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犯罪-对农民工犯罪的法社会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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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民工犯罪的调研报告[摘要]随着我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民涌入我区谋生。
一、农民工的犯罪情况和特征。
自2010年以来,* *法院已审结114起刑事案件,涉及159人,其中已审结52起案件,涉及77人。
通过对上述刑事审判案例的分析,农民工犯罪主要有以下特点:1、犯罪年龄越来越小,2、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
3、就业形势不稳定,4、群体犯罪,5、侵犯财产犯罪,6、突出暴力犯罪,2 、农民工犯罪频发,1、经济贫困是犯罪的主要原因,2、社会地位差距大是犯罪的基本原因,3、文化生活单调是犯罪的重要原因。
法律意识薄弱和法律控制措施薄弱是犯罪的主要原因;5、缺乏有效的法律权益保护是犯罪的直接原因;6、集团和盲目从众是农民工犯罪率高的重要原因。
随着我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民涌入我区谋生。
农民工在为我区城市化做出贡献的同时,其犯罪也日益增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更大隐患。
如何减少和预防农民工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 *法院根据本区实际情况,对农民工刑事案件进行了调查,分析了其特点、原因,并针对农民工引发的一些社会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1 、2010年至今农民工犯罪情况及特征,* *法院审结刑事案件114起,涉案人员159人,其中审结刑事案件52起,涉案人员77人。
农民工犯罪占全部刑事结案的45.6%,涉案被告占全部被告的48.4%。
通过对上述刑事审判案例的分析,农民工犯罪主要有以下特点:1、犯罪年龄越来越小。
目前,从农村出来工作的农民大多是中青年,留在家乡务农的大多是0岁以上的妇女,这也反映在农民工犯罪上。
在今年被定罪的77名农民工中,平均年龄为26岁,其中56人不满30岁,占总数的72.7%。
2、文化水平普遍较低。
文盲、小学文化、初中文化在犯罪的农民工中更为普遍,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没有初中毕业。
今年被判刑的农民工中,有2人是文盲,38人在上小学,35人上初中。
第1篇一、案例背景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
然而,由于民工群体的法律意识相对薄弱,加之社会环境复杂,民工犯罪现象时有发生。
本案例将分析一起典型的民工犯罪案件,从法律角度探讨民工犯罪的原因、特点及法律对策。
二、案例简介(一)案件基本情况某建筑工地,一民工因工资问题与工地负责人发生争执,在情绪激动的情况下,持械将工地负责人打伤。
案件发生后,工地负责人报警,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经审理,法院依法判决犯罪嫌疑人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二)案件争议焦点1. 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构成故意伤害罪?2. 案件中是否存在民工犯罪的特点?三、法律分析(一)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1. 犯罪嫌疑人持械将工地负责人打伤,其行为具有明显的伤害性。
2. 犯罪嫌疑人在情绪激动的情况下实施犯罪,表明其主观上具有故意。
3.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本案中,犯罪嫌疑人的行为符合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
(二)案件存在民工犯罪的特点1. 犯罪动机简单。
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因工资问题与工地负责人发生争执,其犯罪动机主要源于个人利益受损。
2. 犯罪手段简单。
犯罪嫌疑人持械将工地负责人打伤,其犯罪手段较为原始。
3. 犯罪后果严重。
本案中,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导致工地负责人受伤,给当事人和社会带来了不良影响。
四、原因分析(一)民工自身原因1. 法律意识淡薄。
民工群体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对法律知识了解有限,容易在利益受损时采取过激行为。
2. 生活压力较大。
民工群体在城市中生活,面临着生活成本高、就业竞争激烈等问题,容易产生心理压力。
(二)社会原因1. 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民工群体在遇到困难时,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
2. 社会管理不到位。
部分工地负责人对民工的管理不到位,导致民工权益受到侵害。
五、法律对策(一)加强民工法律教育1. 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加强对民工的法律教育,提高其法律意识。
加快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犯罪的法学透视摘要:在改革开放和加快城市化进程,推动经济社会又快又好的发展过程中,催生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这一特殊群体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由于其自身原因和社会原因滋生的违法犯罪问题也不容忽视。
现今农民工已成为高犯罪群体之一,如果不加以重视和及时防控,不但对社会稳定不利,最终将影响城市经济发展。
关键词:农民工犯罪加快城市化进程农民工是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个新型的社会阶层,是我国改革开放、加快城市化进程中一支新型劳动大军。
城市在享受着农民工廉价劳动力带来的飞速繁荣的同时,也被农民工的高犯罪率问题所困扰。
为什么在农村遵纪守法、勤劳致富的农民,进城后却会出现违法犯罪问题?为什么农民工在城市会成为易犯罪人群?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个群体在城市生活中面临种种新的困境而无法应对。
最终导致其犯罪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有自身内因,也有社会外因。
种种的不平衡和心理落差使他们产生对社会、现实不满的不良情绪,从而极易产生攻击性、报复性的心理,最终使他们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解决农民工犯罪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就目前其犯罪的自身原因及社会原因,我们应积极调动各种力量和对策,以便有效遏制农民工犯罪问题。
一、农民工犯罪的主要原因(一)自身内因1.农民工经济处于弱势地位,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是农民工犯罪的重要原因。
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确立了农民的身份地位,这使得农民们即使突破地域限制进入城市,也无法突破身份限制与城市居民享有平等的就业待遇,加之大多数农民工学历、技术等综合素质偏低,这就决定了其在就业上遭受到职业、工种和岗位等障碍。
这些使得农民工的经济地位处于弱势。
本来从农村抱着发财梦流向了城市的农民工,都市的繁荣和城市中的“漂泊者”的巨大落差使其内心失衡,产生反社会心理,最终借助非法手段谋取个人经济利益成为选择。
因此,经济弱势是导致犯罪的重要原因。
2.农民工文化水平偏低,法律意识淡薄。
农民工多为小学、初中毕业,文化水平较低,辨别是非能力和自控能力较差,大多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法制教育,对法律知之甚少,法律意识普遍淡薄。
社会结构与犯罪率的相关性研究犯罪一直是社会问题的重要方面之一。
不同社会结构下的犯罪率差异巨大,引发了社会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本文将探讨社会结构与犯罪率之间的相关性,并分析其中的内因和外因。
一、社会结构对犯罪率的影响1.经济因素社会结构中的经济状况对犯罪率有着深远的影响。
研究表明,经济发达的地区通常犯罪率较低,而贫困地区犯罪率较高。
这是因为经济发达地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资源,使人们更有动力和机会获得合法收入,减少了犯罪的诱因。
2.教育水平教育水平也是社会结构对犯罪率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
教育提供了人们获得知识、技能和文化的机会,有助于塑造人们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
研究发现,教育水平越高的社会,犯罪率越低。
教育的普及可以提升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平,从而减少犯罪的发生。
3.社会凝聚力社会凝聚力是指社会成员之间的归属感和团结力。
社会凝聚力高的社会往往能够形成社会正义和稳定的道德规范,减少了人们犯罪的倾向。
相反,社会凝聚力差的地区容易出现社会撕裂和犯罪率上升的现象。
二、社会结构与犯罪率变化的内因1.价值观的转变社会结构与犯罪率之间的关系也受到价值观的转变影响。
当社会价值观发生较大改变时,人们对于道德规范和法律约束的认同度可能会下降,从而增加了犯罪的发生。
例如,在某些社会中,个人财富和享乐主义被看作是成功的唯一标准,这可能导致人们采取不法手段获取财富,提高犯罪率。
2.家庭结构的变化随着家庭结构的改变,犯罪率也呈现出不同的趋势。
传统的核心家庭结构逐渐向单亲家庭、寄养家庭等多样化转变,这对于儿童和青少年的成长环境产生了影响。
研究表明,单亲家庭和寄养家庭中的儿童更容易陷入社会问题和犯罪的怀抱。
因此,家庭结构的变化对犯罪率的相关性有着重要的影响。
三、社会结构与犯罪率变化的外因1.媒体对犯罪的渲染在现代社会中,媒体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对犯罪的渲染也更加频繁。
当社会结构中的犯罪信息被广泛传播时,人们的心理感受也会受到影响,从而导致犯罪率的上升。
社会控制理论视域下的农民工犯罪解读与预防介绍:农民工犯罪是指在城乡转移就业过程中,从事非法活动、违反法律法规而引发的犯罪行为。
在中国,农民工犯罪问题牵涉到社会经济、法律制度等多个方面的因素。
本文将从社会控制理论的视角出发,对农民工犯罪进行解读,并提出相应的预防措施。
社会控制理论的概述:社会控制理论是犯罪学中的一种重要理论,试图解释个体为什么不犯罪以及如何预防和减少犯罪行为。
社会控制理论认为,社会对个体的控制是抑制犯罪行为的关键因素,包括内部控制和外部控制。
内部控制是个体因为内心价值观、信仰等而自觉抵制犯罪的力量;外部控制则是指社会对个体的严格法律、道德规范、监管机制等手段对犯罪行为的制约和打击。
农民工犯罪解读:1. 经济因素:农民工由于经济压力和收入不稳定,常常无法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
一些农民工为了谋生或改善生活状况,可能选择从事非法活动,如盗窃、诈骗等。
这属于经济动机驱使下的农民工犯罪现象。
2. 社会因素:农民工作为新兴城市人口群体,常常面临着社会融入的问题。
由于文化、教育背景的差异和种种不利因素,他们可能长期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缺乏社会支持和认同感,这种边缘化现象容易导致农民工的犯罪倾向。
3. 心理因素:一些农民工可能因为受到农村与城市之间文化差异的冲击,心理状态不稳定,缺乏自控能力和适应能力。
他们可能对社会规范、道德价值出现认知偏差,从而更容易选择非法手段获得个人利益。
农民工犯罪的预防措施:1. 教育培训: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竞争力和收入水平,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经济压力大的问题。
同时,加强法律、道德教育,提高农民工对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表达能力。
2. 社会支持:建立健全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更多的福利待遇和社会支持,减少农民工的边缘化现象。
加强组织和社区建设,提高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
3. 治安防控:加强对农民工聚集区的治安巡逻和管控,加强对传销、盗窃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
社会稳定下的犯罪:进城农民工犯罪原因分析与对策建议【摘要】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进城农民工犯罪问题逐渐显现出严重性。
本文针对这一问题展开分析,首先探讨了城市化进程与农民工犯罪的关系,指出经济压力和社会适应困难是犯罪行为的主要原因。
从心理问题和犯罪的关联角度进行了探讨。
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政策对策建议,包括加强社会服务体系、提高农民工的法律意识以及持续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通过这些举措的实施,有望有效降低进城农民工犯罪率,维护社会稳定。
.【关键词】社会稳定、犯罪问题、进城农民工、城市化、经济压力、社会适应、心理问题、政策对策、社会服务体系、法律意识、城乡一体化发展1. 引言1.1 犯罪问题的严重性犯罪问题的严重性是一个严峻的社会现象,不仅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安全,也给个体带来严重的伤害和困扰。
犯罪行为不仅令人感到恐惧和不安,更对社会秩序造成威胁,破坏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犯罪所造成的财产损失、人身伤害以及社会信任的破坏,无疑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犯罪问题的严重性还体现在其对个体的影响。
受害者遭受了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创伤,对于他们来说,犯罪带来的伤害往往无法弥补。
而犯罪者也往往失去了自由和尊严,不仅面临法律制裁,也会遭受到社会的众多谴责和不理解。
犯罪问题的严重性不仅体现在对社会整体的冲击,也包含了对个体权益的侵害。
面对犯罪问题的严重性,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来加以遏制和预防。
只有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合作,才能有效地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安全。
对于社会发展和个体利益的双重影响,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和警惕。
1.2 进城农民工群体的特点一、流动性强。
进城农民工一般来自农村,因工作需要常年在城市外地工作,没有固定的居住地和职业场所,常常会在不同城市之间反复迁徙,流动性较强。
二、教育程度低。
由于进城农民工大多数来自农村,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文化素养不高,缺乏文化知识和法律意识,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而产生犯罪行为。
结构性犯罪:对农民工犯罪的法社会学分析在城市,尤其是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农民工犯罪问题突出。
导致农民工犯罪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个体,而在于我国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即建立在二元户籍身份制度之上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是农民工犯罪的结构性原因。
本文提出结构性犯罪这一概念,并将农民工犯罪纳入此范畴。
一、文献回顾和问题的提出(一)农民工是城市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农民工”,简单地说,就是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
这是一个“身份”加“职业”的称谓,即,他们的身份是农民或农业户口,而他们的职业却是产业工人,常年工作和居住的地方是城市(或城镇)。
这一群体数量庞大,据国家统计局的监测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内地农民工数量达2.42亿。
[1]另据统计,截至2009年,我国城镇户籍人口为6.2亿。
[2]由此可见,农民工与城镇人口的比例约为1∶3,即,在居住在城镇的四个居民中至少有一个是外来的农民工。
这些数据表明,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中一个客观存在且不容忽视的社会群体。
(二)农民工犯罪已成为一大城市问题对城市流动人口(主体是农民工)犯罪的诸多调查研究表明,城市犯罪主体中流动人口的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
[3]例如上海的统计资料显示,1984、1988、1990、1992、1993、1995、1998年上海的刑事犯罪中,外来流动人口案犯占刑事作案成员总数的比例分别是10.8%、29.7%、33.3%、43.7%、53.6%、51%和58.0%。
[4]在北京市,流动人口占犯罪总人数的比重,1980年为3.14%,1990年为23.3%,2003年上升为56%,其中外地农民工犯罪人数占外来流动人口犯罪的70%以上。
[5]广州市1995年至1999年,外来人口作案比例均达到73%以上,2000和2001年分别为84%和85%。
[6]在深圳市,1980年外来人员犯罪仅占刑事案件总数的26%,1984年跃升为61.5%,1992年已发展到占90%的高比率,1993年又上升到93.3%,2003年甚至达97%以上。
社会学角度下的犯罪与刑罚犯罪和刑罚是社会中不可避免的现象,犯罪行为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安全,而刑罚则起到了惩罚和警示的作用。
社会学角度下的犯罪与刑罚,涉及到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规范等多方面的因素。
一、社会结构对犯罪与刑罚的影响社会结构是指社会中各个群体、组织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是社会运行的基础。
社会结构对犯罪和刑罚的影响比较明显。
首先,社会结构中的贫富差距直接影响到犯罪的发生率。
研究表明,经济落后的地区和社会中贫困的群体更容易陷入犯罪的泥淖之中。
经济上的困难,不仅导致了犯罪成本的下降,还会对犯罪心态的形成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同时,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之间的经济差距也是刑罚不公的主要原因。
穷人更难获得公正的审判和更轻的刑罚,这些都是社会结构造成的不平等现象。
其次,社会结构对犯罪和刑罚的影响还与社会分工有关。
社会分工指社会中不同群体、组织之间的职能分工及其相互关系。
工作环境和职业关系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心理、行为和生活水平等方面,因此某些职业和行业更容易产生犯罪行为。
例如,金融业、娱乐业、电视广告业等领域常常有不法分子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进行犯罪活动。
而且,某些群体之间的关系和角色分化容易导致犯罪行为的出现,例如家庭内暴力、社会的种族歧视等。
最后,社会结构中的文化和观念、道德价值也直接影响到犯罪与刑罚。
社会的宗教信仰、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会影响到人们的行为模式和行为选择。
例如,某些宗教对犯罪持强烈的反感态度,这也使得信教者更不容易犯罪。
同时,社会对于某些犯罪行为的认同程度和对应严重程度的不同,也会影响到刑罚的方向和力度。
例如,对于某些骗术和非暴力犯罪行为,人们往往认为应该给予较轻的刑罚。
二、社会规范对犯罪与刑罚的影响社会规范是指社会为了实现共同利益和稳定秩序所制定的各种行为准则和规矩,是社会运转的重要基础。
社会规范对犯罪与刑罚的影响也非常显著。
首先,社会规范对犯罪行为的限制和塑造作用比较明显。
特别是法律和法规中规定的各种行为准则,直接规范着社会成员的行为。
犯罪行为的社会学分析犯罪行为是当今社会所面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
犯罪行为不仅会危害到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还会对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直接损害。
因此,犯罪行为的社会学分析变得越来越重要。
本文将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分析犯罪行为的原因、影响以及应对措施。
一、犯罪行为的原因社会学家认为,犯罪行为的出现与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密切相关。
首先,社会结构是犯罪行为发生的直接原因之一。
社会结构指的是社会组织的形式和方式,包括社会制度、社会秩序、社会规范等。
在某些社会结构上,会导致一些人出于利益或者情感需要而选择违法犯罪。
比如在一些社会结构不完善的国家或地区,经济状况并不发达,教育水平较低,缺乏机会平等和法治保障,这就会造成一些人出于贫困、无助、挫折等原因而走上犯罪道路。
其次,社会文化也是犯罪行为的原因之一。
社会文化指的是一种包括思想、信仰、价值观、艺术、语言、习俗等方面的文化体系。
在一些文化背景下,会产生一些持续不断的犯罪行为。
比如,在一些崇尚权力、暴力和财富的文化背景下,犯罪行为往往更加普遍。
还有一种原因是个体因素。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不同的人会受到不同的心理和行为影响。
人们的家庭背景、性格、行为和社会经验等都是影响个体犯罪的因素。
比如一个家庭不和谐、家庭教育不好的孩子很可能会走上犯罪道路。
二、犯罪行为的影响犯罪行为不仅会损害个人利益,更会影响到社会的利益。
比如,犯罪行为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社会风气的恶化,引起人们的恐慌和忧虑。
此外,犯罪还会对受害者造成痛苦和精神伤害,甚至危及受害者的生命安全。
犯罪行为还会影响到国家的公共安全,造成大量的经济和人力资源的浪费。
三、应对措施为了防止和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社会应该出台一系列的应对措施。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加强社会建设。
通过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文化的推广、公民的法制教育等手段,有效地提高全社会的素质,营造健康有序的社会环境,这样才能够更好的遏制犯罪行为的发生。
另外,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也是防范犯罪的必要流程。
结构性犯罪:对农民工犯罪的法社会学分析在城市,尤其是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农民工犯罪问题突出。
导致农民工犯罪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个体,而在于我国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即建立在二元户籍身份制度之上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是农民工犯罪的结构性原因。
本文提出结构性犯罪这一概念,并将农民工犯罪纳入此范畴。
一、文献回顾和问题的提出(一)农民工是城市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农民工”,简单地说,就是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
这是一个“身份”加“职业”的称谓,即,他们的身份是农民或农业户口,而他们的职业却是产业工人,常年工作和居住的地方是城市(或城镇)。
这一群体数量庞大,据国家统计局的监测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内地农民工数量达2.42亿。
[1]另据统计,截至2009年,我国城镇户籍人口为6.2亿。
[2]由此可见,农民工与城镇人口的比例约为1∶3,即,在居住在城镇的四个居民中至少有一个是外来的农民工。
这些数据表明,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中一个客观存在且不容忽视的社会群体。
(二)农民工犯罪已成为一大城市问题对城市流动人口(主体是农民工)犯罪的诸多调查研究表明,城市犯罪主体中流动人口的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
[3]例如上海的统计资料显示,1984、1988、1990、1992、1993、1995、1998年上海的刑事犯罪中,外来流动人口案犯占刑事作案成员总数的比例分别是10.8%、29.7%、33.3%、43.7%、53.6%、51%和58.0%。
[4]在北京市,流动人口占犯罪总人数的比重,1980年为3.14%,1990年为23.3%,2003年上升为56%,其中外地农民工犯罪人数占外来流动人口犯罪的70%以上。
[5]广州市1995年至1999年,外来人口作案比例均达到73%以上,2000和2001年分别为84%和85%。
[6]在深圳市,1980年外来人员犯罪仅占刑事案件总数的26%,1984年跃升为61.5%,1992年已发展到占90%的高比率,1993年又上升到93.3%,2003年甚至达97%以上。
[7]这些数据表明,外来流动人口犯罪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城市问题,而在这些外来人口罪犯中,又多为进城务工的农民。
有些学者归纳出农民工犯罪的主要特点:(1)从犯罪主体特征来看,在年龄上呈低龄化趋势,绝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少年;从性别来看,男性占绝大多数,但女性犯罪上升趋势快;在受教育程度方面,绝大多数是小学、初中文化程度。
(2)从犯罪类型来看,侵财型犯罪比重最大,占60%以上,其中盗窃和抢劫是最常见的两种类型,占农民工侵财型犯罪的比例将近60%。
虽然图财是农民工犯罪的第一动机,但通常犯罪标的额较少,大多只有几百元上千元,少的甚至只有几十元几元钱。
[8](3)从犯罪时间来看,具有明显的季节性,集中在农民工返乡高峰的春节前和农忙前。
(4)从犯罪形式和手段来看,两人以上的共同犯罪、团伙犯罪占多数,犯罪的暴力化程度提高,流窜作案特点突出。
[9](三)农民工犯罪原因不能归结为微观层面的个体或心理因素在农民工犯罪研究中,犯罪原因一直是研究的核心,也是研究的难点。
以往学者们的原因分析偏重于微观主体层面。
就微观层面的分析而言,最有影响力的是相对剥夺(相对丧失)理论。
该理论认为,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消费差距和福利差距使得流入城市的农民产生了强烈的相对丧失感,正是这种相对丧失感促使某些流动人口走上犯罪的道路。
[10]我国学者用此理论来解释流动人口犯罪的原因,他们认为,农民工通常文化水平低,专业技能缺乏,在城市很难找到相对稳定、收入较好的职业,与自己的赚钱预期相比较,与城市市民相比较,收入太低,因此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和强烈的相对剥夺感。
许多学者也提到,导致农民工犯罪主体方面的原因还包括法律观念的淡薄。
还有些学者尝试将宏观和微观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如社会流动理论和角色变迁理论。
社会流动理论认为,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流动是一种以水平流动形式表现出来的垂直流动,这种流动导致社会不平等程度提高,社会不平等程度越高,其成员的相对剥夺感越强,相对剥夺感越强,产生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大。
[11](P213)角色变迁理论则认为,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经历着从职业到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角色转换,有些人由于自身素质问题,在角色转换过程中表现得非常不适应,产生了诸多不良心理体验,如对城市的仇视、过客心态、封闭与拒绝的心理等,从而引发了各种越轨行为甚至犯罪。
[12]相对剥夺(相对丧失)理论是从微观个体心理层面来解释农民工犯罪的。
相对剥夺感、对城市缺乏归属感等这些心理感受确实是导致部分农民工走向犯罪的直接原因,但也仅仅是表层原因,这一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不良的心理体验,即农民工犯罪的深层原因。
此外,有学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批驳了这一理论。
因为相对剥夺感的产生,主要源于参照群体的选择,而农民工虽然有时会与城市市民相比较,但更多时候是以自己的同类——农民(包括外出农民工和家乡的农民)为参照系,因此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大多时候并不强烈,当他们与家乡的农民比较时,他们甚至能有较强的优越感。
[13]有学者用法律知识缺乏、法制意识淡薄来解释农民工犯罪,在笔者看来,更是毫无道理。
因为即使是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的文盲,也会有最起码的是非观念,也知道杀人、抢劫、盗窃是违法的。
虽然社会流动理论和角色变迁理论结合了宏观分析,但笔者认为,这些解释都有问题。
例如社会流动理论预设了农民工的社会流动和社会不平等的必然关系,角色变迁理论则预设了农民工在角色转变过程中必然不适应。
更重要的问题是,农民在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中为什么会产生更大的不平等呢?农民在向农民工转变的过程中为什么会不适应呢?要解释这些,需要从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中去寻找。
经过以上分析可知,将农民工犯罪的原因归结为微观层面的个体或心理方面是不够准确的,只触及表层原因。
要寻求导致农民工犯罪的深层原因只能从宏观社会结构层面着手。
二、导致农民工犯罪的结构性因素引发农民工犯罪的深层次原因是建立在户籍身份制度基础上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1958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将城乡居民明确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户籍。
这种户籍制度实质上是一种身份制度,拥有农业户口的人口,身份是农民,拥有非农业户口的人口,身份是市民。
我国现有的大部分社会制度、社会政策都是以这种户籍身份为基础,社会制度和政策将农民和市民分别对待,赋予两者截然不同的社会地位和待遇。
(一)城市用工制度对农民工的不公导致生存困难按照公平原则,每个有劳动能力的公民都有获得工作和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但是,目前我国农民工来到城市却没有得到公平的就业机会。
在许多城市,政府为了维护本地居民的就业利益,对进城农民工实行了限制性就业政策,很多行业、工种农民工都无法进入,即使他们有能力胜任。
城市允许农民工进入的绝大部分都属于本地居民不愿去做,但又有大量需求的行业和工种,如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装修业、初级加工业、环卫行业等,这些职业的共同特点就是脏、累、苦、险、毒以及报酬少。
此外,当城市就业形势严峻,或者要解决城市下岗工人就业问题的时候,外来农民工往往会被成批成批地清退。
因此,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空间非常狭窄,就业机会很少。
据中国政策研究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异地流动的农民进城后,只有50%左右的人能找到长期较固定的工作,30%的人能找到短期流动性工作,20%的人完全找不到工作。
无法就业的农民工其生存状态是非常悲惨的,有的甚至以乞讨为生。
农民工在城市即使就业,与本地居民相比,其劳动时间长、劳动报酬低,甚至同工不同酬。
其一,劳动时间长。
据笔者在家乡的调查,大多数农民工没有固定的休息日,或者一周休一天假,或者一月休两天,甚至一年只休法定节假日;97.7%的务工者的周工作时间超过了法定劳动时间40小时,平均每天工作时间为10小时左右。
其二,劳动报酬低。
据“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课题组的调查,农民工的月工资收入十几年来基本停留在400~500元的水平上。
如果折合物价上涨等因素,农民工的工资反而呈现下降趋势,而城市居民从1998年以来工资收入翻了近两番。
[14](P112)其三,与本地居民同工不同酬。
这在国家机关、国家事业单位和国企中非常普遍。
农民工在这些单位通常不是正式工,只能是临时工、小时工。
临时工的待遇很低,干同样的活甚至干更多的活,却只能拿到正式工三分之二、甚至三分之一的工资。
(二)农民工的劳动权益经常受到侵犯却无法维权城市中不公平的用工制度使得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异常艰辛,不仅如此,农民工的合法劳动权益还经常受到恶意侵犯。
相比较而言,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中打工的农民工,其合法权益受侵害的情况要少得多,而在私营企业、三资企业、乡镇企业中,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现象很普遍。
侵权事由主要有:用人单位或雇主强行收取押金,扣押身份证或暂住证;拒绝签订劳动合同或在合同上订有有损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条款;随意解除劳动合同或以解雇相威胁;解除劳动合同不支付补偿费;逼迫雇工超时劳动而不按法定标准支付加班费;随意侮辱、打骂雇工;无故或借故拖欠和克扣工资;缺少必要的劳动保护设施与用品;拒绝为受伤农民工支付医疗费,随意解雇因工伤残的农民工等等。
在这些侵权事件中,克扣、拖欠工资是农民工最不能忍受的。
因为绝大多数农民进城打工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赚钱,如果能赚取更多的钱,即便劳动强度再大、劳动时间再长、劳动环境再恶劣,他们都能忍受下来,唯独不能容忍雇主拖欠、克扣工资的行径。
但是这种现象却屡屡发生。
笔者在家乡的调查中发现,务工流动人口尤其是工地上的农民工几乎都有过被雇主克扣工资的经历。
从2003年底以来,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经常成为新闻的大字标题,新华社记者曾在北京、浙江、安徽随机抽样访问了80名农民工,其中竟有72.5%的农民工的工资不同程度地遭到拖欠。
[15]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大多数农民工忍气吞声,委曲求全,敢怒不敢言。
只有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如雇主克扣工资太厉害、拖欠工资致使生存困难,在与雇主交涉无果的情况下,农民工会采取各种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少数会求助于有关部门或通过法律途径,大多数是采取不太合法甚至违法犯罪的手段,如恐吓威胁、偷盗抢劫、绑架伤人甚至杀人等。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不是农民工不懂法,不愿意使用行政或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权益,而是在我国现有社会结构中,缺乏农民工利益表达和维护的途径和手段。
农民有着自己相对严密和稳定的血缘、地缘关系,而城市中的农民工虽然也依靠原有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但非常松散且不稳定,同时,农民工在城市又缺乏像城市职工工会那样的业缘组织,因此农民工虽然人多但势不众,形不成集中的谈判力量,在同雇主的博弈过程中明显处于劣势,缺乏合法抗争的组织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