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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科举制度清朝（1644年-191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
在清朝的统治下，科举制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科举制度是一种用于选拔官员的制度，它通过考试选拔出人才，使他们可以在政府中担任职位。
本文将详细介绍清朝的科举制度，包括其历史背景、考试流程以及影响。
一、科举制度的历史背景清朝的科举制度源自唐代，经过宋代、元代的发展演变，最终在明朝得到完善。
随着明朝的灭亡，清朝在其统治初期也参考了明朝的科举制度，并加以改革。
清朝科举制度的目的是为了选拔有才能的人才，提高政府的管理效能。
与明朝的科举制度相比，清朝的科举制度在考试内容和考试范围上进行了一些调整。
二、科举考试的流程清朝的科举考试分为三个层次：乡试、会试和殿试。
乡试是每三年进行一次，会试和殿试则是每年进行一次。
1. 乡试：乡试是科举考试的第一层次，考试地点设在各地的州县。
报名参加乡试的考生要通过一系列的资格审核后方能参加考试。
乡试的考试科目包括经义、史书、诗文等，主要测试考生的基础知识水平。
乡试合格的考生可以晋级参加会试。
2. 会试：会试是乡试合格考生进入的第二层次，考试地点设在省会城市。
会试主要考察考生的文采和论述能力，一般考试内容包括文章题目的命题作文和诗词创作等。
会试合格后，考生可以晋级参加殿试。
3. 殿试：殿试是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层次，考试地点设在皇宫内的文庙殿。
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考察内容包括经义、政策、实务等，主要测试考生的综合素质和才能。
殿试合格的考生将被评为状元、榜眼、探花等不同级别的进士，并有机会进入国家官僚体系。
三、科举制度的影响清朝的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选拔人才：科举制度的推行使得更多的人有机会通过考试进入官僚体系，这打破了封建社会中世袭贵族的传统，促进了社会流动性，并为国家提供了大批的人才。
2. 稳定政权：科举制度通过考试选拔优秀的官员，使得政府的管理效能得到提高，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统一。
清朝科举制度简介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曾实行一千三百余年，至清代而臻于完备。
今天，全国各地仍保存有许多与清代科举制度有关的文物建筑，如北京的国子监及树立其中的清代进士题名碑，曾作为殿试场所的故宫太和殿和保和殿，散见于各地的举人、进士匾额、牌坊及学宫遗址，以及历史档案中保存的各种考试试卷、考试规则等等。
所有这些，均构成了我国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文物建筑，如今已经成为静态的历史化石，为了将它们还原为一个个活生生的历史场面和过程，以飨导游和游人，我们就必须对清代科举制度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清代士人在应科举以求功名的路上，要经过考取生员、考取举人和考取进士这三个步骤。
在这一过程中，要经过多次考试。
确言之，清代各种科举考试可以归入生员考试、举人考试和进士考试等三个系列。
在这三个系列中，秀才系列和举人系列的考试均与“学政”这一官职有关。
清代的学政是中央派往各省管理教育和科举事务的官员，其制源于宋代。
宋代曾置提举学事司，掌一路州县之学政，并巡察所部儒师之优劣、士子之勤惰。
明代除在各省设置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之外，还分设各种道员，其中有一种以按察司佥事提督学校的道员，称提学道，一般由京朝官简任。
这种制度在清代继续沿用，雍正后统称“钦命提督某省学政”，一般称“学政”。
学政多由朝廷在翰林院、詹事府官员中选任，由其他京官选任者也带翰林院编修或检讨衔;由于学政还兼有在派往省份考试武生的职责，因而又加提督衔。
清代的学政三年一任，逢子、卯、午、酉乡试之年的八月简放，其基本任务有三个:第一是主持“院试”详下文，录取各府、州、县学的生员;第二是主持各地检验生员学业的“岁考”;第三是主持作为乡试预备考试的“科考”。
学政系朝廷使节，不受督抚节制，地位很高。
下面将科举制度中生员、举人和进士三个系列的考试程序做一个大致的叙述:一生员秀才系列的考试。
童生考取生员须经本县、本府或本直隶州、厅和学政的三级考试:1.县试。
县试由州县官主持，日期多在二月。
清朝官员考核制度
清朝官员考核制度是清朝的一项官员选拔和评估制度，主要目的是筛选出有才能和品德的官员，提高官员素质和行政效率。
下面是清朝官员考核制度的一些要点：
1. 乡试：此制度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全国范围内的士人参加乡试，以选拔出有才能的人才。
乡试以文学为主要考核内容，考题包括经义、诗词、论述等。
通过乡试的人才进入下一轮选拔。
2. 会试：通过乡试的考生进入会试阶段。
会试在省级进行，考题范围更加广泛，主要考察候补官员的才能和知识面，考试内容包括经义、诗词、文章写作、辩论等。
通过会试者可以成为举人。
3. 乾隆朝以后，会试变为全国范围的考试，考生需前往北京参加。
考题也增加了理科内容，如数学、自然科学等。
通过会试者可以成为进士。
4. 进士科举：进士科举是清朝官员选拔的最高级别考试。
考生需通过乡试和会试后才有资格参加进士科举。
进士科举在北京进行，考题更加难度加大，主要考察考生的文学才能和政治思想水平。
通过进士科举的考生可以成为朝廷官员，担任各级官职。
5. 按照考试成绩的高低，选拔的官员可以分为正一品、正二品、从一品等级，从而决定其官职和待遇。
除了科举考试，清朝还有一些其他的选拔和评估制度，如考察举人、进士任用前的政治审查、贞观政治实践等。
这些制度都是为了保证官员的能力和廉洁，提高清朝政府的行政效率和能治水平。
科举制度的历史发展演变和影响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参加人才选拔考试的制度。
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
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
科举制从隋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6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
历史发展与演变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起源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
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
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
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
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
唐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完备推翻隋朝的统治后，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
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
在唐代，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
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
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
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
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
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
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
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
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
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
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
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
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
清朝科举制度的演变与影响清朝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一种重要的选拔官员的制度，对于清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科举制度的起源与发展、考试内容与程序以及对社会影响等方面对清朝科举制度进行探讨。
一、科举制度的起源与发展科举制度起源于隋唐时期，延续至清朝中期。
其目的是选拔人才，使得社会中的有能之士有机会进入官场，为国家服务。
清朝科举制度可以追溯到顺治年间的康熙年间，康熙发展了基本的科举制度，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与完善。
清朝科举制度分为乡试、省试和殿试三个阶段。
乡试是在县级考点进行，考试内容涵盖诗文、经义等，考试形式为笔试。
通过乡试的考生可以进入省级考试，即省试。
省试则是在省城举行，考试内容更加深入，包括经史、诗词、论辩等。
通过省试的考生有机会进入最高级别的考试——殿试。
殿试是在北京举行，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考生为进士及第的最后关卡。
考试内容主要是政策论述和策问，要求考生对国家政治有深刻的理解和独到的见解。
通过殿试的考生将被授予进士及第的称号，成为官僚体系中的一员。
二、考试内容与程序清朝科举制度的考试内容围绕经史、文学和政策等方面展开。
经史作为考试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了经典著作、历史事件和政治制度等方面的知识。
文学则主要考查考生的文笔和文学造诣，要求考生能够熟练运用典故和修辞手法等。
政策则要求考生对国家政务有全面的了解，并能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科举考试的程序一般分为笔试和面试两个环节。
笔试主要是为了考察考生的学问功底和文学才能，而面试则重点考察考生的政策理解和才能判断。
三、对社会影响清朝科举制度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科举制度为社会中的人才提供了一个晋升途径，促进了社会流动性的增加。
与世袭制度相比，科举制度能够公正地选拔具备才华的人才，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其次，科举制度对教育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由于科举考试的要求较高，中国古代的读书人纷纷投入到学习中，促进了古代教育的发展和提高。
晚清时期科举制的变化
晚清时期，科举制经历了从康熙到清末的变化。
一、康熙时期，科举制仍然保持着明朝时期的传统，科举考试的机制仍然是以科举制为主，以科举考试为辅。
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状元等几个等级，考试内容以文史为主，兼有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知识。
二、雍正时期，科举制发生了一些变化，考试科目从文史增加到五科，分别是文、史、哲、法、经。
此外，乡试的考试时间也从原来的一天延长到两天，考试内容也更加丰富。
三、乾隆时期，科举考试发生了更大的变化，考试科目从五科变成了六科，新增的科目是医学。
考试内容也更加丰富，从文史增加到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医学等方面的知识。
四、清末时期，科举制出现了更大的变化，乡试被取消，只保留了会试、殿试、状元等几个等级，考试科目也从六科变成了三科，分别是文、史、哲。
考试内容也发生了变化，政治、经济、军事、医学等方面的知识都被取消了。
清朝的科举制度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政治制度主要依靠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
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但在清朝时期经历了一些变革和调整。
本文将介绍清朝的科举制度及其特点。
一、科举制度的背景与起源科举制度起源于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选拔士人的制度。
这一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选拔有才学之士，为国家培养人才，维护封建统治。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迁，科举制度在不同朝代有所调整。
清朝取代明朝成为中国的统治者后，也对科举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
二、科举制度的组成清朝的科举制度主要包括三个阶段：乡试、会试和殿试。
1. 乡试：乡试是第一次选拔考试，也是最初的一轮选拔。
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考试内容主要是经史。
考试通过者可以晋级到下一阶段的会试。
2. 会试：会试是第二次选拔考试。
会试每年举行一次，内容包括经史、诗赋和策论。
会试通过者可以晋级到最后一轮的殿试。
3. 殿试：殿试是最终的选拔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
考试内容与会试相同，但更加严谨和考察深度。
殿试通过者将被授予功名，可以进入官场担任职位。
三、科举制度的特点清朝的科举制度在基本原则上与明朝的科举制度较为一致，注重以考试选拔人才。
然而，清朝对一些规则和流程进行了调整，使科举制度与清朝的政治特点相适应。
1. 官学教育：清朝官学是培养科举考生的主要场所，师生关系严格但封建思想沉重。
官学教育对考生的思想和学术方面进行严格教育，灌输封建观念，以确保选拔出符合封建统治需要的人才。
2. 归化政策：清朝制定了归化政策，即允许蒙古、满洲等少数民族进入官场。
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汉族为主的科举制度特点，使得清朝的官场具有更多的多元性和开放性。
3. 考试制度的调整：清朝对科举考试的考试科目和内容进行了一些调整，增加了对经义和儒家经典的考查，以及曲笔和批评文章的命题，体现了清朝封建统治的思想导向。
在清朝的科举制度下，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的士人可以进入官场担任各级职位，从而享受到丰厚的待遇和特权。
明清科举制度这里简单说一下清代科举选拔贡生的制度：清时在县学考取的叫“邑庠生”，在府学考取的叫“郡庠生”，统称为“秀才”。
秀才经过岁、科两试成绩优秀者，政府月给廪食，称“廪生”。
只有廪生才有资格被选为贡生，即贡元，但也有个别特殊优异成绩的秀才被直接授予贡生。
取得贡生资格，可以不经乡试(省考)直接上京参加会考，与乡试得中的举人同等待遇，所以也可以在家宅和宗祠上挂匾或者在家门口和宗祠门口竖旗杆。
明清科举制度【从童试(秀才)->乡试(举人)->会试(贡士)->殿试(进士)】童试童试，童试即童生试，是明清两代取得生员的入学考试，在唐、宋时称州县试，明、清称郡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的考试。
县试在各县进行，由知县主持。
清朝时一般在每年二月举行，连考五场。
通过後进行由府的官员主持的府试，在四月举行，连考三场。
通过县、府试的便可以称为童生，参加由各省学政或学道主持的院试。
清朝的院试是每三年举行两次，由皇帝任命的学政到各地主考。
辰、戌、丑、未年的称为岁试；寅、申、巳、亥年，称为科试。
院试得到第一名的称为案首。
通过院试的童生都被称为生员，有邑庠生和郡庠生，俗称秀才，算是有了功名，进入士大夫阶层；有免除差徭，见知县不跪、不能随便用刑等特权。
秀才分三等，成绩最好的称“禀生”，由公家按月发给粮食；其次称“增生”，不供给粮食，“禀生”和“增生”是有一定名额的；三是“附生”，即才入学的附学生员。
生员经科试合格，即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称“科举生员”。
生员获得入学的资格後，可以到官办的府、州、县学读书。
不过明清的入官学基本上只是一种形式，并没有多少真正的知识传授。
入学後经过学政的选拔，便可以参加下一级乡试。
成绩特佳的生员，有机会被选为贡生，成为国子监的学生。
与国子监其他监生不同，贡生是正途所出。
国子监学生多由省、府、州、县学生员中选拔，亦有由捐纳而得者，入监就学者有贡生、监生之分，然通谓之太学生/国学生或国子监生。
清末州县考绩制度的演变【内容提要】1904年开始实行的考核州县事实，是清代考绩制度的重大变化。
它是清廷试图通过体制内变革，解决吏治腐败的积弊，并为推行新政考察和选拔能员干吏，巩固权力基盘的措施。
但督抚势力坐大，革故鼎新难以兼顾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分歧，而避重就轻的结果，只能使改革徒具形式，背离变政的初衷，同样危及甚至瓦解清朝的统治。
州县考绩制的变革及实行，恰好显现了清廷进退两难的困境。
【摘要题】政治·法律【关键词】清末/州县考绩/制度变革/考核州县事实【正文】清末是近代中国政治制度转型的重要时期，仿效外国政治制度改革传统官制，成为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
不过，清朝官绅虽然可以从国外搬来各式各样的制度文本，并且仿照其在中国建立相应的制度，但改制后仍然只能利用旧官僚体系中既有的官员来推行和操作，而清廷被迫变政的原因之一，正是吏治腐败，完全由旧人来操控新制，难以达到预期目标。
如何改造利用原有官吏，使之适应新体制的需要，成为清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其对策之一，是将实行已久的考绩制度进行变通调整，使之成为择优汰劣、选拔新政人才的重要形式，为新政宪政准备一批可靠与高效的官吏，保证中央政令的贯彻。
但官场腐败积重难返，改革官制以适应变政需求，有可能导致官僚群体的涣散，同样危及甚至瓦解清朝的统治。
州县考绩制的变革及其实行，恰好显现了清政府进退两难的困境。
清代官吏的考绩制度，主要是三年一届的“大计”与“京察”，前者以外官为对象，后者以京官为对象，成为考核各级内外官吏的主要形式与奖罚依据，以保证统治机器的有效运作，被清廷视为“激扬大典”。
（注：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九一，选举八，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总8513-8514页。
）有关清代外官考绩考课制的论述，多依据《大清会典》、《清朝续文献通考》、《清史稿》等官方典籍，主要涉及“大计”的历史沿革、内容和操作规程。
（注：郭松义等：《清代典章制度》，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艾永明：《清朝文官制度》，商务印书馆2003年。
）近年来日本学者运用计量方法对康熙、乾隆时期的考绩制进行个案分析（注：大野晃嗣：《清代加级考—中国官僚制度の一侧面》，《史林》第84卷第6号，京都大学史学研究会2001年；小野达哉：《清初地方官の考课制度とその变化—考成と大计を中心にして》，《史林》第85卷第6号，京都大学史学研究会，2002年。
），将研究工作引向深入。
然而，与考绩制在整个清代官僚制度中的作用及地位相比，学术界重视的程度以及研究进展仍不尽人意。
尤其是光宣之际州县考绩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迄今却鲜有论及（注：魏光奇《晚清的州县行政改革思潮与实践》一文，对此略有述及，认为“具有近代性质的改革色彩”，并对“****时期的县行政制度也有影响”(载《清史研究》，2003年3期)。
）。
清朝官方典籍于清季变政情形来不及整理，后人代为编辑，多少有些隔膜，不能权衡轻重，判别正误，确考源流，难免取舍不同，或互相歧异，增加了认识的难度。
查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吏部、会议政务处、宪政编查馆、军机处录副、宫中档朱批奏折等相关文件，并与清人的文集、日记、报刊等文献资料比勘互证，可以探究这一时期州县考绩制的变化、原因及其效果。
一清入关前，沿袭明代的“考满”与“考察”两种方式对官员进行考核。
入关后，在继承明制基础上逐渐形成新制，但仍有反复。
（注：顺治二年至四年，确定外官考绩制为“大计”，以四格为标准注考，并以三年一届为考核周期。
康熙元年，曾一度罢大计，止行考满，并定考满办法。
康熙四年停止考满，复行大计(《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八，光绪己亥刊本)。
）雍正元年复行内官京察，以京察与大计为京官外官考核定制，每三年一次的考绩制度正式确立。
（注：近年来，艾永明对这一问题有所考异，详见所著《清朝文官制度》，第214—217页。
）乾隆五十年，依据各省“省分大小、缺分多寡”，对大计卓异人数进行定额定制。
（注：《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二四二，第九页，乾隆五十年十一月辛亥。
）至此，大计作为清代外官考绩的制度臻于完备。
各省官员的大计，考核程序由下而上逐级进行，即由州县至府而道，道移司，逐级考察后出注考语而汇综于督抚。
（注：《钦定大清会典》卷十一，第十，光绪己亥刊本。
）考核以守、才、政、年(即操守、才学、政绩、年龄)四格评等议叙，用六法参劾不法官员。
（注：《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十一，第九至十四页，光绪二十五年刊本。
乾隆三十四年前为“八法”。
六法即不谨、罢软无为、浮躁、才力不及、年老、有疾，八法加贪、酷。
）考核评级分为卓异、供职两等，卓异有定额****，仅占被考核的道以下官员的十五分之一。
因为被评为卓异者具有擢升迅速、可任要职等优势，成为朝野上下关注的焦点。
但督抚对卓异的荐举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大计以四格六法为定制，而各个时期的侧重明显有别，反映出历代清帝执政期间社会发展与社会矛盾的不同特点。
康熙时，“其考课也，以民生之苦乐，为守令之贤否，以守令之贪廉，为督抚之优劣，则廉者以劝，贪者以惩，有利必兴，有害必除，而民之不得所者寡矣”（注：《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十二，第十二—十三页，康熙六年六月甲戌朔。
）。
雍正时，则强调“文官仓库之盈亏，办事之能否，武官骑射之优劣，训练之勤惰”（注：《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八，第十五页，雍正元年六月乙亥。
）。
同治初年，由于战争的破坏，亟待恢复生产以稳定社会，故不仅以招集****、垦辟地亩为大计考核的主要依据，而且谕令凡州县官吏在开垦地亩、尽心民事方面业绩突出者，“即著该省督抚藩司，随时登之荐牍，以备擢用”（注：《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四十二，第二十四页，同治元年九月癸丑。
）。
清朝历代皇帝都反复强调州县官吏的重要性，而考绩制度具有任人选能，奖勤罚懒，倡廉惩贪，澄清吏治，促进生产与稳定社会等多重功能，作为确保官僚体系正常运转与良性循环的激励机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尽管历代清帝均意识到“察吏即以安民”，大计可以“保荐循良，汰除庸劣”（注：《大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二百六，第二十六页，咸丰六年八月庚戌。
），并将官吏考绩制视为“经世之要图，保邦之大计”，高度重视并三令五申，但自咸丰朝开始，以“军务未竣”、甫经履任等等借口而请求展缓大计的奏章不绝于途。
这一方面与持续增长的内忧外患及战事不断相关，另一方面则与清中后期督抚频繁更换的情形对应。
（注：清制凡督抚履任时间不足一年，大计可展缓。
另见魏秀梅《从量的观察探讨清季督抚的人事嬗递》，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期，1973年。
）道、咸、同三朝以来，为筹集巨额赔款和越来越大的军费开支，清政府饮鸩止渴，大开捐纳，滥行保举，造成仕途拥挤，官员的正常晋级秩序被打乱。
由于积重难返，一些省份三年一届的举人大挑也被迫暂停，（注：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898年1月7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7页。
）对仕途造成恶劣影响。
光绪以后，进士分发知县本应列班于“即用”，因宦途壅滞，只能“积用”等候空缺。
（注：何刚德：《客座偶谈》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有统计表明，十九世纪中后期，以捐纳方式进入官僚队伍的人数激增，此类新进者竟占了各省官吏总数的近50％。
（注：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235页。
）大量捐纳人员涌进官僚队伍，尤其是涌向州县基层，滥竽充数，虚应故事，严重干扰了清政府的正常运作。
各地督抚“平日于属员贤否，漫不经心。
临时亦只奉行故事，甚至开奔竞之门”（注：《大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二百六，第二十六页，咸丰六年八月庚戌。
）。
即使像端方这样政声不俗的重臣，其视为“要函”之中为数不少的信件，也是亲朋故旧请托安置私人。
（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端方档案全宗，函字31卷，要函类。
）在官僚队伍鱼龙混杂，急需强化考核监督的情况下，大计反而不能按期举行，使朝廷对外官的约束力大为减弱，吏治腐败不仅加剧了各种社会矛盾，还直接威胁着皇权统治的稳固。
官吏人浮于事，敷衍因循，导致办事效率日益低下，与推行新政所要求的高效实用形成尖锐矛盾，不少新政措施成为一纸空文，朝廷为此大伤脑筋。
鉴于三年一度的大计不能防微杜渐，激浊扬清，难以适应社会发展对官吏素质与办事效率日益增长的需求，也无法保证清廷强化监控的需要，如何增强统治效能的问题迫在眉睫。
在不可能全由新人行新制的情况下，改造利用旧人旧制便成为唯一可行的选择。
通过缩短考核周期，变更考核方式和标准，充实考核内容，加大考核力度等方式整顿官僚队伍，势在必行。
正是在上述矛盾纠葛和现实需求的背景下，清末州县考绩制的改革拉开了帷幕，成为新政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清廷整顿外官吏治的第一项措施，就是下令各省建立课吏馆，首先要求各地督抚破除情面，对道府州县官分发到省之初，必须“躬亲面试”，对“鄙俚轻浮者，即行咨回原籍。
其尚堪造就者，均令入课吏馆讲习政治法律一切居官之要，随时酌予差委。
”其次，对试用期内的道府州县官实行期满甄别，“优者留补，劣者斥罢，平等者再勒限学习，均各出具切实考语，不得仍前含混。
即选授实缺之捐纳保举各员，亦应一律考试查看，分别办理”（注：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总4863—4864页。
）。
不久，清廷又扩大了通过课吏馆培训官吏的范围，要求“即用知县签分到省，亦必入各省课吏馆学习，由该督抚按时考核，择其优者立予叙补，其平常者仍留肄习，再行酌量补用”。
当局希望通过面试、试用期满甄别、学习居官之要等方式，在官僚队伍循环流动的人口加强控制。
三令五申之下，各地纷纷建立了课吏馆。
一些对新事物接受较快的督抚，还定期奏报课吏馆的情况。
（注：陈夔龙：光绪二十八年八月《清淮遵设课吏馆折》，《庸盦尚书奏议》卷二，1911年石印本。
）这使得原来几乎失控的局面有所改观。
在此基础上，清廷将改革的重心转向对在职在任州县官的考核、甄别与奖惩。
为了保障考核能够切实进行，上谕强调相对固定官员的任期，杜绝个人请托造成的频繁调动，要求各地督抚详加考查，“随时激扬，除贪酷昏颓各员应即立予严参外，其安坐衙斋，公事隔膜，及专务铺张，并不知民间疾苦者，均著分别撤任开缺，慎选贤员补署，不准徇私滥委”（注：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总5112—5113页。
）。
由于捐纳保举滥行，清后期州县官吏频繁调动，已经成为贻害地方、殃及民生的痼疾，以此作为“固本培元”、整顿吏治的第二项措施，应当说抓住了关键。
从上谕的语气来看，清廷对整顿各地吏治的决心坚定。
二官员的任用与任期，相辅相成。
清中叶之后，州县官吏的擢升任用标准及其依据问题，长期困扰当局。
咸同军兴，各省督抚每每以保举之名推荐下属，所举荐者处理政务的实际能力，多凭督抚的只言片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