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与聊斋志异讽刺艺术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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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作者:房广宁来源:《祖国》2016年第18期摘要:我国传统的文化大国,在我国历史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小说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文化和艺术表现形式。
在明清时期我国的小说发展到了巅峰,其中《儒林外史》是清朝的主要代表,在我国的小说发展历史上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我国讽刺小说的代表作之一。
《儒林外史》主要是对清朝的官场进行了详细地描写和讽刺,这部小说中讽刺艺术的使用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巅峰。
对于这部小说进行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我国现代文学作品的水平,同时能够进一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因此,本文旨在对《儒林外史》中的讽刺艺术进行研究,为我国小说艺术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帮助。
关键词: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研究与探讨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在我国的众多文学作品中都有讽刺艺术的身影,最早在我国的先秦散文中就有讽刺艺术和手法的运用。
在后来的志怪小说《聊斋志异》中和元朝戏曲中都有较多讽刺艺术的使用,讽刺艺术在明清小说尤其是在《聊斋志异》的过程中达到了顶峰。
在这部小说作品中,通篇都采用了讽刺艺术进行人物形象和官场形象的描写,深刻地揭露出了当时官场的丑恶,对于讽刺意识的使用淋漓尽致。
我国目前在对《儒林外史》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主要的研究热点就在对于讽刺艺术的分析与研究。
由此可见,本文对《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儒林外史》及讽刺艺术简介(一)《儒林外史》简介《儒林外史》是我国清朝一部非常著名的官场小说,这部小说将清朝官场的景象描绘地淋漓尽致,对清朝时期社会文化的危机进行了充分的反思,同时对封建社会的弊端进行了揭露。
这部小说在叙事的过程中采用了创新的艺术表现手段和方法,在小说选材和小说表现上都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使得真个小说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效果。
尤其是在讽刺艺术的运用方面更是我国讽刺小说发展的巅峰,值得进行充分的研究和借鉴。
(二)《儒林外史》作者吴敬琏简介《儒林外史》的作者是清朝注明的小说家吴敬梓,吴敬梓出生于清朝官员家庭,家境条件较好、衣食无忧。
论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之批判科举制异同“隋炀创举为纳才,唐宗扩举为国计,可恨明清走歧途,天下学士无出路。
”此话讲的就是束缚华夏千年的科举制之兴亡。
科举本为集贤纳才,奈何明清以来便走向歧途,使之日趋黑暗,故而便也就有了《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这我两本国讽刺文学的典范。
从其目的上来讲,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都是为了大力抨击了明清腐朽不堪的科举制度而作,其中不乏有抒发作者内心愤懑之苦,更有对于封建科举制的反抗。
就其写法上而言,《聊斋志异》注重细节描写,并多以侧面及反衬之类较为曲折的手法来针砭科举制的黑暗,并通过夸张变形,以鬼神妖怪的世界来映射世人,指桑骂槐,含沙射影地批判社会中不公正的科举制度的现实,极具有讽刺效果;而《儒林外史》则是以一种“砖头要往太阳穴上砸”的方式,直接揭露科举制中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并通过对比衬托的艺术手法针针见血地批判八股科举制之弊病及它对文人士子的毒害和摧残,直指“科举制吃人”的本质,在醒世效果上更胜一筹。
再观其内容,两者虽然都是从社会现实出发,但《儒林外史》所写尽是“儒林文人”,所选题材多具典型意义,人物性格复杂多变,并第三方的视角远距离审视科举制度,易于使人看清科举的本质,再加以对封建文人、官僚豪绅、市井无赖等各类人物无耻行为的真实生动的描写,不断揭露儒生的种种丑态,极具讽刺意味,其有力地鞭挞了罪恶的封建科举制度,并将之完全否定;而《聊斋志异》则多写“狐鬼精魅”,不断地将妖魅的自然和人的迂腐相比较,并通过人妖之间浪漫的爱情故事来强烈表现了的反封建礼教的精神,或抨击科举制度的腐朽。
但《聊斋志异》对科举制度的抨击,虽然只限于揭露其弊端,并未如同《儒林外史》般将之完全否定,其内容主要在于反映科举制度的不公正不合理之处,在揭露程度稍逊一筹。
而在人物的塑造上,吴敬梓并不细写,而是通常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上,表现人物鲜明的性格特点;至于蒲松龄则是运用其了生动形象的语言来逼真地表现了人物的音容笑貌,将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生动活泼地表现了现实生活,更能引人入胜,也更有助于讽喻科举制之弊。
"鲁林·怀希"和"辽扎伊志"是两部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因其对人类本性,社会,超自然的深刻见解而备受崇敬。
这两部作品虽然属于不同的流派和时代,但有一些共同之处和明显的差异。
在这篇散文中,我们将从主题内容,叙事风格,文化意义等方面来比较和对比"鲁林怀希"和"廖泽志"。
"鲁林怀志"是清朝时期吴静子所著的一部历史小说。
以明末清朝早期一批学者和官员的生活为主,描写了他们的奋斗,野心,道德困境。
另"辽札记·志义"是清朝浦松林所著的一部超自然故事集,以鬼,妖等世界生物为主角。
虽然"鲁林·怀希"根植于现实和历史事件,但"辽扎伊·志义"探索了奇幻和超现实的范畴。
在主题内容方面,两部作品都探讨了人性的复杂性以及个人在各自社会背景下面临的道德困境。
"鲁林怀希"处理儒家伦理,社会等级,权力和野心的腐朽影响等问题。
西门庆在"鲁林怀希"中的性格,就说明了在追求世界性快感过程中的享乐主义和道德堕落的陷阱。
另"辽史·志义"深入探究超自然和元物理,考察了因果报应,报复等主题,以及人与灵界的细线。
"辽扎伊志"中的"画皮"故事说明了人类欲望的后果以及生与死之间的界限模糊。
两部作品的叙事风格也将它们分开。
"鲁林·怀希"采用了更为现实和线性的故事叙述方式,注重人物发展和社会评论。
小说将主角的生活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动荡交织在一起,为时代提供了全景观。
相比之下,"廖泽志义"则采用了一种较为流派化和寓言化的风格,以各种超自然的遭遇和道德寓言为特色。
"辽扎伊志"中的故事往往充满了狂躁和讽刺的情绪,模糊了现实和幻想之间的界限。
《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特征摘要]我国古代优秀讽刺小说之一的《儒林外史》,其讽刺艺术特征是多方面的。
我们学习它、欣赏它,对于提高讽刺文学的写作水平,掌握文学作品的讽刺艺术都有一定的意义。
本文旨在对《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特征进行初步的探析。
[关键词] 讽刺;真实性;喜剧性;悲剧性;夸张性提起文学作品的讽刺艺术,最突出的要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了。
纵观我国古典文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名文艺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谐隐》篇指出:“古之嘲隐,振危释惫。
”意为,古代嘲笑文章的诙谐和隐语,具有拯救危亡和释除疲惫的作用。
的确,讽刺文学作品早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就出现了。
就先秦寓言而言,《郑人买履》讽刺那些脱离实际、玩固保守者的愚蠢行动;《狐假虎威》指责那些仗势欺人者的丑恶灵魂;《守株待兔》嘲笑刻板守旧、希望坐享其成的寄生虫;《叶公好龙》鞭挞那些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等等。
它们通过寓意形象和巧妙艺术构思,虽为只言片语,却揭示了一个深奥的哲理,无疑是那个时代高度文化发展的产物。
诚然,寓言作品虽然能指斥时弊的某个侧面,但较之小说、戏曲之类作品,其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便远远不如了。
明代拟话和清初的《聊斋志异》中都涉及到一些讽刺性较强的作品,直至吴敬梓《儒林外史》的问世,才真正达到了我国古典讽刺小说的高峰。
鲁迅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能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
又说:“在中国历来作讽刺小说者再没有比他更好的了。
”(《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第六讲)《儒林外史》写作背景虽为明代中叶发生的故事,然而实际上影射着清政府统治下的18世纪的中国社会,以封建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以批判科举制度为中心,揭露封建社会末期的各种丑恶现象。
作者以极其严肃的态度、犀利老辣的笔调、含蓄幽默的言辞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和封建科举制度,勾勒出一幅幅姿态各异、畸形发展的士林群丑图。
《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我国讽刺文学来源悠久,先秦诸子寓言中,已有讽刺作品。
从小说来说,在《西游记》里显露了幽默的讽刺锋芒,后来的《西游补》、《钟馗斩鬼传》等也是讽刺意味较多的长篇小说,但后者词意浅露,艺术上比较粗疏。
明代拟话本和清初《聊斋志异》中都有讽刺科举的短篇小说,特别是《聊斋志异》中有不少成功的讽刺作品。
在这些成就的基础上,吴敬梓以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生活体验和鲜明的爱憎,写出了《儒林外史》,“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正是体现了这个精神。
小说中许多人物都有原型,如马纯上取材于冯粹中,迟衡山取材于樊南仲,庄征君取材于程绵庄等。
许多人情世态也都是当时社会上司空见惯的。
作者抓住了这些材料,加以典型的概括,而不作主观的说明,使读者从客观事物本身得到启发。
正如鲁迅在《什么是“讽刺”》中所说的,“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
不过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
但这为行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
例如小说十七回写“斗方名士”的一段对话:浦墨卿道:“三位先生,小弟有个疑难在此,诸公大家参一参。
比如黄公同赵爷一般的年月日时生的,一个中了进士,却是孤身一人;一个却是子孙满堂,不中进士。
这两个人,还是那一个好?我们还是愿做那一个?”⋯⋯匡超人道:“‘ 二者不可得兼’ 。
依小弟愚见,还是做赵先生的好。
”⋯⋯浦墨卿道:“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
赵爷各样好了,倒底差一个进士。
不但我们说,就是他自己心里也不快活的是差着一个进士。
⋯⋯如今依我的主意,只中进士,不要全福;只做黄公,不做赵爷。
可是么?”支剑峰道:“不是这样说。
赵爷虽差着一个进士,而今他大公郎已经高进了,将来名登两榜,少不得封诰乃尊。
《儒林外史》等讽刺小说一、讽刺小说的渊源所谓讽刺小说,按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的解释,是指那种“寓含讥弹”,“秉持公心,指责时弊”的一类小说。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特辟《清之讽刺小说》一章,并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又将清代小说划分为四大流派,其中一派就是讽刺派。
作为一个流派,这类小说运用艺术化的方法,通过对事物荒诞不合理性质的暴露和嘲讽使其贬值,从而给读者以启迪和愉悦。
讽刺小说的讽刺“最普遍的形式就是虚构的叙述。
在叙述中,被讽刺的对象通过他们的思维和言行从而使自己的想法变得荒诞不经;有时作者加上自己的评价和叙述风格,就使其更为荒唐可笑。
”(M• H •阿布拉姆《简明外国文学词典》)中国古代讽刺艺术渊源于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理性意识自觉的先秦春秋战国时代。
民问歌谣(如《诗经》中的《伐檀》《硕鼠》《相鼠》等)和文人学士的讽谕诗开创了古代抒情文学的讽谕传统;寓言故事和史家皮里阳秋的笔法,则孕育了叙事文学特别是小说讽刺艺术的类型萌芽。
(刘上生《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5页)“寓讥弹于稗史,晋唐已有,而明为盛,尤在人情小说中。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古代讽刺小说渊源流长。
就其发展历程来看,魏晋六朝时期的志怪、笔记类作品中,就出现了讽刺小说的萌芽,虽然作品数量较少,但不乏佳作。
至唐代,讽刺小说的创作有了较大的改观,一批想象丰富,形象生动,表现手法多样的讽刺小说相继问世,但仍没有出现思想艺术水准很高的翘楚之作。
直到明代中叶,随着《西游记》《金瓶梅》等长篇名著的问世,讽刺小说才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读者,受到文人学士和读者的推崇。
诚然,《西游记》《金瓶梅》及其明代的一些世情小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讽刺小说,但其中已融入了讽刺的因素,创造出了具有讽刺性的喜剧形象和独特的艺术效果。
在历代讽刺小说艺术经验不断累积,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形态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终于在明末清初时期出现了《西游补》和《斩鬼传》两部较优秀的讽刺小说。
牡丹亭的人文主义色彩《郁离子》研究高启诗文的艺术特征吴伟业的叙事诗艺术论贾宝玉(或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论《红楼梦》的语言艺术《水浒传》人物论(任选其一)《水浒传》风格论《水浒传》接受史《水浒传》与中国文化精神《三国演义》人物形象研究(任选其一)《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精神《西游记》孙悟空唐僧形象分析论《儒林外史》中的知识分子形象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论《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小说《娇红记》研究小说《娇红记》与传奇《娇红记》比较研究《剪灯新话》研究冯梦龙《山歌》与《挂枝儿》研究《海上花列传》研究《唐祝文周四杰传》研究(此为民国小说,可与话本《唐解元一笑姻缘》比较,即大家所熟悉的唐伯虎点秋香之原型)《万花楼演义》研究明传奇《娇红记》与《红梅记》比较研究《裴少俊墙头马上杂剧》对白居易《井底引银瓶》乐府诗的改造与创新论元曲的人物登场(方式)元曲《救风尘》与《望江亭》的搞笑艺术(插科打诨艺术)论元曲《两军师隔江斗智杂剧》中的周瑜与诸葛亮斗智艺术《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结构艺术之比较论《金瓶梅》的叙事结构艺术的创新性论三言二拍的传奇艺术技巧论《聊斋志异》的诗意美艺术论《红楼梦》“大旨谈情”的“情”论李渔《十二楼》小说的巧合艺术论李渔《风筝误》人物美丑对照的艺术技巧及其意义试论三言二拍中的唐代诗人形象(李白白居易贺知章等)论三言二拍中的宋代文人形象(苏东坡柳永王安石秦观等)明清小说中的恶妇形象(如《醒世姻缘》之薛素姐)明清小说中的妒妇(悍妇)形象研究析元曲《西蜀梦》与《单刀会》中的刘关张情义论元曲中的娼妓群象林冲鲁智深杨志形象之比较论《聊斋志异》中的受虐形象及其审美意义比较视野下论四大南戏中的女性形象《水浒后传》与《水浒传》之女性观比较从《三侠五义》看清代侠义精神的特质《品花宝鉴》《花月痕》《海上花列传》与晚清青楼文化研究明清历史演义小说中的战争描写套路论《三国演义》等历史演义中的兵器论《三国演义》中的马论《三宝太监西洋记》中的异域色彩论梦在元曲中的作用论《水浒传》中“潜天行道”中的“道”之内涵论《西游记》中的童话色彩试论《儒林外史》与《红楼梦》对科举批评的差异论纳兰性德中风花雪月意象及其文化心理论小说《宜春香质》《弁而钗》与龙阳文化(即男同性恋)论沈从文《边城》对楚辞巫风的继承论《史记•游侠列传》对唐诗游侠精神的影响小说《封神演义》与当今封神影视剧研究《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故事源流考明清小说中的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形象才子佳人小说中的花园意象研究《秦并六国平话》对《史记》史实的改造论《隋炀帝艳史》对《隋书》史实的改造《三国演义》编创方式研究综述《水浒传》主题诸种说法及其得失(《水浒传》有“忠义”说“农民起义”说“为市井细民写心”说“为江湖游民写心说”等)从《西游记》到《春光灿烂猪八戒》(或此题材的其它最新影视剧)看猪八戒形象的转变及其文化动因从《西游记》到《大话西游》(或此题材的其它最新影视剧)看唐僧形象的转变及其时代意义论清初小说续书出现的原因及其续法论神话中的西王母形象及其流变文体流派文学理论研究论“铁崖体”的形成及其艺术贡献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研究论明代“台阁体”形成的原因及其理论与创作的得失论明代“茶陵派”出现的社会历史机遇论前后七子文学复古主张的时代特色及其失误明代“唐宋派”研究或明代“唐宋派”小史论神魔小说流派的形成论明代公安派的文学理论主张及其时代意义论清代“梅村体”诗歌的叙事艺术论清阳羡词派的形成及其发展论清代浙西词派的形成及其发展论金(圣叹)评水浒中的“因缘生法”创作手法论历史演义小说的“奇”“幻”精神论清代王夫之“诗经六义”新解论枚乘与“七体”的形成及其发展文体交叉比较研究研究:《雷峰塔传奇》与《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之比较论四大谴责小说中的诗学观。
《儒林外史》与《聊斋志异》讽刺艺术之比较
――寒假作业之读书笔记
“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儒林外史》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高超的艺术技巧,为我国讽刺文学的典范。
“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精练地概括了《聊斋志异》在讽刺艺术方面的高超成就。
二者一个以“儒林文人”为对象,进得行辛辣的讽刺,一个以鬼神妖怪的世界来映射世人;一个冷峻,给人以悲剧感觉,一个热烈,给人以喜剧的印象。
但二都虽都是从现实出发,通过夸张变形,借以批判现实,但所达到的艺术效果却是不同的。
首先,在题材的选取上,《儒林外史》着重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题材,而《聊斋志异》则选“小”题材,以小见大,讽喻时弊。
《儒林外史》所写尽是“儒林中人”,天下儒生何止千万,这样选择有有代表性的题材极其重要。
许多人情世态也都是当时社会上常见的,作者抓住了这些材料,加以典型的概括, 例如,范进在发迹前受尽冷落,向胡屠户借钱, 被胡屠户一口唾沫啐在脸上, 骂了个狗血淋头, 一旦范进中举,胡屠户马上改口他为“贤婿老爷”, 还夸奖他“才学高,品貌好, 就是城里头张府、周府那些老爷, 也没有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
”前倨后恭,刻划出当时的世态。
蒲松龄善于选取“小题材”反映、揭露黑暗社会的“大现实”。
《促织》就是最杰出的一篇。
因“宫中尚促织之戏, 岁征民间”, 于是层层官吏借此敛财。
最后落到里正成名身上。
他捉不到促织, 又“不敢敛户口”, 被抓去打得“浓血流漓”,“惟思自尽”。
后经“巫”指点, 幸得金翅促织, 又被子弄死, 子惧投井。
然而, 其子魂化促织, “轻捷善斗”,遂献宫中,“上大嘉悦”, 成名因而暴富, 竟“裘马过世家”。
情节跌宕起伏, 惊心动魄。
作品通过一个小小的促织, 把皇帝的昏庸, 社会的黑暗, 官吏的谄媚, 人民的疾苦, 反映得淋漓尽至, 这已不是一般的刺贪,而是直刺最高统治者——皇上。
其次,在讽刺手法的运用上,也有不同。
《儒林外史》采取广泛而又强烈的艺术对比手法, 从正面进行讽刺抨击。
《聊斋志异》则采用较为曲折的方法,讽刺的力度更强。
通过对比使作品思想十会尖锐,针针见血。
在刻画人物时, 常常不直接说明自己的意图, 而是通过鲜明的对比, 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深刻的含义, 引导读者一道爱其所爱,憎其所憎。
王冕、杜少卿等是作者理想中“振兴世教”的人物。
其中王冕在第一回出现,成为衡量全书人物的尺度, 力求达到“敷陈大义”和“隐括全文”的目的。
杜少卿是“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的官宦人家的后代,却是
封建统治阶级的“叛逆者”。
这些人物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功名富贵采取否定的态度, 并敢于蔑视封建统治阶级的权势。
他们的对立面,就是匡超人、牛浦郎以及权勿用、杨执中等一批堕落的儒林人物。
匡超人伪造文书、代人考试、修妻再娶、忘恩负义。
牛浦郎为了结交官府, 贪图名利, 竟冒名牛布家, 进行招摇撞骗,后来原形毕露。
通过对比,说明这类人物是当时社会环境的必然产物, 从他们身上可以看见功名富贵腐蚀人心的恶劣影响。
地主盐商的丑恶言行与市井细民的高尚品德的对比, 显得泾渭分明。
严监生和胡三公子, 他们食而无厌地聚敛钱财,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
盐商宋为富恬不知耻地宣称:“一年至少也娶七八个妾”,并且飞扬跋扈, 只要一个诉呈, 打通关节, 立即就能取得诉讼的胜利。
第五十五回写了四个自食其力的奇人:会写字的季遐年, 卖火纸管子的王太, 开茶馆的盖宽,做裁缝的荆元。
他们都不是科举场中的人物, 但他们自食其力, 品格高尚, 与前者形成显明的对比。
而《聊斋志异》刚指桑骂槐,含沙射影即明指甲而真意骂乙, 是一种非常隐晦曲折的讽刺手法。
它含沙影射, 不露痕迹, 满清王朝无可奈何, 而读者心领神会,彼此心照不宣, 所以其“杀伤力”极强。
请看《画皮》。
太原王生, 路遇女郎,竟领入家中“寝合”, 道士告诉他是妖,他将信将疑。
后来,他“窗窥之,见一狞鬼,面翠色……铺人皮于榻上,执彩笔而绘之;……披于身,遂化为女子。
”最后,女鬼终将王生害死。
作品明写女鬼, 实则暗骂那些衣冠楚楚、高居显位、光环照人的达官贵人, 他们搜刮民财、荼毒百姓,都是一群披着“画皮”的恶鬼。
《梦狼》也是此种讽刺手法之精品。
在阴间的官府上,只“见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也。
入视墀中,白骨如山。
”“忽一巨狼,衔死人入。
”竟“聊充庖厨。
”作者用阴间恶狼当道的衙门, 影射贪官污吏残害百姓的社会现实, 在那个想说不能直说,想写不能直写、文网密布的反动王朝,读来实在令人痛快淋漓、妙不可言。
第三,在人物的塑造上,《儒林外史》及成功地塑造出性格复杂的典型人物。
《聊斋志异》则塑造出分形象生动的人物。
《儒林外史》这种对人物揭露正反面复杂特征的描写是罕见的。
正面人物并不都好,反对人物并不都坏。
如马二先生,瑕瑜互见,若不是就全书批判的主要倾向而论,很难说他是反面人物。
他作为一个“选家”,热衷科举,专研制艺, 言必称朱熹,对科举制有一系统的理论,一心想做官发财。
特别是马二先生游西湖, 遇到女人不敢仰视; 见到皇帝的字, 慌忙磕头; 他赞美西湖的美景时,用了《中庸》中的一句话, 牛头不对马嘴; 看到酒店里的鸡鸭鱼肉,直咽唾沫。
马二先生的迂阔、无知、鄙俗, 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
可马二先生在朋友蘧马先夫急难的时候, 倾囊相助,免去其一场官司。
连敲竹杠的公差也为之感动, 小说借一个人物的口, 称赞他是有义气、有肝胆的骨肉朋友。
在马二先生的身上,缺点这样突出,优点亦如此。
可见吴敬梓没有把马二先生简单化, 他也是性格复杂的典型人物, 作者运用这种极为“不协调”的笔法, 逼真地予以描绘,就形成强烈的讽刺。
《儒林外史》往往描写丑的事物自认为美或冒充为美, 同时又巧妙地戳穿其美的外衣,让读者看到其丑陋不堪的本质, 其讽刺手法极为丰富多变, 鲁迅称它为“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 是非常恰当的。
《儒林外史》的问世, 体现了现实主义讽刺艺术的高度成就。
《聊斋志异》大量栩栩如生的人物更是要人叫绝。
《劳山道士》,慕道入山求仙的王生, 生性娇惰, 经受不住艰苦生活的考验, 入山不久便“不堪其苦,阴有归志”。
但又不甘空手而归,便向师父提出“略授小技”的请求。
师父传授给他穿墙之术, 并让他当场试验, 果然“虚若无物”。
王生大喜, 回家之后便迫不及待地在妻子面前吹开了, 说自己“遇仙,坚壁所不能阻”,并且当场“去墙数尺,奔而入”。
结果却“头触硬壁,蓦然而踣”。
《王子安》中的王子安,屡试不售,“入闱后,期望甚切。
”近放榜时, 醉入梦乡。
忽闻“报马来”,王踉跄而起:“赏钱十千!”家人因其酒醉, 便骗他说:“但请自睡,已赏之矣。
”美梦便继续做下去。
一会儿又有人来报:“汝中进士矣!”王大喜,起而呼曰:“赏钱十千!”家人骗之如前。
最后梦见自己殿试翰林, 便“自念不可不出耀乡里”, 于是大呼长班,长班稍稍来迟,他便破口大骂, 甚至大打出手。
结果倾跌床前,妻儿“粲然皆笑”, 方才“忽如梦醒,始知前此之妄。
”这两个人物就非常形象,使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同时也增强了作品的讽刺力度。
第四,两部作品所形成的气氛不同。
《儒林外史》在他的讽刺人物的喜剧性行动背后,几乎都隐藏着悲剧性潜流,只不过吴敬梓喜剧中的悲剧笔触不像一般悲剧那样浓烈、哀恸欲绝,慷慨悲歌,而是一种辛酸的,悲怆的哀怨之情。
如范进因中举而发疯时的种种丑态,让人感到好笑的同时还有一种酸楚。
《聊斋志异》有高度的艺术性,充满了幽默和诙谐, 在令人喷饭之余又拍案叫绝。
从而达到针砭时弊、抑恶扬善之目的。
如《骂鸭》全文仅一百二十三字,就痛快淋漓地惩罚了一个盗鸭者。
某民盗邻鸭,烹之,至夜,肤生鸭毛,触之则痛。
入梦,有人告曰:须得失者骂方愈。
而邻翁素雅量,不骂,再三劝说,“翁乃骂,其病良已。
”那盗鸭者受到恶报的丑态,实在大快人心,是对一切贪官污吏的讽刺和警告。
整部作品喜剧气氛很浓。
通过上面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儒林外史》与《聊斋志异》同是讽刺性作品,但是它们的风格是不同的。
虽然运用相似的手法,可是达到的艺术效果也是不同的。
但它们无论怎样都是我国古典小说中讽刺艺术的高峰,给我国的文学史添上的精彩的两页。
200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