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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新移民调查报告福州新移民在改革开放后开始涌现，改革开放以来,福州出现了新一轮的出国潮。
影响这一轮移民潮的主要因素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背景,居住国的移民政策和地方移民传统。
在这次社会调查报告中以闽侯县的上街村和厚美村为主要对象，进行访问。
通过介绍和提问问题等手段了解移民的动向改革开放以来,闽侯县出现了新一轮的出国潮。
影响这一轮移民潮的主要因素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背景,居住国的移民政策和地方移民传统。
闽侯县归国华侨联合会会长林先生介绍这几个村移民的一些共性:移民规模增长较快,居住模式上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迁移方式以家庭团聚和合法移居为主。
其中以上街村增长最为迅猛,移民规模最大有3567人;厚美村增长趋势减弱,规模一般。
移民流向更具多样性,上街的移民以北美、日本、澳洲和东南亚为主要目的地。
厚美村则主要分布在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台湾，澳门。
通过2天的实地深入考察，终于知道闽侯县有个上街归国华侨联合会（简称侨联）刚开始也不清楚它的职能，有木有作用，给不给力？对于对它的认识也是通过林先生的介绍：闽侯县是重点侨乡之一，所以侨联的成立跟他是紧密相关的，主要用于服务县内的归国华侨，侨眷，海外侨胞。
也包括对贫困华侨的帮助，今年来相继开展了侨联“四大”品牌活动，即：“扶贫、帮困、助学、敬老”活动。
根据林先生的说词中发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第一代侨民和二，三代侨民对中国的认同感在逐渐消失，我推测是由于接受了外国文化思想的侵蚀造成的。
从称呼上可以明显的体现出来，比如第三代桥民（在外国土生土长的这类人），称呼自己家乡人为大陆人，中国人，台湾人……丝毫没有任何感情包含在内，遗憾的是由于只有2天的时间使我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不够深，不够全面，并且拘于表面现象，以后调查的报告我会放在经济上，文化上，以此为重点研究亲疏大陆的表现和原因后果。
在实践过程中也发现了近年来闽侯县归国华侨联合会拓宽海外联谊渠道，在“请进来”的同时，争取多“走出去”，并在传统节日期间加强联络，加深感情。
有华人处必有福清哥福清是全国著名侨乡，海外侨胞、港澳同胞逾80万人，分布世界115个国家和地区，拥有海外社团56个，以及83万归侨侨眷。
在福清，以林绍良、林文镜先生为代表的广大融籍海外乡亲，秉承炎黄子孙的优良传统，以超常的智慧、惊人的毅力，艰辛打拼，顽强奋斗，并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成为今日驰骋全球经济领域的一支劲旅，成为当今海外侨界中极具声望的重要力量。
据不完全统计，如今福清海外侨胞总资力在600-700亿美元。
改革开放以来，广大融籍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爱国爱乡热情空前高涨，共为家乡福清的公益事业捐资16亿元人民币，累计在家乡投资和引资逾50亿美元，兴办三资企业逾千家，为家乡福清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历史性贡献。
实践证明，“侨”是福清发展的最宝贵资源和最大优势，是推动福清市对外开放和现化代建设的一支强大生力军。
侨胞人数急剧增加，分布国家不断扩大自改革开放以来，侨乡福清发生了沧桑巨变，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改善。
但由于福清人素有闯荡世界、冒险吃苦、勇创大业、永不满足的精神，因而出国创业打拼、谋求新发展的福清人与日俱增。
据公安出入境、外事侨务等部门统计和估算：自1979年至2006年，福清通过各种渠道出国（境）人数达20多万人。
他们或通过劳务，或旅游，或经商，或定居，或留学，或婚嫁，足迹遍布世界115个国家和地区。
如今，福清旅外乡亲达80万人（2004年侨情普查：福清市共有旅外乡亲781402人。
其中，海外华侨132155人，华人480680人，香港同胞54967人，澳门同胞5339人，出国人员108261人。
），与1997年侨情普查时相比，出国（境）人数增加近20万人，分布国家增加30多个，这20万人成了福清海外新侨民。
如在南非、英国、俄罗斯、澳洲、阿根廷、等国家均有万名以上新侨，使这些年来福清侨胞的数量急速地攀升。
老一辈华侨逐步隐退，新华侨华人和海外新生代力量迅速崛起在海外，福清籍老一辈侨领侨贤拥有很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逐步将企业的领导权交给下一代掌管。
沿海农村的社会流动--来自福建省福清市18个村庄的调查程丽香
【期刊名称】《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3(000)003
【摘要】本文在对福清市农村18个村庄的随机抽样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数据不仅分析了沿海农村代际职业流动、代内职业流动的趋向、流动率、流动速度,还探讨了影响农村社会流动的因素,并揭示了与农村社会流动相关的几种趋势.
【总页数】6页(P67-72)
【作者】程丽香
【作者单位】福建省委党校,福建,福州,35000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C9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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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好用活侨资增强“造血”功能——福清县阳下乡溪头村利
用侨资情况调查
池转凡;林兆驹;池宁;郑成生
【期刊名称】《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年(卷),期】1986()12
【摘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海外侨胞的热心倡导下,福清县阳下乡溪头村积极利用侨资兴办企业、开发资源,有力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和文教卫生、社会福利等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
1985年全村工农业总收入达132.14万元,人均纯收入426.34元,分别比1979年增长了435.67%和639.4%。
这个昔日被称为'破铜破铁溪头洋'的穷乡村,已一跃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文明村。
近年来溪头村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可主要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1)产业结构变了。
1985年与1979年相比。
【总页数】3页(P50-52)
【关键词】利用侨资;福清县;文教卫生;种植业收入;人均纯收入;社会福利;十一届三中全会;铁溪;洪宽;家乡建设
【作者】池转凡;林兆驹;池宁;郑成生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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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新移民的发展与贡献近百年来,华侨、海外华人被誉为中国现代化的主要推力之一。
20世纪70年代以后,海外华人社会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一是以东南亚为中心的传统华侨社会的转型,华侨落地生根,归化于当地,成为当地多元民族之一的华族; 二是中国人再次掀起大规模的国际移民潮,这些新移民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尤其集中于发达国家,改变了中国人以东南亚为传统移民目的地的布局,为传统的海外华人社会注入了新鲜血液,也使中国与海外华人的关系发生了新变化。
本文讨论福建的新移民情况。
（一）福建新移民的迁移原因上世纪70 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关闭近30 年的国门逐渐打开，出国成为时尚。
人们出国的动机，除了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因素外，还有文化、心理因素，并形成了连“推拉作用”等众多传统的国际迁移理论都难以涵盖的局面。
于是，侨眷申请移民，出国留学，姑娘们嫁给外国人，甚至不具备任何条件则冒险偷渡。
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加速商品、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
在四个生产要素中，核心因素是人力资源。
当代国际移民理论，如“世界体系理论”（WorldSystem Theory）、“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Segmented Labor Market Theory）等认为国际移民是经济全球化的衍生物，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成为巨大的人力资源提供地。
国际移民组织2000 年11 月发表的《2000年世界移民报告》称，中国每年约有40 万人移居国外。
其中正常渠道移民20～30 万，非正常渠道移民10～20 万；从地域来看，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合法定居的约10 万，在其它国家合法定居的移民以及散布于美国和其它国家的非正常渠道移民共30万。
（二）福建新移民的规模与分布截至2005 年底，福建华侨华人总数为1264.62 万人，分布在世界176 个国家和地区。
改革开放后，新华侨华人110.49 万人，增长115.9%，其中，福州38.09 万人，莆田35.92 万人，泉州28.39 万人，南平2.80 万人，三明1.52 万人，厦门1.50 万人，龙岩1.48 万人，宁德0.47 万人，漳州0.33 万人；聚居东南亚998 万人，占总数的78.9%。
“侨乡社会资本”解读_以当代福建跨境移民潮为例近年来，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经济进步的蓬勃，跨境移民成为了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作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个重要移民源，福建省的跨境移民潮备受关注。
这其中，蕴藏着福建侨乡奇特的“社会资本”，对于当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以当代福建跨境移民潮为例，解读“侨乡社会资本”，探讨其特点、影响和挑战。
起首，福建侨乡在历史上形成了丰富的社会资本。
自古以来，福建就是中国重要的移民源地，福建人因生活艰苦而勤奋刻苦、英勇进取，造就了福建人特有的侨乡文化。
福建人奇特的社会资本包括侨胞网络、亲情纽带、金融资本等。
这些社会资本在福建人的跨境移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次，侨乡社会资本对当代福建社会的影响不行轻忽。
起首，福建侨乡通过人力资源的流淌，增进了当地的经济进步。
福建籍移民在出国经商、就业、投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福建带来了财宝和技术。
其次，福建侨乡在文化传承和城市建设方面起到了乐观作用。
福建侨胞回乡投资、修建学校、医院、公共设施等，为家乡的进步贡献力气。
此外，福建侨乡通过网络、人脉等方式，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宽广的社会资源和信息渠道，增进社会沟通和文化多元化。
然而，侨乡社会资本也面临着挑战。
一方面，由于福建跨境移民潮的规模巨大，社会资本的利用存在着不均衡和不完善的问题。
一些福建籍移民更倾向于利用社会资本服务自身利益，而轻忽了对福建社会整体的贡献。
另一方面，福建侨乡的社会资本还存在着脆弱性和流失的问题。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后代移民的文化融合，福建侨乡的社会资本可能被轻忽或丢失。
因此，如何更加有效地利用和保卫福建侨乡的社会资本，值得深度沉思和探究。
综上所述，福建侨乡的跨境移民潮带来了奇特的“社会资本”，对当代福建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该社会资本通过增进经济进步、文化传承和社会沟通等方面发挥着乐观作用，但也面临不平衡、不完善和流失的挑战。
因此，需要通过深度探究和有效管理，更好地利用和保卫福建侨乡的社会资本，增进社会的可持续进步综上所述，福建侨乡的跨境移民潮带来了丰富的社会资本，对当代福建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侨史研究《八桂侨刊》2000年第2期地缘亲缘文化背景与引进华侨华人资本———以福清市为剖析典型●童家洲改革开放20年来,地缘、亲缘文化对我国引进华侨、华人资本发挥了十分有益的作用。
福建是仅次于广东省的我国第二大侨乡。
旅居海外的闽籍华侨、华人达1086万人,归侨、侨眷也达800万之多,他们当中旅居东南亚的约占90%。
闽籍华侨素有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一向关心祖国和家乡的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据统计,从1979～1998年,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来闽直接投资金额,占全省同期吸收外资总数的70%①。
而福清市从1979～1998年,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来福清市直接投资金额,则占全市同期吸收外资总数的80%②。
后者比前者高出10个百分点。
目前,学者们普遍认为,海外华侨、华人资本来中国投资,最根本动因是为了获取利润和市场占有。
其次,他们选择来华投资,与其地缘、亲缘网络文化背景也有不可忽视的关系。
本文拟以福建省和全国重点侨乡福清市为剖析典型,探索地缘、亲缘网络文化背景因素,在福清市吸引海外华侨、华人资本中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及所处地位问题。
一、改革开放20年福清市吸引外资概况福清简称“融”,位于福建东南沿海、闽江口南翼,枕山面海,与台湾省一水之隔。
1990年撤县建市,市域面积2430平方公里,辖19镇一乡,现有人口118万。
在实行改革开放之前,虽号称襟山带海优势的文献名邦福清,经济发展却滞后。
1978年全县社会生产总值仅2.44亿元,工农业总产值1.87亿元,全县农民年人均收入仅100.27元,全县财政收入仅1794万元。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左”的错误路线,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使人们的思想获得解放,经济建设走上正确轨道。
福清市大搞基础设施建设,“筑巢引凤”。
在中央和省市一系列鼓励外资优惠政策的指引下,大批融籍海外乡亲,看好故乡、祖籍这片热土,并对哺育过他们的故乡、故土和血脉相连的亲情,怀有深深的情结,纷至沓来,回故乡投资兴业,创办工业村、经济开发区,使福清市的经济建设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使人民生活和城乡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华侨村官与侨乡社会治理资源的跨国动员*—以福建省明溪县为例陈凤兰（福州大学 社会学系，福建 福州 350116）［关键词］明溪县；侨乡研究；华侨村官；社会治理；跨国动员；衣锦还乡［摘 要］论文以明溪县的华侨村官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华侨回国担任村官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和个人因素。
认为中国农村选举制度的普及是该群体产生的社会制度性因素，地方政府的动员推动了他们参与的积极性；个体对家乡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以及传统的“衣锦还乡”追求，则是华侨村官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在动力。
华侨担任村官后，运用自己曾在国外务工经商的经历优势，对国内与国外的资源进行动员，在侨乡的建设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华侨村官对侨乡的社会治理是中国乡村治理的一种特殊类型，对中国农村社会治理模式具有借鉴作用。
不过，随着在侨乡成长的第一代移民的老去，第二代、第三代移民对家乡日益陌生，乡村回流人口必然随之减少，侨乡社会治理模式的未来走向还有待观察。
［中图分类号］D6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162（2017）01-0019-10Transnational Mobiliz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Village Officials and Qiaoxiang SocialGovernance: A Case Study of Mingxi Village in Fujian ProvinceCHEN Feng-lan（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Fuzhou, Fuzhou 350116, China）Key words：Mingxi county; Qiaoxiang studies; overseas Chinese village officials; social governance; transnational mobilization; return to home in glory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ocial, structural, and personal factors that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offer as village officials. It considers that the popularity of election system in rural area creates influence on social institutional factor for village officials, and the mobilization from local government promotes their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The sense of identity and belonging from the individuals to their hometown, and the traditional requirement of “return to home in glory” are the inner motivation for those village officials to participant in village governance. When overseas Chinese take the position of village officials, they apply their own foreign working and business experiences to manage resource mobilization domestically, and globally, towards Qiaoxiang’s construction, and have achieved great success. The social governance from Overseas Chinese to Qiaoxiang is one of unique types of village governance in China, and this sets up a ［收稿日期］2016-11-10； ［修回日期］2017-01-08［作者简介］陈凤兰，女，福建泉州人，博士，福州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侨乡社会与跨国移民研究。
２００７年第４期第２２卷（总８８期）Ｎｏ．４２００７Ｖｏｌ．２２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８８南方人口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９－０３［作者简介］孟庆梓（１９７５－），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华人移民史、华人社会文化。
一、问题的缘起“新移民”一般系指“改革开放以后移居国外的我国公民”［１］。
改革开放近３０年来，我国东南沿海侨乡地区出国移民潮发展迅速，据有关学者统计，近年来，福建省和浙江省海外新移民人数已达９０余万，广东省海外新移民人数也有６０余万［２］。
其中，从迁入地分布来看，这些新移民的流向主要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或地区，并呈现出“全球化”的特征［３］。
就迁出地分布而言，这些新移民的来源主要集中在沿海传统侨乡和内陆新侨乡地区，特别是福建省福州、三明（明溪县）、南平（建阳市），浙江省温州、丽水（青田县），以及广东省江门、梅州等地农村地区海外移民现象最为显著。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当代东南沿海侨乡出国移民潮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特征和移民网络，并对当地农村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目前，不少学者对海外新移民的迁移动因、移民网络及其海外生活状况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但对其所引发的当地农村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研究尚显薄弱。
有鉴于此，本文将以福建省福清市Ｊ村为个案，运用实地调查材料与相关文献资料，从微观角度对当代出国移民潮所引发的乡村社会变迁进行解读与思考，以期为制定该进程的健康引导策略提供一定的参考性资料。
考虑到篇幅所限，本文仅围绕经济方面的变迁展开讨论。
二、个案基本情况简介Ｊ村位于我国东南沿海一带，隶属于福建省福清市，这里既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侨乡，也是当代农村人口跨境迁移现象凸显的活跃区。
改革开放２０多年以来，为了进一步拓展生存空间，实现求富的理想，先后有数百个Ｊ村人通过各种渠道前往世界五大洲的２０多个国家或地区谋生，对村内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据村委会记录资料显示，截至２００４年，该村在海外（包括港澳地区）的新移民群体中合法定居者共有５５２人，占了全村总人口数的１／５强。
按照村民的普遍反映，村内每家至少有一人出国打工。
就其周围环境而论，Ｊ村所在的镇辖区、市辖区均是海外新移民与当代乡村经济变迁———以福建省福清市Ｊ村为个案的实证研究孟庆梓＊（厦门大学历史系，福建厦门３６１００５）［摘要］改革开放近３０年来，我国东南沿海侨乡地区海外新移民潮发展迅速。
作为当代农村社会变迁的一种新动力，出国移民潮的兴起对迁出地乡村经济变迁的影响是显著而深刻的。
这种变迁中既有机遇也有挑战。
如何尽快制定合理的应对之策以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已成为一个迫切而必要的研究课题。
［关键词］新移民；出国移民潮；农村；经济变迁［中图分类号］Ｃ９２－０５［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１６１３（２００７）０４－００３９－０６２００７年第４期南方人口当代农村人口跨境迁移活动频繁的典型地区。
这种实况与浙江省温州市、丽水市（青田县），以及广东省江门市、梅州市等农村出国移民潮迁出地聚集区有着颇为一致的人文地理环境。
因此，考察Ｊ村个案对于认识我国当代农村人口出国移民潮的整体社会经济效应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意义。
三、实证调查状况解析（一）农民收入的迅速增多与巨额民间资金的形成当代农村海外新移民的出国动机主要发端于经济原因，进一步拓展生存空间与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始终是其主导目标。
笔者在Ｊ村调查中发现，几乎所有被访者对于出国动机的回答均为“赚钱”和“多赚钱”的一致表白。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福建侨乡的移民潮，以进入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为主要流向，其实是一种以民间方式运作的跨境劳务输出［４］。
”根据村民的普遍反映，笔者在调查中总结发现，目前Ｊ村新移民在国外务工的年收入基本呈现出三个层次。
美国是第一层次，一般月收入在２万元人民币左右；英、法、意等欧洲国家是第二层次，一般月收入在１万元人民币左右；新加坡则是第三个层次，一般月收入在７千元人民币左右。
依此标准估算，这三个层次下每年每人的国外总收入依次为２４万元人民币、１２万元人民币和８．４万元人民币，平均为１４．８万元人民币。
考虑到农村出国人员在国外生活普遍节俭，以及按照村民们的普遍说法：“全村（国外）打工的７０％－８０％的钱都会寄回来”，因而估算每人每年寄回家中的平均款额在７、８万元人民币以上。
并且，由于一个家庭中有时还不止一个人出国务工，所以几年下来，一个农民家庭仅靠国外打工的收入便可以获得数十万元的财富。
用村民自己的话说，“我们早就小康了。
”当然，若是对于部分在匈牙利、西班牙和阿根廷等国做生意的新移民来说，百十万元甚至几百万元的资产也是有的。
由此可见，当代农村出国移民潮最显著的经济效益就是促使个体家庭收入迅速增加。
个体家庭经济收入的普遍增多必然使全村整体资金数额变得日益庞大，从而汇聚成一股巨额民间资金。
据一位退休的村干部估计，以每位新移民一年寄回７万元人民币的保守标准计算，那么全村５００多位新移民的侨汇总额将达到３５００万元以上。
不仅如此，随着村内出国人员数量的继续增多，这个数字仍有增长的趋势。
如此看来，目前Ｊ村的侨汇资金流入数额是相当巨大的。
甚至有村民反映，几年前村里就有了存款总额上亿元的说法。
巨额民间资金的形成为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不但大大推进了农民生活奔小康的进程，而且还为当地产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资金储备。
抓住这一历史机遇，迅速实现闲置资金向工业生产领域的转移，对于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巨额民间资金的合理使用过程却并非那么顺畅。
就目前状况而言，Ｊ村巨额民间侨汇资金的流向主要集中于如下几个方面：偿还出国成本中的债务①；家庭生活消费支出②；“换代迁移”的成本资金③；经济创业投资；公益事业捐献；银行存款。
其中，家庭消费支①这种债务资金数额往往与迁入国的劳动报酬成正比，一般前往欧美发达国家所需借贷成本资金额较高，可达十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人民币之多，这些债务一般会在出国人员劳务２、３年内还清。
②在Ｊ村村民的基本消费结构中，住、用、吃、穿的依次排序特征日益显著，尤其住宅一项资金支出数额甚是巨大。
据村民反映，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新盖的“别墅型”住宅房大约有１００座，其中绝大部分是出国人员用国外打工的钱所建。
这些房子的成本普遍很高，早期盖的一般在２０、３０万元左右，后来逐年抬高，最近几年新盖的几乎每一栋花费都在７０、８０万元以上，个别成本高者甚至可达１００万元。
如果以每栋房子的建设费用５０万元人民币来计算，那么这些房子的总投入资金额已达到５０００万元人民币以上。
由于这种多达数百平方米的豪华住宅往往仅有一两位留守老人或妇女、儿童居住，因而造成长期的空房闲置，并且考虑到该地距离中心城市较远而难有房产升值的可能，所以从一定意义上看，这种投资消费呈现出较大的浪费性。
③在如今的Ｊ村，许多早期出国人员回来以后，自己便不再出去，而是让子女出国打工挣钱，也就是“换代迁移”。
这种“换代迁移”的实现同样需要一定的出国成本，只不过这部分资金往往不再需要借贷，而是由第一代移民原来的侨汇存款支出。
这里存在一种特殊的资金隐性流动模式———（家长・出国）花钱→（家长・国外）挣钱→（孩子・出国）花钱→（孩子・国外）挣钱。
出中的庞大建房投入造成很大的资金浪费，而经济创业投资的资金使用比例则明显不足。
这种多元化资金流向反映出当地村民在如何合理使用巨额侨汇资金的想法上还不成熟，特别是在如何处理消费资金与生产资金之间的协调方面认识不足。
“侨汇是国际移民将其在国外所得的部分收入寄回原籍用以赡养家庭和其它用途的汇款，是移居者对家人的一种回报，也是移民输出国在流失大量劳动力后的一种经济补偿［５］。
”合理利用这笔巨额补偿金促进新移民迁出地乡村经济发展，对于我国当前的新农村经济建设是一个新机遇，也是一种新尝试。
该问题涉及侨汇的消费、储蓄和投资使用等多方面内容，其最终的合理解决尚需要各相关部门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做出更多的理论分析与实践探索。
（二）农村产业结构的显著变动在出国移民潮出现以前，Ｊ村产业结构以传统种植业和简单捕渔业为主，但由于人口多，资源少，因此传统农业发展空间不大。
出国移民潮兴起之后，随着经济收入的迅速增多、人口结构以及个人观念的日益转变，也促使Ｊ村产业结构发生明显变动。
１．第二、三产业的兴起与发展局限按照一般的经济思维逻辑，当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具备充足的闲余资金时，往往会把其中的一部分资金投入到某项事业中，以期通过充分利用资金的价值而获得更多的收益。
Ｊ村新移民也不例外，多年的国外打拼经历使他们的见识更为广阔，他们开始在本地进行一些投资创业的尝试。
特别是近些年来，在村委会的积极引导下，不少村民把侨汇资金投入到第二、三产业领域中来，并取得了一定成绩。
在村委会带领下，部分新移民先后参与创办了纸箱厂、制衣厂、雕塑厂、加油站、液化站、饮食服务场所等８家个体企业，不但安排闲散劳力就业３００多人，并且加快了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步伐。
这是有利的一种产业结构调整趋向。
由于拥有颇为雄厚的侨汇资金以及更广阔的发展视野，新移民在当代Ｊ村第二、三产业的发展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整体而言，Ｊ村现有新兴企业个体在数量与规模上还比较有限。
特别是相对于村内数千万元民间侨汇资金所蕴涵的潜能而言，当地第二、三产业的发展程度还明显不够。
这种情况的存在，既有投资环境薄弱的客观因素限制，也受心理氛围的主观因素制约。
一些村干部告诉笔者，早在上个世纪６０年代，村内集体兴办木具厂，但由于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销矛盾过多而失败。
８０年代，部分老移民筹资兴办制衣厂，又因为经营管理不善而破产。
此后，一些村民也试办过制鞋厂、碾米厂、服装厂等个体企业的尝试，但均未获较大成功。
诸多失败的历史教训在村民心理留下一定阴影，使其在当地创业的热情受到限制，民间巨额侨汇资金也因此无法顺畅地实现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最终也阻碍了Ｊ村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与发展。
该问题的解决，尚需各级相关政府部门的大力引导和政策扶持才能有效解决。
正如一位曾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村民所言，对于目前村内产业发展规划，“村委会能力有限，市里应有统一规划、指导。
否则，只有钱（侨汇资金）还是不够的。
”２．传统农业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１）基础环境的巨大改善农业基础设施的更新。
出国移民潮兴起后，随着国外侨汇资金积累的逐渐增多，Ｊ村大部分家庭都已脱贫致富。
这种情况的出现使得村委会可以放心地调整工作规划，逐渐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产业发展的基础建设中来。
在实际工作中，村委会努力进取，积极向侨胞、向社会、向政府争取资金，逐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配套建设。
近两年来，累计投入７０多万元，修建了３条总长２公里的机耕路，修复了３座海堤闸门，加固了１７００多米长的海堤，兴修了３条灌溉小渠，改造了２７０多亩低产田，同时还推广了３００多亩优质龙眼、枇杷品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