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一体化转型与融合体制建设研究——以长三角一体化为例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特征、问题及基本策略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全面深入地探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特征、存在的问题以及应对的基本策略。

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其一体化进程对于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首先概述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基本概念和发展背景，然后从多个维度分析了其独特的发展特征，包括经济、产业、交通、科技、生态等多个方面。

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揭示了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如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创新驱动能力不足等。

本文提出了促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基本策略，包括加强区域合作与协调、优化产业结构与布局、推动科技创新与人才引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等，以期为长三角地区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特征经济协同性显著增强。

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和成熟的区域之一，其经济协同性日益显著。

区域内的产业分工日益明确，形成了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良好格局。

上海作为龙头城市，其金融、科技、服务等高端产业引领区域发展，而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则依托自身资源和产业优势，发展制造业、农业等特色产业，形成了协同发展的良好态势。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

长三角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区域内的高速公路、铁路、航空、港口等交通网络日益完善，实现了区域内外的快速通达。

同时，随着新型基础设施如5G网络、数据中心等建设的加速推进，长三角地区的信息通信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为区域一体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创新驱动成为核心动力。

长三角地区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创新的重要源泉，区域内拥有众多高校、科研机构和创新型企业，形成了完善的创新生态体系。

随着区域一体化的深入推进，长三角地区的创新资源得到了更加高效的配置，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推进。

长三角地区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生态环境保护的严峻挑战。

瞭望观点新时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径探讨一、前言我国在实施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长三角地区是起步最早的地区，所以在区域发展的基础与程度方面也属于最高的一个地区，但是在具体执行与落实的进程中，逐渐受到行政区划与体制机制的约束，并且越来越显著，使得当前长三角区域发展正面临着十字路口抉择的重要阶段。

二、加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方向的确立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发生了重大变革，已经由原来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逐渐转向了当前阶段的经济高质量的发展，因而在当前阶段实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是对关口进行跨越的一种迫切要求，同时也是具体实施的战略目标。

尤其是针对统筹区域实现协调化发展，以及对区域发展中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的解决，这些方面将成为我国在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进程的一项重要基础。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战略战策的推出，“T”形这种新沿海战略以及区域发展等战略布局已经逐渐成型。

面对当前新时代背景下呈现的经济发展新态势，长三角要想获得一体化发展，就必须要对新的历史方位进行确定。

三、采用“双管齐下、点面推进”的方式新方位确定之后需要通过新路径来具体实施，通过“双管齐下、点面推进”这种新路径的具体实施，能够起到非常不错的效果。

其中，“双管齐下”也就是继续对三省一市行政区实施的一体化新进程进行深化，进而实现长三角湾区的重新构建。

而“地面推进”则是将自贸区、自由港作为推进的点，湾区来作为推进经济发展的线，而长三角则为重要的面，自贸区、自由港这些重要的发展点需要依托于湾区的基础上，将服务“一带一路”中重要的桥头堡作用充分的发挥，进而使长三角成为能够引领五大发展理念的一项重要的示范区。

依据我国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具体历程来看，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开展的进程主要是从15个弯曲城市开始的，这些城市都具备临江、临海、临港的特点，然后再依照行政区划向外拓展，一直拓展到两省一市、三省一市、长三角城市群等大小26个城市。

心得体会：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指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这对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地区的区域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目前，长三角区域合作已经走过了区域的布局合作和要素合作阶段，深化至体制机制的创新，长三角一体化进入了深层次阶段。

在长三角一体化向纵深推进的同时，仍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如城市功能定位与分工不明晰，同质竞争仍较普遍，跨区域合作的过程中还存在一系列现实与隐形的壁垒，城际交通互联互通和一体化管理仍有较大差距，区域环境保护与治理的长效联动机制尚未建立等。

未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要通过设立更高层级的协调发展机构，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协调发展机制。

通过开展长三角城市功能协同发展研究，形成有序的城市职能分工体系。

通过完善快速交通和同城化网络，构筑区域综合交通网络体系。

通过设立环境监管治理制度和生态建设专项基金，构建长三角生态协同治理机制。

同时，要加强区域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联动实施推进创新体系建设等重大战略，协同推进上海“四个中心”、全球科创中心、自由贸易区等重要功能区建设。

在此过程中，作为长三角地区的重要一员，需紧紧围绕顶层规划体系、产业分工协作、创新要素培育、区域交通一体、生态协同治理和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积极主动对接和支持上海长三角龙头作用的发挥，加速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共同推动长三角地区的高质量发展。

积极融入长三角顶层规划体系首先，瞄准长三角区域顶层规划设计。

注重立足需求，统筹全局，突出重点，有序实施，积极深化实施《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呼应《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加强与周边城市的分工协作，促进空间体系一体化发展。

其次，加强与周边区域的无缝衔接。

在涉及重大基础设施、产业布局、生态维护时，要重视与上海及长三角其它地区的无缝衔接，为融合发展提供具有前瞻性、统一性、可操作性的发展蓝图。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的大背景下，如何加快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是关系着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大研究课题。

文章首先简述长江三角洲的发展历程。

其次，分析近年来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最后，从基础设施一体化、产业一体化、制度一体化、市场一体化四个方面试图解决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区域内产业结构同质化、生产要素流动性较弱、城市发展缺乏精准定位等一系列问题。

关键词：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1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历程20世纪90年代末，市场化体制不断完善，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迎来了新的高潮，区域经济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器。

区域经济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和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

长江三角洲的经济一体化是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典型缩影，笔者认为长江三角洲的发展历程可归为三次发展浪潮。

1.1 第一次发展浪潮上海经济区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初成立。

最初，上海市、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常州、南通与浙江的杭州、绍兴和宁波等十个城市包含其中。

经过试验性的改革，上海经济区最终覆盖了江苏和浙江全省以及上海市。

随后，安徽省、江西省、福建省分别在1984年、1985年、1987年加入上海经济区。

这一时期，由于地方竞争激烈加之上海经济区的范围逐渐扩大，没有区域性协调机构的统筹，上海经济区的发展并不成功，八十年代上海经济区的每年的年增长率均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1.2 第二次发展浪潮20世纪九十年代，中央在撤销“上海经济区”并提出了“开放浦东”的发展战略，从此浦东新区成为上海以及整个长三角经济圈的新高地。

但从总体上来讲，长江三角洲的一体化发展在九十年代有了质的跨越，在第一次发展浪潮中，苏浙区域合作的形式主要是国有大型企业与浙北的乡镇企业之间的进行挂钩，进行横向的配套合作，在合作范围上主要是工业加工上进行对接。

而在第二次发展浪潮中苏浙沪区域合作模式转变为“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利用浦东的优惠政策以及上海的国际影响力大力吸引外资以及技术引进，合作的深度与广度不断被挖掘。

长三角区域党建一体化的创新实践、现实困境及优化路径李 焱[摘 要][关键词][中图分类号] D2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1）01-0076-05长三角区域党建一体化不仅是贯彻落实新时代党建新要求的重要体现，也是解决当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现实难题的重要举措。

当前，长三角地区形成了毗邻党建等区域党建一体化实践形态，这些创新实践取得了初步成效。

但是，在推进过程中面临红色资源和党建力量分布不均、区域党建一体化规划仍不完善等困境。

对此，通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长三角区域党建联动；统筹长三角红色资源，调动长三角区域党建力量等路径，推动长三角区域党建一体化，从而带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长三角区域党建一体化；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毗邻党建；区域化党建随着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国社会空间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

为有效推动区域社会治理，防止区域分化为“片段甚至原子”[1]，需要积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2]。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作为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在其推进过程中，面临地区发展差异和行政壁垒难题，区域党建一体化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思路。

由此，出现了“毗邻一体化党建综合体”“区域化党建”和“一体化党建”等零散术语，基于这些术语，可以进一步提炼出“长三角区域党建一体化”概念，以更好地发挥党建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一、长三角区域党建一体化实践探索长三角区域党建一体化是指以保留长三角各[1]孙立平：《转型与断裂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2页。

[2]《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3页。

地区原有的党建组织为前提，通过党建联建，实现党对长三角一体化的全面领导和统筹协调，减少跨区域行政壁垒，推动长三角跨区域事务性联动而形成的党建共同体形态。

推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心得体会由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构成的长三角区域，以占全国1/26的地域面积创造了全国近1/4的经济总量，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由城市化、高铁、互联网等因素促发的同城化、流动性，迫使三省一市主动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共建跨省融合、一体化发展的“现代大都市圈”，这是全球巨型城市区域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

在2018年11月5日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长三角一体化被宣布上升为国家战略。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借此机会全面树立跨界理念，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跨区域治理新格局，构筑跨界融合共享的大都市圈，是实现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金钥匙。

一、大都市圈经济：中国“行政区经济”演化升级的新经济形态在我国，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与相对落后的区域交通体系和社会联络方式相适应，中国的区域经济呈现独特的“行政区经济”格局（20世纪90年代由刘君德教授提出），显著特征就是政府承担区域经济的利益主体、政府对微观经济具有显著的干预或控制、行政区边界对要素自由流动及共同市场的形成具有刚性约束。

封闭的“省区经济”、“市域经济”成为经济运行的基本逻辑和常态。

实践表明，作为特殊时期的行政区经济，它激发了地方政府的竞争活力、创造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世界奇迹，但也不可否认，它带来了资源过度集聚于高等级行政中心城市、横向行政割据加剧、跨省市交界地区相对贫困落后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格局。

全球化发展表明，尽管行政边界具有政治控制功能，但在商贸业跨边界发展的内在需求前面，地缘政治地理必然让位于跨界互联互通的功能性地理，特别是在区域交通和社会交往方式发生巨变的时候，在超大城市地区，将会率先形成一体化发展的新型经济功能区，例如，当今的全球经济竞争主要在以纽约、伦敦、巴黎、东京、北京、上海等为核心的几大巨型城市区域之间展开。

苏州发展苏州党校以区域协调推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徐枫金秋时节，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胜利举行。

全会提出，要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

坚持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

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重大决策，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带来新机遇。

一、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紧迫性1.国际经贸环境动荡与国内经济增长动能转化影响叠加，长三角地区亟待摆脱对外贸、外资高度依赖的经济发展模式。

2018年以来，全球经济延续相对稳定的增长势头，但遇到的风险和困难逐步增多，主要经济体分化明显，全球贸易投资环境更趋复杂，传统产业和中高端制造业的全球转移加快，使得长三角地区以往较多依赖国际资本的发展模式受到挑战。

一方面，受中美贸易战影响，诸多跨国企业不得不调整其生产布局，将产能与订单转移至不受影响的国家和地区。

加之受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速放缓拖累，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减少，长三角地区外资投资呈明显放缓趋势。

另一方面，伴随我国传统劳动力优势的减弱，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紧迫性凸显，过去对经济增长带动明显的房地产、外贸等领域重要性下降，新兴产业仍处于成长期。

同时，受环保高标准、金融严监管影响，实体经济发展面临困局。

2.水平分工模式和日益紧密的同城化趋势改变了长三角城市群的地缘关系，长三角地区迫切需要探索新型合作模式。

当前，长三角一体化中城市的地缘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从原先由上海单方面向周边省市进行辐射，向外进行产业转移的区域垂直分工模式，逐步转变为城市水平协同分工模式，以高铁为代表的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提升，使得长三角各城市间同城化趋势日益显现，城市间要素流动更为便利，市场联系更为紧密。

长三角城市间一体化发展的意愿和诉求也与以往不同。

一方面，由于城市间产业梯度和政策梯度的缩小，产业链的水平分工格局已经形成，部分城市在特定产业领域超越上海，因而，通过差异化的功能定位和专业化的分工协同来加强长三角区域内产业链协同水平，日益成为长三角各省市间共同的现实需求与可行思路。

政策8国策要论聚焦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以下简称“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

坚持协调共进，着眼“一盘棋”整体谋划，着力强化生态环境共保联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贯彻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思想，细化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优化开发区生态环境保护法制保障机制，形成联合执法的长效机制；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共同打造绿色发展底色，探索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新路子。

抓好区域一体化发展共建美丽绿色长三角9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Vol. 48 No.20 2020*基金项目：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专项基金重点项目“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现状评价与规划跟踪评估研究”（GYZX200204）；生态环境部预算项目“长三角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研究”长三角区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城镇集聚程度最高的城市群，是我国第一大经济区和世界第五大经济体[1]。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2012—2019年，长三角区域江苏、浙江、安徽和上海三省一市（以下简称“三省一市”）GDP 逐年上升，区域GDP 年均增速为8.97%，经济社会发展一直走在全国前列（见图1）。

近几年来，长三角地区作为长江经济带的龙头，已经成为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带动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是全国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优先示范区。

然而，长三角地区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