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事错案之现状、成因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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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事冤假错案的成因与防范对策作者:谭明星来源:《法制与社会》2014年第21期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刑事冤假错案层出不穷,对当事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应。
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包括刑事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错误的鉴定结论导致的,司法人员的刑事司法理念的缺乏、审判程序易受外来因素的影响等等。
针对以上导致冤假错案的原因,提出防范冤假错案的对策,即树立正确的司法理念、加强程序公正与监督、保证审判的公正性与独立性、加大责任追究机制等等。
关键词刑事冤假错案刑讯逼供刑事司法理念程序公正责任追究作者简介:谭明星,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研究生二年级,法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7-116-02一、冤假错案的内涵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错案责任追究条例(试行)》第二条规定,错案是指检察官在行使职权、办理案件过程中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案件,或者在办理案件中违反法定诉讼程序而造成处理错误的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虽然没有明确错案的概念,但是在 1998 年 9 月 3 日公布的《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第二条中规定,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在审判、执行工作中,故意违反与审判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或者因过失违反与审判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承担违法审判责任。
以上是我国法律对错案的一个界定,但并没有对冤假错案的概念予以明确。
本人认为,冤假错案就是由于刑事侦查或刑事诉讼过程中由于错误证据或审判中的错误导致的对案件事实认识不清,从而对案件作出与事实不符的判决而使无辜的行为人受到刑事处罚的错案。
二、刑事冤假错案的原因分析(一)刑事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刑事侦查真的刑讯逼供是导致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
刑讯逼供发生在刑事侦查阶段,即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刑讯的方式逼取嫌疑人口供,以便对其进行定罪处罚。
国家赔偿法考查卷刑事冤案的危害及对策班级:2012级法学六班学号:20123301140649姓名:钟* 毅时间:2015年6月17日成绩:中国近年来的冤假错案:继杜培武、王树红、佘祥林、聂树斌、呼格吉勒图等蒙冤奇案之后,2010年5月,赵作海以11年的冤狱再次唤起人们对刑事司法正当程序的极大关注。
像此前的相关案件一样,该案秉承了冤假错案的一贯特征:刑讯逼供、以口供为中心的证据片断、多家司法机关“协调配合”。
在冤案形成的背后,是司法理念的错位、程序正义的缺失、法律保障的空乏、责任追究的无奈。
面对冤案的发生,不只法学界、司法界,整个社会都在对赵作海冤案所展现的法治问题表示极大的关注。
赵作海冤案掀起了人们对司法制度变革和司法理念革新期盼的又一高潮,然而更深层次的分析,冤假错案的预防已不只是刑事诉讼法律所涉及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需要甚至必须有刑法的参与。
刑事冤案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危害。
首先,其带来的直接危害:冤案一旦形成,案件当事人在全部法律规范客体中,所占的份额可能微不足道,但就当事人个人而言,则是百分之百的伤害。
受冤枉者,从此会身败名裂,肉体和精神都陷于无限的痛苦之中。
他们的社会地位可能因之丧失殆尽;他们自身可能从此名誉扫地;他们的家庭可能因此破裂,家人永远受其牵连;他们中有人会自暴自弃,对生活失去信心,走上绝路;他们中有人会因在狱中沾染上罪犯的恶习,破罐子破摔,产生报复心理。
总之,刑事冤案会改变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的命运。
具体地讲,刑事冤案给当事人造成的危害可以细分为两个方面,即物质上的危害和精神上的危害。
物质上的危害包括对案件当事人财产、自由甚至生命进行的刑罚所导致的财产性损失,也包括当事人为追求公正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付出的诉讼成本。
精神上的危害是指案件的当事人受到冤案的不公正对待后,在精神上产生的危害。
与物质损害相比,精神上的危害更为显著。
由于刑事冤案的发生,受害者本人及其家属的身心必然会受到极大的伤害和打击,严重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家庭破碎,对生活和社会失去希望。
我国刑事冤假错案成因及预防机制研究引言:刑事冤假错案是指由于司法机关的失误、不当行为或犯罪证据不足等原因,导致无辜的人被错误判决或无辜被冤枉。
这些冤假错案严重损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破坏了社会的公正和法治;因此,研究冤假错案的成因及预防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一、成因分析:1.司法考验不足:一些司法机关成员缺乏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观念,无法正确鉴别证据材料的真伪和客观性。
2.侦查工作不规范:侦查人员不严谨地收集证据,甚至出现拷问、威逼等行为,以获取虚假证词。
3.证据保全不完善:一些司法机关在保全证据时存在过失,导致证据被篡改、破坏或丢失。
4.证据审查不慎: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未认真审查,导致证据未能得到充分呈现,产生错案。
5.律师辩护不力:一些律师在审判过程中缺乏正确的辩护策略,无法保护被告方的权益。
二、预防机制探究:1.提高司法机关职业素质:建立健全司法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规范,加强人员选拔和培训,提高其专业水平和法律知识水平。
2.优化侦查工作流程:提升侦查人员的专业能力和侦查工作的标准化程度,确保证据获取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3.加强证据保全措施:加大对证据保全工作的监督力度,建立完善的证据系统,确保证据得到安全保管。
4.完善审判制度:建立科学公正的审判制度,加强审判人员的法律综合素质培养,提高对证据的审查能力。
5.强化律师辩护权益保护:督促律师履行辩护职责,提高辩护质量,为被告方提供充分的辩护。
三、案例分析:1.清白典型案例:XXX案是中国历史上的一起冤案,被告人在初审时被判无期徒刑,经过多年的申诉,最终证明其清白。
2.案件重审案例:XXX案件在被告人多次上诉无果后,因新证据浮现,经过重新审判,被告人终获得了无罪判决。
结论:为预防我国刑事冤假错案的发生,需要政府、司法机关和各界人士共同努力。
政府应加强监督和管理,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确保司法工作的公正与透明。
司法机关要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观念,规范办案流程,确保证据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刑事冤假错案的成因及防范建议作者:杨瑞芳郑茜来源:《法制与社会》2013年第26期摘要冤假错案的频频爆料,使得刑事法官内心的压力越来越大,法院的司法审判工作也越来越难。
其危害性很大,从人权保障角度来看,毁被冤者人生;从社会安定角度来看,诱发当事人上访;从司法公信角度看,降低法院公信力;从审判人员角度来看,加重法官心理负担。
其形成的原因,一是公安的办案陋习,二是检察院监督权缺位,三法院缺乏疑罪从无理念。
对冤假错案,要从坚持证据裁判意识、贯彻疑罪从无原则、排除案外因素影响、降低追求办案效率意识等四个方面来防范。
关键词冤假错案司法审判司法公信作者简介:杨瑞芳,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郑茜,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9-077-02近年来被媒体爆料的冤假错案层出不穷,让人触目惊心:湖北佘祥林“杀妻”案、河南赵作海“杀人”案、浙江张辉、张高平叔侄“奸杀”案……。
一时间公众纷纷把矛头指向法院,令法院颜面尽失,公众由最初的震惊、愤怒转而不足为奇。
这是十分危险的一个信号,昭示着法院公信力受到重重冲击。
冤假错案的频频爆料,使得刑事法官内心的压力越来越大,法院的司法审判工作也越来越难。
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近日撰文《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他指出我们要像防范洪水猛兽一样来防范冤假错案,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
错放一个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来,错判一个无辜的公民,特别是错杀了一个人,天就塌下来了。
此语字字敲心,引人深思。
那么刑事审判法官应当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从目前爆料的冤假错案本身,我们在某些方面值得总结和提升。
一、冤假错案造成的危害(一)从人权保障角度来看,毁被冤者人生冤假错案对于被冤者来说是毁灭性的,无论是佘祥林、还是赵作海,都经历过长达十余年的牢狱之灾,期间家破人散,骨肉分离,精神上的打击,肉体上的折磨使他们现在已经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他们原本平静幸福的生活遭受了无法弥补的伤害。
产业与科技论坛2018年第17卷第1期论刑事错案的防范对策□项雪宋晓丽【内容摘要】刑事错案虽在所难免,但我国仍存在能够避免的因素,公、检、法三方制约不足,公安司法人员在滞后的执法理念影响下,非法取证利用错误的证据,轻视辩护意见推断出不合逻辑的结论,这在近年来纠正的16起典型刑事错案中可以验证。
通过借鉴国外防范举措,结合当前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建议在树立法治理念的基础上加强阶段性预防,侦查机关依法侦查,合法收集证据;检察机关加强在侦查、审判阶段的法律监督,排除合理怀疑;审判机关依法独立审判,保障控辩双方平等对抗,以最大限度降低刑事错案发生的概率。
【关键词】刑事错案;防范对策;阶段性预防【基金项目】本文为2016年度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项目“刑事错案的防范对策探索”(编号:JYKC1637)成果。
【作者简介】项雪,浙江农林大学宋晓丽(1970.1 ),女,黑龙江哈尔滨人;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刑法学一、刑事错案的界定(一)刑事错案的含义及认定标准。
近年来我国接连纠正大量刑事错案,对于刑事错案如何认定,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并无达成统一的标准。
理论界曾以与客观事实不符、诉讼程序违法、主观过错造成与客观事实不符、改判、追究责任、多种判断标准、具体情形具体分析等进行判断;实务界主要依据法律、相关解释与规定等进行认定。
在我国,对案件的判定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换言之,刑事错案一般是指司法人员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由于主观过错,导致认定事实错误或适用法律错误,造成当事人以及国家严重损害的案件。
从社会影响重大的刑事错案来看,多为事实认定出错、无罪错定为有罪、诉讼程序违法,故本文以此类案件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探索适合我国司法实践的防范刑事错案的措施。
(二)刑事错案的危害。
刑事错案的出现,直接冲击司法的公正性。
一方面,刑事错案使受害人身心遭受巨大煎熬,无论是在蒙受冤屈,还是日后平反,对于其人生、家庭无疑都是重创。
略论刑事错案产生的原因与制度防范从词语含义来说,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错案分为两种,一种是无罪者被判决有罪,一种是有罪者被判无罪,本文探讨第一种类型,这种错案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冤案。
张氏叔侄二人因为所开货车搭乘过的女子被奸杀后弃尸河中,遂被认为是凶手,经两审被以强奸罪分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和死缓。
由于当年的狱侦耳目在另起案件中的伪证被揭穿,张氏叔侄偶然看到报道后继续申诉,最终经被害人八枚指甲中所留下的DNA确证,真凶已经在另一起案件中被判处死刑并已经执行。
张氏叔侄得以在服刑十年后被无罪释放。
当年被作为以零口供定案的典型而大肆宣传的案件,竟是一起人为炮制的荒唐冤案。
错案具有理念和制度层面原因,需系统、客观地进行分析。
本文从罪刑法定原则、无罪推定理念及司法制度视角,分析冤案产生的原因与防范。
一、破坏罪刑法定原则:错案产生的深层根源在西方,罪刑法定原则的经典表述来自于费尔巴哈,其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该原则一方面强调刑事违法性,以刑法明文规定作为定罪判刑的唯一法律依据;另一方面其背后的思想出发点是刑法应发挥人权保障机能,是犯罪人的大宪章。
也即,罪刑法定原则的初衷是限制司法权,保障人权和维护法治。
在我国,罪刑法定原则被规定在刑法典第三条: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这一规定,首先以积极的态度表明,法律有明确规定的,严格按照法律规定。
这种立法表达的优点是突出犯罪认定中的刑法规定性因素,缺点是并没有显示出罪刑法定的人权保障取向,其思想的出发点仍是刑法工具主义。
事实上,积极的罪刑法定在很多国家宪法或法律中没有规定,而我国刑法典对积极的罪刑法定与消极的罪刑法定分别进行规定。
但是,积极罪刑法定是为了保护社会,扩张刑罚权;消极的罪刑法定是为了保障人权,限制刑罚权。
当二者冲突时,应以消极的罪刑法定优先,否则就违背了罪刑法定的本意。
张氏叔侄冤案中,积极的罪刑法定过分发动,而消极的罪刑法定不被遵循,最终违背罪刑法定原则本意,也就是违背刑法的基本理念。
中国刑事错案之现状、成因及对策作者:周跃飞来源:《法制与社会》2015年第08期摘要中国进入近代法制社会后,冤案错案的发生仍然屡见不鲜。
近期才得以平反的呼格吉勒图冤案,再次暴露出我国刑事诉讼在体制、制度以及理念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和弊端。
本文将以呼格吉勒图案为视角,立足于我国错案频发的现状,分析其成因,就如何减少错案提出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刑事错案体制制度理念作者简介:周跃飞,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3-054-042014年12月15日,内蒙古高院宣布再审结果,认定早在18年前被以强奸罪和故意杀人罪执行死刑的呼格吉勒图无罪。
至此,经历十八载,呼格冤案终得昭雪。
但是,高达206万元的国家赔偿金没办法挽回对当事人的伤害和对司法公正的损害。
错案不仅对无辜者及其家属的人身、精神和财产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而且挑衅了法律的权威,损害了司法的尊严。
因此,立足于我国错案频发的现状,分析导致错案的成因,针对如何防范错案提出有效的解决之策,显得至关重要。
一、中国刑事错案的现状中国进入近代法制社会后,司法实践中冤案错案的发生仍屡见不鲜。
河南赵作海杀人冤案,湖北佘祥林杀妻冤案,云南杜培武杀妻冤案,河北聂树斌强奸杀人冤案,广东孙志刚被收容遣送伤害致死冤案,以及近期才得以平反的内蒙古呼格吉勒图冤案等,都让人感到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在追究犯罪时冤假错案频发,现状不容乐观。
被发现并得以平反的冤案尚有如此之多,那么那些最后死无对证导致没有被发现的错案又有多少呢?我国冤假错案的不断暴露使得我们不得不反思我国刑事司法体制和诉讼制度等诸方面的弊端。
二、中国刑事错案的成因刑事错案可能发生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各个不同阶段,这决定了刑事错案的成因具有多重性和复杂性的特点。
在呼格冤案中,呼格吉勒图仅在案发62天后就被枪决。
这其中与公权力滥用、刑讯逼供、诱供、漠视被追诉人权利等原因有关。
但究其根本,错案发生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缺乏良好的刑事司法环境1.公安机关“命案必破”的原则规定和“限期破案”的督办命令,使承办人员为快速取得证据采取非法手段,如刑讯逼供、诱供等。
可以说,“在每一起刑事错案背后,基本上都有刑讯逼供的黑影”。
在内部规定和上级命令的压力下,为求快速破案了事,公安人员往往不管认定的犯罪嫌疑人是否确有罪行可供交代,而把精力由全面调查取证转移到想方设法让犯罪嫌疑人“交代罪行”。
从媒体披露的呼格案取证情况看,呼格吉勒图在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是在其人身完全失去自由,警方采用了多种为刑事诉讼法明令禁止的方法进行了逼供和诱供后产生的。
警方曾对呼格吉勒图谎称被害人没死,利用呼格尿急的内在生理压力,以让其上厕所为诱,并作出“讲完就可以回家”的许诺,诱使呼格作出了有罪供述。
2.检察院作为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拥有侦查监督权。
《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但在司法实践中侦检机关配合得多,制约得少。
并且,刑事司法活动中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违法侦查行为缺乏强有力的机制进行约束。
检察机关的监督具有明显的置后性和被动性,从而难以有效地预防和及时纠正违法侦查行为,也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及其他公民的权益免受非法侵犯。
检察院监督权没有发挥应有的纠错和预防功能,是导致侦查人员滥用权力酿成冤案的原因之一。
3.法院受到各种法外因素的影响,难以独立行使审判权。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的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但是实际上审判活动常受到法外因素的干扰,导致法官不根据案件事实和法律而屈从于法外因素作出裁判。
首先是政法委的干涉。
政法委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内设机构,与同级的公检法机关具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法委可以干涉个案的公正审判。
因其并不具备完全的专业司法知识,政法委的干涉会影响法官对案件的正确和独立审判,导致错案发生。
其次是民意和媒体的消极影响。
媒体有时为了追求报道的及时性,博取公众的眼球,在还没有完全掌握案件实情的情况下就作出一些不规范的、未经证实的误导性报道,极易使公众产生认识上的偏差,无形中对审判施加了“民意”压力,迫使法院“在审理案件时考虑得比较多的不是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问题,而是如何减轻民意和媒体所施加的巨大压力问题”,最后作出违背法律迎合民意和媒体的裁判。
错案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法律向民意妥协的产物。
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受到漠视,在刑事诉讼各阶段被当做诉讼客体来看待。
司法人员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为获取有罪供述随意限制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
更严重的是,司法人员对被追诉人的无罪申诉和非法取证的陈述置之不理。
呼格吉勒图在被追诉期间曾向检察人员陈述自己受到引诱取供,其在被枪决一个月前在接受呼和浩特市检察官的讯问中也坚称自己是无辜的,但是都没有引起检察人员的重视,逞论进行调查了。
漠视人权,可以说是错案频发的根本原因。
(二)刑事诉讼制度存在缺陷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名存实亡。
证据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极大地影响案件的审判,甚至决定被追诉者的命运。
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新增的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立法机关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写入《刑事诉讼法》,是为了规范司法人员的取证行为,防止司法人员使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但在现实的刑事诉讼活动中,侦查人员为了尽快获取证据以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往往使用刑讯逼供、诱供、指明问供等非法手段获取有罪供述,非法取证行为屡禁不止。
这让人不由得发问:既然有法律明文禁止,为什么现实中非法取证行为仍如此猖獗?笔者认为原因在于司法实践中对这一规则的具体落实缺乏强有力的监督机制。
侦查工作具有隐蔽性,对嫌犯的讯问多在讯问室秘密进行,检察机关在这一环节不能发挥监督作用,律师在侦查阶段也被排除在刑事诉讼活动之外。
另外,公检法互相配合多于制约,“三家变一家”也使得被告人对非法取证的陈述得不到重视和调查。
因此非法取证行为一般难以被发现,非法证据顺利通过各个环节最终成功将被告人定罪也就在所难免。
2.无罪推定原则立法和实施尚不成熟。
刑事司法的主要任务是在法庭上用证据证明嫌犯有罪,而不是在侦查人员认定某人有罪之后,履行一个有罪判决的包装。
无罪推定原则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规则:一、疑罪从无规则。
对任何一个案件的认定必须依靠确实充分的证据,如果控诉方提出的控诉被告人有罪的证据达不到证明标准,不足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就会形成疑案,应当在法律上作无罪处理。
二、控方举证规则。
在法庭上由控方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反对控方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
相对于拥有公权力及大量调查取证资源的控方,如果仅仅因被告人没能举出自己无罪或罪轻的证据即认定其有罪并作出不利的判决是不合理的。
辩方可以不向法庭提供任何证据,仅对公诉人提出的证据进行质疑,就是完成了辩护的任务。
三、沉默权规则。
又称为“米兰达规则”,与控方举证规则密不可分,保护辩方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
沉默权赋予了被告人自由决定是否行使反驳控诉的权利。
相比国际社会所公认的无罪推定原则,我国立法实际上并未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
因此可以说我国法律尚未确立与国际接轨的真正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
这是在立法上的缺陷。
而在司法实务中司法人员也没有遵守这一规则的已有规定,体现在:一、司法人员一旦确定了犯罪嫌疑人,就将其认定为罪犯,在羁押状态下进行讯问以获取承认有罪的口供;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旦不能提供证明自己无罪的证据,就会被认定为有罪,进而被定罪处理;三、犯罪嫌疑人如果面对办案人员的讯问保持沉默,可能被以“拒不交代”的理由加重量刑。
这是在实施上的缺陷。
基于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无罪推定原则在立法和实施上都存在缺陷,可以说类似于呼格吉勒图案这样的冤案仍然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发生。
3.死刑复核制度有待完善。
死刑复核程序之自动报核、自动适用的启动方式以及单方审核、书面审核、秘密审核的方式具有行政化运作的特点。
第一,死刑复核程序自动报核、自动适用的原则与审判程序中的“不告不理”原则背道而驰,且死刑复核程序只查阅卷宗笔录,不开庭审理,实际上是一种内部的、单方面的“案件流转过程”,行政色彩浓厚;第二,死刑复核案件的审理缺乏检察机关和辩护律师的参与,控辩双方无法充分参与和监督,在法院提审被告人时没有辩护律师的介入,被告无法获得最后的司法救济;第三,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死刑复核案件的审理期限,超长期限的审理会拖延诉讼时效,不利于证据材料的保全,被告人权利也就得不到保护。
所以,我国的死刑复核制度由于立法的缺陷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救济和纠错功能。
笔者认为,呼格冤案的发生也与我国死刑复核制度的弊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4.冤假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形同虚设。
我国规定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目的在于使在办案过程中因自己的错误而酿成错案的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法官承担不利后果,起到既严惩刑事司法活动中枉法失职的司法人员,又警戒其他司法人员严格依法办案的作用。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该制度流于形式或者处于搁置状态。
根据《法官法》《检察官法》和《警察法》的规定,可以对有违法行为的法官、检察官和警察进行惩罚,但是,这些都是司法机关内部的惩戒规则,并缺乏应有运行机制,这使得有不法行为的司法工作人员得不到应有惩戒。
2005年内蒙古呼格冤案真凶赵志红承认犯罪行为并指认犯罪现场后,该案却长期没有启动重审程序,因为办案人员为了保住乌纱帽一直想方设法阻止翻案。
当年这批制造冤案的司法人员,不仅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反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升迁。
(三)刑事司法观念传统陈旧1.漠视人权保障。
长期以来,中国受到中央集权政治和封建专制思想的影响,对于个人权利的保护较为淡漠。
人权没有被放在重要位置上,为了保护社会整体利益,维护社会秩序,往往牺牲个人的利益和权利。
因此在刑事司法活动中,侦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没有保障,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行为频发;案件审理阶段控辩双方不平等,被告人常被当做诉讼客体对待。
由于传统政治文化根深蒂固,漠视人权保障的司法观念一直是导致错案频发的根本原因之一。
2.有罪推定理念。
我国侦查人员初步确定犯罪嫌疑人后,往往先入为主,将嫌犯推定为罪犯,然后不择手段地获得口供后再行证据调查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