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后埃及过渡政府的外交决策分析

“阿拉伯之春”后埃及过渡政府的外交决策分析“阿拉伯之春”后埃及过渡政府的外交决策分析阿语系寇金锁 10090037关键词：埃及、过渡政府、外交决策毫无疑问，“阿拉伯之春”几乎对整个阿拉伯国家都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其中，对埃及的影响尤为显著。

在穆巴拉克政权倒台之后，埃及建立了过渡政府，修改宪法，确定议会，当然也在外交政策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调整，加强自身外交的独立性。

一方面努力重塑在阿拉伯世界的大国地位，另一方面也看重与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为自身的发展开辟道路。

埃及过渡政府对外交决策的调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以色列的态度由原来的“倾斜”转向“不满”，并积极与伊朗改善关系从对待巴以问题埃及的立场上和对巴以和谈所做出的贡献可以看出来，穆巴拉克政府时期的埃及与以色列建立了密切的外交关系，这种密切的外交关系，使得以色列一再的“随心所欲”。

但是过度时期的政府由于埃及的社会状况，已不能再像穆巴拉克政府一样的对以色列倾斜，尤其是发生了以色列武装直升机突袭南部靠近埃及边境地区的武装工作人员导致5名边防部队士兵和警察丧生事件之后，埃及国内发生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导致两国关系紧张；埃及过渡政府又提高了对以色列出口的天然气价格，这无疑都对以色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以此同时，埃及的过渡政府表示埃及在中东的最大敌人是以色列而非伊朗，并表示已经准备好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

这无疑又进一步恶化了埃以关系。

2.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深化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期待扩大对华的经贸合作作为历史上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第一个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在埃及发生革命建立过渡政府之后，中国就表示将致力于与埃及新政府构建外交关系。

中方认为，建立过渡政府是埃方为恢复社会稳定、保持经济发展所采取的重要举措。

并且相信这有利于实现埃及的稳定与发展并愿意为埃及过渡政府当前困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埃及过渡政府的领导人阿拉比表示，埃及不会忘记中国对其所提供的帮助，赞赏了中国对埃及局势变化后所持的态度，并期望与中方在经济、高科技等领域有进一步的合作和发展。

西方国家对埃及的“和平演变”：阿拉伯之春下的埃及战略资源丰富的北非和中东地区一直是美国和欧洲国家渗透的重点。

2010年12月，“阿拉伯之春”颜色革命浪潮席卷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世界的老大哥埃及也没能幸免。

2011年1月25日，埃及开罗、亚历山大等地上百万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

半月后，在埃及执政30年的总统穆巴拉克下台。

事实上，不少中东问题和国际问题研究者对于“阿拉伯之春”的产生是感到非常意外的——他们一致认为，宗教氛围浓厚的中东北非地区应当能抵挡此类渗透，甚至出现了“伊斯兰例外主义”这种观点。

原因之一是中东北非各国的政治生态；二是民间力量分裂严重：部落、教派争斗严重。

但老话说得好，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二战后欧美国家用军事化手段攫取战略利益的手段越来越成熟。

作为“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苏伊士运河控制者的埃及自然是西方国家觊觎的对象。

▲英国人不可能让苏伊士运河脱离自己的控制，不然会削弱对印度的统治力。

1919-1922年，埃及独立运动领袖、华夫脱党创始人柴鲁尔领导埃及独立运动，最终迫使英国于1922年2月28日承认埃及独立，埃及获得名义上的政治独立，但英国的军事存在一直延续至 1936 年。

▲1923年柴鲁尔获释，同年华夫脱党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获胜，出任总理。

1956 年，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此举直接引发英国和法国的武力干涉，两国试图继续对埃及保持控制。

▲纳赛尔主政埃及12年（1958-1970）。

幼年时耳闻目睹英国人残暴的殖民统治，早早萌生了反英排外思想。

美国、欧洲、以色列甚至是中东部分海湾国家都不希望埃及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地区强国。

原因很简单，埃及本身历史悠久，实力在阿拉伯国家中处于佼佼者地位，独立自主的埃及势必会妨碍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干预。

对以色列来说，强大的埃及可能会整合团结阿拉伯世界，最终迫使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国。

而沙特等海湾国家则希望埃及彻底伊斯兰化（伊斯兰≠阿拉伯）。

二战之前，最直接的干预手段就是军事手段，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凿以后，彼时的资本主义强国英国以“控制和保卫苏伊士运河”为目标不断向整个伊斯兰世界纵深扩张，埃及首当其冲。

阿拉伯学者谈对“阿拉伯之春”的看法一、各方对“阿拉伯之春”发展至今产生的社会效益普遍表示失望与不满，但认为要将运动进行到底。

1、总部设在科威特的“海湾研究中心”主任阿卜杜勒?阿齐兹?本奥斯曼在2013年1月14日《中东网》网页上发表题为《“阿拉伯之春”第三年，从乐观走向失落》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阿拉伯之春”的经验在于它成功推翻了世袭独裁统治，并实现了通过票箱赢得选举的“民主”制度。

但是以这种方式上台的新当权者却采取了比其前任更为暴烈的独裁，其具体行为是通过对前任变本加厉的讨伐与惩治，来树立新政权的权威。

判断一场革命的成败可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标准：从历史角度衡量要看它是否产生新理念和新原则，如法国大革命使“自由、平等、博爱”等引领时代进步与发展的观念深入人心，其影响力延续至今；从现实角度看它是否有利于促进政治变革、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阿拉伯之春”以狂飙突进开始，以地区国家经济衰落、社会分裂告终，既没有建立现代民主制度，也没有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更没有向青年人提供其所企盼的就业机会，这势必使“希望的春天”转化为“沮丧的冬天”。

2、受西方自由派思想影响较深的突尼斯裔美国学者、《半岛网》专栏作家苏海尔?格努西在《阿拉伯革命两周年，经验与教训》中写道，“阿拉伯之春”已持续两年多时间，它虽然推翻了多个国家持续数十年的强权统治，但在该运动经过初期势如破竹的风潮后却逐渐走向迷茫，广大民众对现状极度失望，原以为革命后政治、经济会出现改观，生活水平有望得到提升。

然而，在为其付出高昂代价后，一切如故，甚至今不如昔，一些人开始怀念前朝政权的统治时光。

突尼斯形势并不乐观，政客们疯狂争权夺利，导致国家陷入混乱，国家重建的过渡期被迫延长。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背景的新总统穆尔西醉心于扩大总统权限，导致国内政局持续动荡，反对派质疑他可能成为又一个穆巴拉克。

叙利亚政府军与反对派之间正进行着你死我活的厮杀，叙已坠入内战和民族分裂的泥潭不能自拔。

（九十五）阿拉伯之春的根源与未来2011 年6月，埃及左翼学者、第三世界论坛理事长、替代道路世界论坛主席萨米尔•阿明委托本刊发表其最新写作的文章《2011年：阿拉伯之春？》，认为穆巴拉克政权放弃了独立工业化努力，取消了社会平等和和谐的政策，支持反动的政治伊斯兰而全面引进新自由主义，使埃及沦为发达国家的边缘地区，从而导致埃及民众特别是青年重新政治化、左派激进化和民主中产阶级愤怒，最终使埃及陷入政治动荡。

阿明同时认为，美国将通过支持反动的宗教力量来阻击埃及的真正民主化。

作者同时指出，未来三大洲都可能继续出现动荡，而这和中心国家的衰落正好相遇，第三世界国家应争取更民主的未来。

文章内容如下：2011年伊始，阿拉伯世界接二连三地发生暴动。

这场“阿拉伯之春”会带来阿拉伯世界的第二次觉醒吗？还是如我在《第三世界的觉醒》一书中所提的第一次觉醒一样，这些反抗也将止步不前、归于失败？如果前一种假设成立，阿拉伯世界的进步必将载入全球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的光辉篇章；如果失败，阿拉伯世界则会继续徘徊在被主宰的边缘地带，无法成为重组世界的积极力量。

把这一地区泛称为“阿拉伯世界”而无视各国客观条件的差异是非常不合适的。

所以，我以下的思考主要针对埃及——不可否认，它一直都在该地区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埃及是资本主义边缘地带中第一个试图“崛起”的国家。

早在日本和中国之前，19世纪初，穆罕默德•阿里（Mohammed Ali）就制定并实施了一项旨在振兴埃及及其马什里克（Mashreq）近邻的改革计划。

这项伟大的实践持续了三分之二个世纪，直到19世纪70年代伊斯梅尔总督（Khédive Ismail）执政后半期才停滞不前。

分析失败原因，当时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势力英国的残暴入侵不能不提：1840年入侵两次，70年代控制财权，1882年军事占领。

英国锲而不舍地要把一个现代化的埃及扼杀在摇篮中。

崛起中的埃及被打败，又在被统治的边缘地带徘徊了近40年（1880—1920）。

浅谈阿拉伯之春运动一事件概述阿拉伯之春”（The Arab Spring），又称“阿拉伯的觉醒”、“阿拉伯起义”，是指自2010年底在北非和西亚的阿拉伯国家和其它地区的一些国家发生的一系列以“民主”和“经济”等为主题的反政府运动，这些运动多采取公开示威游行和网络串连的方式，其影响之深、范围之广、爆发之突然、来势之迅猛吸引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从2011年初开始至今尚未完全结束。

这场运动以北非国家突尼斯的本·阿里政权被民众抗议推翻为肇始。

其导火索是：2010年12月17日，26岁年轻人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因经济不景气而无法找到工作，在家庭经济负担的重压下，无奈做起小贩，期间遭受城管的粗暴对待，抗议自焚，不治身亡。

该事件引起了突尼斯人民的广大同情，同时也激起了人民长期以来由失业率高涨、物价上涨以及政府腐败而藏的怒火，致使当地居民与突尼斯国民卫队发生冲突，随后冲突蔓延到全国多处，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社会骚乱，并造成多人伤亡。

在愈演愈烈的冲突中，2011年1月14日，本·阿里不得不宣布解散政府，并飞往沙特阿拉伯进行政治避难。

在此之后，受其影响，埃及总统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下台，利比亚最高领导人卡扎菲被俘身亡，也门总统萨利赫也被迫下台，结束了他在也门长达33年之久的“萨利赫时代”，到目前为止，叙利亚的内部问题依旧严重，处于内战的边缘。

而其他阿拉伯国家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爆发了一定规模的示威游行，最终以多国政府的让步而逐渐平息。

而在此次事件中，阿拉伯君主制国家暂时得以幸免，但也存在很多危机。

二原因分析时至今日，阿拉伯世界所爆发的这一系列大动荡、大变革，是其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其社会和历史必然性。

内部因素是其根本原因，其中包括：专制的政治体制，侵犯人权、贪污腐败、经济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生活贫困、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等。

具体而言便是——在政治上，领导人长期执政，高度集权、不思改革，政治与经济分配不够透明等；在经济上，全球经济和经融危机加剧了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困难，导致物价上涨失业增加，生活水平下降等，这些成为阿拉伯世界革命的刺激因素，也是人民不满情绪的本质来源；在社会和文化因素上，近几十年来所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和高等教育的普及产生了一批受过教育且不满足于现状的青年人。

埃及的民主化与政权更迭埃及位于非洲东北部，是中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

长期以来，埃及一直被视为非洲的文明摇篮，也是阿拉伯世界的重要中心。

然而，埃及在过去数十年中经历了多次政权更迭与民主化的尝试，这对于该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1952年革命与军事政权回顾历史，埃及的政权更迭始于1952年的埃及革命。

该革命由一群军事将领领导，推翻了当时的君主制度，建立了共和国。

然而，军方接管政权后并未将权力交还给民主机构，埃及开始进入了军事政权的时代。

在哈米德·阿卜杜勒·纳赛尔将军的领导下，埃及政府实行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政策，包括土地改革和国有化。

尽管这些政策带来了某些变革，但也对经济造成了一定的负担。

二、安瓦尔·萨达特与中东和平纳赛尔去世后，安瓦尔·萨达特接任埃及总统。

他推动了一系列的政治与经济改革，试图实现埃及的民主化进程。

1978年，埃及与以色列签署了历史性的《埃及和平条约》，结束了两国之间长达三个多十年的敌对状态。

这被视为中东和平进程的重要里程碑，也为埃及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

然而，萨达特的政权并未真正实现多党制与广泛民主改革，政治权力仍然集中在埃及共产党和军方手中。

三、2011年革命与民主化努力2011年，埃及发生了一场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运动，人们要求政府改革与民主化。

此次运动最终推翻了长期以来的胡斯尼·穆巴拉克政权，埃及也迎来了新的篇章。

然而，民主进程并非一帆风顺。

尽管在穆巴拉克下台后举行的选举中，民党党派自由与正义党的穆罕默德·穆尔西当选为总统，但他的执政并未能满足人民的期望。

其间，埃及政治局势动荡不安，许多示威与抗议活动并未取得预期的结果。

四、阿卜杜尔·菲塔赫·阿尔·西西与军事政权再度上台2013年，埃及再次经历了政权更迭。

这一次，军方将领阿卜杜尔·菲塔赫·阿尔·西西推翻了穆尔西政权，掌控了政权。

试论埃及在“阿拉伯之春”中的代表性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国频部 100102摘要：从2010年年底至今，一场百年罕见的巨大政治动荡袭卷大中东地区（北非和西亚）众多阿拉伯国家，被称为“阿拉伯之春”。

这场运动的主要诉求大多关乎经济和民主问题，活动方式多以采取示威游行和网络串连为主。

而在其中，埃及，作为阿拉伯世界和中东北非地区举足轻重的大国，深陷“阿拉伯之春”动荡之中。

从爆发内因、行动方式和发展走向等各方面，成为这场由经济民生问题导致的政治剧变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例。

关键词：“阿拉伯之春”埃及中产阶级新媒体伊斯兰主义自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率先爆发民主运动之后，一向被视为阿拉伯世界“领头羊”的埃及，就于2011年1月25日拉开了反对总统穆巴拉克长期统治的序幕。

仅仅十几天，在位40年之久的穆巴拉克即被推翻。

这场席卷埃及的民主运动kefaya（阿拉伯语：“够了”）行动，很大程度上被视作“阿拉伯之春”的起源，极具典型意义，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一、埃及在中东北非地区及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地位历史上，埃及是全球四大文明古国之首，拥有近7000年的历史。

地理上，埃及处于亚非交界的特殊位置，扼守地中海进入北海的战略要冲——苏伊士运河，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战略优势。

而从宗教和文化的角度来说，作为最大的阿拉伯国家之一，以温和逊尼派为主的埃及，更是在宗教和文化上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核心。

此外，在经济方面，埃及虽然不是opec成员国，但拥有相当规模的工业体系和发达的农业，其旅游业也在全球也首屈一指。

它在国际原油市场上的重要地位，并不亚于伊朗和沙特。

而政治方面，埃及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起者和“中东独立浪潮”的推动者，也是最早建立世俗和现代化于一体的国家。

它既是前三次中东战争的领导者，却也是最早在美国的斡旋下与以色列和解的阿拉伯国家。

正是因其与西方国家的微妙关系，虽然使其一定程度上在阿拉伯世界遭受非议，但它在中东及阿拉伯世界中的重要地位却越发得到了凸显。

阿拉伯之春与朝鲜的中东外交【摘要】阿拉伯之春和朝鲜的中东外交是当前国际关系中备受关注的话题。

阿拉伯之春的产生和发展对中东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导致政治动荡和社会变革。

朝鲜与中东地区的外交关系也备受瞩目，其外交策略和军事支持在区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本文将分析阿拉伯之春对中东地区的影响，探讨朝鲜在中东地区的外交策略，阿拉伯之春对朝鲜外交的影响，朝鲜与中东国家的合作及利益关系，以及朝鲜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支持和合作。

最终，结论将深入探讨阿拉伯之春与朝鲜的中东外交的互动及影响，展望未来中东地区与朝鲜的外交关系，总结影响和趋势。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当今国际政治中的重要议题。

【关键词】阿拉伯之春、朝鲜、中东外交、影响、外交策略、合作、利益关系、军事支持、互动、展望、结论总结1. 引言1.1 阿拉伯之春的产生阿拉伯之春是指2010年底至2012年初发生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一系列政治变革和社会运动，主要包括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国家。

这一运动的爆发主要受到民众对独裁统治、腐败现象和社会不公的不满所引发的。

阿拉伯之春的产生可以追溯到突尼斯的一起自焚事件，导致了突尼斯总统本阿里的下台。

之后，这场政治变革迅速蔓延到其他中东国家，引发了一系列抗议活动和示威游行。

民众要求政治改革、民主制度、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等诉求，最终导致了多国政权的垮台和政治格局的重塑。

阿拉伯之春的产生不仅改变了中东地区的政治格局，也给整个世界带来了深远影响。

这场运动彰显了民众的力量和决心，激励了其他国家的民众积极参与政治和社会变革。

也引发了一系列的深刻问题和挑战，如政治动荡、社会不稳定、恐怖主义威胁等。

不仅仅是一个地区性事件，更是一个时代的转折点，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

1.2 朝鲜与中东地区的外交关系在政治方面，朝鲜和中东地区国家之间一直保持着友好合作关系。

朝鲜曾多次向中东地区提供援助和支持，包括经济援助、技术支持等。

双方还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合作，共同维护国际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国际论坛》2021年第3期国际政治* 感谢《国际论坛》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专家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衰朽与动荡：“阿拉伯之春”十周年反思*田文林【内容提要】 “阿拉伯之春”十年来，阿拉伯国家总体处境呈现出悲剧性演变的趋势。

一方面，民主转型导致政治衰朽。

中东剧变前，中东国家原来的威权政体尚能维持政局稳定、提供公共产品，但民主转型导致相关国家中央政府权威弱化，最终不得不实行“再集权化”，更多国家则面临“回不到过去，看不到未来”的困难处境。

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每况愈下。

经济停滞和民生困难原本是导致中东剧变的主要原因，但“阿拉伯之春”并未使相关国家的经济结构、经济增速、失业率等重要指标根本好转，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家经济甚至倒退三四十年。

这种悲剧性结果是内外两方面原因共同造成的。

从内因看，阿拉伯国家在中东剧变后向民主化方向转型犯了方向性错误，中东国家治理问题的主要症结是统治者“忘记初心”，但抗议者却将问题归咎于集权政体本身，由此导致灾难性结果。

从外因看，西方大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出现政局动荡的阿拉伯国进行“选择性干预”，由此导致中东国家日趋偏离正轨，更加依附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

长远看，中东国家当务之急是解决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富分化等问题。

【关键词】 “阿拉伯之春”；中东剧变；民主转型；西方干预【作者简介】 田文林，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

（北京 邮编：100872）【DOI 】10.13549/11-3959/d.2021.03.001【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8-1755（2021）03-0003-15《国际论坛》2021年第3期2021年是中东剧变十周年。

当年西方媒体将这场剧变称为“阿拉伯之春”“阿拉伯觉醒”，并将其与1848年革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1989年苏东剧变相提并论。

然而，整整过去十年，阿拉伯世界非但没有发生革命性变革，相关国家反而陷入前所未有的政治动荡与经济萧条。

阿拉伯之春以来埃及与欧盟的经贸关系研究作者：雷康玲来源：《公关世界》2021年第08期摘要：埃及和欧盟的经贸关系是埃及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埃欧的经贸关系始于欧共体成立时期，阿拉伯之春后，受埃及局势的影响，埃欧的经贸关系在曲折中发展。

埃欧经贸发展的基础在于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

双方经贸关系的内容包括欧盟对埃及的经济援助、投资和进出口贸易，主要特征是从国家利益出发处理双方关系及双方合作程度加深。

同时埃欧经贸关系也存在制约因素：双方的隔阂、埃及欧盟贸易环境的制约。

埃欧经贸关系总体发展水平有限，但依然有着很大的发展潜力。

关键词：阿拉伯之春埃及欧盟经贸关系一、阿拉伯之春以来埃及与欧盟经贸发展的基础（一）政治基础1.欧盟发挥在埃及作用：发挥在埃及的影响力是提升欧盟在中东影响力的重要一环。

阿拉伯之春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密集访问埃及，支持埃及的经济恢复，促进民主转型。

欧盟提出将通过支持欧洲投资银行向埃及提供4.88亿欧元贷款，支持埃及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埃及的投资。

2.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的相互支持：埃欧在巴以冲突等国际事务中存在共同利益。

从萨达特时代以来，埃及针对巴以冲突问题立场愈发缓和，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领导人与欧盟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互访更加频繁，双方政治互信度提高。

欧盟在外交政策的目标上寻求埃及对加沙局势的支持，因此埃欧之间加强在反恐方面的合作。

（二）经济基础1.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潮流：受埃欧地缘政治的影响，埃欧的区域经济不断发展。

表现在2011年欧盟与埃及签订了自由贸易協定，该协议强调要建立自由贸易区，成立区域贸易集团。

从埃及国内的经济需求看，“阿拉伯之春”后埃及局势动荡，经济呈下滑趋势，政府在积极寻求外援和投资，与欧盟谈“减债、经济援助及贸易刺激计划”。

2.欧盟对埃及投资的需要：从投资方面看，欧盟长期是埃及外国投资的主要来源国之一，埃及也是欧盟推行“地中海投资计划”的重要合作国家。

阿拉伯之春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重启对埃及投资，埃及薄弱的国家机器及系列失败的社会经济政策为欧盟投资提供了机会。

革命之后，埃及仍在寻找解答及的经济改革使一批寡头崛起，操纵了国家经济。

造成宗教复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对现实的失望，面对经济的失衡、社会的不公、道德的沉沦、消费主义的泛滥、工作生活的艰难，许多人感到在世俗社会中找不到出路。

我到达开罗时，恰在埃及议会大选前夕，解放广场上连续几天爆发了激烈的示威活动。

示威者主要是自由派，他们公开的诉求是要求临时执政的军方委员会立刻下台，把权力交给文官政府。

这个诉求有点令人费解，因为交权应是大选后的事，现在即使搞出一个文官政府，也不是民主选举产生的。

了解情况后才知道，在这个公开诉求背后有更为实际的目的。

由于民调显示伊斯兰派的政党将在议会选举中获胜，自由派只能得到很少席位，而自由派是2011年初埃及阿拉伯之春运动的主要力量，他们付出鲜血推动了革命，但现在眼看革命果实要落入别人的口袋，他们想阻止大选。

大选结果不出所料，伊斯兰派的政党大获全胜，两大伊斯兰党在议会中共得约73%的席位，而在示威中积极奋战的一个自由派政党“继续革命”则只得到1.4%的席位。

为什么伊斯兰派的政党能够“摘取”阿拉伯之春的果实呢？答案要追溯到引发阿拉伯之春的三个深层原因：经济发展失衡、文化价值困惑、外交政策不公正。

不公正的私有化带来什么失业是引发阿拉伯之春的一大原因。

埃及的失业率很高，但它的经济增长并不缓慢，尤其是2006年至2008年，连续三年GDP年增长率都达到7%，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在受到世界金融危机重创的2009年仍能保持5%的增长率。

埃及的经济增长应归功于它自199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埃及曾有相当大的非市场经济成分，譬如国有企业很多、不少商品价格受政府干涉等等。

1990年代初，由美国资助的智库“埃及经济研究中心”（ECES）成立，推动了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这些改革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也带来了潜藏的社会问题。

引起最多社会问题的一项改革是国企私有化。

从实际后果来看，其问题一是增加了失业，私有化后的国企为了利润最大化，减员增效，大量裁员。

“阿拉伯之春”对后发国家政治发展的影响与启示[摘要]后发国家在致力于深化经济改革的同时，如何在现有基础上推进政治发展，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阿拉伯之春”是阿拉伯国家长期积聚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集中爆发，广大后发国家同样面临着许多困扰自身政治发展的难题，急需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

在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阿拉伯之春”的原因为切入点，深入分析其启示并结合后发国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为后发国家的政治发展提出一些改进的建议。

[关键词]阿拉伯之春；后发国家；政治发展2010年底，北非小国突尼斯爆发了激烈的自下而上的社会政治运动，仅用了29天就使独裁统治了这个国家23年的本·阿里不得不结束自己的统治，流亡沙特。

短短数月之内，这场运动迅速蔓延至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基本要求是推动全方位改革，其深远影响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时至今日其影响尚未完全结束。

对于众多后发国家来说，在民主化运动愈演愈烈的形势下，认真吸取“阿拉伯之春”的教训与启示，并从中获得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对于自身的改革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阿拉伯之春”发生的原因“阿拉伯之春”始于隆冬时节。

2010年12月17日，负责集市的女城管在突尼斯的西迪布宰德小城没收了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推车，原因是他无照经营。

女城管按惯例行事，但这位年轻商贩所缺少的，也许不仅仅是一张执照，而是和某位显要人物的“关系”，或者缺少行贿所必需的金钱。

他向上提出申诉，却被驳回。

大概是屈辱、无助交集之下，他采取了绝望之举，在当地行政大楼前公开自焚。

随后的几小时、几天之内，人们就自发举行声援集会，武装力量杀害了一些集会人士，而他们又成为了后续示威活动上被追悼的烈士。

半岛电视台播放了手机拍摄的自焚及之后示威游行的录像，成为“阿拉伯之春”推动情绪、动员情绪的最重要媒介手段。

抗议浪潮迅速地蔓延到首都突尼斯市，扩散到邻国。

抗议活动不仅获得地域上的延伸，其社会组成结构也不断扩展，很快就涵盖了社会各阶层。

“阿拉伯之春”中北非诸国国内治理危机的共性与差异-国际政治论文-政治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从2010 年12 月至今，席卷北非、中东主要阿拉伯国家的动荡依然没有完全平息。

这场运动的导火索是在突尼斯这个北非小国发生的一起再平常不过的警察与小贩之间的冲突。

然而，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在北非和中东地区快速传递。

仅以北非为例，短短几个月时间，埃及和突尼斯政权倒台，利比亚陷入内战，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宣布重大改革举措。

如今，除摩洛哥外，上述各国依然没有彻底摆脱阿拉伯之春运动造成的政局动荡。

学界对于阿拉伯之春的研究主要致力于探讨这场社会运动出现的原因、今后的走势，对中国乃至国际体系的影响。

①本研究将超越基于的分析，尝试从北非地区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切入，透过这场运动揭示出的北非诸国国内治理危机的共性与差异，探讨民族国家运行的基本规律。

本研究涉及的四个北非国家，即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都是在20 世纪50年代非洲反浪潮中建立的新兴民族国家，其中埃及国内民族构成比较单一，最接近经典的民族国家范式，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由于历史形成的地区差异或民族多元，可以被视作多民族国家。

这些年轻的民族国家为什么仅仅几十年时间就陷入生存危机呢?自欧洲17 世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确立民族国家( Nation State)②作为现代国家的基本框架以来，民族国家的建构无一例外在两个层面上展开: 国家建构( State building) ，即确立保证国家运行的各项制度、政策，国民建构( Nation building) ，即建立超越民族、宗教、语言多元的统一国民身份认同。

王建娥以欧洲国家经验为例阐述了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国家建构和民族建构的主要内容。

于春洋在分析国家建构和民族建构的内容基础上重点论述了两者之间的共生互动关系。

本研究正是在上述理论框架下，剖析北非诸国在国家建构和国民建构方面的具体过程，揭示导致民族国家生存危机的动力机制。

埃及外交政策分析王京烈2012-8-20 15:52:29 来源：《西亚非洲》(京)2006年4期作者简介：王京烈，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中东研究室主任（北京100007）。

内容提要：阿拉伯世界、非洲大陆和伊斯兰世界是埃及外交活动能够发挥重大作用的三个重要舞台，即构成所谓的“三个圈子”，也是埃及容易获取支持和协调行动的同盟军与重要外交资源。

“三个圈子”的排列是相对变化的，体现埃及外交政策发展、变化和调整的轨迹，阿拉伯世界是埃及外交的中心舞台。

埃及总统在外交决策上有“主导权”，同时也听取近臣和幕僚的意见。

埃及成功地利用其外交资源，使外交力得到延伸，扩大了自身在地区事务和世界舞台上的影响，为本国社会经济发展赢得了可观的经济利益。

关键词：埃及外交战略政策圈子埃及外交战略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在其成立以来的半个世纪中，作为地区大国，其外交政策历来保持一致性和延续性。

不论在公开对外宣示中，还是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埃及外交战略或总体外交政策一直以“三个圈子”(three circles)为基础。

关于“三个圈子”的外交思想和理论，最早是由埃及已故总统纳赛尔在其著作《革命哲学》一书中提出的。

纳赛尔认为埃及既是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国家，也是非洲大陆有影响的国家，同时也是伊斯兰世界的重要国家。

“我们看世界地图的时候不能漠视我们在这个地图上所占的空间，以及这个空间赋予我们的任务。

”①基于这一理念，埃及的外交重点应该在上述“三个圈子”——即：阿拉伯世界、非洲大陆、伊斯兰世界中。

这种考虑是从埃及的实力地位、地缘政治环境、民族与宗教、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等多种因素出发的。

这是埃及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3个主要舞台，也是埃及容易获取支持和协调行动的同盟军与重要外交资源。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埃及在外交政策的公开宣示中，一贯明确阐述“三个圈子”对埃及都同样重要，即埃及不会轻视或忽视上述三个方面任何一方对埃及的重要意义，以及埃及对“三个圈子”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认为任何势力对上述三个方面的打击和破坏都会危及埃及的国家利益，因此埃及不允许任何势力对“三个圈子”进行打击和破坏，埃及将为上述三个方面的安全和利益进行坚决的斗争。

埃及政局的稳定与变革近年来，埃及政局一直处于动荡之中。

经历了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以及2013年的政变，埃及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动乱。

本文将围绕埃及政局的稳定与变革展开讨论，探究背后的原因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一、埃及政局的动荡：阿拉伯之春与政变2011年，埃及爆发了阿拉伯之春运动，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要求政治改革和经济公正。

作为这场运动的中心地带，埃及政权在民众的压力下发生了巨大变革。

穆巴拉克总统被迫辞职，这一事件被视为阿拉伯之春成功的标志之一。

然而，阿拉伯之春带来的政治变革并没有为埃及带来长期的稳定。

2013年，穆尔西总统因为他的独裁倾向和经济政策的失败受到了广泛的反对。

在广泛的抗议示威之后，军方将穆尔西废黜，推翻了伊斯兰主义政权。

此次政变再次动摇了埃及的政治稳定。

二、埃及政局的原因分析1.政治腐败和失望：埃及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政治腐败问题，贪污现象严重。

这使得广大民众对政府产生了失望和不信任，埃及政权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

2.社会经济压力：埃及的经济问题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

高失业率、物价上涨以及贫富差距加大等问题使得埃及社会经济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这些社会经济问题是埃及政局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3.宗教与政治的纠缠：埃及的政治体系长期以来受到伊斯兰教派别的影响，宗教与政治的纠结使得政府治理难度增大。

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崛起和宗教纠纷的频发也进一步加剧了政局的动荡。

三、未来的发展趋势鉴于埃及政局的不稳定，未来的发展趋势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然而，有几个方面可以预见到。

首先，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紧密关联。

只有政府能够提供稳定的治理环境和改善经济状况，才能真正实现埃及政局的稳定。

其次，埃及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进程仍然面临许多挑战。

政府需要制定更加包容的政策，兼顾各方利益，以实现国内政局的稳定。

第三，国际社会的参与与支持对于埃及政局的变革至关重要。

国际合作与援助能够帮助埃及实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问题的改善，进而促进政局的稳定与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