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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的中国历史事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发展曾有过一段繁荣期。
1952年中国共产党基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对私人资本主义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今天店铺给大家精心挑选了1952年的中国历史事件，希望文章对大家有所启发。
1952年的中国历史事件一：土地改革基本结束土地改革，具体来说就是土地制度改革，包括方方面面的内容。
比如土地税收制度改革、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等等。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国家，因此关于土地制度的改革可以说一直都在进行。
一九四七年九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西柏坡村举行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于同年十月十日由中共中央公布。
2014年11月11日获悉，由国土资源部、农业部等多部委参与制定的土地改革总体方案已成形并提交审议，预计最快可在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上正式推出，并在2015年安排试点。
1952年的中国历史事件二：中国国共内战开始国共内战，又称国共战争，广义上指是1920年代末至1940年代末在中国境内发生的一场长期战争，也是近现代世界历史中规模最大一场内战;而狭义上仅指第二次国共内战。
国共内战交战的组织共有两方，一方为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第一次内战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次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另一方为国民党统治当局及其军队、以及1947年行宪后的国民党军。
整个战争共分为两次，中国国民党称为“剿匪战争”与“抗共卫国戡乱战争”，中国共产党则称为“土地革命战争”(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解放战争”或“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第一次国共内战中，国民政府军取得根本性胜利，迫使中国共产党的割据政权大范围迁移，但是由于西安事变、日军侵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等事件，双方的交战一度停歇了近十年。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又再度爆发第二次国共内战。
此次战争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获得全胜，并于1949年9月21日在北平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宣布于10月1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并逐步终结了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的实质统治和管辖权力;而以中国国民党人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则迁往台湾，至此形成台湾海峡两岸直至今日的长期分治及对立。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大事记——1948年4月4月1日毛泽东在兴县蔡家崖召开的晋绥干部会上作重要讲话，总结了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经验，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党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他在讲话中还肯定了晋绥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晋绥党组织对工作中曾经发生过的几次“左”的偏向的纠正。
4月2日毛泽东就党的群众路线和怎样办好党报的问题，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发表谈话。
提出了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的路线、方针。
4月4日毛泽东等到达奇岚县城。
当晚听取县委书记丛一平关于土地改革、整党情况的汇报。
同日毛泽东就减轻人民负担问题致电彭德怀。
4月5日毛泽东等接见参加岢岚县三级干部会议的代表,随后乘车到达神池县城。
4月6日毛泽东等到达代县,听取县委书记兼县长苏黎和土地改革工作团副团长、晋绥日报社社长郝德青的汇报并作了指示。
同日中央工委转报冀东区党委来电反映：任弼时的《关于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在基层试点传达后,中农情绪稳定,认为不会斗他们了,生产情绪增高；贫雇农和中农一起参加会议同样积极,但个别贫雇农对退还错斗户的房子有意见。
4月7日毛泽东等到达繁峙县伯强村,与村干部座谈土改、生产和生活等。
4月8日中共中央致电洛阳前线指挥部,对城市政策作了指示。
同日董必武致电中央工委并报中央：金融贸易会议各地工作报告已完毕,今日起分组研究金融工作、贸易工作及工商业政策。
会议分析了去年邯郸会议以后各区财经工作的显著进步。
4月11日毛泽东等从伯强出发,过五台山,经鸿门岩险地,到达杨林街,夜宿台怀镇塔院寺。
4月12日毛泽东等到达河北阜平县西下关村。
议定：到城南庄后,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及中央机关去西柏坡与工委会合；毛泽东因准备去苏联,暂留城南庄。
中国历史上三次土地改革1.第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
意义：减轻了地主的封建剥削，改善了农民的物质生活，提高了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有利于联合地主一致抗日。
2.第二次是人民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决定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
大纲规定：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
在土地改革中，中共贯彻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总路线。
意义：这种土地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
为了保卫胜利果实，翻身农民踊跃参军，积极支援前线。
农民的支持，成为解放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一个可靠保证。
3.第三次是新中国成立后巩固政权的斗争时期，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阶级的土地所有制。
为减少阻力，孤立分化地主阶级，以利于稳定民族资产阶级，早日恢复发展农村经济，实行了经济上保存富农经济，政治上中立富农的政策.意义：1.1952年底，全国土改基本完成，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的农民分到了土地,广大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2.彻底废除了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彻底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 ,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工业化开辟了道路；4.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5.摧毁了美蒋反动集团的社会基础,巩固新中国政权；三次土改的区别三次之间的区别：第一次是民族主义时期，中日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致抗日，全国一致反抗日本侵略。
第二次是阶级斗争时期，中国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实行有阶级区分的土地政策，联合贫下中农对抗资产阶级。
第三次是新中国成立后巩固政权的措施，所以保留了富农经济，减少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阻力，为经济恢复建设提供稳定的保障。
晋绥土改中的酷刑晋绥土改中的酷刑智效民1.两份土改材料第一份材料来自著名民国史专家李新的回忆录。
他说：1946年夏，他从北平回到邯郸，那时晋冀鲁豫中央局的工作由薄一波主持。
薄一波让他到永年县当县委书记，他一上任就遇上斗争汉奸宋品忍的大会。
当时与会者数以万计，会场内外贴满了标语。
他看到前台柱子上绑着宋品忍，群众高喊口号，气氛异常激烈。
李新认为大会开始后秩序还能掌控，但是后来，一个老太太突然上了主席台，一边哭喊一边从怀里拿出一把锋利的刀，只见她先敲了一下宋品忍的脑袋，然后嚓的一下割掉了宋品忍的耳朵，顿时鲜血飞溅。
这时全场沸腾，人们一致高呼：“把宋品忍千刀万剐，碎尸万段！”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局面，李新立即召开临时会议，对与会的其他领导人说：群众的愤怒可以理解，但这样做影响不好，应该出告示将该犯枪决。
后来，他电话请示上级后，才贴出告示，把宋品忍拉出去枪毙。
当宋品忍已被枪毙，人群基本散去的时候，李新看到现场宋品忍的尸体只剩下几根骨头。
这时候，一个汉子气冲冲跑来，抓起那几根骨头，对李新说：“怎么把肉都刮光了，也不给我留一点，太不公平了！”最后，他捡起那几根骨头，一边走一边说：“吃不了你的肉，拿你的骨头回家让狗啃，也算解恨了“。
如果说李新讲的是一个斗争汉奸的故事，那么，曾经担任晋绥行署副主任、党组书记的牛荫冠在上世纪80年代“晋绥党史座谈会”上的发言《我们应从晋绥土改的“左”顷错误教训中总结历史经验》，其中一段话让我深感震惊。
第二份材料，牛荫冠说：我记得晋绥党校搬家时，从（山西）兴县搬到（山西）宁武，沿途发现被打死的区乡干部不少，其中有一个区长被绑在树上，用树皮刮他的肉，满身流血，刮到骨头，最后刮死。
听说，这个区长过去的工作是非常好的，抗日工作很积极，对人民很热爱，对上级党的指示积极执行，可是，这次运动中，他被活活刮死了。
这段话说的是1947年底或1948年初的事。
当时已是晋绥土改运动的后期了。
在著名的革命老区发生这种惨无人道的事，实在是出乎人们的想象，这也是我进一步研究晋绥土改的一个原因。
土地改革历史事件讲解_土地改革历史事件介绍在土地改革的革命大潮中,位于太行山东麓、晋冀豫三省交界的涉县,由于其是全国面积最大、最巩固的晋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首府县,今天店铺给大家找来了土地改革历史事件，供大家参考和阅读。
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彻底铲除封建剥削制度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领导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
新中国成立前，占全国面积约三分之一的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已基本完成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
新中国建立初期，为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并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条件，在华东、中南、西南及西北等新近解放的地区( 即“新区”，所涉农业人口数和土地面积都占全国总数的2 /3 以上。
) 继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亦称《五四指示》)，把抗日战争时期削弱封建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消灭封建实行“ 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因而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他们踊跃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巩固解放区，积极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旧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占农村人口总数不到10%的地主、富农约占有农村70～80%的耕地，他们以此残酷地剥削农民。
而占农村人口总数90%以上的贫农、雇农和中农，则只占有20～30%的耕地，他们终年辛勤劳动，却不得温饱。
这是旧中国贫穷落后的主要根源之一。
地主阶级不仅凭借占有的大量土地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而且与官僚、特务勾结在一起，任意欺辱和鱼肉百姓。
双塔村地主王汉章叫佃户马义山出差，因事晚了点，王汉章即用皮鞭将其眼珠打淌。
喂马的长工巩荣石无辜被王汉章活活打死。
此外，不少大地主还养着“ 团防”，作为镇压劳动人民的工具。
因此，解决土地问题、没收地主的土地给劳动人民，已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广大劳动人民的迫切要求。
解放战争时期土改侵犯中农问题纠偏始末作者：杨晓哲来源：《百年潮》2018年第02期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早在1924年即指出：“中国的人口，农民是占大多数，至少有八九成，但是他们由很辛苦勤劳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去大半，自己得到手的几乎不能够自养，这是很不公平的。
”抗战胜利后，为帮助贫苦农民翻身，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史称“五四指示”），明确提出土地改革的目的是实现“耕者有其田”，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保持农村中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和我们党在一道（农村中雇农、贫农、中农、手工工人及其他贫民共计约占百分之九十二，地主、富农约占百分之八），保持反封建的广泛统一战线”。
当年10月，毛泽东在关于土改方针的一次内部谈话中也强调说：“要保持百分之九十的统一战线，这是中心问题。
”而这个“中心问题”的“中心”则是中农，“它在百分之九十中起决定作用”。
中农是党的基本群众，这个原则在1931年中央苏区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中已有体现：“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无论自己经营或出租，一概无任何代价的实行没收。
被没收的土地，经过苏维埃由贫农与中农实行分配。
”1933年，党内有人又提出：“我们要依靠雇农贫农，坚决的消灭地主阶级，削弱富农。
然而我们的火力决不能一丝一毫的侵犯中农——侵犯中农是不可宽恕的错误。
”这一思路在解放战争时期同样得到延续。
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其中再次强调保护中农利益：“在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全部过程中，必须坚决联合中农，绝对不许侵犯中农利益（包括富裕中农在内），如有侵犯中农利益的事，必须赔偿道歉。
”不难看出，保护中农是党历来坚持的基本原则。
那么，为什么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中还会发生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呢？问题出在划分阶级成分上。
如何正确划分阶级成分？根据什么样的标准来判定一户农民到底是贫农、中农、富农，还是地主？如果错划了成分，把中农错划成地主、富农，保护对象变成打击对象，保护中农就成了一纸空文。
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１０期·地方党史研究·/0123,456789:;<=>?@ABC张 晓 玲 〔摘要〕解放战争时期，晋绥边区土改中私营工商业者的心态经历了由不满、焦虑、恐慌到怀疑、信任，再到最终兴奋的转变过程。
心态的转变折射出中共在面对私营工商业者利益受侵犯时进行纠偏的决心和成效。
显然，侵犯私营工商业者利益并非中共土改的题中应有之义，纠偏亦非权宜之计。
中共上层政策的模糊和基层干部素质偏低是私营工商业者利益受侵犯的深层原因。
私营工商业者心态变迁反映出中共面对政策失误时敢于承认、坚决纠正的作风，这也使中共最终赢得了民心。
〔关键词〕土地改革；私营工商业；晋绥边区；心态〔中图分类号〕Ｄ２３１；Ｋ２６６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３８１５（２０１８）－１０－００９５－１３Ｔｈｅ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ｏｆ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ｓｔｓａｎ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ｅｎｉｎｔｈｅＪｉｎ ＳｕｉＢｏｒｄｅｒＡｒｅａ’ｓＡｇｒａｒｉａｎＲｅｆｏｒｍ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Ｗａｒｏｆ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ｌｉｎｇ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ｓｔｓａｎ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ｅｎｈａｄ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ｄｉｓ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ｐａｎｉｃ，ｄｏｕｂｔｓ，ｔｒｕｓｔａｎｄｆｉｎａｌｌｙｅｘｃｉｔ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ＡｇｒａｒｉａｎＲｅｆｏｒｍ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ａｒ．Ｔｈｅ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ｅ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ＣＰＣｒｅｃｔｉｆｙｉｎｇａ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ｗｈｅｎ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ｓｔｓａｎ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ｅｎｗａｓｖｉｏｌａｔｅｄ．Ｉｔｗａｓｃｌｅａｒｔｈａｔｖｉｏｌ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ｗａｓｎｏｔ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ＡｇｒａｒｉａｎＲｅｆｏｒｍ，ｗｈｉｌｅｒｅｃｔｉｆｙｉｎｇｗａｓｎｏｔａｎｅｘｐｅｄｉｅｎｔ．Ｔｈｅ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ＣＰＣ’ｓ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ｔｈｅｌｏｗ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ｃａｄｒｅｓａｔ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ｌｅｖｅｌｗｅｒｅｔｈｅｄｅｅｐｅｒ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ｓｔｓａｎ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ｅｎｂｅｉｎｇｖｉｏｌａｔｅｄ．Ｔｈｅ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ｔｈｅＣＰＣ’ｓｆ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ａｄｍｉｔｔｉｎｇｔｈｅｍｉｓｔａｋｅｓｃｏｕｒａｇｅｏｕｓｌｙ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ｍｒｅｓｏｌｕｔｅｌｙ，ｗｈｉｃｈｈｅｌｐｅｄｔｈｅＣＰＣｔｏｗｉｎｔｈ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 土地改革中的私营工商业，是学界研究的重要问题，长期以来备受关注。
土改记忆：儿斗父，铁丝穿进鼻孔去游街编辑：风闻言史本文转载自网络，版权归原创作者第一次听说牛荫冠这个人，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上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同学们都来自本省各县，没事的时候互相吹牛，本地的名人高干自然是夸耀的谈资，好在山西这块古老的土地，南北或有差异，各地分布不均，却从来不乏这样的资源。
牛荫冠是山西省兴县人，兴县的同学提及他的时候，他刚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不久，又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委员。
在我们那个不知天高地厚也显然十分幼稚的小话语圈子里，官至正部级，竟然算不得什么人物，好在兴县小老乡并不在意他的官大官小，在他那里，牛荫冠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桩本地的奇闻。
兴县同学说，在土改的时候，作为共产党干部的牛荫冠，居然残忍地用铁丝穿进他老爹的鼻子里游街示众。
其结果是，老爹被侮辱折磨而死，牛荫冠本人则从此再没有回过家乡。
他的父亲牛友兰先生，是入过《毛选》，和李鼎铭、刘少白齐名的抗战开明绅士。
莫说牛荫冠，就是对牛友兰先生，包括我们的兴县同学也不甚了了，但是那样高的政治规格，足以构成持久记忆的全部理由。
一个是著名的开名绅士，一个是大义灭亲的中共高干，这种奇妙的父子关系也实在是太离奇了，很快，几个家伙和兴县同学达成一致的共识：牛冠荫这个人尽管身居高位，但一定不是一个好人。
后来陆陆续续又听到有人说起牛冠荫在1947年土改时期的这段历史往事，知道这段历史往事的人，范围之广，人数之多，让我这个没有多少见识的后生小子感到非常吃惊。
言者莫不轻蔑愤怒，闻者莫不震惊唏嘘，尽管大家谈论起来并不是针对牛荫冠这个具体的人，也就是说，并不单单把这当作个人的历史污点和劣迹来谈论，听得多了，也不由得替那时仍然健在、尚在高位的牛荫冠捏一把汗，众口能铄金，够他喝一壶。
随着公众对政治运动理解和认识的改变，牛荫冠这个人由沉淀在民间记忆里的一个日常伦理道德评判的符号，逐渐演变为政治运动的典型人物浮出水面。
2001年8月24日《南方周末》刊登了智效民先生的长文《开明绅士刘少白》，谈到开明绅士刘少白在1947年晋绥边区土改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顺带提及牛荫冠的这段历史“劣迹”：牛友兰的儿子牛荫冠原本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一二?九”运动后回山西担任牺牲救国同盟会常委并负责总会的日常工作，晋西事变后又担任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主任是续范亭)，到土改的时候，不知是出于无奈还是天良丧尽，作为工作组组长的他居然坐在主席台上，让自己的老父亲跪在台下接受群众的批斗。
有关晋绥历史人物几个问题的澄清抗日战争期间，山西省兴县是我党创建的晋绥解放区首府。
在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兴县籍的牛荫冠、刘少白、牛友兰都作出过重要贡献，名誉全区。
近些年来，在一些历史著述、传记及报刊文章中，从不同角度对他们均有介绍，从正面肯定其业绩。
不过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加之他们的社会活动都是上个世纪前期的事情，许多人对当时的情况了解不详，也难免有些不够准确甚至错误的记述。
2001年8月23日，南方某报刊出智效民同志撰写的《开明绅士刘少白》一文，就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
刘少白先生和牛友兰先生由于志同道合，青年时即结为金兰之谊，友情保持到晚年。
1942年初我到延安之前，一直生活在父亲牛友兰身边，也经常见到刘少白先生，对他们的情况有所了解。
几十年来，我和长兄牛荫冠接触甚多，对他的情况更为了解。
为了对历史负责，我想就几个具体问题，以个人所知谈些情况与说明，以供研究晋绥历史作参考。
一智效民同志的文章中说：”牛友兰的儿子牛荫冠原是清华大学学生，”一二九”运动后回山西担任牺牲救国同盟会常委，负责总会日常工作。
晋西事变后又担任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主任是续范亭)。
到土改的时候，不知是出于无奈还是天良丧尽，作为工作组组长的他坐在主席台上，让自己的老父跪在台下接受群众的批斗。
更残忍的是，批斗结束后，他还用铁丝穿了父亲的鼻子(穿牛鼻)游街示众--(参见《篱槿堂自述》第1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
”牛荫冠同志的简况是：1912年于兴县出生。
在清华大学上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中共北平西郊区委组织部长、北平市委组织干事。
1937年1月受党的派遣回到太原从事上层统战工作，是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成员。
先为太原市牺盟会负责人，在薄一波同志全力转入抓武装工作后，将牺盟总会的领导工作交由牛荫冠负责。
同年9月27日，牛荫冠主持召开了牺盟会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常委。
【史海钩沉】晋绥土改始末土地问题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
发生在1949年前后的土改运动，本来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但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致使这个运动偏离正确轨道，演变成一场与“整风”相结合的运动。
土地问题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
发生在1949年前后的土改运动，本来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但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致使这个运动偏离正确轨道，演变成一场与“整风”相结合的运动。
值得一提的是，晋绥土改结束以后，随着大批晋绥干部的南下，这种土改模式被复制到四川、两湖、两广和云贵等地。
由于时过境迁，土改运动的真相早已鲜为人知了。
因此，介绍一下刘少奇与晋绥地区的土改运动，对于了解我们自己的前世今生，颇有必要。
“晋绥”本来是山西与绥远(今内蒙古中部)两省的合称。
抗日战争开始后，贺龙率120师抵达晋西北和内蒙古一带，建立了“晋绥革命根据地”。
因此，“晋绥”与“晋绥干部”，又有了特定的含义。
1947年4月，刘少奇率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东渡黄河前往河北，在路过位于山西兴县蔡家崖的贺龙司令部时，遇上了心仪已久的王光美。
据王光美晚年回忆，她和刘少奇是在延安杨家岭为毛泽东举办的舞会上认识的。
随后刘不仅约她单独谈话，还为她写过情诗。
当时年过半百的刘少奇与妻子王前还未离婚，因此王光美没有回应。
离开兴县后，刘少奇经静乐、宁武、崞县(今山西原平)，进入晋察冀边区。
他给晋绥边区领导人贺龙、李井泉、张稼夫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全面否定了晋绥的土改工作。
信中说：“干部不信任群众，违反群众路线，不尊重与倾听群众的意见，不根据群众的自觉与主动去指导群众运动，是你们这里许多群众运动失败的原因。
此外，在各种组织中与地主妥协的倾向，某些分子或明或暗地有意地阻碍与破坏群众运动与土地改革的现象，也很严重……”(《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第360-365页)随后，刘少奇一行越过五台山进入河北，到达位于阜平(今平山)县境内的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所在地。
刘少奇召开全国土地会议经过数十天休整，刘少奇于7月17日在阜平西柏坡附近山沟的一片空地上，主持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
三天后，刘少奇与晋冀鲁豫代表团座谈时，表示他对原有的干部队伍非常失望。
他提出要把土改运动与党内整风结合起来，要“号召人民起来罢免不听从群众的干部，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同一天，毛泽东对刘少奇的那封信做了批示。
毛说：少奇同志这封信写得很长很必要。
少奇同志在这封信里所指出的问题，不仅是一个解放区存在着，而且是在一切解放区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
他所指示的原则是在一切解放区都适用的。
因此，应将这封信发到一切地方去，希望各地领导机关将这封信印发给党政军一切干部，并指示他们研究这一封信，用来检查自己领导下的一切群众工作，纠正错误，发扬成绩，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改造一切脱离群众的组织，支持人民战争一直到胜利。
(同上，第366页) 在不到200字的批示中，毛泽东用了六个“一切”。
这不仅表达了他对刘少奇的肯定和支持，也透露了他对各级干部的不满，从而预示了党内整风的必要。
7月27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指示致电刘少奇，同意将土改与整党结合起来。
有了这个尚方宝剑，刘少奇便首先向晋察冀边区开刀。
三天后，他在座谈中批评晋察冀边区之所以在土改中犯了“右”的错误，在复查中又犯了“左”的错误，“最基本的原因是党内不纯”之故。
所谓“党内不纯”，是指党内混进来许多出身于地主、富农的干部。
他表示：“要是政府机关中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占大多数，乡村干部中地主、富农成分占优势，土地改革就一定搞不好。
过去领导上的错误就在于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对此，除搞通思想外，组织上也需要采取一些办法作为保证，有些袒护地主、富农，侵犯群众利益的干部要撤职、调离、进党校整风、甚至开除党籍，并对支部进行改造。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85-86页)8月4日，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报告各地的土改情况时，又一次批评了晋察冀和晋绥等地。
他说：“全国土地改革只晋冀鲁豫及苏北比较彻底；山东、晋察冀、晋绥都不彻底，尚须激烈斗争，才能解决问题。
”之所以不彻底，是因为干部中地主、富农出身者占了很大比重，这些人非但不受群众监督，而且“自私贪污及多占果实者甚多”，其中又以“村中五大领袖，即支书、村长、武委会主任、治安员、农会主任”为甚。
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但是刘少奇却认为腐败是党内不纯的表现。
因此他在报告中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经过贫农团和农会，发动群众放手发扬民主，以彻底完成土地改革运动”。
(《刘少奇传》上册，第574页)在以后的日子里，会议一直没有结束的迹象。
直到9月1日新华社发表社论———《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其中提到“目前的土地政策已经由减租减息变为平分土地”之后，刘少奇才在大会上说：“这篇社论通篇都是讲的平分土地，是普遍的彻底的平分……关于不侵犯中农利益的话，一个字也未谈到。
我想很明显的这篇社论是经过毛主席看过的，彻底平分土地的口号很可能就是毛主席提出来的。
不经过毛主席这种口号是不敢提的。
”(《刘少奇传》上册，578-579页)随后，大会制定并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终于在9月13日落下帷幕。
晋绥土改再掀高潮全国土地大会尚未结束，晋绥边区就闻风而动，成立了“农会筹备委员会”。
9月12日，“筹委会”在《晋绥日报》发表“启事”说：“去年‘五四’，中共中央批准咱们农民实行土地改革的要求，今年‘九一’，新华总社又号召咱们彻底平分土地，咱晋绥边区三百万农民……为了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压迫，打倒卖国贼封建势力头子蒋介石、胡宗南、阎锡山、傅作义，全体农民觉得很需要有农民自己的领导组织，好领导农民自己团结起来作斗争，并巩固斗争的胜利，才能在经济上政治上彻底翻身。
因此成立晋绥边区农会是一件很当紧的事。
”(《晋绥日报》，1947年9月12日)随后，“筹委会”又改名为“临时委员会”，并于9月24日发表《告农民书》。
《告农民书》分三大部分：一、要彻底打垮地主阶级、彻底消灭封建！二、要彻底平分土地，公平合理分配一切果实！三、要彻底发扬民主，并且有权审查一切组织和干部！在第一部分中，《告农民书》提出十条措施，现在看来，与“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宣言”大同小异。
一、地主阶级必须彻底打垮。
不论大小地主，男女地主，本村外村地主，以及隐藏了财产装穷的地主，化装成商人、化装成农民的地主，大家都可以清算。
混进共产党内的地主，混进新政权内的地主，混进八路军的地主，以及混进工作团、学校、工厂、公家商店的地主，混进农会、民兵的地主，不管他是甚么样人，如果是骑在农民头上压迫剥削，大家要拿去斗，就可以拿去斗。
所有地主阶级，必须在政治上，把他们的威风打垮，做到彻底消灭他们的封建压迫，在经济上，把他们剥削去的土地、粮食、耕牛、农具以及其它一切财产，全部拿出来，做到彻底消灭他们的封建剥削。
地主阶级当中，罪大恶极的反动地主，不管他是甚么样人，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二、富农，和对地主不同，但是富农的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也必须消灭。
富农多余的土地、粮食、耕牛、农具以及其它一切多余的财产，也必须拿出来。
富农当中，罪大恶极的恶霸富农，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三、农民当中少数的恶霸、敌伪爪牙和地主的狗腿子，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告农民书》强调：“共产党和毛主席都批准了咱们，有监督、审查、批评、处罚、表扬、教育”各级干部的权利，“该批评的，该斗争的，该处分的，该撤职的，大家都可以批评，可以斗争，可以处分，可以撤职。
如果是共产党员，大家认为可以开除党籍的，也可以大家提出意见开除，告诉当地共产党的负责人或当地党支部批准。
”(《晋绥日报》1947年9月24日)从这里可以看出，“文革”中“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由来有自。
“开明绅士”刘少白其实，早在《告农民书》发表之前，晋绥地区就已经开始了斗争和清算。
1947年9月2日，《晋绥日报》刊登一则重要通讯：《黄河畔上黑峪口千余农民扬眉吐气———大地主恶霸刘象坤被清算》。
刘象坤是开明绅士刘少白的弟弟。
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有一篇《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的文章。
该文提到两位开明绅士，一个是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另一个就是晋绥边区的刘少白。
毛泽东之所以器重李鼎铭，是因为他提出精兵简政的意见；至于刘少白，则需要作些介绍。
刘少白与刘少奇虽然只差一字，却没有什么关系。
刘少白1883年出生于山西兴县黑峪口村一个富裕家庭。
辛亥革命之前，他与阎锡山曾经是山西武备学堂的同学，后来因病辍学，在家乡兴办女学民，组织民团，鼓吹革命，并因此受到地方政府迫害。
辛亥革命以后，他参加共和党，并当选为山西省临时议会议员。
阎锡山全面执掌山西大权之后，他与曾经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同乡好友牛友兰返回家乡，创办了多所中小学校，为家乡教育事业做出很大贡献。
在刘少白的影响下，他的大女儿刘亚雄从小争强好胜，不甘平庸，是本县第一个不缠足的女孩子，也是第一个考进省城的女学生。
“五四运动”期间，她在太原女子师范就读，因积极宣传新思想被学校给予记大过处分。
1923年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以后，又因为参加驱逐校长杨荫榆的运动被校方开除。
1926年初，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年底，被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受训。
1928年北洋政府垮台后，刘少白先后担任河北建设厅秘书主任、天津商检局局长等职。
1929年刘亚雄由莫斯科回来后，与丈夫陈道原分别担任中共顺直(今河北)省委秘书长和组织部长。
为了支持女儿的工作，刘少白定居北平。
从此，位于虎坊桥纪晓岚故居的刘公馆，不仅是中共地下组织的一个秘密据点，而且还负责接收共产国际经上海寄来的活动经费。
在此期间，刘少白利用个人身份，营救过许多被捕的中共党员，其中包括王若飞、杨献珍、何述之、王瀛、赵世兰等重要人物。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少白提出入党申请。
经王若飞和安子文(刘少白的二女婿)介绍，中共北方局于1937年8月批准他成为秘密党员。
不久，他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返回家乡，以党外人士的名义“潜伏”在自己人中间。
为此，他每隔20天就要步行数十里向其领导汇报工作。
1942年5月，刘少白陪牛友兰率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访问。
在此期间，毛泽东、朱德、林伯渠、谢觉哉、吴玉章等人接见了参观团全体成员。
毛泽东向大家讲解国内外形势，并介绍了“减租减息”等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刘少白还带着三个孩子到延安读书，其中包括十一岁的儿子刘易成和八岁的外孙刘纪原(刘亚雄之子)。
有关部门因住房困难不愿接收。
毛泽东得知后，毫不犹豫地说：“没有窑洞可以挖嘛，刘老先生的孩子一定要收下。
”这件事让刘少白非常感动。
离开延安之前，他以《颂毛泽东》为题赋诗一首，称赞毛泽东是“东方列斯(列宁、斯大林)”、“当世英雄”。
抗战胜利后，刘少白再次来到延安，住了很长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