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新史学

读梁启超《新史学》《新史学》是梁启超先生的一部重要著作，书中提出了许多对中国史学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的观点和理论。

本文将以梁启超的《新史学》为主题，对其主要内容进行概括和分析。

首先，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提出了“复古与提倡新”的观点。

他认为中国的古代历史学已经停滞不前，需要与西方现代史学相结合，借用西方学术的先进理论和研究方法来推动中国的历史学发展。

梁启超主张通过学习西方史学的成果，以现代历史学为基础，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从而创造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史学。

其次，梁启超对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进行了批判和反思。

他认为传统的史家倾向于重视史实的收集和整理，而忽视了对历史事件背后的原因和动机的研究。

梁启超主张历史研究应该注重对历史背后的原因和动机的分析，以及历史背后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因素的探究。

他提出，研究历史应该关注历史事件的发生背景、内在逻辑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及历史事件对未来发展的影响，而不仅仅是对历史事件本身的描述和记录。

此外，梁启超还在《新史学》中提出了“大历史观”的概念。

他认为历史研究应该超越个别事件和时间的限制，而是要通过对历史的梳理和总结，把握历史的大趋势和规律。

梁启超主张，研究历史应该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待，把握历史发展的整体和全局，以及历史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

他主张将历史研究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从而深入理解历史的本质和意义。

总的来说，梁启超的《新史学》是对中国史学传统的一次重要反思和创新。

他提出的“复古与提倡新”的观点，倡导学习西方历史学的成果，以现代历史学为基础，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史学。

他还提出了对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进行批判和反思，主张注重历史事件背后的原因和动机的分析，以及历史背后的各个方面的影响因素的探究。

此外，他还强调了对历史的宏观研究和历史发展的整体把握，提出了“大历史观”的概念。

《新史学》是梁启超思想的一次重要体现，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梁启超的“新史学”1、建立的原因❖《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可读耶？二十四史，两通鉴，九通，五纪事本末，乃至其他别史、杂史等，都计不下数万卷，幼童习焉，白首而不能殚，在昔犹苦之，况于百学待治之今日，学子精力能有几者？中国历史可不读耶？然则此数万卷者，以之覆瓿，以之当薪，举凡数千年来我祖宗活动之迹足征于文献者，认为一无价值，而永屏诸人类文化产物之圈外，非惟吾侪为人子孙者所不忍，抑亦全人类所不许也。

既不可不读，而又不可读，其必有若而人焉，竭其心力以求善读之，然后出其所读者以供人之读。

是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

”可见，梁启超对旧史学非常不满，因此就要建立新史学。

那么不满在哪儿呢？2、对旧史学的批判这一部分给我的印象最深刻，因为确实没有接触过对史学的批判。

我们提到历史、史书，就觉得以前的史书很多，记载的东西也很多。

如果问以前的史学有什么弊病吗？就会觉得，弊病？什么弊病？不知道。

那看到梁启超的文章，他对旧史学就进行了特别犀利的批判，所以我觉得特别新鲜，感触也特别大。

❖“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

”❖“四病二弊三恶果”❖“四弊”指：❖“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也只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可见梁启超心目中的新史学应当是全体国民的历史。

“其大弊在不知朝廷与国家之分别，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

”史学家记载历史，你只记载这个朝廷的历史，记载这一朝代是怎么建立的的，怎么发展的，怎么灭亡的。

你记载的是这个国家的历史吗？是国民的历史吗？是我们整个民族的历史吗？你不记载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却记载帝王的、朝廷的历史！朝廷和国家一样吗？我看过一个电视剧，里面有个人就说了一句话“我可以为国家而死，可是我绝不甘心为政府而死。

”这两个意思应该差不多吧。

“死节之所以可贵者，在死国，非在死君也。

梁启超新史学名词解释
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是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其核心在于批判传统史学的弊端，强调历史研究应以“求真”为首要任务，以“致用”为目的。

首先，梁启超对于传统史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传统史学过于偏重政治史，而忽略了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

他认为，历史研究应涵盖更广泛的主题，包括人民的生活、社会的变迁、文化的传承等方面。

二是传统史学过于追求“致用”，即服务于政治和道德教化，而忽略了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其次，梁启超强调历史研究应以“求真”为首要任务。

他主张通过科学的史料考证和严谨的研究方法，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同时，他也强调历史研究应服务于国家和人民，为现实社会提供借鉴和启示。

最后，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引导了史学研究的转型。

同时，他的思想也激励了后来的学者进一步探索史学研究的新方法和新途径。

总的来说，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是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史学理论。

它不仅对当时的中国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后世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

在当今的史学研究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

梁启超的新史学名词解释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知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学者，他对于中国的历史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他尤其在新史学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对于历史学的方法和理论进行了创新的探索。

本文将通过解释梁启超的新史学名词，来探讨他对于历史研究的独特思考和贡献。

首先，让我们来解释一下梁启超提出的“史实”的概念。

梁启超认为，史学研究的根本就是研究史实。

他将史学看作是对于历史事实的客观记录和研究，而这些历史事实包括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在梁启超看来，史学家应该通过对于历史事实的全面搜集和分析，来还原历史本来的面貌，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相。

他主张通过客观和科学的方法，来寻找史实中的共同点和规律，以期得出有价值的结论和洞见。

其次，梁启超提出了“史书”的概念。

他认为，史书是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史学家对于史实的整理和阐释。

梁启超指出，史书应该准确地记录历史事实，同时还应该增加对于历史事件的解释和评价，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历史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

他主张史书应该具有科学性和思想性的双重特点，既要符合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又要对于历史问题提出有价值的见解和思考。

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梁启超提出的“史学理论”的概念。

梁启超认为，史学理论是对于历史研究方法和原则的总结和概括。

他指出，史学理论应该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创新性。

科学性意味着史学理论应该与历史事实相符合，符合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规律。

系统性意味着史学理论应该能够对于历史研究提供一套完整的思考框架和理论体系。

创新性意味着史学理论应该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能够发现新的历史问题和开展新的研究方法。

此外，梁启超还提出了“史学批评”的概念。

他认为，史学批评是对于史书和史学研究的评价和审视。

梁启超指出，史学批评应该站在批评者的独立立场上，客观地评价史书和史学研究的价值和局限。

史学批评应该具有科学性和批判性的双重特点，既要保持对于史学研究的严谨和客观，又要对于历史问题提出有建设性的批评和建议。

梁启超新史学原文
《新史学》是梁启超撰写的一篇长文，它是资产阶级史学家批判传统史学，试图建立新的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标志。

此篇文章收录于梁启超在1902年前后提倡“新史学”、“史界革命”时期的史学著述四种，即《中国史叙论》、《新史学》、《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国地理大势论》中。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提出了“史界革命”的理念，呼吁以新的视角和方法来看待历史，推动中国史学向近代转型。

他认为，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过于注重政治和军事事件，而忽视了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

因此，他主张应该从多角度、全面地研究历史，以便更好地理解历史的真相。

赏析方面，梁启超的新史学观点具有深远的影响。

他的“史界革命”理念不仅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强调全面、多角度的历史研究方法，对于我们理解和研究历史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同时，他的新史学理论也为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梁启超新史学从政治向学术的过渡黄敏兰 梁启超是中国“新史学”的创始人。

1902年,他发起“史界革命”,推动了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化。

梁启超在历史学的各个方面:史学理论、史学方法论、中外历史编纂、史学史、人物传记等各方面都有开创性的贡献。

他的史学革命思想及其研究成果奠定了中国百“现代史林泰斗”。

①年史学基业。

梁启超被史学界公认为“理论和实践并重的史界巨灵”、一、挑起“史界革命”大旗1902年,梁启超写下了《新史学》一文,公开挑起“史界革命”的大旗,从此而开辟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新天地。

梁启超《新史学》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是宣言书,宣告了具有三千年历史的传统史学的终结。

梁启超的“史界革命”堪称是一项开天辟地的创举。

梁启超的“新史学”前后有明显的变化。

早期的梁启超主要是政治家,其学术活动多以政治为目的,具有强烈的政治性。

此时梁启超对传统史学主要是进行政治批判而缺乏学术分析,对新史学也未做实质性的学术建设。

在《新史学》中,梁启超着重阐述的是政治理论,分析国家与政府的关系、批判君主专制制度和落后的国民性,探讨西方民族强盛及中国落后的原因。

当时梁启超是要以新史学动员民众与专制势力作斗争。

所以他提出“史界革命不起,则国不可救”这样严重的问题。

直到梁启超退出政坛,成为纯粹的学者后,他才全身心地致力于新史学的学术建设,对传统史学的评价也趋于客观。

《新史学》的内容主要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宣扬民主和爱国思想的政治理论,另一部分是主张用新史学这一新学术来教育民众的史学理论。

不过,这两部分是融为一体的,很难截然分开。

例如他论证的“正统”问题,既是指史学上的正统之辨,也指政权的合法性问题。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宣扬民主政治理论,也是他提倡用新史学、新学术来启蒙和教育民众的实践。

所以,“史界革命”既是学术革命,也是政治革命的一部分。

《新史学》主要内容如下:11批判旧史和旧政治。

《新史学》的一多半文字都是用来批判旧史。

除第一节《中国之旧史》外,还有后三节《论《论书法》和《论纪年》。

梁启超的“新史学”是文化史张昭军【提要】　梁启超“新史学”的主干是文化史。

从20世纪初年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到20年代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其间有发展变化,也有矛盾冲突,但总体上是一个逻辑展开的过程。

从文化史角度看,梁启超所构建的“新史学”理论体系,以文明史立根基,以普遍史致广大,以专门史为核心,以文化为历史的决定性力量。

梁启超的文化史研究既体现了中国现代学术建设过程中由博到专、分工趋细的特点,又可看出文明史—广义文化史—狭义文化史—文化史观之间的逻辑关联。

这一逻辑结构对理解和反省当下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有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　梁启超　文化史　普遍史　专门史　文化史观一梁启超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文化大师和史学巨擘。

1929年,他归隐道山,去今虽历八十余载,但他所留下的史学遗产仍有认真梳理的必要。

①本文瞩意于梁启超“新史学”与文化史的关系问题。

这一问题此前已有学者论及。

神谷正男认为,梁启超的史学前后两期在①比如,关于梁启超“新史学”的性质,就有民族主义史学、启蒙史学、科学史学、实证主义史学等诸多称谓。

王晴佳的《台湾史学50年》(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年版)指出,梁启超的新史学在本质上是科学史学。

唐小兵的《全球空间与民族主义者论述:梁启超史学思想》(Global Space and the N ationalist D iscourse of M odernity:The H istorical Thinking of L iang Q ichao,Stanf ord University Press,1996)、汪荣祖的《论梁启超史学的前后期》(收入李喜所主编:《梁启超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等则认为,梁启超的新史学是民族主义史学。

汪荣祖同文指出:“论者辄谓:梁氏之《新史学》具‘启蒙’与‘实证’精神,甚至是在提倡科学的史学,殊与事实相违。

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新史学》是梁启超所撰的一篇长文，它是近代史学家批判传统史学，试图建立新的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标志。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梁启超继上年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之后，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新史学》。

前者着眼于撰写“中国史”的具体构想；后者着眼于从理论上批判“旧史”。

作者自称“新史氏”，倡言“史界革命”，意在创立“新史学”。

这两篇文章，后来分别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和第四册。

《新史学》全文凡6节，其次第是：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

它与《中国史叙论》在节目上多有异同，然其基本思想前后连贯，二文在内容上互相补充，故宜结合起来考察，益可见作者倡导“新史学”的旨趣所在。

梁启超对西学有广泛的涉猎，他在这两篇文章中，运用西方学者的历史哲学（主要是近代进化论思想）和史学方法论，提出并阐述了一些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

关于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

作者在两文中都论到史学的“界说”，而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则是“界说”中居于首要地位的问题。

作者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

”他说的“历史”，按其意，当是历史撰述，亦即史家撰述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

历史撰述是“叙述进化之现象”，这实际上是指出了“新史学”之历史撰述的性质。

以此为前提，作者给历史学确定了一个内涵，就是：“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化无极者也。

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

”质而言之，历史学当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考察和叙述种种进化现象，这就是“新史学”的本质。

作者认为，“历史之真象”即运动规律“如一螺线”。

这里说的“历史”，是指客观历史过程。

他的这个认识，把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朴素进化观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但梁启超之言历史进化和历史真象，并未超出他的老师康有为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渐之说，即局限于庸俗进化论的范围。

关于历史撰述的范围，梁启超说：“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

分析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新史学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建立比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要早十年。

梁启超的史学主要是指资产阶级史学，可以说他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创始人之一, 同时是西方资产阶级历史理论最早的传播者和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奠基人。

纵观梁启超先生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梁先生对史学研究有特别的偏爱，尤其在史学方法论和史料学等方面梁启超先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他的每一部著作中都展现出了对封建史学批判的思想。

在戊戌维新期间他就曾大声疾呼“史界革命”曰:“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

他把史学与救国联结在一起。

这是梁启超先生新史学的一大特点。

一、史学史：梁启超对传统经史学的解构作为一个成长于传统封建士大夫家族的文人，梁启超受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他建立的新史学正是在对封建史学的反思中形成和逐渐完善的。

因为“新”史学就是向传统旧史学的挑战和解构。

后世的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内容，相当重要部分的内容与经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史学理论的正统论、春秋笔法、史例史体等，都与经学有着不可分的关系。

到了近代，特别是20 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的大变动，加之新史学思潮和西方自然科学以及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学科的出现对旧中国的影响，促使他举起史学革命的大旗，把传统经学放在审判的地位上。

可以说，他在努力摧毁经史之学，即对涉及古代史学思想的经学进行全面解剖，是一次对传统经史学的解构。

在梁启超先生1901年到1902年写的两篇文章《中国史绪论》和《新史学》中，他尖锐地指出了传统史学的弊病。

他认为史学根本的弊病是封建政治，并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他对新史学的建构，从而初步构筑起其史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 这些主张成为他日后治史的方针。

随后，1902年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传统史学存在的不足和缺陷进行了系统全面地分析。

指出封建史学最大的缺陷就是服务的对象狭窄，只有君史而忽略了大众史。

他说:“质而言之, 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 总不离贵族性, 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知识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