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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中考语文阅读训练5——儒家类选文阅读下面文字，完成1-3题。
儒家安身立命之道“安身立命”作为一个成语，出自禅宗。
《景德传灯录》有这样的记载：僧问：“学人不据地时如何?”师云：“汝向什么处安身立命?”然而“安身立命”作为一种学理，则出自儒家。
孔子在《论语》中，已谈到“安”。
宰我觉得守丧三年太长了，孔子申斥宰我“不仁”，丧礼之所以规定守丧三年，理由就在于一个“安”字。
“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
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
”（《论语?阳货》）“安”，指的是情感的安顿、精神的安顿。
《论语》也谈到“身”。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身”指的是人的行为践履，把精神安顿与生活实践联系在一起。
关于“立”，孔子的说法是“三十而立”（《论语?为政》），就是确立人生的价值取向。
关于“命”，孔子的说法是“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论语?尧曰》）“命”，指的是君子应有的使命感。
到孟子这里，则形成了儒家关于安身立命之道的比较系统的说法。
孟子把人性善视为安身立命之道的内在依据，而“天道诚”则是他为安身立命之道指出的超越指向。
他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
思诚者，人之道也。
”（《孟子?离娄上》）所谓“思诚”，就是以“天”作为终极的价值目标，扮演好天民的角色，力求进入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
至于进入天人合一精神境界的路径，孟子不可能选择外求的认识路线，只能选择内求的心性修养路线，他称之为“求其放心”。
他指出，人之所以流于不善，并非人的本心所致，而是人不肯下功夫寻回业已失掉的本心。
宋明理学家吸收了中国佛教哲学和道教哲学的理论思维成果，创立了儒学的新形态，他们十分重视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对其做出深刻的阐发，使之在学理上臻于成熟。
他们倡导的“孔颜之乐”、“圣人气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复尽天理”、“发明本心”、“致良知”，都是关于儒家安身立命之道的具体说法。
经过理学家的阐发，儒学不但可以治国，还可以治身和治心。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一、“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是孔子说的，讲得是做人的道理和方法。
全句为：防祸于先而不致于后伤情。
知而慎行，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焉可等闲视之。
君子要远离危险的地方。
这包括两方面：一是防患于未然，预先觉察潜在的危险，并采取防范措施；二是一旦发现自己处于危险境地，要及时离开。
二、《孟子·尽心》中孟子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
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孟子说：“没有一样不是天命（决定），顺从天命，接受的是正常的命运；因此懂天命的人不会站立在危墙下面。
尽力行道而死的，是正常的命运；犯罪受刑而死的，不是正常的命运。
”【注释】①岩墙：就要倾塌的墙。
②桎梏：拘禁犯人的刑具。
彩云国物语第一季21话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横渠四句”简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安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此四句为“横渠四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时曾引用此四句，借以表达自己的情怀和我中华民族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强决心。
横渠四句是北宋张载所作。
张载（1020－1077），北宋哲学家，理学创始人之一（理学支脉“关学”创始人之一）。
字子厚。
凤翔郿县（属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世称横渠先生。
冯友兰：横渠四句张载的四句话，我称之为“横渠四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简明地说出了人的特点，人之所以为人，即“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
这四句中的那四个“为”字的主词，可能是张载本人，也可能是哲学家，也可能是哲学。
无论如何，从一般人的观点看，第一句“为天地立心”很费解。
其实，并不费解。
宋朝有一个无名诗人，在客店的墙上题了两句诗：“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
”这是以孔子为人类的代表。
他应当说：“天若不生人，万古长如夜。
”在一个没有人的世界中，如月球，虽然也有山河大地，但没有人了解，没有人赏识，这就是“长如夜”。
自从人类登上月球，它的山河大地方被了解，被赏识。
意思：为天地确立起生生之心，为百姓指明一条共同遵行的大道，继承孔孟等以往的圣人不传的学问，为天下后世开辟永久太平的基业。
解读：1、 “为天地立心”，就是使生之为人能够秉具博爱济众的仁者之心，和廓然大公的圣人之心。
实则，恻隐之心，就是不忍人之心，也就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仁所由出的起点。
以此马一浮先生总结道：“学者之事，莫要于识仁求仁，好仁恶不仁，能如此，乃是为天地立心。
”2、“为生民立命”，直接来源于孟子的“立命”的思想。
《孟子．尽心上》有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
知其性，则知天矣。
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通过修身致教，最后如果能而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即不管一个人的寿命是长是短，都能保持自己的性体全德，那么这个生命个体就可以说已经安身立命了。
张载所标示的“为生民立命”，实即为“民吾同胞”来“立命”，其立命在于教，“修道之谓教”，此之谓也。
3、“为往圣继绝学”，故“往圣”者，孔子、孟子所代表的先儒也；“绝学”者，孔孟先儒所弘扬之道学也。
对儒学而言，孔子固然是集大成者，而宋的濂、洛、关、闽诸大家，则把儒学拓展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真能阐扬承继孔孟先儒之道统者，惟有宋儒。
4、“为万世开太平”，所表达的是先儒也是宋儒的永恒政治理想。
“开”期待之谓。
“为万世开太平”，实现张载《西铭》描述的文化理想，民胞物与，全体归仁，才能让蔽惑无明的现代人重新回归率性诚明的人类精神家园。
叶采解：“天地以生生为心，圣人参赞化育，使万物各正其性命，此为天地立心也；建明义理，扶植纲常，此为生民立道也；继绝学，谓缵述道统；开太平，谓有王者起，必取法利泽，垂于万世。
”按：宋代理学家认为儒学道统自尧、舜、禹、汤、周文王，至于孔子，至于孟子。
孟子既没，其道不传。
至宋儒兴，才倡明了千载不传之学。
故称“为去圣继绝学”。
为生民立道，《横渠文集·性理拾遗》作“为生民立命”。
补充：楼主如果以此为小说的话，我觉得，挺困难的。
从儒家的“三立”看孔子的人生价值观及其现代意义儒家的“三立”即立德、立言、立功体现了孔子的人生价值观.孔子创立儒学又亲自践行儒道,但却不能在"三立"方面达到完美,或取得完全的成功.儒学是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被后人发扬光大的.我们今人评述孔子,分析他的成功与遗憾,可以从中感受先哲的人格魅力,体味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精髓,对我们今天倡导政治文明和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公民道德教育活动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家“三立”思想，即“立德、立功、立言”，一般认为来源于先秦儒家先驱人物——鲁国大夫叔孙豹的“三不朽”思想。
叔孙豹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阐述了以“立德、立功、立言”为理想人生价值追求的思想。
从传统意义上来看，“立德”指儒家传统道德的养成，“立功”指建立功名，“立言”指著书立说等将自己的言行记录下来。
显然，从道德准则到价值追求再到价值实现途径三个步骤来看，儒家“三立”思想对理想人格的诉求把由个体层面改造主观世界的“立德”扩展到改造客观世界的“立功”、“立言”。
立德为基础，功与言是立德的自然推广和方法论延伸，由此可见，儒家“三立”思想本身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由世界觀扩展到方法论的切实可行的理论体系。
当代弘扬儒家“三立”思想，将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对指导大学生成长成才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精神层面的客观需要日益凸显，在道德领域社会普遍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对大学生道德观念树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学生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其道德需要的多元化与社会道德观念的多元化趋势是基本一致的。
然而当前社会文化的快餐化、媚俗化倾向在高校大学生群体中蔓延，社会存在的浮躁、功利的现实心态，以及道德滑坡现象对大学生群体产生了深刻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学是立德树人、培养人才的地方。
”当下弘扬道德观念，研究高校“立德”教育工作新思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他说的道跟老子的道，有什么不同？《论语·里仁》记载孔子跟学生们的对话：“朝闻道，夕死可矣”。
又对曾子说“吾道一以贯之。
”门人问曾子：“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简单说，忠恕之道就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孔子之“道”的含义并非那么简单通常人们这样解释孔子这句话：早上听说这个道理，晚上死也可以。
显然，这个解释不足以说明孔子所说“道”的重要性，他可以为之而死的“道”，绝非那么简单一笔带过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孔子一生到底听说过多少类似的“道”无法统计，那就是说，孔子已经可以“死”了无数次了。
这种死，死得其所吗？夏明翰临刑前写过一首正气凛然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夏明翰的意思明确无疑：他心怀共产主义坚定信念，工农革命运动正如火如荼，有“试看将来之环球，必是赤旗之世界”的豪迈。
面对即将到来的胜利，死何足惜？所以，他可以笑对未来，视死如归。
相比于一代圣人孔子，难道他真的为了听到一个道理就可以兴奋到可以死去吗？肯定不会。
那么，孔子所说之“道”是什么意思呢？《礼记·中庸》中关于治学是这么说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其中学、问、思、辨四个字，是对学习态度和方法的概括，但学习最终要落实在一个'行'字上，即去做，去实践，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而孔子终其一生为之奋斗的就是“克己复礼”。
在孔子看来，当时的世道已“礼崩乐坏”，不闻世之有道久矣！他所能为之去死的应该就是这个“不闻世之有道久矣”之“道”！因此，孔子所言'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应该理解为：早晨听说世人明白了“道”，并能身体力行，按“忠恕仁义”去做，即使晚上为它而死也值得。
'孔子是“道”与老子之“道”孔子所言“道”，是“忠恕仁义”之道，是人伦之道，这种人伦关系可以用儒家的“三纲五常”来概括，儒家认为三纲、五常是天理的展开，是'天理'在社会规范的产物，是协调社会关系永恒不变的天理妙药，至此，朱熹的'理一分殊'论便成为社会生活秩序的规范了。
［收稿日期］2013-04-20［作者简介］陈荣佳（1965-），男，福建安溪人，中共厦门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室副教授，厦门大学人文学院2010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儒家哲学。
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陈荣佳（中共厦门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室，福建厦门361027）［摘要］儒家的目的是实现天下有道，其政治思路是修己治人。
但是，修己只是治人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治人要有机遇，修己成功并不一定有机会治人。
对于这一内在矛盾，儒家以其安身立命之道加以解决。
儒家认为，存在两种命，一种是外在命运之命，个人意志能力难以控制，治人所需机遇即属于此；一种是内在德性之命，是个人意志的自由领域，修己即属于此。
尽管修己不一定能治人，作为儒者，仍应把修己治人作为自己的事业、命，积极争取治人的机会，遇时积极行道，不遇时仍积极修己，顺命安命。
不管遇与不遇，身心均应安立在修己治人的政治理想上。
［关键词］儒学；安身立命；修己治人；天命；德性［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5684（2013）03-0076-05儒学产生于春秋乱世，其目的在于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实现社会有序合理。
为此，儒家提出了修己治人的政治思路，即通过修养自己的道德，以成就君子乃至圣人人格，再去从事管理国家事务的活动，儒家经典《大学》对此作了很好的概括。
《大学》开头即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1]3后儒一般把这段话称为儒学的“三纲领”和“八条目”，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三纲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八条目”。
从“三纲领”和“八条目”，我们可以看出，儒家的理想政治是德政，即“明明德于天下”，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政治要靠理想人格来保证，即通过格物致知（知善）诚意正心修身（为善）修成理想人格。
这实际上是政治伦理化的思路，有别于近代西方国家的法治化思路。
问题是，修己只是治人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修己成功并不一定意味着有机会治人，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家圣人，几乎都缺少治人机遇。
这样，儒家的这条政治思路，就存在内在矛盾。
儒家所从事的事业，按经济学的说法，机会成本很大：一个人放弃别的学问别的事业（小学问），专心从事儒学儒业，积极修己，学习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问，到头来却不一定有机会治人，从事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活动，甚至可能连养家糊口都难以保证。
怎么鼓励儒者从事这种虽然有利于国家社会但对个人成本很高、风险很大的事业呢？这就是儒家安身立命之道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以殷周天命观和先秦著名儒家孔子、孟76··子、荀子为代表，对此问题加以探讨。
一、儒家关于命的思想自从人类在地球上出现以来，就在从事着改造自然社会和改造自己的活动。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把人力能够达到的领域，称为自由王国；而把人力达不到的领域，称为必然王国。
在儒家哲学中，也很早就有这方面的探讨。
一般地，儒家把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必然王国，称为外在命运之命；而把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王国，称为内在德性之命。
1.殷周时的天命观殷、周时，人们认为，人力无法控制的事情，比如国家兴衰，是由一神秘的力量在控制，这种神秘力量被称为天或帝，儒家经典《尚书》中就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
例如，“汤誓”篇说：“夏氏（即夏桀）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即征）。
”[2]191这是商朝始祖成汤伐夏桀的理由，即宣称自己是秉承“上帝”旨意而不是一己私利而行征伐；而当周武王要征伐商纣王时，搬出的理由也是天命，“泰誓上”篇说：“商罪贯盈，天命诛之。
予弗顺天，厥罪惟钧（不顺从天意行征讨，则与商纣同罪。
）[2]273应该指出的是，虽然殷周同样信奉天命，但殷时，天命主要指制约人事的外在力量，并不具有道德和民心的内涵；到了周，天命既指外在制约力量，也已具有道德和民心的内涵。
周朝创立者鉴于商朝的灭亡，很大程度上在于商纣王失德、失民心，而不是实力不够，因而对于天命有了新的认识。
如“蔡仲之命”篇讲：“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民心无常，惟惠之怀。
”[2]453；再如,“泰誓中”篇也说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2]2772.孔子对于命的看法（1）外在天命之命孔子认为，凡是人自身无法掌握的，如个人的生死寿夭、吉凶祸福、富贵贫贱、智愚美丑，乃至国家的兴亡盛衰，等等，都是由天命主宰的。
比如，德行高洁的学生颜渊死了，孔子认为是天要他的命：“颜渊死。
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3]128;另一德行很好的学生冉伯牛得了重病眼看活不成了，孔子认为也是命，并哀叹这样的好人竟会得这样的重病：“伯牛有疾，子问（探问）之，自墉（窗户）执其手，曰：‘亡之（活不成了），命矣夫！其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3]65不仅如此，孔子认为，道之行废，也是天命决定的，人力难以改变：“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鲁国权臣）其如命何?’”[3]177（2）内在德性之命德、性是关于道德、人性的范畴，为什么也叫命呢？因为儒家认为，德性作为人的精神生命，如同贫富寿夭、智愚美丑一样，也来自于天之所命，只不过前者人力可以有所作为，后者人类只能随顺而已。
比如，当孔子遇到困境有生命危险时，他认为，既然上天赋予他“德”这种禀赋，那么，像宋国司马桓魋这样的人是无法加害于他的：“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3]82孔子也认为，上天赋予人们的本性是相近的，主要是由于后天习染的不同才造成人之间的差别：“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3]204不过，总的来说，孔子对人性问题谈得不多，正如他的学生子贡说的：“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3]52这有待于孟子的发展。
3.孟子对于命的看法（1）命是“莫之致而至者”孟子简明扼要地定义了天、命，认为天、命是不为而为、不请自来的外在力量：“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4]171因此，类似天命这种东西，人力难以控制。
比如，从道德和能力上讲，孔子、益、伊尹、周公都应当有天下，然而他们实际上却都没有得到天下，直接原因是他们没有得到“天子之荐”或“天之所废”的机遇，但从根本上说，还是一个“命”的问题，即没有天子之命：“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继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4]171孟子认为，王位相传也是天命，不是人力：“万章（孟子学生）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
’‘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
’‘天与之者，谆谆然命（反复叮咛告诫）之乎？’‘否。
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4]168-169不仅有否天子之命，甚至个人理想能否实现，也受天命制约。
孟子曾希望见到鲁平公和齐王，以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实施其仁政的政治理想，但始终未能如愿。
对此，孟子的解释是：“行，或使之（人的行动有一种外在力量在驱使）；止，或尼之（停止行动也有一种外在力量在驱使）。
行止，非人所能也。
吾之不遇鲁侯，天也。
”[4]39；“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不相融洽）故去（离开），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4]80-81往见鲁侯和齐王，成功与否，取决于天命，主体的意向(所欲)总是难以控制，真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2）命“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77··孟子对于儒家命学的贡献，不仅在于定义了命，还在于发展了孔子关于德性之命的思想。
孟子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即嗅）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
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4]263在孟子看来，色声味嗅这些人类的感官需要，固然也是人之天性，但这些需求能否得到满足，则受到外在力量即命的限制，所以君子不把这些全然归结为人性的问题，因此不去强求；至于仁义礼智以及天道能否得到遵行，虽然也存在着命的限制，即遇与不遇的客观限制，但这是君子可以大力修养道德的领域，因此对这种限制，君子不把它归结成命的问题，而是看成“性”的问题，即可以尽人力的领域，因此尽力为之。
什么是仁义礼智呢？它们是外在的道德强制还是人类内在的德性呢？孟子说：“今人乍见孺子（小孩）将入（跌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
———恻隐之心，仁之端（萌芽、端倪）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之有是四端者，犹其有四体也。
”[4]59；“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授）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不曾思考罢了）。
”[4]200可见，这些道德规范，不是外在道德强制，是有内在根据的，是人的内在本性，即德性之命。
4.荀子对于命的看法（1）“节遇”之命荀子认为，命是一种偶然的境遇，在“正名”篇中，他说：“节遇谓之命。
”[5]367把命解释为偶然的境遇，比起天命，少了神秘性，多了客观性，但也是人力控制不了的。
在“非十二子”篇中，他进一步发挥了这种思想：“士君子之所能不能为：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己；能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
故君子耻不修（修德），不耻见（被）污（污蔑）；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
是以不诱于誉（不被荣誉所诱），不恐于诽（诽谤），率（遵循）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不为外物所动摇），夫是之谓诚（名副其实）君子。
”[5]73能为，是主观努力能做到的；不能为，是主观努力做不到、受境遇影响的。
作为君子，只能在能为的方面下功夫，而不能在不能为的方面计较。
（2）可制之天命在荀子那里，“命”除了指现实的境遇外，还指可制之天命:“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5]278仰慕天、顺从天而思考、赞颂它，哪里比得上把天当做物来畜养、掌握天的运行规律而加以利用呢？荀子对命的这一界定，使命不再是不可捉摸的神秘力量，而是可以被人认识和所用。
从这里看出，在荀子眼中，人的自由不是仅仅限于道德的领域。
二、儒家对于命的态度如上所述，儒家认为有两种命，即外在命运之命以及内在德性之命。
那么，对于命的态度，也就有两种，即对两种命各应采取什么态度。
一般说来，儒家认为，对于外在天命，应以正确的态度追求，得与不得，遇与不遇，应随顺它、乐于接受它；对于内在德性之命，人力大有可为，就应该努力践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