文，并已得到国外学者重视。

在一级学报——《中国激光》（此文已被国际工程索引EI收录）、《北京大学学报》（此文已被国际电子工程文摘EEA收录）、《真空科学与技术学报》上发表3篇论文，以上4篇论文全部是其博士论文的研究内容，且各篇论文的研究内容决无重复。

第1篇一、事件背景刘燕文诉北京大学事件是我国近年来一起引起广泛关注的知名法律事件。

该事件始于2006年，刘燕文因与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在博士生招生录取过程中的纠纷，将北京大学告上法庭。

该事件不仅引发了社会对高校招生制度、学术诚信等方面的关注，也引发了人们对法律公正、教育公平的思考。

二、事件经过1. 刘燕文背景刘燕文，女，1973年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

1992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97年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

2002年，刘燕文考取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物理学家谢晓亮教授。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刘燕文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

2. 招生录取纠纷2005年，刘燕文申请参加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博士后的招生考试。

在考试过程中，刘燕文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然而，在招生录取过程中，刘燕文发现自己的成绩被降低，导致其未能进入面试环节。

刘燕文认为，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在录取过程中存在不公平现象，遂向北京大学提出申诉。

3. 申诉无果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对刘燕文的申诉进行了调查，但最终认定刘燕文的申诉无理，维持了原录取结果。

刘燕文不服，向北京大学纪委、监察处提出申诉，但均未得到满意答复。

4. 提起诉讼2006年，刘燕文将北京大学告上法庭，要求法院判决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在录取过程中存在不公平现象，侵犯其合法权益。

此案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成为我国近年来一起具有代表性的法律事件。

三、法院判决1. 一审法院判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了此案。

法院认为，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在录取过程中，确实存在降低刘燕文成绩的行为，侵犯了刘燕文的合法权益。

据此，法院判决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向刘燕文赔礼道歉，并赔偿刘燕文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5万元。

2. 二审法院判决北京大学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遂维持原判。

四、事件影响1. 招生制度改革刘燕文诉北京大学事件引发了对我国高校招生制度的广泛讨论。

1999年岁末，随着刘燕文以一纸诉状将北京大学告上法庭，这桩后来在社会上沸沸扬扬的诉讼拉开了序幕。

在此后的两次开庭审理中，双方唇枪舌剑，据理力争，而经由这个案件引起的极其广泛而热烈的思考和讨论，则远远超出了这个案件本身，直接和深刻地触及了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方方面面。

本文试图从该案出发，对高等教育制度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阐述，并对完善我国高等教育制度提出相应建议。

本文将主要针对以下问题进行论述：1、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及相关问题分析；2、受案范围问题及教育领域的法律救济；3、正当程序；4、学位评定委员会的主体资格及其职责；5、投票表决及计算问题；6、诉讼时效；7、毕业证问题。

一、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及相关问题分析在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中，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高等学校对受教育者有进行学籍管理等权力，有代表国家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职责。

高等学校作为公共教育机构，虽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行政机关，但是其对受教育者进行颁发学业证书与学位证书等的权力是国家法律所授予的，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4项的规定，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

下面，就将围绕学校的地位及由此产生的学生与学校的关系问题进行论述。

法国行政法上，认为学校属于公立公益机构。

公立公益机构是一个人格化的公共行政机构，它在特定的范围内提供一种或多种专门的公共服务，其有三个要求：专门服务，公共服务及人格化。

而法兰西研究院、各高等研究院、大学院校、公立中学和各中高教育学校等公立教育机构则均属于国属公立公益机构。

因此，它们属于公务法人的范畴，和地方团体以及国家一样，是一个行政主体。

那么，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地位有什么区别呢？韦德在《行政法》一书中认为，如果大学是依法规设立的，可以将它作为法定公共机构对待，归入行政法的范畴，如果只是依章程或私自设立的，则不属于行政法的范畴，学生针对这种大学的权利便取决于契约。

科技大学生田永北大学生刘燕文把母校告上了行政法庭原告田永是北科大应用科学学院物理化学系94级学生。

1996年2月29日，田永在参加电磁学课程补考过程中，随身携带有电磁学公式的纸条。

田永中途去厕所，纸条掉出，被监考老师发现。

监考老师虽末发现田永有偷看纸条的行为，但还是按照考场纪律，当即停止了田永的考试。

北科大以田永违反该校制定的(94)第068号文件——《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为由，决定对田永作出勒令退学的处理。

但是该退学处理决定并未得到实际执行，即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直接向田永宣布处分决定和送达变更学籍通知，也末给田永办理退学手续。

在此后约二年中，原告田永继续在该校以一名正常学生的身份参加学校的学期注册，交纳学费。

继续享受学校补助金和使用学校各项设施，包括校医院、图书馆、教室。

田永还以该校大学生的名义参加各科的考试，修完了所有学分并参加大学生毕业实习设计，先后领取了英语、计算机毕业设计等成绩的合格证书。

1998年6月临近毕业，北京科技大学以原告田永已作退学处理，不具有学籍为由，拒绝为其颁发毕业证和派遣证等，也没有将田永授予学士学位资格名单交本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

于是田永把母校告上了行政法庭，要求母校为他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派遣证，要求母校向他赔礼道歉、恢复名誉、赔偿经济损失等，最终田永胜诉。

该案曾引起法学界乃至全社会的关注。

北大学生刘燕文为学位状告母校为行政诉讼被告案。

2000年，几百名北大学生在海淀区法院鼓掌欢呼，庆祝刘燕文为学位状告母校一审胜诉，两位原告的诉讼代理人在北大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

1996年初，北大无线电电子学系刘燕文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和系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批后，报请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

学位评定委员会共有委员21人，表决时到会16人，表决结果是7票反对，6票赞成，3票弃权。

北大认为赞成票未过半数，决定不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只发给其博士结业证书。

刘燕文得知后，曾经向北京大学多次询问，北京大学给予的答复是无可奉告。

谈刘燕文案一审判决杨支柱上传时间:2002-3-12立法应当被解释为合理的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学位委员会一案，海淀法院作出两个判决，一个判决责令被告发给刘燕文毕业证，另一个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不授予原告博士学位的决定。

这个撤销判决，是很有意义的。

它一方面表明学校应当受到司法监督，另一方面表明法院没有代替学校作出授予或不授予学位的决定的权力。

法院只是法律领域的专家，并不是科学、技术或其他领域的专家，它不是万能的。

这一判决还认定校学位委员会在作出不授予学位的决定前应当听取学位申请人的申辩，在作出决定后应当及时向学位申请人送达或宣布，从而确立了学位委员会工作的正当程序原则。

此外，这一判决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十条“经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一语作出了明确的解释：不是出席会议者的半数，而是学位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半数。

但是由于本案中被告不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的决定仅仅是依据21位委员中的7票反对、3票弃权、6票赞成作出的（5位委员缺席），法院据此即足以作撤销被告决定的判决，从而回避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校学位委员会有无对学位论文作出实质审查的权力？校学位委员会委员来自不同的学科，虽然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是专家，但是一旦越出自己的专业甚至学科，他们跟粗通文墨的小学教师有什么实质区别呢？如果这些委员们是诚实的、负责任的，那么对于每一篇学位论文来说，很可能只有一位委员具有审查论文所需的专业知识，对于博士论文则可能连一位真正适格的委员都没有。

之所以有三位委员对刘燕文的博士论文投弃权票，原因正在于此。

搞不懂，就弃权；随着这种诚实、负责的投票行为普遍起来，由外行决定是否授予学位的制度即使是合法的，也必然逐渐自行废止。

我完全赞同不应当由外行来决定是否授予学位。

但是适用法律的时候考虑的不是如何修改现行法律的问题，而是如何解释现行法律的问题。

依据目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校学位委员会的权力是否包括实质审查权是不明确的。

现在流行的看法是，不明确就应当解释为包括这项权力。

案例：刘燕文诉北京大学不授予博士学位案原告：刘燕文被告：北京大学一审受理法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案例内容：原告：刘燕文，男，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92级博士生。

委托代理人：何海波、何兵，北大法学院行政法学博士生被告：北京大学委托代理人：周其凤，北大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湛中乐，北大法学院行政法学副教授原告刘燕文认为自己符合大学毕业生的法定条件，被告北京大学拒绝给其颁发博士毕业证、学位证是违法的，遂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基本案情介绍：1992年9月，刘燕文在获得北大的硕士学位和毕业证书后，继续留在北大无线电电子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主攻方向为电子物理，其导师是以吴氏理论著称于世的光电阴极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全德。

由于实验仪器未能准时到位，刘燕文的论文推迟了半年才答辩。

对刘燕文的博士论文--《超短脉冲激光驱动的大电流密度的光电阴极的研究》--的审查经过了三道程序：其一是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审查（当时7位委员全票通过）；其二是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电子学系分会的审查（当时13位委员中12票赞成，1票反对）；其三是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查（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共计21位，对刘文进行审查时到场16位委员，6票赞成，7票反对，3票弃权）。

根据1996年1月24日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查结果，决定不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只授予其博士结业证书，而非毕业证书。

并且这一决定结果未正式、书面通知刘燕文，他为此曾多次向系、校有关部门询问未获得学位的原因，也曾向国家教育部反映情况，均未得到答复。

1997年他向法院起诉，法院以"尚无此法律条文"为由不予受理。

1 999年7月，他从报上看到"北京科技大学本科生田永诉学校拒发'两证&a pos;行政诉讼案，田永胜诉"一事的报道后，带着报纸来到海淀法院，院方终于受理了他的诉讼，至此他得以与北大对簿公堂。

第一次开庭时，刘燕文独面北大两位诉讼代理人（北大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周其凤和法学院行政法学副教授湛中乐），第二次开庭时何海波与何兵两位北大法学院行政法学博士生作为其代理人出庭，由此海淀法院展开了"学子告北大，学生辩先生"的别开生面的一幕。

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论我国高等教育学位制度之完善19XX年岁末，随着刘燕文以一纸诉状将北京大学告上法庭，这桩后来在社会上沸沸扬扬的诉讼拉开了序幕。

[1] 在此后的两次开庭审理中，双方唇枪舌剑，据理力争，而经由这个案件引起的极其广泛而热烈的思考和讨论，则远远超出了这个案件本身，直接和深刻地触及了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方方面面。

[2] 本文试图从该案出发，对高等教育制度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阐述，并对完善我国高等教育制度提出相应建议。

本文将主要针对以下问题进行论述：1、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及相关问题分析；2、受案范围问题及教育领域的法律救济；3、正当程序；4、学位评定委员会的主体资格及其职责；5、投票表决及计算问题；6、诉讼时效； 7、毕业证问题。

一、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及相关问题分析在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中，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高等学校对受教育者有进行学籍管理等权力，有代表国家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职责。

高等学校作为公共教育机构，虽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行政机关，但是其对受教育者进行颁发学业证书与学位证书等的权力是国家法律所授予的，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4项的规定，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

[3] 下面，就将围绕学校的地位及由此产生的学生与学校的关系问题进行论述。

法国行政法上，认为学校属于公立公益机构。

公立公益机构是一个人格化的公共行政机构，它在特定的范围内提供一种或多种专门的公共服务，其有三个要求：专门服务，公共服务及人格化。

[4] 而法兰西研究院、各高等研究院、大学院校、公立中学和各中高教育学校等公立教育机构则均属于国属公立公益机构。

[5] 因此，它们属于公务法人的范畴，和地方团体以及国家一样，是一个行政主体。

[6] 那么，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地位有什么区别呢？韦德在《行政法》一书中认为，如果大学是依法规设立的，可以将它作为法定公共机构对待，归入行政法的范畴，如果只是依章程或私自设立的，则不属于行政法的范畴，学生针对这种大学的权利便取决于契约。

第1页（共9页）何兵老师对“刘燕文诉北大学位案”的精彩辩护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原告蹒跚的脚步今天终于迈上司法神圣的殿堂；经历了三年多的凄风苦雨，原告终于沐浴到司法正义的阳光。

本代理人首先需要声明的是，无论本案实体判决如何，也就是说，即使判决我方败诉，我方仍将对法庭表示深深的谢意和敬意，因为法庭给了我方一个申辩的机会，给了我们一个法律上的正当程序，程序有时比实体更重要！代理人同样想要说明的是，即使本案被告胜诉，被告也会因为在作出对于学生性命攸关的决定时，拒绝给予一个正当的程序，而损害被告所享有社会声誉。

这一点不仅是被告所不愿的见到的，而且也是原告以及每一个爱护被告声誉的人们所不愿的见到的。

海淀法院在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的判词中宣言：“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原则出发，被告应将其决定直接向本人送达、宣布、允许当事人提出申辩意见”。

在一个缺乏正当程序传统观念的国度，海淀法院这一庄严宣告如同来自天堂的鼓声，震撼着我们以及一切渴望法治的人们的心灵。

这一宣告，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本着对法治的深深渴求，本着对正义的不灭梦想，我们走上今天的法庭，我们要和被告争辩的问题不仅是被告决定的本身，更重要的第2页（共9页）是被告决定的过程。

我们向被告所要求不仅仅是原告赖以存身的证书，更重要的是，我们向被告要求一个正当的程序，即：当我们的命运被决定的时候，请给我们一个正当的程序。

作为被告的学生，我们服从被告的管理，但作为法律上的公民，我们不是无生命的物品，可以被随意地处置，我们是一个个法律是大写的人！没有正当程序的保护，一切法律上的权利都会落空。

没有正当程序的保护，今天坐在原告席上的是刘燕文，明天可能就是我们，后天就可能是被告的代理人！为此，追求法律的正当程序应是原告和被告代理人以及一切的人们的共同利益所在，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依法治国是中央的重大决策，是宪法对公民的庄严承诺，我们今天来此的目的就是——请兑现这一承诺。

在对被告的行政决定程序进行细致的分析后，我们确信：被告作出决定的程序不仅违背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而且决定明显地违法。

中必须履行的程序原则。

也需，北京大学会争辩说，这样的要求没有法律依据。

确实，如果把法律仅仅理解为立法机关制定并记载于纸上的条文，我承认，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条文”专门就此作出明确规定。

是否给刘燕文申辩的机会、是否在作出不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中说明理由、是否用书面形式通知本人，属于程序上的自由裁量。

尽管没有一条法律条文明确要求这样做，但法律的正当程序要求这样做！被告北京大学没有履行这些程序原则，其所作的不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的决定不具有合法性！我的这个意见不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依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行政行为“滥用职权”即构成违法。

如果对54条作一整体理解，我们不难发现，滥用职权是指滥用行政裁量的权力，包括滥用程序上的裁量权。

被告北京大学对正当程序原则的严重违背，已经构成滥用职权。

应当指出的是，行政法上的正当程序原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讨论的话题，而已被司法实践所确立，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海淀法院对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件的判决。

在那个案件中，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因田永考试作弊对其作退学处理。

海淀法院判决认为该退学处理决定不合法。

在判决理由阐述中，海淀法院称：“……退学处理的决定涉及原告的受教育权利，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原则出发，被告应将此决定直接向本人送达、宣布，允许当事人提出申辩意见。

而被告未依此原则处理，尊重当事人的权利……”同本案情形相似的是，在北京科技大学作出退学处理决定时，所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它规范性文件都没有规定这一程序要求，是海淀法院在判决中创造性地运用了正当程序原则。

海淀法院的判决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认可，并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9年第4期作为典型案例公布。

该案作为运用正当程序原则判决的先声，对今后地方各级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具有示范作用。

在田永案件事隔不久，非常相似的案件――两者都涉及高等教育制度，都属于对当事人影响重大的不利处分――又提交到了法官们的面前；巧合的是，由相同的法院、甚至基本相同的合议庭成员来审理。

第1篇一、案件背景2001年，我国著名学者刘燕文因在清华大学研究生招生过程中遭受不公平待遇，将清华大学招生办公室告上法庭。

此案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成为探讨公平正义和法律精神的典型案例。

刘燕文，女，当时为清华大学法学院在读研究生。

2000年，她报考清华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并在初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然而，在复试过程中，她因各种原因未能获得录取资格。

随后，刘燕文向清华大学招生办公室提出申诉，但未得到满意答复。

无奈之下，她将清华大学招生办公室告上法庭，要求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案件争议焦点本案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 清华大学招生办公室在招生过程中是否存在违规行为？2. 刘燕文是否具备研究生录取资格？3. 法律应如何保障考生的合法权益？三、法院判决经过审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1. 清华大学招生办公室在招生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

具体表现在：未严格按照招生简章规定进行复试，对考生评价标准不一，存在主观随意性。

2. 刘燕文具备研究生录取资格。

根据相关规定，初试成绩合格者，应参加复试。

刘燕文在初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符合参加复试的条件。

3. 法律应保障考生的合法权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招生单位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保障考生的合法权益。

综上，法院判决清华大学招生办公室败诉，要求其撤销对刘燕文的处分决定，并给予其相应的录取资格。

四、案件影响刘燕文诉清华大学招生办公室案在我国法律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提高了社会对教育公平正义的关注度。

此案引发了社会对教育公平、招生制度等方面的关注，促使相关部门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和完善。

2. 加强了法治教育。

此案使广大考生、家长及社会各界认识到，依法维权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

3. 促进了教育改革。

此案促使我国教育部门对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提高招生工作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案例刘燕文系北京大学的博士研究生，通过了博士研究生的综合考试；导师认为其博士毕业论文达到了博士学位水平并予以推荐；同行专家评议认为其论文也达到了博士学位水平，可以答辩；论文答辩委员会经过答辩认为其论文达到了博士学位水平，建议授予其博士学位；系学位评定委员会分会经过表决认为其论文达到了博士学位水平，也建议授予其博士学位；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经过表决认为其论文没有达到博士学位水平，决定不批准授予其博士学位。

在此基础上，北京大学根据这一决定，作出了不发给毕业证书的决定，而发给结业证书。

由此引发讼案。

本案有许多法律问题值得研究，但在诉讼中原被告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北京大学是一个综合性院校，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是由多学科的专家组成的机构，而这些专家中只有一人属刘燕文所读学科，即只有这一人能够读懂刘燕文所写论文。

换言之，不批准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决定是由一批“门外汉”作出的。

1980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所确定的学位授予体制是，由论文答辩委员会提出是否授予学位的建议，而由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无疑，北京大学的做法是符合《学位条例》的规定的。

而刘燕文及其代理人认为，《学位条例》所规定的这一学位授予体制是不合理的，侵害了公民受宪法保护的受教育权。

那么，判断《学位条例》的规定是否合理的依据是什么呢?当然只能是在地位上和效力上高于它的宪法。

因我国的法院无权依据宪法审查法律是否合宪，即法院没有违宪审查权，故虽然在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法院最终不予以认定。

分析什么叫法治？有权利必须有救济，这才是法治。

如果只有权利而没有救济，那权利还是是权利吗？所谓的法治还是法治吗？没有权利就没有法，连法都没有，何谈法治呢？同样，在公民的宪法权利受到侵犯时，也必须要有相应的救济。

如果没有相应的宪法救济，那宪法权利还是宪法权利吗？连宪法权利都不存在，何谈宪法的存在呢？宪法序言最后一段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原告刘燕文，男，35岁，汉族，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住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1条9号。

委托代理人何海波，男，北京大学法学院98级行政法专业博士研究生，住北京大学30楼210室。

委托代理人何兵，男，北京大学法学院98级行政法专业博士研究生，住北京大学30楼210室。

被告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住所地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

法定代表人陈佳洱，主任。

委托代理人周其凤，男，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委托代理人湛中乐，男，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原告刘燕文不服不批准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诉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以下简称校学位委员会）案，原告于1999年9月24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99年11月19日和1999年12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并于1999年12月17日当庭宣判。

原告刘燕文与委托代理人何海波、何兵；被告校学位委员会的委托代理人周其凤、湛中乐到庭参加了诉讼。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于1995年1月24日召开第41次会议，对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提交的建议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的决议，以6票赞成、10票反对作出不批准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的决定。

在公开开庭审理中，本院根据有效的证据认定以下事实：原告刘燕文系北京大学92级无线电电子学系电子、离子与真空物理专业博士研究生。

1994年4月27日，刘燕文通过北京大学安排的笔试考试，并于当年5月10日通过了博士研究生综合考试，成绩为良。

之后，刘燕文进入博士论文答辩准备阶段。

1995年12月22日，刘燕文提出答辩申请，将其博士论文《超短脉冲激光驱动的大电流密度的光电阴极的研究》提交学校，由学校有关部门安排、聘请本学科专家对该论文进行评阅和同行评议。

其中,同行评议人认为论文达到博士论文水平，同意答辩；评阅人意见为“同意安排博士论文答辩”。

1996年北京大学论文学术评阅、同行评议汇总意见为“达到博士论文水平，可以进行论文答辩。

刘燕文诉北京大学行政判决书（1999）海行初字第104号原告刘燕文，男，35岁，汉族，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住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1条9号。

委托代理人何海波，男，北京大学法学院98级行政法专业博士研究生，住北京大学30楼210室。

委托代理人何兵，男，北京大学法学院98级行政法专业博士研究生，住北京大学30楼210室。

被告北京大学，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

法定代表人许智宏，校长。

委托代理人周其凤，男，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委托代理人湛中乐，男，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原告刘燕文诉被告北京大学拒绝颁发博士毕业证书一案，原告刘燕文于1999年9月24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99年11月19日和1999年12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并于1999年12月17日当庭宣判。

原告刘燕文与其委托代理人何海波、何兵；被告北京大学的委托代理人周其凤、湛中乐到庭参加了诉讼。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大学于1995年1月不予颁发刘燕文博士毕业证书，向其颁发了研究生结业证书。

原告刘燕文诉称，其原是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92级博士研究生。

1996年初，其博士论文《超短脉冲激光驱动的大电流密度的光电阴极的研究》全票通过了论文答辩，并通过了系学位委员会的审查，但不知何故没有通过学校学位委员会的审查，学校向其颁发了结业证。

同时，原告认为，其在博士生学习期间，已在国际最权威的科学文献索引（SCI）收录的重要刊物Nucl.Instr.and Meth.(现已被SCI和EI同时收录)上发表一篇论文，并已得到国外学者重视。

在一级学报——《中国激光》（此文已被国际工程索引EI收录）、《北京大学学报》（此文已被国际电子工程文摘EEA 收录）、《真空科学与技术学报》上发表三篇论文。

以上四篇论文全部是其博士论文的研究内容，且各篇论文的研究内容决无重复。

北京大学现在的新规定里才刚刚注明博士生必须在一级学报上发表或接受发表两篇以上论文（包括硕士研究生期间发表的论文）。

科技大学生田永北大学生刘燕文把母校告上了行政法庭科技大学生田永北大学生刘燕文把母校告上了行政法庭原告田永是北科大应用科学学院物理化学系94级学生。

1996年2月29日，田永在参加电磁学课程补考过程中，随身携带有电磁学公式的纸条。

田永中途去厕所，纸条掉出，被监考老师发现。

监考老师虽末发现田永有偷看纸条的行为，但还是按照考场纪律，当即停止了田永的考试。

北科大以田永违反该校制定的(94)第068号文件——《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为由，决定对田永作出勒令退学的处理。

但是该退学处理决定并未得到实际执行，即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直接向田永宣布处分决定和送达变更学籍通知，也末给田永办理退学手续。

在此后约二年中，原告田永继续在该校以一名正常学生的身份参加学校的学期注册，交纳学费。

继续享受学校补助金和使用学校各项设施，包括校医院、图书馆、教室。

田永还以该校大学生的名义参加各科的考试，修完了所有学分并参加大学生毕业实习设计，先后领取了英语、计算机毕业设计等成绩的合格证书。

1998年6月临近毕业，北京科技大学以原告田永已作退学处理，不具有学籍为由，拒绝为其颁发毕业证和派遣证等，也没有将田永授予学士学位资格名单交本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

于是田永把母校告上了行政法庭，要求母校为他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派遣证，要求母校向他赔礼道歉、恢复名誉、赔偿经济损失等，最终田永胜诉。

该案曾引起法学界乃至全社会的关注。

北大学生刘燕文为学位状告母校为行政诉讼被告案。

2000年，几百名北大学生在海淀区法院鼓掌欢呼，庆祝刘燕文为学位状告母校一审胜诉，两位原告的诉讼代理人在北大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

1996年初，北大无线电电子学系刘燕文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和系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批后，报请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

学位评定委员会共有委员21人，表决时到会16人，表决结果是7票反对，6票赞成，3票弃权。

北大认为赞成票未过半数，决定不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只发给其博士结业证书。

原告：刘燕文被告：北京大学一审受理法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案例内容：原告：刘燕文，男，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92级博士生。

委托代理人：何海波、何兵，北大法学院行政法学博士生被告：北京大学委托代理人：周其凤，北大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湛中乐，北大法学院行政法学副教授原告刘燕文认为自己符合大学毕业生的法定条件，被告北京大学拒绝给其颁发博士毕业证、学位证是违法的，遂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基本案情介绍：1992年9月，刘燕文在获得北大的硕士学位和毕业证书后，继续留在北大无线电电子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主攻方向为电子物理，其导师是以吴氏理论著称于世的光电阴极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全德。

由于实验仪器未能准时到位，刘燕文的论文推迟了半年才答辩。

对刘燕文的博士论文--《超短脉冲激光驱动的大电流密度的光电阴极的研究》--的审查经过了三道程序：其一是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审查（当时7位委员全票通过）；其二是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电子学系分会的审查（当时13位委员中12票赞成，1票反对）；其三是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查（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共计21位，对刘文进行审查时到场16位委员，6票赞成，7票反对，3票弃权）。

根据1996年1月24日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查结果，决定不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只授予其博士结业证书，而非毕业证书。

并且这一决定结果未正式、书面通知刘燕文，他为此曾多次向系、校有关部门询问未获得学位的原因，也曾向国家教育部反映情况，均未得到答复。

1997年他向法院起诉，法院以"尚无此法律条文"为由不予受理。

1999年7月，他从报上看到"北京科技大学本科生田永诉学校拒发'两证'行政诉讼案，田永胜诉"一事的报道后，带着报纸来到海淀法院，院方终于受理了他的诉讼，至此他得以与北大对簿公堂。

第一次开庭时，刘燕文独面北大两位诉讼代理人（北大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周其凤和法学院行政法学副教授湛中乐），第二次开庭时何海波与何兵两位北大法学院行政法学博士生作为其代理人出庭，由此海淀法院展开了"学子告北大，学生辩先生"的别开生面的一幕。

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案件代理词尊敬的法官们
上一次开庭时，我作为一名旁听者坐在下面；这一次，我坐到这里为原告刘燕文申辩。

之所以走上法庭，除了对刘燕文在诉讼中孤弱无援的处境的同情外他因为付不起3万元的律师费，不得不以他那贫乏的法律知识独自对簿公堂，更重要的是，本案涉及的不光是一个刘燕文、一个北京大学，在广泛的意义上，它涉及整个学位评审制度的问题。

我希望借助法庭这一特殊的场合，与法官们共同反思和评价我国现行的学位评审制度。

我希望，通过本案的审理和判决，不但能够给刘燕文他所渴求的正义，也有助于完善我国的学位评审制度，推动行政法律的发展。

综合两个案件，刘燕文的诉讼请求涉及两个方面第一是博士毕业证书；第二是博士学位证书。

我将分别予以讨论。

第一个问题是，刘燕文是否可以得到博士毕业证书？
依照北京大学的做法，颁发毕业证书是以获得博士学位证书为前提的；刘燕文没有被授予学位证书，因而不能获得毕业证书。

北京大学这种做法的依据是它根据国家教委《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1995年2月23日教学〖1995〗4号制定的《北京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1995年5月。

这种细则在行政法上属于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

法院在司法审查中可以参照，但首先必须审查它的合法性。

那么，北京大学的规定是否合法呢？我认为，北京大学的规定既不符合国家把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分开的立法精神，更不符合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规章的具体规定。

国家教委的《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第33条规定颁发学历证书的条件是研究生按培养计划的规定，完成课程学习和必修环节，成绩合格，完成毕业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准予毕业并发给毕业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