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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哲学中的功能主义划分与探索作者：盛士涛何珊珊来源：《青年时代》2018年第06期摘要：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和研究取得了进步，一直以来，与其有着紧密连接的心灵哲学的研究，在计算心理学家们看来，在人工智能和科学主义研究盛行的时代，其中对待心灵和智能，采用机能主义的方式，认为心理过程是能够被精确说明的过程，而心理状态则取决于它们与感觉输入、动作行为以及其他心理状态的因果关系，被认为是当前心灵哲学所要研究的4个核心问题。
关键词：认知科学；心灵哲学；心理状态一、当代心灵哲学的科学主义研究当前，心理学的新的研究课题是通过关联的作用将人类的心理事件同整个神经系统有效地结合在一起。
20世纪以前的心理学家们迫切地想要使自己从哲学的“阴影”中走出来，而心理学的研究在生理现象的基础上成功地完成并形成了一些科学的研究方法。
在继承了传统的经验主义实在论的哲学家们，把逻辑主义观点所衍生出的科学客观性，包括实在性等观点，也同样地得到了较之以往更大的发展，以一种更加灵活的方式凸显了科学实在理论的存在。
恰恰证明了那些认为可以将科学和哲学相剥离的观点是不现实的。
最近几十年里，心理学哲学的兴起极大地影响着哲学以及科学，甚至是更多的学科领域，都受到心理学以及心理学哲学的影响。
20世纪中后期，随着世界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科学以及心脑科学等学科的发展，一种以科学主义倾向的心灵哲学，其主要研究探索心灵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基于科学发展之上，因此，也为心灵哲学探索出一条新的研究路径。
心灵哲学中的科学主义在方法论的研究是多元化的，从费格尔、斯马特等人倡导的当代心身同一论，到普特南、福多等人的“心灵看作是大脑内的计算机”的功能主义的心灵研究，以及罗蒂、斯蒂克等人所带来的取消民间心理学的研究理论。
无论是以突现论的观点来阐释心理想象的斯佩里、邦格等哲学家们的理论来源和出发点，还是支撑这些思想内容的形式各有不同或者说毫不相干，但是这些思想、理论却有着一些共同的倾向，其目的是想要寻求一种普遍的规律，一种能够使心灵哲学理论能够得以参考的普遍规律，所以，尝试运用一种科学的方法来阐述和解答心灵哲学中的某些现象是研究的最终目标。
戴维森真之理论对其意义理论和形而上学的影响戴维森真之理论是20世纪哲学家唐纳德·戴维森提出的一种对真实性的理论。
戴维森认为，真实性不是一个简易的观点，而是一个复杂的观点，有多种不同的含义。
他的真之理论是一种哲学观点，提出了真实性的一种重要诠释。
戴维森将真实性诠释为“理解的合理性”，强调了理解和语言之间的干系。
戴维森的理论对问答型学派的哲学、认知和语言哲学和形而上学产生了深遥的影响。
关键词: 戴维森真之理论、真实性、问答型学派、理解、语言哲学、形而上学正文一、简介戴维森真之理论是20世纪哲学家唐纳德·戴维森提出的一种对真实性的理论。
在戴维森的理论中，真实性不是一个简易的观点，而是一个复杂的观点，有多种不同的含义。
他的真之理论是一种哲学观点，提出了真实性的一种重要诠释。
戴维森将真实性诠释为“理解的合理性”，强调了理解和语言之间的干系。
戴维森的理论对问答型学派的哲学、认知和语言哲学和形而上学产生了深遥的影响。
二、戴维森真之理论的内容和特点戴维森主张真实性并不是某一事实或某一主张本身所具有的特性，而是指一个表述或者主张（意图）能够在整个信仰论系下以及个体的全部信仰体系下得到支持。
戴维森认为，理解与言语之间有着深刻的干系，并将真实性诠释为“理解的合理性”。
他主张，人们的言语行为是在某一个言语体系中进行的，因此，一个表述是否具有真实性不能单单从它的内部特点来裁定，而要看它是否与整个言语体系相符合。
只有当一个信仰符合一个人的整个信仰体系，即在这个信仰体系下，这个信仰是真实的，才能认为它具有真实性。
三、戴维森真之理论对问答型学派的影响问答型学派是20世纪初期受约翰·狄尔泰影响的哲学流派，其核心哲学观点是语言可以表达事实，人们对这些事实有正确的和错误的信仰。
戴维森的真之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问答型学派的思想，戴维森主张，真实性是一种整体观点，一个表述是否具有真实性不能单单从它的内部特点来裁定，而要看它是否与整个言语体系相符合。
2017年第8期(总第265期）学习与探索Study & ExplorationNo.8,2017Serial. No.265•当代哲学问题探索•心灵哲学中的新唯物主义研究(专题讨论)编者按:在揭示唯物主义的发展动因和规律时，恩格斯曾精辟指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
”现当代西方心灵哲学中的唯物主义或物理主义基本上是按这一规律演变发展的，即随着自然科学诸领域的创造性发展以及对心灵哲学发展中面临的问题的探讨的深入，唯物主义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其突出表现是，出现了许多崭新的理论形态，如随附物理主义、解释主义、取消主 义、构成物理主义、先天物理主义、后天物理主义、个例物理主义，等等。
本期刊发的这一组文章对国内关注不 够而又有不可多得借鉴意义的唯物主义新形态做出了创新性解读，供学界参考。
心理现象是真实属性还是人为归属?—-解释主义对物理主义的发展高新民(华中师范大学心灵与认知研究中心，武汉430079)摘要：解释主义既是一种解释学，同时又是一种具有革命和叛逆意义的心灵哲学理论，认为精神或心灵不像自古以来人们天经地义地认识的那样，是实在地进化出来并自在存在的，而是人们为解释的需要而归属于人的。
这些观点从特定的角度发展了物理主义，至少为物理主义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
解释主义在解答心灵的本质问题时提出了一种革命性、建设性的思想。
它引出的新的有意义的但过去被掩盖、遮蔽的问题是，人们关于心理现象的认识究竟是实在的反映，还是归属或解释的产物？解释主义的最大的理论功绩是对心理因果性问题做了大胆的探索，尽管仍有种种问题，但为唯物主义进一步具体说明心理的能动的反作用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解释主义对物理主义的发展还体现在新解释主义对它的新的回应和解读之中。
解释主义从特定的角度发展了物理主义，至少为物理主义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客观上有活跃物理主义研究的作用，因此有理由说它为物理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做了有益的尝试，值得我们在发展唯物主义的过程中思考和借鉴。
戴维森解释主义心灵哲学作者：马晨来源：《文化产业》2015年第02期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2-00-01戴维森是英语世界中提倡解释主义的著名哲学家，由此引导出的解释主义心灵哲学理论在纷繁复杂的心灵哲学理论中独树一帜，为心灵哲学研究提供了一条崭新的思路。
它既不同于二元论，认为心灵和肉体是互不统属的相互独立的两个实体，也不同于还原论，认为心灵归根到底是大脑的功能。
因此，研究戴维森的解释主义心灵哲学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戴维森的解释主义解释主义有欧洲大陆解释主义和英美解释主义之分，戴维森属于英美解释主义的积极倡导者。
他的解释主义理论和欧洲大陆解释主义有很大区别。
首先，戴维森解释主义带有明显的整体论的色彩。
他有关本体论、认识论等理论都是蕴含在解释主义大框架之内的，只有认清戴维森的解释主义的基本内涵，才有可能了解他关于哲学分支学科的论述。
整体论最早可追溯到弗雷格，是分析哲学传统重要的基本原则。
弗雷格认为，始终不能在孤立的语词中，而只能在命题的语境中去询问语词的意义。
戴维森继承了弗雷格的理论，认为只有再整个语言环境中，语词才具有意义。
戴维森将命题的语境扩展到了整个语言环境之中，由此深化了弗雷格关于整体论原则的论述。
其次，戴维森解释主义的对象是人的话语和躯体行为，而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文本，他是在谈论语言的基础上说明他的解释主义的。
通常的认识是探讨对自然对象的认识是如何可能的，忽视对人的言语和躯体行为的讨论。
最后，戴维森主要揭示的是解释和亦可能的非语言条件，这是和他的整体论原则联系在一块的。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人们通过语言等活动可以理解对方的行为，又比如，我们除了本国语言外，还可以学会他国语言，甚至同时具备有多国语言能力。
这些便是戴维森解释主义所言解决的问题，即理解是如何可能的？戴维森认为，光靠语言我们是不可能理解对方的，一定存在着解释双方所依赖的非语言的条件，是它保证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较为可靠的理解他人的行为和意义。
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是人们用来指称实在并与实在打交道的存在物，其本质就是意义。
语言正是同意义联系在一起，才同客体发生了指称与被指称的关系，语言之所以能指称、标志客体，也正是因为有意义作为中介。
在语言的“意义”问题上，哲学家首先要解决的是“语言的意义从何而来”的问题。
对意义来源的不同回答可以大致分为内在论与外在论。
由于人类所特有的言语活动不可避免地要通过人的意识来表现，因此，有些哲学家认为意义依赖于人的意识，取决于人的心灵、大脑或者中枢神经系统的内在属性。
例如，哲学家洛克就指出：“语言所以有表述作用，乃是由于人们随意赋予它一种意义，乃是由于人们随便来把一个字当作一个观念的标记。
因此，字眼的功用就在于能明显地标记出各种观念，而且它们固有的，直接的意义，就在于它们所标记的那些观念。
”[1] 与此同时，另一些哲学家则强烈反对这种把个人的心理意象或观念看作是意义来源的内在论主张，因为“意象往往充满了情感，它的各个部分变化不定，即使对于一个人来说，同一种含义也并不总是伴随着同一意象”，[2]人们所能具有的意向状态依赖于他们与外部环境（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之间的联系。
在语义论的论争中，美国著名语言哲学家戴维森所持的立场就属于这种与内在论相对立的语义外在论。
与内在论不同，语义外在论主张信念的内容和语句的意义至少部分地取决于心灵（大脑或者神经系统）之外的因素。
在哲学史上，有许多哲学家都曾经从各自的观点出发对外在论进行过阐述，形成了不同的外在论。
其中与戴维森的外在论密切相关的是社会外在论和知觉外在论。
社会外在论认为，社会的角色和语言规范决定心灵的内容，一个人语词的意义和思想的内容部分地是由他所在的共同体的语言实践决定的。
例如，哲学家伯吉就认为，个体概念或意义的个体化要依赖于个体所进行的社会互动。
如果我们要完全理解个体的言语和概念，那么我们就必须考虑与个体构成互动的他人的语言和概念。
个体的思想是通过语言的社会性使用得以发展的。
・西方哲学・戴维森的解释主义及其心灵哲学意蕴高新民 殷 筱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重视对理解和解释的哲学研究是欧洲大陆哲学的一个特点。
其实,在英美尽管没有出现像德法那样的“席卷各个角落”的解释学“风暴”,但也有对之重视的表现,并形成了自己独具一格的解释理论或解释主义(inter p retivis m )。
倡导这一理论的都是一些如雷贯耳的大家,如戴维森(D.Davids on )、丹尼特(D.Dennett )等。
当然,英美流行的解释主义在解释的对象、旨趣和哲学的性质特征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就拿戴维森的投射性解释主义来说,首先,尽管它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也是解释、理解如何可能这类问题,但它关心的解释对象不是书籍、绘画之类的文本,而是人的话语和别的躯体行为。
其次,解释主义要揭示的解释何以可能的条件主要是非语言的条件,尤其是心理条件。
第三,解释主义是带有整体论性质的哲学理论,正如戴维森把他所要把握的任何对象看成是具有整体论性质的东西一样,他所建立的哲学、所提出的任何一种理论也都具有整体论的性质。
他从不把他的某一论著或某一学说看作是某一哲学分支内的成果。
他对解释的哲学研究也是如此,我们不能绝对地把它划入本体论或认识论或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范畴。
在他的解释理论中,他似乎只是在研究理解或解释这样一个非常专门的问题,但是他在由此切入进去以后,试图回答的则是极为广泛、而且非常重大的哲学问题,例如意义问题、行动哲学的问题、心灵哲学的问题,当然还有解释学、认识论、本体论的问题。
因此英美哲学家正在探讨的解释理论是具有复杂哲学意义的理论。
就此而言,我们既可以说它是一种解释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又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本体论理论、认识论理论,更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语言哲学、语义学、行动哲学或心灵哲学。
作为一种心灵哲学理论,解释主义另辟蹊径,为解决传统的心身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耐人寻味的思路。
它不直接思考心灵是什么、与物理过程是什么关系,而把回答理解和解释人的言语行为如何可能这一问题作为它的出发点,经过对解释条件、根据的丝丝入扣的探讨,最终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心灵哲学理论。
其基本观点是:人本无心灵,本无意向状态,它们是我们的解释性投射的产物;质言之,精神或心灵不是像自古以来人们天经地义地认识的那样,是实在地进化而来的,而是人为了解释的需要而设定的。
一、“彻底的解释”与心灵的解构在观察人际交流时,人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人们能相互理解对方的言语和行为,每个人既是说者、被解释者,又是听者、解释者。
不仅如此,人们还能对自己完全不熟悉的人及其言语作出解释,例如理解外国人及其言语行为。
这样的解释就是戴维森所谓的彻底的或从零开始的解释(radical or fr om scratch inter p retati on )。
因为在解释之前,解释者对说者的语言和心理状态一无所知。
要理解这种话语,哪怕是其中一个句子,解释者必须学到理解所需的一切条件或知识,尤其是・67・非语言的知识,而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因为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掌握了母语之外的语言。
即使是完全不懂外语的人,面对一种从未接触过的、完全陌生的语言,也能在具备了相应的条件时,对操这种语言的人的言语和行为作出理解和解释。
这也就是说,彻底的理解是可能的。
现在的问题是,理解、解释他人的话语和行为是如何可能的呢?这一问题就是戴维森的解释理论的出发点。
这里应注意的是,解释的问题有经验的和哲学的之分。
戴维森强调说:“我并未把下述经验问题与哲学问题混同起来,所谓经验问题即我们实际上是怎样理解说者的,所谓哲学问题即这样一种理解的必要和充分条件是什么。
我强调后一问题,不是因为我认为它让我们有可能接近关于语言学习和运用的心理学,而是因为它有助于澄清交流的重要的哲学意蕴,这是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以前所不知道的。
”(Davids on,1994,p.3)在他看来,这个不为人知道的东西主要是解释所依赖的非语言的条件,因为一个人能对一个外国人的言语行为形成理解足以说明:存在着一些非语言的知识资源。
戴维森认为,解释者之所以能够理解说者的话语,首先,是因为解释者有这样的非语言的知识和假设,即说者是有理性的,他与解释者有共同的世界。
戴维森把这种知识资源称作宽容(charity )原则或“合理接纳”(rati onal accommodati on )原则。
他说:它“是表述下述事实的一种方式,即具有思想、价值和言语的造物一定是有理性的造物,一定像我们自己一样是相同的客观世界的居民,一定像我们一样具有他们起主导作用的价值观”(同上,1984a,p.18)。
由上可以看出,宽容原则有三个预设,一是强调说者是有理性的,即合理性假说;二是强调主体间性,强调说者与解释者有共同的、主体间的世界,说者的话语就是指向这个世界;三是关于共同的价值观的预设。
宽容原则是他的解释理论的基本预设。
如果没有这些设定,解释就是不可能的。
就拿第一个预设来说,解释者之所以能判定说者的言语行为有意义,根源在于前者断言后者有这样或那样的信念,因为有信念才会赋予言语以意义。
之所以如此,又是因为说者是有理性的。
因此,“我们在不具备关于说者的信念的大量知识或没有作出这种假设的情况下甚至无法迈出朝向解释的第一步。
”(戴维森,1974年a,第127页)再拿共同世界预设来说,它设想,人作为人一定在世界中有其定位,即一定要处在与世界的关系之中。
这个世界不是因人而异的,不是属于个人的,而是大家共有的、主体间的世界。
说者的话语一定与之相关联的对象和事件就是说者和解释者一定共有的世界。
他说:“为了理解另一个人的言语,我必须能够思考他所思考的同一个东西;我必须拥有他的世界……因此交流依赖于每一个交流者拥有对方所拥有的关于共有的、主体间世界的概念,并正确地加以思考。
主体间世界的概念就是关于客观世界、关于每个交流者都能对之有信念的世界的概念。
”(Davids on,1985,p.480)其次,要理解说者及其言语,离不开复杂的能力,其中首要的能力是能把听到的话语与真值条件关联起来,即有能力把说者的句子与真值条件(truth conditi on )联系起来,知道句子为真时存在的事实是什么,如你要理解“天在下雨”的意思,你就得知道天真的在下雨,用更专门的术语说就是:“天在下雨”为真,当且仅当天在下雨。
换言之,你要理解说者的话语的意义,你首先得有关于待理解话语的真值理论,你能把真值条件归之于说者所说的或可能说出的句子。
戴维森说:“对于说者而言的真值理论就是一种意义理论,……关于那种理论的明确知识足以使人理解那个说者的话语。
”(同上,1990,p.312)现在的问题在于,即使我们知道说者把他的话语与真值条件关联起来了,知道他认为什么样的语句为真,在什么样的场合下为真,但还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能如此,还是不知道他的话语的含义和信念是什么。
而这恰恰是解释理论所要知道的。
解释的这一难题类似于决策论中的下述难题:“假定只给出了他的选择,我们如何能够既得出他的信念又得出他的相对值呢?”(戴维森,1974年b,第87页)戴维森认为,解释理论碰到的这个难题不仅类似于决策论的难题,而且解决的办法也是类似的。
・77・戴维森的解释主义及其心灵哲学意蕴因为对两种可供选择的偏好“相应于解释时人们认为某句话为真的态度。
决策论的实际选择相应于解释中的实际表达”。
(戴维森,1974年b,,第87-88页)因此接下来,戴维森对决策论作出了细致的考察。
假如某人正在考虑晚上该干什么,他面临着这样两种选择,一是去看电影,一是去散步。
这两种选择对他有不同的利益,即与他的愿望有不同的关系,可能都符合他的愿望(即有主观的值或效价)。
在这种情况下,他究竟偏向哪种选择则取决于他的信念:如果他相信下雨的可能性不大,他便可能去散步,否则就会去看电影。
反过来,如果我们知道他所作出的选择,那么我们便能借助推论知道他的信念(主观或然性)和期望(效价)。
因此戴维森说:“对某种特定偏好(即选择)作出说明包括完成对各种值的比较和对或然性的估计这个任务。
”(同上,第88页)同样的道理,当我们知道说者认为某个句子为真,那么便可能知道他有什么信念和想表达什么意思,或者说知道把什么命题态度归属于他。
“总而言之,我的论点是我们应当把意义和信念看作同一个理论的两个相互衔接的构成物,正如我们已经把主观值和主观或然性看作决策论的两个相互衔接的构成物一样。
”(同上)这也就是说,解释者在解释说者的话语时必须有某种能力或解释理论,而意义和信念则是其中必不可。
他说:“我们可以把这些概念当作理论上的构想。
”(Davids on,1984b,pp.222-223)换言之,词语、意义、指称尤其是信念、愿望之类的命题态度是解释者的解释能力中的构想,正是它们,使得他对说者的解释成为可能。
他说:“使解释成为可能的东西是这样的结构,即思想、愿望、言语和行动的规范特征加之于把态度正确归属于他人的结构,以及加之于对他们的语言的解释和对他们的行动的说明的结构。
”(同上,1990,p.325)这里有一种情况,即一个说者的一句话可能成为许多解释者的解释对象。
而许多解释者运用自己的决策理论、真值理论以及宽容原则会对同一句话形成不同的乃至相互对立的解释。
而且,它们可能都是正确的。
戴维森也承认这一事实,把它称作解释的不确定性。
他说:“因为存在着许多不同、但同样可接受的解释行为主体的方法,因此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便可以说:解释或翻译是不确定的……。
同样,我们也能说重量或温度的不确定性。
”(同上,1991a,p.161)正是从解释不确定性这一命题中,戴维森引出了重要的心灵哲学结论,即关于心灵的投射理论。
他一反传统的实在论的、镜式的心灵观,认为,我们关于心灵及命题态度的观念,不是关于客观存在的心理状态、属性、过程的反映,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信念之类的心灵状态。
这也就是说,我们在解释说者时尽管可以说“他有某某信念”,但它并不是陈述句,而是归属语句。
信念等是解释者为了解释他人的言语行为而“强加”或“投射”于人的。
在这里,戴维森发起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哥白尼式转变”。
戴维森主要借助与测量图式的类比说明这一点。
他强调,在解释中,对命题态度所作的归属,类似于对温度、长度或位置所作的归属。
在后一类归属中,我们利用的是简单的公理系统中得到的有序组织的数量属性,如“28℃”、“5米长”等。
说地球有经度、纬度,这都是我们加之于地球的。
同样,把命题态度归之于人,或说人有信念,这完全取决于我们对之所作的解释,而解释之所以出现,首先又是因为我们每个正常人都有一种“解释理论”。
有这种理论,就意味着知道怎样把说者所说的与特定的意义和真值条件联系起来,就知道在什么情况下把某一信念、愿望归属于要解释的对象,就知道怎样解释预言他人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