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面积统计方法
内容提要：目前我国耕地统计数据有国家统计局的年报数据、国土资源部的年度变动数据、卫星遥感数、土地详查数和农业普查数等。不同口径数据差异较大，主要原因有：口径不一致；统计标准不统一；工作条件的限制；行政干扰等。
参照国际上有关耕地面积统计的做法与经验，以及世界各国有关农业用地统计的项目、口径和定义，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本研究报告提出了改进我国耕地面积调查的基本思路。一是按照科学性、标准化、完整性、实用性、可操作性以及有利于各类耕地的有效利用和基本农田的保护和决策的科学化、有利于生态环境建设来确定我国耕地面积统计口径和调查方法的原则。二是重新确定我国耕地面积统计的口径范围和指标体系。提出了耕地总资源、常用耕地面积和临时性耕地的概念。
经测算,我国耕地总资源为19亿亩左右,这个数据可作为土地部门对土地资源的管理使用.常用耕地面积为18亿亩左右,可作为计划、统计计算耕地复种指数和综合生产能力使用。
今后我国耕地统计总的发展方向是以普查为基础，摸清家底，建立耕地样框。在此基础上，建立年度变更调查制度，实施对地抽样调查。
研究背景
耕地在农业生产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它是农业生产中最主要的不可代替的基本生产要素，直接影响到农产品产量和人均占有水平。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1/2，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因此，政府历来高度重视保护和有效利用耕地资源，耕地生产力不断提高，使我国以占世界10%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为搞准耕地资源状况，政府统计部门也作了大量的工作。从目前看，耕地的统计有基于统计报表制度的常规统计、每10年一次的农业普查以及国土资源部每年进行的土地变更情况调查，由于不同统计方法取得的数据不一致，这就给耕地数据的使用造成了混乱。因此，开展耕地统计方法的再研究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意义重大。
一、开展耕地统计方法再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现行耕地统计难以客观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必要开展耕地统计方法的再研究。
长期以来，出于政治上、经济上对温饱问题的关注，因此，在耕地统计方法上，无论是常规统计、还是农业普查；无论是航测还是土地变更情况的调查，尽管作过多次修订和完善，但关注的重点均在耕地资源总量及其变动方面，耕地统计的分类比较粗，项目比较少，对耕地资源的实际利用情况以及资源的有效利用研究得不够深入，导致耕地统计指标难以客观地反映生产力发展的水平，难以反映耕地资源的有效利用状况，因此，也就难以有效地配置生产要素。人类进入了21世纪，我国农产品供给也由长期短缺转变为总量平衡、丰年有余，农业与农村经济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力是新时期的重要任务，开展耕地统计方法再研究是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落实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三个代表”论述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因此，在当前以及今后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二）开展耕地统计方法的再研究已迫在眉睫。
由于现行的耕地统计思想主要反映耕地资源的总量及其变动情况，对耕地的统计重数量，轻质量，重开发、轻保护。反映在耕地统计指标体系上分类比较粗，项目比较少，指标体系不够完善，调查方法不够规范，操作性不够强，不仅给耕地统计本身带来诸多问题，也给耕给数据的使用以及管理带来诸多不便。主要表现在：
1、各项调查统计指标口径范围不规范，数据存在较大差距。为搞准一些基本国情国力数据，了解农业生产条件，摸清底数，客观评价农业综合生产潜力，借鉴国际经验，我国政府于1997年在全国进行了第一次农业普查。1999年11月1日，由国土资源部、国家统计局和全国农业普查办公室联合发布的“关于土地利用现状调查主要数据成果的公报”， 1996年10月底全国耕地面积为19.51亿亩。这个“公报”数据虽然比常规统计年报数大5.26亿亩，但实际耕地并没有增加。造成这一矛盾的主要原因：一是常规统计与农业普查强调的重点不一致。常规统计强调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目的性，即以种植农作物为目的，二是经常性和稳定性，即实际能够经常种植作物的土地。因此，实际操作中按经常进行农作物种植即实际利用的耕地面积统计，没有包括南方宽小于1米、北方宽小于2米的沟渠、田埂和道路，这部分面积有1.9亿亩，同时，也没有包括25度以上的陡坡地、石缝地，这部分共有0.91亿亩。而农业普查所利用的土地详查为基础的变更调查核实耕地数强调的是可以利用的耕地资源规模。因此，在农业普查中用的
是土地详查的概念口径和统计范围，包括了沟渠、田埂和道路等耕地使用所需的附带设施，以及25度以上的陡坡地、石缝地。二是由于常规统计单位不标准，各地按当地习惯亩进行统计，一般情况下，习惯亩比标准亩大，因此，导致常规统计面积比农业普查数据小。三是由于年报统计调查方法不规范，源头数据缺乏调查基础，数据质量难以保证。层层上报的全面报表，不可能一家一户搜集数据，缺少现场环节，也就是说不能落实到常规统计的数据源头，既使方案上把耕地的口径范围讲的再清楚、单位标准再明确，也难以落实到基层。此外，行政管理体制方面也有一定的影响。在农产量短缺时期，有不少地方为追求字面上的单位面积产量，瞒报了大量“帮忙田”。由于耕地数据是一个宏观数据，牵涉到农业税、基本农田保护、耕地占用等一系列极其敏感的政策问题，受制于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在耕地统计中存在着行政干扰的因素。
2、数据衔接难度大。用农业普查数据调整校正常规统计是农业普查的目的，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为了与农业普查数据衔接，核查落实耕地面积，国家统计局专门下发了国统办字（2000）18号文〈关于做好1999年年报耕地数据核查工作的通知〉。但由于此项工作涉及到诸多部门，涉及到诸多政策性，同时涉及到地方利益，工作难度很大。全国只有20个省区市上报的省级耕地核查数据与农普数据衔接，另外11个省区市上报的省级耕地核查数据未能与农普衔接，导致核查数据与农普数据相差3.2亿亩。未能与农普数据衔接的地区主要集中在西南和东北地区，是陡坡地、河滩地较多的地区，这些地区对耕地中包括25度陡坡地及其它零星土地难以理解和接受。据贵州省反映，如果按农普口径测算，粮食作物的单产水平要下降60%以上，即粮食亩产只有100多公斤，这显然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符。另外，从经济利益角度考虑，如果按农普口径衔接，这些地区税收基数将受到影响，农民利益将受到损害。因此，耕地核实衔接工作难度非常大。同时，有的省衔接，有的省不衔接，各种与耕地有关的统计数据如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单产水平、人均税额等在省际之间也缺乏可比性。
3、影响统计部门对外提供耕地统计数据的及时性。从1997年以来，由于年报数据无法对外发布，而国土资源部门又不能提供耕地变更数据，统计部门对外发布的耕地面积数据一直是1996年的农普数据。由于统计部门不能及时提供年末耕地及其年度变更情况，严重影响到社会各界对耕地数据的使用，给政府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