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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儒学的发展宋代儒学的发展一、从晚唐到宋代1、从晚唐到宋代，儒学经历了深刻的变革，既保守古典的儒家思想，又融入新的思想观念和流派，形成了新的思想体系，尤其在儒家本体论、正念论、哲学与禅宗、礼学与伦理学、道家论与佛家论、农学与藏学等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
2、从学术角度看，晚唐至宋代期间，儒家学者积极开展整理历代经学及其他学术研究，推进了大量经学相关的研究，编写和汇编各类宋代经典，推动儒家学术与思想发展。
二、重要代表人物1、当时活跃的儒家学者有江淹、程颢、王安石、曾巩、陆九渊、张溥、陆羽、司马光、韩愈、王贞白、孙思邈、林逋、穆桂英、朱熹等。
2、他们重新整理、系统概括整理各类儒家思想，研究传统中国文化和重大理论问题，推动儒学发展。
同时，也赋予儒学新的活力，促进了原始儒家思想与现代思想的深层融合。
三、儒学思想形成1、自宋代以来，宋代儒学融入了道家、法家、法相宗、佛教等思想，糅合形成了具有显著特征的儒学思想体系。
2、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总括儒学的《四书》：《大学》、《中庸》、《论语》、《礼记》，这四部儒家经典被称作“四书”，被大家视为儒家最基本的学说，其中的思想被宋人深深的所吸收。
四、宋代学术界思想碰撞1、宋代学术界出现了学术碰撞的局面，南宋学者穆桂英提出了以“定宗”系统论为核心的归本主义理论，他的理论以“统一仁政”为宗旨，以“明断仁义”为标准进行道德与法令的研究，否定儒家内部的本体论观点。
2、宋人的另一位大学者黄庭坚，以儒家多元化思想批判归本主义，认为“三宗”各有其所长，应当取长补短，并以和谐为本，追求多元思想融合。
五、代表作品1、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就是被称作儒家新经典的《重训礼记》，它是程颢和陆九渊编撰的礼学思想文集，汇集了无数儒家重要思想，奠定了宋代儒家新思想的基础。
2、《礼论》、《春秋左氏传》等也是宋代儒学的重要著作，这些著作增强了对《诗经》《易经》的重视，以及对道家经典的理解，如《论语》、《孟子》等，体现了宋代儒学在思想上的求索。
《齐民要术》哲学思想的时代价值研究《齐民要术》是中国古代农书的代表作之一，它是由北宋崔鲁编撰而成，后经明朝陆玑修订，成书于北宋太宗乾德年间。
《齐民要术》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知识，是中国古代农学的重要著作之一。
除了传统的农业生产知识外，《齐民要术》还融合了许多哲学思想，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价值观念和世界观，具有广泛的时代价值。
本文将就《齐民要术》中的哲学思想及其时代价值展开研究。
一、儒家思想的体现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哲学思想之一，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齐民要术》中融入了大量的儒家思想，体现在对家庭伦理、社会秩序、国家治理等方面的论述上。
在《齐民要术》中对农业家庭的规范与伦理十分重视，提倡孝道、慈爱等传统儒家价值观念，强调农民应该以家为本，守望相助，和睦相处。
这与儒家提倡的“家国合一”、“有为者立，无为者废”的理念是一致的。
《齐民要术》中还提及了社会秩序的重要性，认为社会的稳定与安宁是农业生产的基础。
这些哲学思想的体现，展现了儒家文化对《齐民要术》的深远影响，并使得它具有了丰富的时代价值。
二、道家思想的影响道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另一种重要的哲学思想，其核心理念是“道”、“无为”、“自然”等。
《齐民要术》在农业生产的实践中，也体现了一些道家思想的影响。
在对农事的论述中，强调了顺乎自然、顺应气候、依循时令的原则，提倡农事上的无为而治。
书中还反复强调了“天地自然，始成万物”，主张尊重自然规律，避免过度干预和破坏自然生态平衡。
这些观念与道家强调“无为而治”、“顺乎自然”等思想相一致，显示了《齐民要术》对道家思想的借鉴与继承。
这种观念对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体现了其时代价值。
四、时代价值的总结通过对《齐民要术》中的哲学思想及其时代价值的探究，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这部古代农书不仅仅是对农业生产技术的总结，更是一部凝聚了中华古代哲学思想的百科全书。
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社会秩序，道家思想的“顺乎自然”、“无为而治”，农家思想的务实精神等，融入了《齐民要术》的方方面面。
中国古代的世界观在中国古代，世界观是人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总体认识和理解。
中国古代的世界观主要由玄学、儒学、道家、佛学等多种思想构成。
这些思想不仅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文化、艺术、哲学等方面，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探讨中国古代的世界观。
自然学观中国古代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和理解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宇宙论，二是自然科学。
在宇宙论方面，中国古代人们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阴阳二气构成的，通生通灭。
在《易经》中，阴阳两气被视为宇宙的基本概念，阴阳交替、相互转化是天地万物的根本规律。
道家认为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自然界的万物互相依存、互为因果，宇宙是一个“无量无边”的有机整体，在宇宙中万物不断变化、永无终止。
而佛家则认为万物皆生皆灭，生灭循环不已，宇宙万物的常态是矛盾的，而真理则在矛盾之中。
在自然科学方面，中国古代人们的医学、农学和天文学都有着卓越的成就。
如《黄帝内经》系统阐述了中国古代医学理论；《诗经》、《礼记》、《农政全书》等包含了中国古代的农学知识。
中国的天文学也有很长的历史。
早在西汉时期，就有专门的天文学家编写天文表，推算出了一系列日、月、星等的运行规律，如古代“三纪曆法”、“太初曆”等。
哲学观在中国古代的哲学中，儒学和道家是两种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体系。
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注重人的修养和思想引导，崇尚仁义道德。
而道家则讲究自然，强调顺应自然，忽略人的道德修养，主张放下执念，追求内心的平静与自在。
在佛教传入中国后，佛学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学通过对人生的苦与乐、生死轮回等方面的思考，提供了超越儒道思想的思考角度。
佛学强调人生的无常和空寂，引导人们追求真理和慈悲之心。
佛学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文化和社会，也影响了日本、韩国等国家的文化和哲学。
伦理观在中国古代的伦理观中，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公德被强调。
在儒家思想中，仁爱是最高的道德准则。
孔子经常强调“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反对打击报复和过分的争斗。
农耕文明与儒家文化农耕文明与儒家文化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农耕文明是中国古代社会形成的基础，而儒家文化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和相互影响，共同为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思想观念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农耕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里程碑，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
农耕文明的形成主要是在农业生产经济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以中国为例，早在新石器时代末期，中国舞阳遗址出土的粟、黍、豆等农作物种子和农具，就表明中国农耕文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约8000多年前。
农耕文明的出现，不仅使人们从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逐渐转变为农业生产的方式，也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农耕文明为社会的分工和生产关系提供了契机，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相对于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农耕文明使人们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其他工作和兴趣爱好。
农耕文明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也影响了其思想观念和文化传承。
儒家文化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以儒家思想和经典为基础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
儒家思想以儒家经典《论语》、《大学》、《中庸》为代表，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仁、义、礼等核心价值观念。
儒家文化主张以人为本，注重人的修养和道德品质的培养。
儒家文化强调社会秩序和稳定，强调家庭、社区和国家的和谐关系，倡导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等传统观念。
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具有极高的影响力，对中国人民的行为规范、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农耕文明与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紧密相关，相互影响。
农耕文明为儒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农耕经济的发展使社会呈现出稳定的农业生产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有利于人们从事文化和道德修养。
农耕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使人们增加了对生活本质的认识，强调尊重大自然、劳动、顺应天命等观念，这与儒家思想的道德理想相契合，为儒家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儒家文化从农耕文明中吸取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资源，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风貌。
中国农学史
中国农学史是一门研究中国农业历史发展的学科，其中包括了中国古代农业的起源、发展历程、农业技术、农业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中国农学史可以分为多个时期，其中包括：先秦时期的农学、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农学、隋唐宋元时期的农学和明清时期的农学。
在不同的时期，中国农学的发展特点和成就也有所不同。
在先秦时期，中国农业开始逐步发展，出现了铁犁牛耕等技术，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农学著作，如《诗经》、《夏小正》等。
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农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农业技术不断进步，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农学家，如贾思勰、王祯等。
在隋唐宋元时期，中国农学的发展达到了巅峰，农业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推广，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农学著作，如《齐民要术》、《农桑辑要》等。
在明清时期，中国农学的发展逐渐走向了衰落，但是农业技术仍然在不断进步，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农学家，如何钅尊、徐光启等。
总之，中国农学史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农业的发展历程，也体现了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
氾胜之像 中国传统文化-农学之农书悠久的农业历史积累了丰富的农学和农业技术知识理论。
从很早起，我国就出现了不少农学的专著，反映了我们的祖先在向大自然进军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成果。
传到现在的最早的农学论文和农书，距今至少有两千多年。
两千多年来，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的古农书，包括现存和已经散失的，总数共有三百七十六种。
这三百多种农书，大体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综合性农书，一般以作物栽培、园艺、畜牧和蚕桑作为基本内容，而又以大田生产为主。
另一类是所谓专业农书，包括关于天时、耕作的专著，各种专谱，蚕桑专书，兽医书籍，野菜专著，治蝗书等。
下面介绍几部在我国农学史上、甚至在世界农学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的农书。
※《氾胜之书》《氾胜之书》的作者氾胜之生年、卒年、籍贯，都已没有可信的史料供作参证。
我们仅仅能从《汉书·艺文志》的“本注”，知道他“成帝时为议郎”，即在公元前32年至公元前7年在朝廷担任过“技术顾问”之类的官。
此外，唐代颜师古为《汉书》作注时，引有刘向《别录》中“使教田三辅；好田者师之。
徙为御史”这么几句。
据记载，《氾胜之书》原为十八篇两卷，现存材料则只有三千五百多字。
是从《齐民要术》等一些古书中辑集而成。
这三千多字包含耕作的总原则，十二种作物的栽培，有着从选种、播种、栽培、收获至储种止的各个细节。
还有一些带神秘迷信色彩的“卜种”、“藏谷”方法。
此外有两项极特别的内容，是“治种”(处理种子)和“区(音o ū)种”(窝种)。
对耕作原理提出了一条基本法则：“趣(赶)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
”“趣时”，是赶上雨前雨后最合适的耕地时间。
“和土”，是耕、锄、摩平、消灭土块，保持松软细密。
“务粪泽”，则是极力保持土壤的肥沃与水分。
这三件事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精耕细作中，尽最大可能让土壤接受足够的降水，同时减低自然蒸发，用这些措施来“保墒”，而不多依靠灌溉。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怎样以人类自己的努力，适应时令、气候与土壤条件，争取较好收成的灵活方法。
儒学与中国传统农学儒学对于农学发展的阻碍，源于儒家思想对于士人务农的鄙视。
这里的务农不仅包括直接参与农业生产，同时也包括与农业有关的学习、研究和著述。
最典型的就是孔子鄙樊须的故事。
"樊迟请学稼。
子曰：'吾不如老农'。
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视务农为小人之事，并非孔子所独有，孟子也有同样的看法。
儒家对于从事农业生产的鄙视，又源于儒家的社会分工思想。
孔子在斥樊迟为小人之后，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情。
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矣，焉用稼。
"认为只要统治者讲究礼、义、信，统治好老百姓，就不用自己直接去从事农业生产。
儒家的社会分工思想，最典型的表述见于孟子对于许行的批评。
许行号称是神农学说的门徒，主张自食其力，"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餮而治。
"而孟子则认为社会有分工，百工之间可以互通有无，相互为用，同时又主张社会分工不同，从事不同职业的人有高低贵贱之分。
孟子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农业者，食人之事；务农者，劳力之人。
因此，务农之人自然也就是小人。
何谓"小人"?何谓"君子"?孔子还有自己的一套评判标准，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农之为事，重在地利，理当属于小人之事。
因此，自樊须之后，中国知识分子都不愿轻易地谈论有关农业的问题，更不愿意躬亲农耕，或从事与农业有关的研究和著述，以远小人之嫌。
以致于在整个中国古代出现了一种"农者不学，学者不农"的现象。
这就极大地影响了农学的发展，明代马一龙在谈到他著《农说》的宗旨时说："农者不知道，知道者又不屑明农，故天下昧昧不务此业。
"而一些从事农业研究和著述的人则往往有一种"作贼心虚"的感觉。
贾思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他在提到《齐民要术》的写作宗旨时，说"鄙意晓家童，未敢闻之有识，故丁宁周至，言提其耳，每事指斥，不尚浮辞。
览者无或嗤焉。
"这虽然可以看作是贾思勰的谦虚之词，但自谦中流露出了自卑的心态。
这种因自卑而怕人耻笑的心态，在后世一些农学家身上也得到了反映。
如，唐韩鄂在《四时纂要》"序"中说到，该书"虽惭老农老圃，但冀传子传孙。
仍希好事英贤，庶几不罪于此。
"又如，有的农书直接用"鄙"字来命名，而农书的作者则不敢留下真名实姓，如无名氏的《鄙记》和借托明代刘基所编著的《多能鄙事》。
这多少有点自嘲的意味。
农书以外的一些著述中，也流露出同样的情绪。
如许多地方志在记载各地农作物时都非常简略，何以如此，以宋嘉泰《吴兴志》为例，访该书在记录了10个水稻品种名称之后，接着说："询之农人，粳名不止此数种，往往其名鄙俚，不足载。
"当然，这也可能并不是中国特色，而是人类的一种通病，如法国著名的遗传育种学家法布尔(J.H.Fabre)就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历史赞美尸骨累累的战场，却不屑于谈论人们赖以生存的农田；历史知道皇帝私生子的姓名，却不能告诉我们小麦是从那儿来的，这就是人的愚蠢之处。
"但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儒家思想对于这种愚蠢是负有责任的。
有趣的是，"多能鄙事"一词竟出自孔子之口，《论语》载："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
'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这实际上反映了一些农学家在自卑的同时，力求心理平衡的一种努力。
这种努力，后世称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
他们不仅借假圣人之口，而且还尽量附庸风雅，倾注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以区别于一般务农的"小人"。
因此，深知务农为小人之事的贾思勰在作农书时不得不"采捃经传"，以抬高自己的身价。
元代的王祯《农书》亦是如此，明阎闳《新刻东鲁王氏农书》序曰："是书据六经，该群史，旁兼诸子百家，以及殊方异俗咸著，亦用心矣。
"经传的影响不仅闪烁农书的字里行间，甚至在书名上受其影响。
《齐民要术》或许正是受到了"经传"的影响，"齐民"即治理人民之意，也就是"序"中所说的"安民"，贾思勰总结了历史上统治人民经验，认为"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
"而富而后教的倡导者最早便孔子，此外，孔子还提出了"齐民"的思想，《论语·》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政，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礼记·缁衣》亦言："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
"贾思勰将农书命名为"齐民要术"或许正是从此而出。
清代包世臣在其所著的一书中，也借用了"齐民"一词，称为《齐民四术》，他的意义很明确，即治理百姓的四种法术，具体说来就是农、礼、刑、兵四种统治百姓的法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农以养之，礼以教之，不率教则有刑，刑之大则为兵。
"书中虽然记载了一些农业生产技术，但并不是为农而谈农，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治平之枢在郡县，而郡县之治首农桑。
"所以写作"农政"的目的就在于治平。
农只是一种手段，政才是目的。
这是做为农学家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寻求心理平衡的一种选择。
也是做为政治家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种追求。
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就是名符其实的农学与政治相结合的产物。
尽管书中的内容几乎囊括了古代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但书中却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这就是徐光启的治国治民思想，所以尽管书的内容包罗万象，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农政措施，二是农业技术。
前者是全书的纲，而后者则是实现纲领的具体措施。
于是《农政全书》与先前的一些大型的农书相比，给人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它增加了许多屯垦、水利和荒政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尤以荒政的篇幅最多，占六十卷中的十八卷。
这是前所未有的。
何以如此?除了当时社会存在某种危机以外，传统观念的影响是其主要原因，因为在徐光启的心目中，农业只不过是一种"齐民"之术。
有些农书虽然在书名上看不出任何为政治服务的倾向，如清代刘应棠的《梭山农谱》，但书中的字里行间却充满着各种政治主张。
如果说刘应棠的《梭山农谱》还属于借题发挥的话，杨双山的《知本提纲》则完全是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信条来演说其道理，因此，农业生产技术只在其中占有很小的部分，后来作者又把这本书有关修身、齐家的部分提纲挈领地缩写成《修齐直指》一书。
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影响之深，他不仅影响了一般人对于农业生产的看法，也影响了古代农学家著书立说，他们一方面著作农书，一方面又耻作"农家者流"，而以治国、平天下相标榜。
有些农学家深知自己人微言轻，无以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于是便希望通过一些有识之士来推而广之，以达到作为社会良心的目的。
例如，陈甫在《农书》序中说："自念人微言轻，虽能为可信可用，而不能使人必信必用也。
惟藉仁人君子，能取信于人者，以利天下之心为心，庶能推而广之，以行于此时而利后世，少裨吾圣君贤相财成之道，辅相之宜，以左右斯民。
"而书中"动不动就以'先王'、'先圣'来教训人，完全是儒门理学家'圣贤'的一副面孔。
"可见即使是象农学家陈甫这样隐士，也不能摆脱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以天下为己任，而并没有为农业而研究农业，而是为了政治的需要而研究农业，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农业毕竟是"小人之事"，而只有将其与大人之事联系起来才显得有意义。
更多的农学家则是通过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来掩饰自己，以求得内心的平衡。
因此，所有的农书一开始就总是连篇累牍地引用过去典籍中有关农业的典故，借以强调农业生产的重要性。
寻找理论上和历史上的根据，为自己因写作农书而产生的自卑心理开脱。
这就使得古代一些农学家处在一种十分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从内心里觉得农业生产是非常重要的，而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写作农书是一件不大光彩的事。
比如，陈甫一方面深知农桑为"孔门所不学"，另一方面，又摆出一幅儒门理学家"圣贤"的面孔，以"先王"、"先圣"来教训别人，指责："士大夫每以耕桑之事为细民之业，孔门所不学，多忽焉而不复知，或知焉而不复论，或论焉而不复实。
"这就使得他的指责多少显得有点苍白无力。
然而，无论他们是如何看待别人，至少他们超越了自己，也正是有了这种超越，他们才成了农学家。
这也正是他们的可贵之处。
但是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真正能超越自己成为农学家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
虽然说非仕即农是古代士人的最佳选择，但很多士人从事农业生产，甚至从事农业研究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出于无奈。
明末清初学者陆世仪就是一个例子。
他本是程朱理学的继承人，明代灭亡以后，他家居讲学，著作多种，其中《思辨录》为其代表作，书中"修齐篇"的一部分讲述了区田种法，亦算是有所发明，其中尤以对农业中的三才理论阐述最为值得称道。
但陆世仪并非一开始就立志于从事农业研究的。
他在书中写道："自甲申、乙酉以来，教授不行，养生之道几废。
乙酉冬季，学为贾，而此心与贾终不习。
因念古人隐居，多躬耕自给。
予素孱弱，又城居，不习田事，不能亲执耒耜，但此中之理不可不略一究心。
虞九江兄向有水四在西郭，已躬耕有年矣，为予略说其概。
予有薄田二十亩，在二十三，佃甚贫，不能俱种。
予乃出工本买牛具，自往督而佐之。
一则古人省耕、省敛之方；一则稍欲涉猎其事，以验农田水利之学也。
"可见陆世仪涉猎农业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
其实历史上何止陆世仪一人这样，其他农学家也都莫不如此，真正以农为职业的除了靠了侍耕为命的农民以外，就没有第二人把自己一生从事农业研究，因此，严格说来，中国古代并没有农学家，而所谓的"农学家"，不过是一些写作过某种农书的官吏，隐士和一些居家讲学的教书先生，而即便是这样的人在历史上也是为数不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