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星被打立案的四个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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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星爆炸案背后的“死循环”7月20日下午,山东人冀中星在首都机场T3航站楼内引爆炸药,他以最极端的方式发出声音,伤害自己也危及社会公共安全。
和他所用的“黑火药”一样,冀中星的表达方式原始,粗暴,充满破坏性。
他用一种另类的方式登上媒体版面,在新闻洪流中维持了数日热度。
回顾他的过往,这场悲剧本可销匿于无形。
如果地方基层单位能及时应对投诉,如果法律援助能顺畅展开,如果媒体能及时关注监督,或许冀中星的故事不会以爆炸为结局。
投诉无果、报道无用、起诉无门,冀中星陷入了一种死循环,危险的死循环。
冀中星的极端行为理应受到制裁,但我们更该思考还有多少和冀中星一样,投诉陷入困境的人们?如何避免悲剧再次上演?习惯性漠视2005年6月28日,冀中星的命运被一次横祸改变。
在自诉中,他称他在东莞被警车追逐,后被厚街镇新塘治安队治安队员暴打。
他多处重伤,腰椎体暴裂性骨折,完全瘫痪。
从此,他和家人走上了一条讨要说法的漫长道路。
冀家一度寄望通过正常渠道得到说法。
和当年的杨佳以及数月前的厦门陈水总一样,他们最先的选择都是向官方投诉来解决问题。
冀中星受伤几天后,哥哥冀中吉来到东莞照顾他。
冀中吉说,自己是文盲,也不懂法。
他已经忘记第一次上访去了哪个机构,只记得自己未被接见。
对方要他去找东莞厚街镇公安分局。
2005年7月8日,冀中吉来到厚街镇公安分局上访。
东莞官方称,厚街镇公安分局当时告诉冀中吉,正对该事件进行调查,但没有证据证明治安队员殴打冀中星,若有证据,将依法对有关人员进行处理。
“当时公安局没对我说这些。
”冀中吉告诉记者。
公安分局只是说,此事不属于自己职权范围,要他去交通局找交警,“没有报成案”。
冀中吉又去了交通局,最后也没有结果。
“我们是农民,家里穷又没钱,我们找谁,谁都不愿管……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冀中吉无奈地说。
投诉困难,已成基层信访中长期存在的难题。
在媒体披露陈水总网络“长微博”中,他将自己卑微地称为“草民”,乞求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给条活路”。
社会热点时评文精选“毛笔字通知书”走红的文化隐喻这个夏天如果你收到了陕西师范大学的通知书,请务必珍藏,因为它是全国高校中唯一用毛笔手写的通知书。
暑期,陕师大几位老先生放弃休息时间,书写了4500余份录取通知书。
被称为“最值得珍藏的录取通知书”。
(7月16日《扬子晚报》)任何一种流行现象的背后,都对应着一种深刻的社会背景或者文化思考。
小小通知书,不仅见证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折射出时代的特征。
“毛笔字通知书”的走红,和国民床单走红一样,散发着浓烈的怀旧气息。
按照文化学者朱大可先生的说法,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怀旧浪潮。
其中第三次怀旧浪潮,始于21世纪,最初是以数码方式张贴老照片的怀旧,而后便转向各类老器物。
而引发怀旧思潮的动因,不仅来自市场消费,更是针对现实的一种柔软抗议。
在“毛笔字走红”身上,能够找到相同的精神脉络。
“毛笔字通知书”的走红,因其涉及高校和文化,还是有其与众不同。
在人们心目中,高校应该是一个极其安静的地方,安心教书、潜心求学。
可现在的高校,留给人们的印象,却更多的是浮躁和急功近利。
“毛笔字通知书”,一笔一画,写的不仅是字,更是对传统文化的态度。
这一意义上,“毛笔字通知书”走红,是又一次集体性怀旧,但又不仅仅是怀旧。
今天,“多元”这个词常常被人们提及,但揆诸实际却又发现,多元时代其实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一元。
现在都强调与国际接轨,与时代同步,可在不知不觉中,也丢弃了过去的一些美好。
毛笔被硬笔甚至键盘代替,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取向,也很难回到过去。
但在接轨中,是否就应该完全放弃传统呢?多元视野应有文化宽度,更应该有文化坚守,一些文化传统和思想价值,应该在当下被适度保存和坚持下来。
如果时光是记忆的橡皮擦,我希望从没用过它。
在这个更加强调多元和接轨的时代,有些传统或许不会成为主流,但也应该有其一席之地。
(乔杉)机场爆炸案:犯罪与维权是两码事7月20日晚,残疾男子冀中星在北京首都机场T3航站楼B出口外引爆自制炸药,北京警方已对其正式刑拘。
【导读】马鞍山中公教育/为您提供:欢迎加入马鞍山国家公务员交流群:260238420。
国家公务员笔试的狼烟刚熄灭不久,面试的号角又将吹响。
站在笔试与面试的交接处,面对着如此一个特别的时刻,积极备考,早日为明年上半年的面试做准备才是广大考生最应该做的。
中公教育专家建议考生拿起手中的武器开始备战吧。
说到国考面试,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形形色色的岗位和十分有针对性的面试考题,比如国税、银监、财政、外交等等,还有预知相匹配的专业考题。
但现如今,国考的“非专业性”越来越强,专业类题目所占的比重和能够影响分数的重要性也随之下降,我们真正应该提前做好充分准备的其实还是非专业题型,比如时政类综合分析。
时政类综合分析,顾名思义就是给出一个当下引发群众热议的社会现象或政府公共政策,让考生就此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问法很简单,但是摆在考生面前的难题却也很严重——无话可说。
其实若想让考生能够在考场上自如的张开嘴巴喊出声音,办法有很多,但其中最有效的当属平时的积累,这种积累可以来自于课本、来自于生活,但最好还是来源于新闻。
只要能够在平时关注新闻的时候跟着新闻不断的思考、不断的记忆,真正做到出口成章其实并不太难。
下面中公教育专家来举个例子,看看一条新闻我们可以如何去看待:2013年11月末,北京第三中院对备受关注的“冀中星”案进行二审宣判,判决结果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我们姑且就以这一热点为一道例题,进行一下这道题的分析。
首先,来肯定一下法院的做法。
我们可以从对判决结果的观点、支持结果的理由、该结果带来的影响三方面来组织语言:中院的判决无可指摘,不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冀中星的做法都威胁到了公众的安全,甚至已经对他人造成了伤害。
虽然本案案情特殊,但法律的尊严不能只建立在一个“同情”的基础上,公正与公平才是法治社会中判决对与错的准绳。
因此,北京中院的此项做法标志着我国法律进程的一种进步。
其次,还可以说说一些不足之处。
万事万物必有其自身不足,及时是完美的事也需要不断进行更新完善,因此,换一种论调也未尝不可。
第1篇一、案件背景张学龙,男,汉族,1980年出生,某市居民。
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某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张学龙因家庭经济困难,无力承担聘请律师的费用,向当地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经审查,法律援助机构决定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指派资深律师李某担任其辩护人。
二、案件基本情况(一)犯罪事实根据起诉书指控,2018年8月,张学龙因与被害人李某因邻里纠纷发生争执,持械将李某打成轻伤二级。
案发后,张学龙主动投案,并赔偿了李某的经济损失。
(二)诉讼过程1. 侦查阶段:张学龙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转为逮捕。
2. 审查起诉阶段:某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对张学龙提起公诉。
3. 审判阶段:某市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三、法律援助辩护策略(一)全面了解案情律师李某在接受指派后,立即与张学龙进行了沟通,详细了解案件事实、证据情况以及张某的犯罪动机、主观恶性等。
同时,律师查阅了相关法律法规,为后续的辩护工作奠定了基础。
(二)搜集证据1. 搜集张某犯罪时的现场录像、照片等证据,证明张某在犯罪时的行为状态。
2. 收集张某主动投案、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相关证据,证明张某具有悔罪表现。
3. 收集张某犯罪前后的表现,证明张某在犯罪前后的心理变化。
(三)分析案件1. 分析张某犯罪时的主观恶性,结合其悔罪表现,为从轻、减轻处罚提供依据。
2. 分析张某犯罪时的社会危害性,评估其对社会造成的损害。
3. 分析张某犯罪后的表现,评估其再犯可能性。
四、庭审辩护(一)法庭调查阶段1. 针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律师李某要求公诉人出示相关证据,并质证。
2. 针对被害人李某的陈述,律师李某要求其提供证人、物证等证据,以证实其陈述的真实性。
(二)法庭辩论阶段1. 针对张某犯罪时的主观恶性,律师李某提出张某在犯罪时具有激情犯罪的特点,且具有悔罪表现,请求法庭从轻、减轻处罚。
2. 针对张某犯罪时的社会危害性,律师李某提出张某犯罪后主动投案,并赔偿了被害人经济损失,请求法庭考虑其悔罪表现,从轻、减轻处罚。
对于赵连海案件的定性,首先要理清案件的事实经过:1.在2008年9月发生的三鹿毒奶粉事件后,赵连海以受害家长身份组织受害家属成立“结石宝宝之家”,并采取了征集签名、要求索赔等相关的维权活动。
此活动一直持续到2009年9月。
2.2009年1月2日赵连海等受害者家长在大兴分局会议中心与相关负责人谈话。
下午2时左右,有多名外国记者要强行闯入会议中心进行采访,并与工作人员发生争执。
争执过程中,会议中心的门被推坏,影响了该单位的工作秩序。
3. 2009年1月22日赵连海等受害家长得知石家庄中级法院开庭,在石家庄中法外被拦,就把提前准备好的用A4纸打印的“还孩子健康"、“要求司法公正”等内容的纸拿出,约10分钟后警察来把赵连海等人劝走。
4. 3月4日赵连海在网上看到当天对三鹿进行拍卖,和4名受害者家长到石家庄中级法院,到了之后拍卖会结束,三鹿集团召开记者招待会,赵连海的人举着状纸、横幅,上写“杀人偿命”等,说:“有良心的职工都离开三鹿”。
持续约1个小时。
5. 2009年8月4日赵连海同十余名群众就安徽籍女青年李蕊蕊在丰台区聚源宾馆被强奸一案在北京市公安局大门东侧聚集,并且接受国外多家媒体的采访。
其间人行道被占,行人需从旁边的机动车道绕行。
6. 2009年9月12日赵连海被举报至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 11月14号凌晨,赵连海从家中被北京大兴警方人员带走,家中电脑、相机及结石宝宝文化杉也被查抄,同年12月17日被逮捕。
7. 警方于1月13号送交检察院的起诉意见书,建议检察院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将赵连海起诉,理由是赵连海为三聚氰胺受害者采取的维权行动,以及为一名女性上访者遭人强奸而报案的做法,都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
8.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以京大检刑诉[2010]004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赵连海犯寻衅滋事罪,于2010年2月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
9.11月10日。
北京市大兴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因涉及个人隐私,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振明、张家口市桥西区人民政府二审行政裁定书【案由】行政行政行为种类行政强制【审理法院】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法院】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结日期】2020.08.19【案件字号】(2020)冀行终448号【审理程序】二审【审理法官】韩锦霞柴学哲张晓鹏【审理法官】韩锦霞柴学哲张晓鹏【文书类型】裁定书【当事人】张振明;张家口市桥西区人民政府【当事人】张振明张家口市桥西区人民政府【当事人-个人】张振明【当事人-公司】张家口市桥西区人民政府【法院级别】高级人民法院【字号名称】行终字【原告】张振明【被告】张家口市桥西区人民政府【本院观点】张振明起诉请求确认桥西区行为违法,但张振明自认桥西区永丰后街31号3号楼已拆了2个单元,101室已不能居住,房屋结构还在。
【权责关键词】行政强制行政征收合法违法定案证据驳回起诉【指导案例标记】0【指导案例排序】0【本院查明】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白志刚、白爱萍、白爱玲诉张振明、张振萍、张振鹏法定继承纠纷一案,张家口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17)冀0703民初1362号民事判决,判决二被继承人吕鸿茹、张君才的遗产:坐落于张家口市桥某某,由原告白爱玲与白爱萍各继承八分之一,白志刚继承十六分之三,三被告张振明、张振萍、张振鹏各继承十六分之三。
【本院认为】本院认为,张振明起诉请求确认桥西区行为违法,但张振明自认桥西区永丰后街31号3号楼已拆了2个单元,101室已不能居住,房屋结构还在。
桥西区政府亦确定桥西区未被拆除。
同时,张振明已在《被征收房屋拆房单》中签字同意桥西区政府对房屋进行拆除,桥西区政府基于张振明的同意对案涉房屋的附属用房(小配房)进行了拆除。
另,张振明作为案涉房屋法定继承人之一对被征收房屋的补偿金额无异议,主要因与案涉房屋其他继承人就被征收房屋补偿金额的分配未达成一致意见,张振明未领取到案涉房屋的补偿款。
因此,张振明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起诉条件,即张振明要求确认桥西区行为违法,没有事实依据。
张超、邯郸市公安局峰峰矿区分局公安行政管理:其他(公安)二审行政判决书【案由】行政行政行为种类行政强制行政行政行为种类行政复议【审理法院】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法院】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日期】2020.06.15【案件字号】(2020)冀04行终163号【审理程序】二审【审理法官】王金良杨伟娟田熠中【审理法官】王金良杨伟娟田熠中【文书类型】判决书【当事人】张超;邯郸市公安局峰峰矿区分局;邯郸市峰峰矿区人民政府【当事人】张超邯郸市公安局峰峰矿区分局邯郸市峰峰矿区人民政府【当事人-个人】张超【当事人-公司】邯郸市公安局峰峰矿区分局邯郸市峰峰矿区人民政府【法院级别】中级人民法院【字号名称】行终字【原告】张超【被告】邯郸市公安局峰峰矿区分局;邯郸市峰峰矿区人民政府【本院观点】上诉人称鑫华公司建设三号加建楼将影响其住宅的安全、通风、采光,均属平等主体间的民事纠纷。
【权责关键词】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复议合法违法行政拘留拘留证据确凿行政复议回避维持原判改判【指导案例标记】0【指导案例排序】0【本院查明】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院认为,上诉人称鑫华公司建设三号加建楼将影响其住宅的安全、通风、采光,均属平等主体间的民事纠纷。
其反映鑫华公司无施工许可证、非法施工等问题,其也可依法向有关部门反映,由相关部门查实予以解决,个人不应到鑫华公司工地现场阻碍该公司正常生产,扰乱单位秩序。
被上诉人矿区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程序合法。
被上诉人邯郸市峰峰矿区人民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裁判结果】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张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更新时间】2022-09-20 18:02:44【一审法院查明】原审查明,原告张超以邯郸市鑫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三号加建楼将影响其住宅的安全、通风、采光等为由,多次阻止该公司施工。
河北高院对职业打假人致命一击:行政复议申请人需提交身份证原件河北高院对职业打假人致命一击:行政复议申请人需提交身份证原件一直以来,职业打假人凭着一纸身份证复印件就能以申请人的身份申请行政复议,这样的“低门槛”让职业打假人如鱼得水,也极大地浪费着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
在备受职业打假人困扰的市场监管机关,也曾有人提出让申请人本人到复议机关核实身份或让申请人提交身份证原件以核实身份的方式,来提高职业打假人申请行政复议的门槛,但终因种种顾虑而鲜有付诸实践者。
如今,河北省清河县人民政府成了第一个实践者,且其要求复议申请人提交身份证原件用于核对申请人身份的做法先后得到了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支持。
一、案情简介2016年3月8日,河南省的吕海利以河北省清河县工商局未在法定期限内告知投诉事项受理与否违法为由,以邮寄方式向清河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邮寄材料中包括吕海利省份证复印件1份。
县政府3月14日收到复议申请后,于同日以邮寄方式向吕海利送达《行政复议补正通知书》,要求其接到通知后5日内补正身份证明原件用于与复印件核对,逾期不补正的视为放弃行政复议申请。
吕海利接到通知后函复称清河县政府要求其补正的事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未予补正材料。
县政府收到函复后,一直没有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吕海利于2016年7月以清河县人民政府未履行法定职责为由向法院起诉。
一、二审法院经审理后均认为:吕海利通过邮寄方式向清河县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邮寄材料中证明吕海利身份的仅有其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故清河县人民政府要求吕海利补正身份证明原件,用于与复印件核对,以明确其申请人身份,符合《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吕海利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正材料,应视为其放弃行政复议申请。
故一审法院(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吕海利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吕海利上诉,维持原判。
二、看《行政复议法》相关规定第九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除外。
万卫兴与常州市公安局新北分局新桥派出所行政强制二审行政判决书【案由】行政行政行为种类行政受理【审理法院】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法院】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日期】2021.04.06【案件字号】(2021)苏04行终22号【审理程序】二审【审理法官】李连求王碧野孙海萍【审理法官】李连求王碧野孙海萍【文书类型】判决书【当事人】万卫兴;常州市公安局新北分局新桥派出所【当事人】万卫兴常州市公安局新北分局新桥派出所【当事人-个人】万卫兴【当事人-公司】常州市公安局新北分局新桥派出所【代理律师/律所】吴量江苏轩衡律师事务所;张宇明江苏乐天律师事务所【代理律师/律所】吴量江苏轩衡律师事务所张宇明江苏乐天律师事务所【代理律师】吴量张宇明【代理律所】江苏轩衡律师事务所江苏乐天律师事务所【法院级别】中级人民法院【原告】万卫兴【被告】常州市公安局新北分局新桥派出所【本院观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案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权责关键词】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合法违法行政拘留拘留限制人身自由举证责任调取证据合法性维持原判发回重审【指导案例标记】0【指导案例排序】0【本院查明】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书所载的基本事实一致。
本院另查明,上诉人认可被上诉人于2018年9月7日到其家中传唤其本人时其配偶在家,上诉人亦认可从上诉人家中至新桥派出所期间,被上诉人未对上诉人使用手铐。
被上诉人认可从新桥派出所至新北公安分局办案中心期间对上诉人使用了手铐,在前述办案中心对上诉人进行询问期间对上诉人使用了办案中心的制式审讯椅。
【本院认为】本院认为,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案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主要理由如下:第一,上诉人二审中认可新北区城管告知其不能用泔水喂养生猪、在城管执法人员拉上诉人车子时上诉人仍然选择开车离开的事实,因上诉人涉嫌实施了阻碍新北区城管等单位的联合执法行为,故被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可以对上诉人进行传唤。
冀中星被打获立案,虽然在法律上,立案并不意味着治安队员针对冀中星的犯罪成立,即便成立也不能为冀中星的犯罪行为提供口实;但是至少刑事立案本身,已将之前执法机关的不作为全部纳入合法性疑问之中。
在“7·20”首都机场爆炸案发生2个月后,冀中星东莞被打致残案终于获得立案,日前警方确认该案已于9月份在东莞市公安局厚街分局刑事立案。
而此前,冀中星在被打残后的8年时间内,通过上访、诉讼及在道路上燃放鞭炮等多种方式向政府等部门反映诉求,均未得到解决。
此次刑事立案,难免让人怀疑与爆炸案的影响有关,但毕竟让处于犯罪“上游”的维权诉求纳入法定轨道。
我们需要从中反思的问题很多,核心都离不开对冀中星所反映的被治安队员殴打致残进行刑事调查,因为这是评判后续执法部门对待冀中星诉求反应的基本前提。
一般来说,公民对于侵害自身权益的犯罪行为,有权向公安机关控告,要求追究侵害人的刑事责任。
对于公安机关不立案,现有法律还提供了三种救济途径:一是申请复议,二是请求人民检察院予以立案监督,三是提起自诉。
遗憾的是,本案中法律本应提供给冀中星的救济渠道,似乎悉数受阻。
其要求警方以故意伤害立案却被认为是摔伤的,其向法院提起人身损害赔偿也两审皆输。
而其后的上访,也没有开启那扇通往正义的法律之门。
此次当地警方为何又予以立案呢?虽然在法律上,立案并不意味着治安队员针对冀中星的犯罪成立,即便成立也不能为冀中星的犯罪行为提供口实,但是,至少刑事立案本身,已将之前执法机关的不作为全部纳入合法性疑问之中。
当初警方为何不立案,其理由是什么?警方又为何要给冀中星10万元救助金?为何检察机关没有依法进行监督?为何法院没有提供及时的司法救济?
上述一系列疑问,都不能因为冀中星的后续犯罪而被掩盖,理应受到公开的调查与追究。
现在看来,目前的调查只是开了头,仅限于公安机关对殴打行为的调查取证。
而公众担忧的则是,这种对犯罪事实的调查,会否因为关联到执法机关履职尽责的合法性,而被刻意歪曲。
如果证明该案符合立案条件而警方拖至今天才立案,便足以构成失渎职。
基于法治的思维,我们不能因为立案甚至故意伤害罪名成立,而推导出冀中星为维权实施犯罪的正当;同样,也不能因为冀中星被定罪量刑的结果,而反推出执法机关的行为无误。
如何将一系列不正常的执法不作为纳入问责体系,将直接考验着我们所赖以依凭的地方法治体系。
本报特约评论员傅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