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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分权与公共品供给的理论综述摘要：财政分权自产生以来就一直是世界各国财政体制改革中重要实践问题，也是各国理论界所关注的前沿理论问题。
财政分权理论以主流的公共品供给理论为基础，财政分权与公共品供给之间密不可分，国内外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财政分权与公共品供给问题。
本文通过借鉴已有的文献以及前人所作综述的基础上，结合最新理论成果，围绕财政分权与公共品供给、公共服务对近期的国内外研究文献作一个梳理和简要评述。
关键词：财政分权，公共品供给，理论综述财政分权（fiscal decentralization）是从分权衍生而来的。
哈耶克（hayek，1945）最早提出分权的思想。
财政分权是指，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和支出责任范围，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决定其预算支出规模和结构。
财政分权的核心是，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财政自主权。
本文围绕财政分权与公共品供给，基于公共服务均等化，对近期的国内外研究文献作一个梳理和简要评述。
一、西方财政分权与公共品供给的理论综述财政分权理论的研究是以蒂布特（tiebout）在其1956年发表的经典论文《地方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为起点的，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first generation fiscal federalism，fgff），主要围绕着地方政府职能和公共物品供给；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second generation fiscal federalism，sgff），将讨论的重心从公共物品供给转向了地方政府行为模式上。
1、第一代财政分权与公共品供给理论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也被称作传统财政分权理论，或是第一代财政联邦主义，以蒂布特、马斯格雷夫和奥茨等为代表。
因其三人在这一理论领域的先驱性贡献，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也被称为tom 模型。
该理论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研究政府职能如何在不同级次政府之间进行合理配置以及相应的财政工具分配问题。
其核心观点是，如果将资源配置的权力本身更多地向地方政府倾斜，那么，通过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能够迫使政府官员的财政决策更好地反映纳税者的偏好，从而强化对政府行为的预算约束，相当程度上改变中央政府在财政决策中存在的不倾听地方公民意见的状态。
引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近３０年的高速增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中国奇迹的研究兴趣，他们从各个视角、建立各种理论试图诠释中国持续多年的高增长奇迹。
在种种因素中，中国特有的制度安排成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关注的一个重点。
而在中国所特有的制度安排中，中国特色的财政分权改革成为了经济学研究关注的焦点之一。
那么，中国的财政分权究竟在什么地方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分权改革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呢？这种中国财政分权改革的异质性又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地方政府行为产生了什么样的重要影响呢？它又是通过什么渠道或机制实现或施加这些影响力的呢？本文从财政分权之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财政分权与我国的经济增长、地方政府间关系以及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等四个方面试图将我国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增长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框架内，从而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的制度动力做出合理的解释。
此项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０３ＢＪＬ０２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７０４７３０３６）资助。
此项研究也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南京大学经济转型和发展研究中心”子课题“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张璟沈坤荣内容提要本文将我国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增长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框架内，试图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的制度动力做出合理的解释。
本文认为，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在实现中央和地方政府经济分权的同时，保留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
这种独特的财政分权制度事实上导致了我国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加剧，造成了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变化，形成了地方政府“为ＧＤＰ增长而竞争”的竞争态势。
这种竞争态势是构成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之一，但同时也通过对我国地方政府的行为和目标取向的影响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关键词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经济增长张璟，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２１００９３沈坤荣，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２１００９３一、我国财政分权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财政分权是指通过法律等规范化的形式，划分中央政府（或者联邦政府）和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以下的地方各级政府的征税权和支出权，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赋予中央政府（或者联邦政府）以下的地方各级政府相应的预算管理权限。
基于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一、引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2014年发布的研究报告《全球财政政策和收入不平等》显示，收入不平等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所增加。
该报告指出，政府通过利用财政政策，可以在减少收入、财富和机会的不平等中发挥显著作用。
我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收入不平等问题也日益严重，居民收入分配城乡分化、地区分化和行业分化的演变趋势日渐明显。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在20世纪80年代维持在左右，其后不断上升，2003年为，2008年更是达到最高，在这之后略有下降，2014年的基尼系数为。
居民收入基尼系数长期高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不仅反映出我国存在严重的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而且意味着政府必须将收入不平等与收入分配不公作为重大战略问题来抓。
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收入是民生之源，要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努力缩小收入差距，使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广大人民群众普遍感受到实惠。
高培勇(2010)认为，解决收入不公问题的关键在于建构调节机制和渠道，形成“劫富济贫”的现代财政体制。
传统分权理论认为，地方政府不应当从事收入再分配活动。
第二代分权理论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则发现，财政分权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作用机制影响收入不平等。
因此，本文将选择财政分权组合指标，对中国式财政分权水平进行测度。
另外，本文将采用三种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对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进行多维度分析，并构建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实证检验财政分权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以期为我国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及收入公平分配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二、文献综述传统财政分权理论即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认[2]为，地方政府不应该从事收入再分配活动。
财政分权理论及其发展述评关键词：财政分权；信息成本；政府规模；区域财政分权是指，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和支出责任范围，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决定其预算支出规模和结构。
财政分权的核心是，地方政府有一定的自主权。
通常采用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支出、省级政府预算收入中平均留成比例、子级政府支出与中央政府支出之比、预算收入的边际分成率、自治权指标和支出一收入指标、垂直不平衡度等指标来衡量财政分权的程度。
由于不同的国家在进行财政分权时，可能面临的经济环境、体制、民主发达程度等方面不同，财政分权的表现形式也会呈现差异。
许多学者根据财政分权的不同表现形式进行了分类。
刘云龙把财政分工（或分权）方式划分为立宪性一致同意型财政分工方式和行政性一致同意型财政分工方式。
前者的基本特征为：在事权划分上，体现经济性、功能性、地方政府优先性；在财政分工的确认上，体现了立宪性、民主性、老百姓说了算。
后者的基本特征是：财政行为的策略性；财政活动的非规范性；财政分工的行政性。
[1]钱颖一按地方政府拥有权力的大小把分权化划分为三种类型：不伴随权力下放的行政代理、权力分散化的联邦制和完全的分权化。
最极端的分权化形式是完全的分权化，即国家把一切政治经济权力完全下放到地方，包括国防、财政、货币等。
分权化程度最低的一种类型是不伴随权力下放的行政代理，它仅仅把贯彻执行政策的任务放给了地方，却不给地方制定计划和选择政策的权力。
介于这两种极端的类型之间的是一种在政府层级体系内部的权力划分，这就是各种各样的联邦制。
[2]Inman和Rubinfeld按中央政府政策的决策方式把联邦主义分为三种：经济联邦主义、合作联邦主义和民主联邦主义。
经济联邦主义的中央政府政策由被选举或被任命的中央计划者决定。
这种联邦主义把经济效率目标放在政府目标的首位。
合作联邦主义的中央政府政策由从基层政府选出的代表全体一致同意决定。
合作联邦主义把经济效率目标作为中心目标，并鼓励地方政府在提供拥挤的公共服务中发挥作用。
统计与管理二○一五·十财经论坛西方财政分权理论文献综述李 鹏 杨硕飞财政分权理论的奠基人是蒂布特，1956年，他发表了论文《地方公共支出的纯理论》，被认为是分权理论的起点。
经过施蒂格勒、奥茨、马斯格雷夫、特里西等人的发展，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钱颖一、罗兰、温格斯特和怀尔德森等人为代表形成了新一代财政分权理论。
两个主要的发展阶段为财政分权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传统财政分权理论（一）关于财政分权可以降低信息成本的论述蒂布特（Tiebout，1956）的“用脚投票”理论。
蒂布特预定了居民可以自由流动的前提，这样居民根据自己的偏好和收入水平寻找到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成本好效用最大化间的一种理想组合。
而且他们会自动聚集到这一地方政府周围，同理当这一地方政府不能满足居民的要求，那么居民可以用脚投票。
迁移到自己满意的地区，从而促进地方政府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获得更大的财政收入。
另外如施蒂格勒也认为，地方政府对于辖区居民公共物品的需求信息掌控具有优势，而且对于公共产品种类和数量的选择也由不同地区的居民自行选择。
特里西（Richard W·Tresch，1981）提出了“偏好误识”理论，他认为，中央政府在了解公众的边际消费替代率时具有随机性，即带有偏好误识，这是由于信息在传递过程中有距离的阻碍作用。
因此，地方分权是必要的。
（二）财政分权与资源配置关系的论述马斯格雷夫（Musgrave，1959）认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工应该明确，中央政府主要负责跨区域的宏观经济稳定增长和调控收入差距，而地方政府更加贴近基层群众，可以进行符合居民偏好的资源配置，提高配置的效率。
同时，不同的税种应该在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固定分配，使得地方政府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相对独立的税权。
美国经济学家夏普（sharp）也认为，政府部门级次不同，不能相互替代。
因此，中央政府应该根据各级政府的事权分工，政府正常行使其职能所需要的财政资金，合理地划分财政税收权限。
当前世界范围内，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体系都包括各个不同的政府级别，并且在财政制度上大多实施一定程度的财政分权，这种制度在对各个国家经济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及影响的结果上却各不相同，但是依然为各国的政府行为、政府职能、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视角。
理论上一般认为财政分权主要包括了两个发展阶段。
对财政分权的研究主要起始于Tiebout 发表的一篇代表性文章——《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之后Stigler、Musgrave和Oates等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作出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扩展，从而形成了以Tiebout、 Stigler、Musgrave 和Oates等为代表的财政分权理论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即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
Montinola、Qian和Weingast依据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国情和中国发展的具体经验，并基于“维护市场的财政联邦主义”研究了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形成了财政分权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
一、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和评述（一）关于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的假设条件经济理论认为，社会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对于一个国家各级政府的管理方面来说，基层地方政府对本辖区的公共服务需求和公民偏好的掌握比中央政府更具有信息优势，所以在进行社会管理和向辖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效率更高，这是财政分权理论提出的最基本观点，也是其在西方民主国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所在。
Tiebout在1956年发表的《地方支出的纯理论》文章中分析了关于地方政府向本地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一个理想的理论模型。
文章首先对模型的建立提出一系列较为苛刻的假设条件，主要包括：国家存在各个不同的地区供居民选择生活；居民在不同地区之间能够自由流动，并且移居带来的成本有限，迁徙的费用为零；居民在各个地区可以享受公平的就业机会；居民对不同地区的福利和税收政策具有完全的信息；地区政府的管理者能够根据辖区居民的偏好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辖区公共部门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不会产生外部性问题；存在一个最优的辖区规模，使得地方管理者可以在平均生产成本水平处给居民提供公共服务；为了降低服务的平均成本，辖区管理者通过有利条件可以不断地吸引居民加入，直到达到最优人口规模水平。
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全面探讨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与实证研究。
我们将概述财政政策的基本概念及其在经济中的作用，然后深入探讨财政政策如何通过影响总需求、总供给、投资、消费等关键经济变量来推动经济增长。
接着，我们将详细分析各种财政政策工具，如政府支出、税收、转移支付等，以及它们在不同经济环境下的运用策略。
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通过实证研究来验证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实际效果。
我们将选取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分析其财政政策实践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我们还将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构建相应的经济模型，以量化分析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本文的目标是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关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制定和实施财政政策，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
本文也期望为经济学界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推动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入。
二、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财政政策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主要源自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内生增长理论等多个流派。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在市场机制不完美、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应当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刺激总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这包括增加公共支出、减税等措施，以提高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进而推动经济增长。
新古典经济学则强调财政政策的长期效应，认为政府支出和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其是否促进了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
如果财政政策能够引导资源有效配置，促进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那么它将有助于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
内生增长理论则进一步分析了财政政策如何通过影响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来推动经济增长。
该理论认为，财政政策可以通过影响教育、研发、基础设施等关键领域的投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
在实证研究方面，大量文献利用时间序列分析、面板数据分析等方法，对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索。
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的内容
沿袭了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的指导原则，但在分析框架和分析方法上有所拓展，引入了“公共选择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等研究框架，承认对政府本身有激励机制。
公共选择理论研究选民、政治家、利益集团和政府官员们的行为，假设他们都是出于私利而采取行动的行为主体，以此研究他们在民主体制或其它类似的社会体制下进行的互动。
委托代理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委托代理关系是随着生产力大发展和规模化大生产的出现而产生的。
其原因一方面是生产力发展使得分工进一步细化，权利的所有者由于知识、能力和精力的原因不能行使所有的权利了；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专业知识的代理人，他们有精力、有能力代理行使好被委托的权利。
而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社会领域都普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
【委托代理关系】是指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根据一种明示或隐含的契约，指定、雇佣另一些行为主体为其服务，同时授予后者一定的决策权利，并根据后者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对其支付相应的报酬。
授权者就是委托人，被授权者就是代理人。
机制设计理论
是由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教
授利奥·赫尔维茨(Leonid Hurwicz)开创，
并由新泽西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教授埃瑞克·马斯金(Eric S. Maskin)和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格·迈尔森(Roger B. Myerson)所发展的(为表彰三人
对机制设计理论的贡献共同获得了200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它所讨论的一般问题是，对于任意给定的一个经济或社会目标，在自由选择、自愿交换、信息不完全等分散化决策条件下，能否设计以及怎样设计出一个经济机制，使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个人利益和设计者既定的目标一致。
从研究路径和方法来看，与传统经济学在研究方法把市场机制作为已知，研究它能导致什么样的配置有所不同，机制设计理论把社会目标作为已知，试图寻找实现既定社会目标的经济机制。
即通过设计博弈的具体形式，在满足参与者各自条件约束的情况下，使参与者在自利行为下选择的策略的相互作用能够让配置结果与预期目标相一致。
机制设计通常会涉及信息效率和激励相容两个方面的问题。
【信息效率】(Informational efficiency)是关于经济机制实现既定社会目标所要求的信息量多少的问题，即机制运行的成本问题，它要求所设计的机制只需要较少的关于消费者、生产者以及其他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信息和较低的信息成本。
任何一个经济机制的设计和执行都需要信息传递，而信息传递是需要花费成本的，因此对于制度设计者来说，自然是信息空间的维数越小越好。
【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是赫尔维茨1972年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他将其定义为，如果在给定机制下，如实报告自己的私人信息使参与者的占优策略均衡，那么这个机制就是激励相容的。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每个参与者(代理人)按照自利原则制订个人目标，机制实施的客观效果也能达到设计者(委托人)所要实现的目标。
第二
代财政分权理论认为政府并不是普济众生式的救世主，政府官员也有物质利益，官员有可能从政治决策中寻租。
一个有效的政府结构应该实现官员和地方居民福利之间的激励相容。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财政分权在基础理论、分析方法等方面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理论问题，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不同层次政府间职能分配、税收与支出划分和政府间转移支付。
第一，政府间职能分配。
奥茨(1999)回顾历史时发现，20世纪后50年财政分权的趋势日趋明显，一些原本由中央政府所承担的职能下放到了地方政府。
1996年在美国，长期以来联邦政府资助穷人的收入分配计划，被由州政府来决定其资助规模与形式的新计划所替代。
在欧洲，财政分权倡导者所谓的补贴原则，即公共政策及其执行应分配给能够达成政策目标的最低层次的政府，已经被《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采纳。
之所以出现财政分权的趋势，是因为财政分权能够带来福利收益。
这首先是因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具有了解管辖区内选民偏好和当地公共产品提供成本的信息优势；其次，宪制约束和政治压力限制中央政府向一些地区提供比其他地区更高水平的公共产品，从而只能向所有地区提供同一水平的公共产品，考虑不到地区间的差异。
总之，财政分权福利收益的规模，取决于各管辖区间公共产品需求和提供成本之间的差异，而且在各管辖区间公共产品提供成本相同的条件下，财政分权的福利收益与公共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成反比。
大量的经济计量研究表明，地方性公共产品的需求典型地不具有价格弹性。
因此，财政分权潜在的福利收益可能很高。
尽
管很多学者支持财政分权趋势，但仍有一些学者为传统的职能分配模式提供新的证据。
坦齐(1996)认为，财政分权会给收入再分配和宏观经济管理带来显著的成本。
现在的问题是财政分权所带来的福利收益和损失孰高孰低。
奥茨(1999)指出：关于财政竞争福利影响的争论，意味着迫切需要在这方面做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另外，就算传统的职能分配模式在一般意义上具有正确性，它也不能为具体公共产品的提供职责在不同层次政府间的分配原则提供—个准确的界定。
事实上，特定公共产品的提供，也存在很大争议，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存在很大差异。
第二，税收与支出划分。
从蒂博特模型开始，对于税收划分问题的分析，就建立在经济单位、产品和资源在国界之间流动性低，而在国内各地方管辖区之间流动性高的假设条件之上，从而认为地方政府应注重对管辖区内流动性较低的经济单位和要素征税，而把对流动性较高的经济单位和要素的征税权力交给上级政府，也即地方政府应该征收财产税，州政府应该主要征收消费税，中央政府应该主要征收收入税。
但这种划分原则并不准确，奥茨和施瓦布( Schwab1991)认为，地方政府应该注重征收流动经济单位的收益税，即这些经济单位应该对当地政府给予的公共产品为其所带来的收益进行支付。
与此同时，从效率要求出发，地方政府要避免征收流动经济单位的非收益税，非收益税最好由上一级政府征收。
戈登(R.Gordon1983)和茵曼、鲁宾费尔德(Inman、Rubinfeld1996)提出和分析了在经济单位和要素高流动性条件下，单个管辖区财政决策对其他管辖区产生影响的问题，如税收输出、外
部拥挤效应等。
为减少税收影响的输出等管辖区财政决策
的外部性，茵曼、鲁宾费尔德(1996)和麦金农、内西巴( McKinnon、Nechyba1997)提出，地方政府应该依靠基于居民的税种，而不是依靠基于来源的税种，因为前者对基于所有者居住地的生产要素和基于消费者居住地的商品和服务进行征收，而后者对雇佣地的生产要素和购买地的商品和服务进行征收。
但是，因为基于来源的税种易于管理，所“被地方政府普遍使用。
关于公共支出的划分，特蕾莎·特尔-米纳西安(T cresa T er-Minassian1997)认为，研究文献中已存在广泛的共识，即支出责任向地方政府下放能够带来实质性的福利收益，而且把公共支出的责任划分给最能代表这些支出的受益者的相应层次政府，将使资源配置的效率最大化。
依据这种分析，中央政府只能负责全国性公共产品的提供，这些公共产品使全国范围受益，并且其提供水平受制于实际经济规模，如国防、外交、洲际运输和通信基础设施等。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观点认为，实际中的制度约束会损害分权在理论上的效率收益，因为地方政府管理能力较弱，它们不能发展现代化的、透明度高的公共支出管理体系(T a n z i，1996)。
然而，世界范围内普遍的实践是把最昂贵的支出责任，如健康、教育和社会服务等，分派给地方政府，却把主要的税收权力划分给中央政府。
这种划分模式产生了严重的垂直财政不平衡，从而为不同层次政府间的转移支付提供了基本理由。
第三，政府间转移支付。
奥茨(1999)指出，各种文献强调了不同层次政府之间转移支付的三种潜在作用：内部化财政溢出效应的收益、地区
管辖区之间财政均等化和整体税收体系的改善。
不同层次政府之间转移支付主要采取两种形式：附有条件的转移支付(或称之为配套转移支付)和无条件的转移支付。
一般而言，用于内部化溢出效应的转移支付多采用配套转移支付，而用于地区之间财政均等化的转移支付多采用无条件的转移支付。
配套转移支付可以用委托代理理论加以分析，地方政治家作为代理人，其财政决策和行为既要对地方宪制负责，也要对转移支付的授权者或出资者负责。
对用于地区之间财政均等化的转移支付，建立在衡量各地区财政需求和财政能力均等化公式的基础上，这一公式的结果是向财政能力最差和财政需求最强烈的地区进行倾斜性的转移支付。
财政均等化本身还存在争议，它一方面有利于创造一个财政富裕的地区与财政贫穷的地区相互竞争的环境，另一方面却有可能阻止财政贫穷的地区进行必要的、促进发展的地区调整(麦金农McKinnon,1997)。
关于整体税收体系的改善，主要是指中央政府作为地方政府有效的征税代理，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共享”，其原因在于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地方政府的税收体系比中央政府的税收体系更具有累退性质。
对转移支付的实证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对所接收的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增加的反应，比对公众私人收入增加的反应显著得多，这种现象被称为“粘蝇纸效应”，也即钱在其最初拨给的部门粘住了。
从规范研究的角度出发，沙安文( Shah，2005)提出有效转移支付需要满足的几个条件：维持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充足性、保持地方政府有效的征税和支出控制、促进地方财政均
等化、保证转移支付的透明度和稳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