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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和深入，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也在不懈的努力着，开始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发生着显著的变化，认真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点及其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对于我们构建先进的、和谐的中国政治文化,推进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特点；影响；途径在中国,从夏商周及其后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经历朝历代的传承沿袭，形成了以儒家思想学说为核心的封建主体政治文化.这种传统的政治文化,又称之为儒家政治文化.时至今日,虽然中国有了巨大的发展，也不断地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但是传统政治文化仍深深地影响着现代政治文化的发展.认真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点及其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对于我们构建先进的、和谐的中国政治文化,推进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传统政治文化的特点首先，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一条宗法制的永恒脐带。
马克思·韦伯在对中国和埃及这两个君主专制政治共同体的比较中,就指出过宗法制度力量在中国古代社会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
他说：“在埃及，至高无上的是对死的崇拜，而不是对祖先崇拜”，在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中也不例外。
无论是从中国奴隶制的氏族国家，秦始皇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直至清王朝的灭亡，可以说中间经历了政治发展与血缘宗亲的一系列相互作用的重大变化，虽然其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政治文化，但是宗法制这条永恒的脐带却始终缠绕着人们对现代政治文明的追求。
其次，君主王权至上，无视法制，宪政空白。
“君权神授”，“顺天应人”“君主崇拜”等等意识观念，在整个封建时代始终居于统治地位并得到广泛的渲染，权力崇拜意识和权力本位的价值观被深深烙印在上层人士及所谓的“草民”阶层的心中。
这种君主集权式的专制导致对皇权的崇拜，对权威的认同，使得君主的权力无限地扩大，以王权为中心的社会框架在漫长的封建统治中形成了国民对权力的崇拜和依附顺从。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换①_页2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
①法律文化亦是如此。
法律文化不仅能传承法律知识，还能教化人民，即人民创造了法律文化，法律文化又塑造了人民。
江Q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这里所说的“文化建设”理应包括法律文化的建设。
因此，在法治国家建设的道路上，法律文化的建设是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如前所述，当代中国的社会环境已不同于古代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是，这种社会环境仍不是完全的法治社会，这种社会环境下的法律文化也不是现代的法律文化，有时还不失传统的色彩。
这些仍会延缓或阻碍法治国家的进程。
因此，当代中国虽然在法治建设上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但它仍存在着一个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换问题。
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换？总体来说，应当从两方面入手，即一为思想观念，二为法律制度。
（一）思想观念方面这主要是要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使法治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以得到人民的支持与拥护，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要增强公民的守法意识。
近年来，由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秩序的更替与重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违法犯罪现象日益增多，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这些与公民的守法意识有关。
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得到了良好的遵守，那么这个国家就会趋于稳定和发展；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遭到了粗暴的践踏，那么这个国家就会趋于动荡和停滞。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普通老百姓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律和法规，这样，法律和法规的作用才能发挥，才不会变成一纸空文，社会才会稳定与发展。
其二，要增强公民的用法意识。
当代中国公民的用法意识虽然比过去要强得多，但受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权利意识仍比较淡薄，有时仍羞于言利。
遇到纠纷与冲突，尽量把大事化小，把小事化了，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诉诸法律，“无讼即德”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仍影响着人们。
中国传统“清官文化”及现实意义陈松涛【摘要】近年来,因腐朽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人民群众对司法的公正、公平、公开有了迫切更严格的要求,司法为维护社会和谐发展所承受的压力逐步加大;在这一背景下,群众对清正廉洁的官员也表现的更为迫切和强烈.如何使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清官文化”的这一特殊现象融合于现代司法实践,是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亟需解决的一个崭新而意义重大的课题.【期刊名称】《安顺学院学报》【年(卷),期】2013(015)006【总页数】3页(P114-116)【关键词】“清官文化”;法治精神;背离;继承与吸收【作者】陈松涛【作者单位】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重庆404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03当前，伴随着我国工业高速发展，国家进入了一个战略发展期，与此相应也进入一个矛盾多发期。
各种社会矛盾大量地涌入司法领域，广大人民群众对公平和正义的渴望与检察系统、法院系统的司法能力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凸现。
受传统文化和观念影响，老百姓出于对公平、公正的朴素追求和表达自己想法的诉求，对能够代表群众意愿、有能力、不畏强暴、清正廉明的官员有着一种强烈的渴求。
这是当前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司法实施过程中不能漠视的一种民意基石和社会现实表现，同时也将是我们更好地实施司法实践活动、贯彻及落实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可忽视的法律基础和国情基础。
一、我国传统清官文化的渊源清官文化是我国社会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植根于传统封建社会的特殊土壤中，反映了封建社会人们对执政者的期盼。
汉代之前，清官文化尚未形成，但孔孟儒家学说得以兴起，汉武帝时更是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
当时读书人的精神支柱和人生目标，概括起来就是满脑子“忠君报国”，一肚子“修齐治平”，终生都在为做官而努力；一旦进入官场，又大都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尽心尽责，清官文化正是在这种二元一体社会政治结构下逐渐萌芽产生的。
隋唐至宋元，经过七百多年探索，文官制度已经相当完善和成熟，清官文化也得以快速发展，并逐渐在广大中国人的心中产生了清官情节，且绵延至今。
包公崇拜与清官司法作者：杨慧来源：《群文天地》2011年第22期包公故事的广泛流传反映了人们对清官的推崇，更体现着传统中国人推崇清官的法律思想和法律情感。
但清官司法有“人治”之嫌，建设法治国家最终还是要回归政治民主和健全法制。
近些年来，“清官戏”不断出现在电视荧屏中而且颇为流行，成为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法律文化现象。
显然，“清官戏”的流行不仅仅是由于其艺术上的审美观赏效果，而且涉及人们对于现实社会法制问题的焦虑与某种祈盼。
要真正理解当代法制生活中的清官现象, 就有必要深入到我们的法律文化传统中去, 通过对历史上清官司法的阐释, 来读解当代清官现象的深层“符码”。
一、概述阅读徐忠明老师的《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我们不再仅仅欣赏包公如何廉正无私，而是更深层次的思考包公故事中蕴含的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特点：精英文化与社会底层百姓的价值选择冲突。
底层老百姓遇到冤屈，总是寄希望于体制内解决。
制度的变迁是缓慢的，个人的不公正对待则是火烧火燎，等不及制度的救济，此时，人们只能寄希望于司法者的个人价值判断。
民众对法律的理解总是从具体的生活境遇展开的。
他们对法律智识人士的信赖并不建立在理论思维和学术逻辑上，而是看这些运作司法权力的人能否将民间的情理纳入政治权力的认同视野中。
包公故事之所以深入民心，是因为它不是用法言法语汇集的法律智慧大全，而是蕴含了民间对法律的想象、诉求和意义分析。
公平和正义是一个很感性的东西，难以标准化。
秋菊所寻求的那个“说法”，只有她自己最清楚。
可见，包公故事不仅仅是简单的司法故事，更体现着传统中国人推崇清官的法律思想和法律情感。
二、对“包公崇拜”的思考从《宋史·包拯传》到戏曲小说野史笔记，包公故事被民间话语不断改写。
包公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他为人正直、清廉如水，更在于他能够明察秋毫、用法律来解决世俗现实中的种种实际问题。
既是个清官，又是个能法之士，得到人们的推崇也不难想象。
中国传统司法文化再评价2011-08-03 16:12:28崔永东【作者简介】崔永东，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司法理念与司法制度研究中心主任。
【内容提要】尽管在专制政体下，中国传统司法制度从整体上看仍然偏于严酷，但其中不乏含有人道性因素的具体制度，如录囚、直诉、调解、会审、赦宥、存留养亲、死刑复奏等等。
上述司法制度的形成或确立与儒家“仁”道（人道）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它们体现了对人的生命价值的重视、对人的人格价值的尊重以及对人的正当利益的关注，其人道内涵具有了超越时空的意义，这正是我们今日构建人道化司法文明所应借鉴的。
【关键词】古代司法制度/人性化/合理性一、中国传统司法文化有无合理性因素？中国传统司法文化有无合理性因素？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过去，我们对传统司法文化批判否定过多，而对其合理性因素却肯定过少。
那么，衡量“合理性因素”的标准是什么呢？愚以为站在今日立场上看，当以人道精神为是。
两位美国学者布迪和莫里斯在其合著的《中华帝国的法律》一书中对中国古代法律中的“人道主义”进行了探索，认为“与西方法律相比，中华帝国的法律在有些方面更加人道，更加合理”。
例如，“在中国，所有的死刑（除了少数例外）以及其他一些重刑判决，在其执行之前，都必须得到设在京城的国家最高司法机关的同意，甚至要得到皇帝本人的批准。
清朝的死刑有一种‘监候’，其意思是表示：被判处死刑的罪犯须待一年一度在京城举行的‘秋审’之后，才能被提交执行。
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经过‘秋审’，原判处死刑监候的罪犯都能被减轻刑罚，因而可以免死。
统治者还经常赦免罪犯，既有针对所有罪囚的大赦，也有针对某一类，甚至针对个别几个罪囚的特赦。
儒家人道主义在法律中的另一表现是对于犯罪的老人（70岁以上）、儿童（15岁以下）以及身体有病、精神不健全者，免除刑罚或者减轻处罚。
在许多犯罪中，妇女也可以缴纳赎金，从而免除刑罚”。
①以上考察的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笔者认为这是受儒家人道主义影响所致。
论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对反腐工作的影响作者：谌华来源：《青年与社会》2013年第15期【摘要】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把双刃剑，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正确认识我国传统文化，尤其是认清其中的遗毒，不片面和盲目地崇拜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对我国反腐倡廉建设大有裨益。
【关键词】传统文化；消极因素；反腐倡廉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把双刃剑，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可谓优劣共存。
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强调“民情”对美国民主的作用远远大于法律那样，中国腐败屡禁不止，其根源也在所谓的“民情”当中。
正确认识我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认清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遗毒，不片面和盲目地崇拜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对我国反腐倡廉建设大有裨益。
本文以客观的态度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进而为学者们日后分析腐败产生的原因提供一个有益的思路。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学者吴江在《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略考——儒家学说述评》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至少应当提到下述三个方面：即古代思想（世界观、人生观、政治思想、伦理道德观念等）、古代艺术（文学、美术、音乐、戏剧等）、古代科技（医学、天文学、农学等）。
中国传统文化对腐败的影响主要是在思想方面，所以这里的中国传统文化即指世界观、人生观、政治思想、伦理道德观念等方面。
在拓展意义上，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包括在长期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国民思维方式和社会风俗习惯等。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可以说，儒学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
然而，任何一种传统文化中都包含有精华和糟粕两部分。
这就要求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一方面，我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很多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
如民本思想、清官思想、为政以德、任人唯贤、公而忘私、见利思义等等，这些廉政思想对抑制腐败具有良好的借鉴作用。
“三言”“二拍”中清官小说的新变引言清官小说在明代的兴起及其思想内涵“清官”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特定的概念。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起初叫“循吏”，指能够“奉法循理”、教化百姓、清廉正直的官吏。
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变，“循吏”一词逐渐被“清官”所代替。
本文所说的“清官”，指的是它今天通用的意义，即清廉正直的官员。
起源于宋代的公案白话小说大量地刻画了这样的形象。
“说公案”或“公案小说”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宋人“说话”的名目中。
众所周知，宋代是我国古代城市经济比较繁荣的时期，也是我国古代市民文学发源的时期。
作为市民文学最主要的一种形式，公案白话小说在宋代的兴起具有一定的社会根源，形成了市民文学不同于以往士大夫文学的独特景观。
这种特征一直延续到明代，而公案白话小说在长达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中，伴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以及文人独立创作的繁荣，又出现了许多新的特色，最突出的一点，是官吏形象尤其是清官形象被着力塑造。
由于冯梦龙的三言和凌濛初的二拍是晚明文人独立创作的代表，所以三言二拍中的清官形象是我们一窥晚明社会生活情况的窗口。
1.社会生活的全景式展现1.1皇权发展到极致的产物明代是中国皇权制度恶性蜕变的时期，因而权利体制对国民全体的压迫掠夺及其对国民心理的影响极为严酷。
然而也就是在明代，通俗文艺中的清官故事高度繁荣。
由于弱势国民群体在现实中根本无法消解专制权利的巨大压迫，所以他们才转而创造出一种广泛而“有效”的“心理补偿机制”，试图通过对清官的企盼、幻想、艺术张扬等神化方式，创造了数量众多的清官小说，塑造了一批个性鲜明、同中有异的清官形象，以使得自己的心理可以勉强抗衡社会上的黑暗与腐败。
据历史学领域的研究，在明代，高度专制的皇权体系将“权高于法”的制度特征发展到极致。
皇帝是最高的立法者，皇帝发布的诏令敕谕是最权威的法律形式，皇帝的特权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
于是当时一切司法程序、法律规定，都成为专制者手中任意亵渎玩弄、最大限度地牟取私利的工具。
体现儒家思想公正的事件
清朝时期，有一位清官“袁守仁”，他为了公正地审案，给了儒家思想的一次成功诠释。
袁守仁在接受审理一起关于家庭纠纷的案件时，袁安理却展示出他令人气愤的“公正”和“特别”的态度，他在审理这宗审理案件的法官将案件反客为主。
他先行道歉，说：“昨天受疲劳影响，对贵方说话口气较尖，今天再行道谢，请贵方放宽心，我们将据实理案，维护受害方的权益，而不受任何人的左右”。
这宗案件本是一宗易诉难救的案件，但在袁安理结合儒家思想的公正态度影响下，审判以原被告胜诉而结束。
袁安理此举不仅体现出了儒家思想“兼爱”的实践，还弘扬了儒家思想中“以义显公道”的理念，这种行为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公平正义，实现了百姓自行抗争乃至团结协作的目的。
袁安理此举可谓是一面明镜，使得百姓凭借此例自省，重视法律，让公平正义的精神渗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从而使人人平等地对待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