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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西学东渐述评摘要：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和文化高压政策的阻滞，导致中国落后于世界文化之林。
16世纪末后西方将近代科学文化传入中国，使中西文化得到一次全面的交流，给中国社会注入新的生命力，使中国觉醒并随时代的变革和民族意识日渐增长，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但同时伴随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关键词：明清时期西学东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述评一、绪言什么是西学？西学是指西方产生并且传播到东方的学说，也被称为新学，也泛指西方近代文化总称。
西学这一概念是历史的产物，明朝万历年间，我国就将欧美等国家传入中国的科学文化统称为西学。
二、西学东渐的主要内容（一）自然科学方面天文学：中国自古是个农业大国，历代统治阶层对天文学都极为重视，曾多次进行改革历法，但仍不尽完善。
直到16世纪下半叶，传教士利玛窦曾准确地预测到月食与日食的出现时间，在中国上层社会引起很大的轰动。
他撰写《乾坤体仪》和《浑盖通宪图说》等，艾儒略于《天问略》介绍了伽利略借助望远镜而得出的最新天文成果。
明末由徐光启修成《崇祯历书》突破了传统历法的弊端，为中国天文历法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数学：中国历代注重历法而历法的推算离不开数学。
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所著的《几何原本》是一部具有严密演绎体的数学著作。
徐光启曾说“能精此书者无一书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成”，它取代了中国数学的经典《九章算术》标志着中国从传统走向近代数学革命性变化。
明末的《割圆人线表》及《大测》《同文算指》等数学著作的传入，奠定我国算术的基础。
清朝康熙时期，将明末清初的数学传入汇编成《数理精蕴》是一部总结性的数学巨著，也代表当时我国数学的最高水平。
地理学：在明末以前，坚信中国是世界的中心。
直到1589年，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图》，向中国人介绍了前所未有的地理知识。
测量经纬度、世界分为五大洲的概念、五带划分等使中国知识分子对原来除中国以外的世界感到震惊，并产生一种生存危机感。
艾儒略在《职方外纪》中介绍世界五大洲各国的风土风俗、气候名胜、经济政治，打破了中国“中国独居天下之中，东西南北皆夷狄”狭隘的世界观和愚昧的思想。
清朝的西学东渐与现代科学技术的传播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但在其统治时期，西方的科学技术在中国开始传播。
这一趋势被称为“西学东渐”，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西学东渐的背景和原因西学东渐起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当时，清朝的政府开始意识到自身的薄弱以及西方列强的崛起。
这引发了对于西方科学技术的渴望，希望借鉴西方的先进经验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其次，有一些进步人士和学者深受西方科学技术的影响，他们迫切希望能够将西方的知识传播到中国。
他们在翻译、研究西方科学著作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为西学东渐奠定了基础。
二、西学东渐在教育领域的传播清朝的科举制度长期以来培养了一大批文人士人，但他们所学的内容主要为经史哲等传统文化。
随着西学东渐的兴起，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开始增加一些西方科学知识的考核。
这为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提供了学术上的支持。
清朝政府还设立了一些学堂和洋务学堂，聘请了很多西方知识分子来中国传授科学技术知识。
这些学校为培养一批懂得西方科学技术的人才提供了场所和资源。
三、西学东渐在科技领域的推动清朝的西学东渐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科技领域的发展。
通过引进外国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才，清朝政府在一些关键领域进行了改革和创新。
例如，西学东渐推动了钢铁工业、冶金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
清朝开始引进西方的冶炼技术和机械制造技术，建立了一些现代化的工厂和铁路。
这些举措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此外，西学东渐还推动了现代医学的发展。
清朝开始引进西方的医学知识和技术，建立了一些现代化的医学院校和医疗机构。
这为中国的医学进步和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四、西学东渐的影响与现代科学技术的传播西学东渐不仅在清朝时期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重要影响，也为后来的现代科学技术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20世纪初，中国的近代化运动开始兴起，中国学者和革命家开始广泛研究西方科学技术，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西学东渐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先进知识和思想，激发了对于现代化的渴望和探索。
“昙花一现”——浅谈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对于中国的影响四百多年前，明末清初之际，欧洲耶稣会士的足迹开始踏入中国的土地。
这些来自遥远欧洲传教士们，顶着宗教改革时期新教给传统教会带来的巨大压力，踏着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成果，带着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来到了这个令他们好奇憧憬的、神秘而文明的古老东方国度。
他们持着十字架传教，却没有像他们的同伴在东南亚国家一般在另一只手中握上宝剑。
他们以另一种和平的方式，开始了一场的文明之间的空前对话。
之所以称之为“空前”，是因为中西文化的交流虽然可以追溯久远，但在16世纪中叶之前，这种交流始终处于较低的层次之上。
它基本停留在人们能够感知的物质层面之上，即使是宗教文化层面的传播——如唐时的景教与元时也里可温教的流传，也一直处于“倏兴亡乎，戛然而止的偶然的不连贯的状态”[1]，最后也终随着朝代的沿革变迁而烟消云散无处寻觅。
而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则是对过去历史的继承与发展，此次中西文化交流，无论就地域的活动范围，来华传教士的人数极其科学文化素养，还是交流所达到的深度而言，都达到了前所未及的水平。
可以说，在这些传教士的引领之下，西方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以一个加速度进入中国”[2]。
这一场文明对话的结果如何，历来史学界众说纷纭。
就我认为，这一次的西学东渐，层次深，范围广，规模宏大却影响甚微。
这场文明对话，仅仅盛于明末清初之际几十年，而在清王朝之后漫长的历史中，却几乎杳无音迹。
因它只是昙花一现，所以过于夸大它的积极意义或消极影响都有失偏颇。
它确实对于中国文化的更新起到了一定作用，为明清之际陈腐的社会文化注入新鲜的血液，但是，却没能给中国社会带来实质性的变革。
这些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传入中国的思想文化，也终究没能帮助中国人走出中世纪。
它的声音，也直到晚清的枪声炮雨里，才被重新唱响。
西学东渐实质上是一场文化传播，这场传播是以传教士为引导的，以中国士大夫阶层知识分子为主力的。
由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最初目的，是在中国传播天主教。
西方文明对明清时期中国的影响与启示中国明清时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不仅发生了许多国内变革，也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影响。
西方文明通过贸易、传教以及学术交流等方式渗透进中国，给中国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与启示。
首先，西方文明让中国开始接触世界。
在明清时期，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兴起，西方国家如葡萄牙、荷兰和英国开始以贸易为目的进入中国。
这种贸易往来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国开始了解到更多的外部世界，了解到一些先进的科技、经济和政治制度。
其次，西方文明对中国的科技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随着西方航海技术的不断进步，中国学者加深了对数学、天文学和地理学等方面的研究，引进了许多西方的科学知识。
这些西方科学知识的引进和学习，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科技的发展，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启示。
西方文明对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明代末年，西方国家的贸易势力逐渐增大，中国开始接触到西方国家的政治和法律体系。
这引发了一些思想家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批评和反思，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发展。
清代时期，雍正、乾隆时期的一些政治变革，也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影响。
此外，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宗教信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明清时期，宣传基督教的传教士进入中国，并逐渐传播了基督教的信仰。
虽然明清君主对基督教一度持禁止态度，但西方文明的传入还是带给了中国人新的思想，对当时社会的道德和伦理观念产生了一些影响。
然而，西方文明对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是完全正面的。
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国传统文化面临了一定的冲击和挑战。
一些中国学者开始质疑传统文化的价值，甚至放弃自己的传统信仰。
这导致了一些中国文化的衰落，一些宝贵的传统技艺和知识面临失传的危机。
但同时，西方文明的影响也让中国开始反思自己的弱点，并寻找改革和发展的出路。
中国学者开始吸纳西方思想，并将其融入到中国传统文化中。
这种“中西合璧”的思想，对中国思想界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江苏省宿迁市三校联考2025届高三8月学情检测历史试题一、单选题（本大题共15小题）1．中华文化中“中”的观念由来已久。
史学家唐兰认为“中”最初为氏族时代议事场所居中之徽帜，群众望之而趋附，其所立之地恒为中央，“因更引申为一切之中”。
商周以降，“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立宫，择宫之中立庙”成为重要的政治思想。
这反映出（）A．早期政治的中央集权特点B．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C．古代建都以地理中心为主D．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征2．如图为吴王夫差在公元前486年开凿的邗沟人工运河图。
《太平寰宇记》记载：“吴将伐齐，北霸中国，自广陵掘江通淮，运粮之水路也。
”又《水经注》记载：“中渎水（邗沟）自广陵北出武广湖东，陆洋湖西……下注樊良湖，东北出博芝、射阳二湖……乃至山阳矣。
”由此可见，邗沟的开凿（）A．旨在加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B．促进当时江南农业快速开发C．反映春秋时期历史发展态势D．使吴越地区成为工商业中心3．公元前59年，汉赋名家王褒在今四川成都附近写下了《僮约》，如“脍鱼炰鳖，烹茶尽具”“武阳买茶，杨氏担荷”“绵亭买席、牵犬贩鹅”“贩于小市、往来市聚”都是其中的名句。
据此可以推知（）A．汉赋的描写诙谐没有史料价值B．秦代政府鼓励商品经济发展C．汉代庄园主具有强烈好斗风气D．西汉时期四川饮茶之风兴盛4．唐宋以来，出现了将“不善”“不正”“不美”三类地名雅化的现象。
福建长乐境内三宝岩之名源自郑和(三宝太监)曾到此游历，明隆庆年间，知县蒋以忠认为其名“不正”，急令更名。
蒋以忠的做法折射出（）A．明朝政府厉行海禁政策B．传统士大夫的价值取向C．航海事业缺乏社会基础D．地名雅化服务君主专制5．有学者的一项研究曾试图从相关文献中清理出各种户籍名称，以勾画出元代户口的行政网络。
他故终列出了83个种类，其中的4个大类是民户、军户、匠户、站户，许多类别还有子目。
令士人感到沮丧的是，儒人竟与道、僧、尼、弥勒教徒并列。
元朝这一做法的主要目的是（）A．强化社会控制B．抑制儒学发展C．缓和民族矛盾D．防止社会分化6．明清时期,“中学西渐”逐渐达到高潮。
中国古代史：中华农耕文明的形成与繁荣（远古—1840）先秦至秦汉——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公元前2070年——公元220年）Array政治：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从周代“天下共主”到秦汉中央集权制度；从分裂走向统一，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建立；（先秦）王位世袭制、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度；（秦）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皇帝制度、三公九卿、郡县制（汉）郡国并行制，推恩令，刺史，内外朝制度选官制度：世卿世禄制、察举制经济：中国古代经济模式的形成与发展（农耕文明）农：春秋战国，铁犁牛耕使用和推广、封建土地私有制、小农经济形成和发展；自给自足、精耕细作；手工业：春秋战国开始，官营、民营、家庭手工业三种形态并存；商业：商朝，商人；春秋战国时，官府控制商业的局面被打破；秦统一度量衡；西汉丝绸之路思想文化：百家争鸣奠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走向正统地位；科技文化发展（科技、汉字、文学、书法、绘画、歌舞）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中华文明的成熟与繁荣（220——1368）政治：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成熟与发展、民族大融合1、魏晋南北朝：三省制、九品中正制；（民族大融合时期）2、隋唐：三省六部制、科举制；3、宋朝：二府三司、文官、通判、转运使；4、元朝：行省制、宣政院（宣慰司）、澎湖巡检司；5、民族大融合经济：农耕经济继续发展与繁荣（江东曲辕犁）；宋朝，经济中心南移。
手工业享誉世界；宋代商业逐渐打破时间、空间限制，出现纸币交子，海外贸易发展，城市经济功能增大……；思想科文：儒学的成熟与转型（三教合一、程朱理学、陆九渊“心学”）科技发展：《齐民要术》、雕版印刷、活字印刷术、四大发明突破及外传、《农书》、简仪、《授时历》文学艺术：《搜神记》；唐诗、宋词、元曲；书法自觉阶段；顾恺之、士大夫文人画“以形写神”绘画理论；宫廷画派、画学、风俗画；文人画（写意）突出。
中世纪（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14—18世纪）宋元时期的科技文化传播到欧洲（“中学西传”），对欧洲产生了重大影响。
明末清初科技翻译高潮对中国的影响作者：冯文婷来源：《北方文学》2017年第21期摘要：明末清初时期被认为是我国翻译史上第一次科技翻译高潮。
这一时期的科技翻译高潮对当时的中国在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文将明末清初科技翻译高潮的成因、特点、和这一时期的翻译著作做一个综述，由此推出这一时期的科技翻译高潮给当时中国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明末清初；科技翻译；成因；特点；影响由于受到唯心主义思想的禁锢，宋、元、明各代的知识分子在科学技术方面毫无作为，导致中国在科技方面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
同时，天主教受到新教的冲击，派遣传教士到世界各地抢夺信徒，以弥补它在欧洲流失的信徒与权威。
这些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翻译著述活动，将部分西方的知识引入中国。
在这约200年的时间内，这些传教士翻译了西方人文科学、宗教及自然科学等著作437部。
这一举动使得中国人的视野、知识结构以及由此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开阔，使中国迎来了翻译史上的第二次翻译高潮。
一、明末清初翻译高潮形成的原因十六世纪中叶，明朝的封建社会由盛转衰，自北宋高潮之后，科技领域停滞不前，这时资本主义开始萌芽，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传统文化，渴望了解外部世界。
而欧洲兴起的宗教改革夺去了天主教在欧洲的大部分地盘，因此开始向东方扩展势力。
西方传教士们为了传播宗教，努力钻研中国文化，在翻译的过程中采取文化适应策略，翻译方法灵活，以读者为中心。
思想文化方面，他们以西顺中，在不贬低中国文化的前提之下，让士大夫们吸取西方文化，强调中西文化的互补性和一致性，以确保中国人可以顺利的接受西方的思想和知识。
二、明末清初翻译高潮的特点明末清初的翻译具有目的性。
传教士到中国的目的是传播基督教，他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服务这个最终目的。
而中国的学者们译书的目的除了自身渴望了解世界之外，主要在于想利用西方先进的技术和思想解決社会矛盾，推动社会发展。
明末清初的翻译具有局限性。
明清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影响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科技发展的重要时期，其科技成果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对世界科技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本文将从明清科学技术的具体成果以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具体成果1. 纸张的制造技术明清时期，纸张的制造技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明代杨继盛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为印刷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古代纸张制作技术已经非常发达，明代出现了新式苗头，如印刷之需而向上发展的硬纸板，多半用于锁印制作印刷初样。
硬纸版印刷技术，是中国现代包装产业的前身。
清代刘大铭的发明，纸张机械雕刻术，则进一步推动了纸张的发展，使纸张制作效率极大提高。
2. 火药的制造和洋枪的生产明清时期，火药制造技术的发展非常迅速，火药武器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造诣。
早在明代，人们就已经可以使用火药发射类似火箭的武器，并且在清代，这项技术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使得火器武器在战争中更加广泛地使用。
火器技术的发展，是中国军事科技的重要成果。
在洋枪的生产方面，明清丝绸出口贸易中，荷兰东印度公司经常与中国贸易。
十六至十七世纪间，荷兰商人便从中国带回神仙枪，将其复制制造，逐渐衍生出洋炮枪。
3. 航海和海军技术明清时期，中国的船舶制造和航海技术也有了极大的发展。
明代，数学家徐光启曾发明过测水深的器具，清代则出现了针标航海法和中圆航海法等新的航海技术，使得中国的航海技术在世界上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
在海军技术方面，明清时期，中国陆续成立了多支海军，并研发、生产了大量的军舰，海上实力远超同期其他国家，如在嘉靖建造了中国古代最强大的大型战船——“宝刀山”，造价高达千万两银子。
二、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明清时期，科技成果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 经济变革明清时期，人们的生产方式逐渐从手工劳动向机械劳动的转变，特别是纸张印刷和洋枪制造工艺的发展，为现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贸易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这与航海和海军技术的进步密不可分。
浅谈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对中国的影
响
明末清初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也是西学东渐进入中国的时期。
西学东渐指的是以西方科学和文化为主导，在中国传播、发展和引领传统文化发展的思想流派。
在这一时期，西学东渐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不仅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趋势。
首先，西学东渐在中国的政治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西方的民主理念影响了中国的政治思想，出现了强调公民权利及民主制度的思想。
同时，西方的科学技术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政治体制，如宪法制度、选举制度等，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
其次，西学东渐在中国的社会上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西方文化的引入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使中国社会的风俗习惯得到改善，更多的人开始重视教育和科技进步，有助于提高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
再者，西学东渐在中国的经济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方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形式引入中国，推动了中国经济的
发展。
同时，西方的科学技术也在中国被广泛应用，有助于提高中国经济的技术水平和效率。
最后，西学东渐在中国的文化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方文化的引入使中国文化开始融合西方文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中国文化。
此外，西方文学、艺术、体育、哲学等方面的影响也使中国文化有了新的发展方向。
总之，西学东渐给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使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洛阳市高中历史统编版上第四单元明清中国版图的奠定易混淆知识点单选题1、下表为清朝中期人口、耕地面积数据。
对此解读准确的是（）A．开始突破传统自然经济的结构B．边疆国土的开发有效缓解人地矛盾C．农业技术改进提高了粮食产量D．人口急剧增长使人地矛盾日益显露答案：D解析：据材料表格信息可知，清朝中期人口迅速增加，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人地矛盾突出，故选D项；据所学清代依然是自然经济占据主体地位，排除A项；材料没有涉及边疆国土开发的信息，不符合题意，排除B项；材料没有涉及粮食产量的信息，也不能推断农业技术的改进，排除C项。
故选D项。
2、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清代）大一统帝国的地方管理方式并非如史书中列出的（行政法度）那样名实相称，那些与宗法制度联结紧密的伦理网络才是国家统治的真正秘诀。
他意在强调A．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确立B．宗法关系渗透到基层社会C．清朝地方治理行之有效D．文化认同有利于社会治理答案：D解析：材料中“地方管理方式与史书中列出的行政法度井非名实相称，伦理网络才是国家统治的真正秘诀”等信息，说明儒家伦理纲常衍化为国家的内在联系与组带，反映了儒学影响下的文化认问具有重大的社会影响，D项正确；材料中“大一统帝国的地方管理方式并非如史书中列出的(行政法度)那样名实相称”说明作者认为中央集权制度并没有起到和史书中描述的一样的作用，排除A项；作者强调的是地方治理，排除B项；农耕经济是封建王朝的基石，但是材料中重点强调的是“伦理网络才是国家统治的真正秘诀”，并非经济基础，排除C项。
故选D项。
3、清代乾隆、嘉庆时，戏剧领域出现了花部与雅部的激烈竞争，所谓雅，就是正的意思，当时奉昆曲为正声；所谓花，是指地方戏的声腔花杂不纯，多为野调俗曲。
当时统治者极力压制“花部”，但最终花部遍地开花称雄剧坛。
这是由于花部A．受到了各阶层普遍欢迎B．适应了市民阶层的需要C．推动了世俗文化的发展D．占据了戏曲文化的主流答案：B解析：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戏剧是基于市民阶层的文化需要而发展的，花部能够做到“遍地开花”，说明其适应了广大市民阶层的需要，B项正确；A项中“普遍欢迎”与材料中“统治者极力压制”不符，排除A项；材料体现花部属于世俗文化，但不能得出其推动世俗文化发展，排除C项；材料只能说明花部占据了戏剧领域的主流地位，而不是文化的主流地位，排除D项。
试论明清之际的党社运动对中西科技会通之影响摘要：本文通过论述明清之际的党社运动对士人学者参与中西科技会通事业产生的影响，从士人参与科学研究的动力、互动形式以及科学知识传播的社会形式等角度，考察了科学在当时中国的发展情况。
我们的研究表明，明清之际中国特有的政治社会文化背景，造就了其特殊的科学发展机制，而这一机制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科学发展内在逻辑之外的一些非理性因素的影响，比如党社运动孕育培养出的精神气质和运动本身的组织形式。
可以说，这一研究为我们深入、全面了解近代以前中国科学的演进方式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关键词：明清之际党社运动中西科技会通科学研究动力科学发展机制引言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明清之际历来被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这无疑与十六世纪末基督教文化的西来有关。
在这一时期，西方的宗教、哲学和古典科学以及部分正处于起步阶段的近代科学知识传入了中国。
尤其是这后两者，为清代中后期我国科学由传统走向近代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就这段学术史的研究而言，“西学东渐”与“中西会通”可谓是两个关键性的术语。
而对于后者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主要是关注于如下的四个方面：一是对当时传入中国的科学知识的研究；二是对重要人物及其著述和活动的研究；三是基础性的研究，即对大批书简、档案等历史文献进行的整理；四是关于中西会通与中国社会各因素之间关系的研究①。
就最后一方面的研究来说，其成果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值得称道的。
它们涉及了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以及军事等诸多领域。
可以说，这些成绩的取得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理清了思路，夯实了基础。
然而，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发生于明末清初的党社运动同中西科技会通之间的关联却少有学者关注。
虽然偶有学者指出，党社运动中，为东林学派所提倡的“经世致用”之学风，对当时的士大夫接受西方科学知识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只是窥得了全豹之一斑。
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还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探讨研究：一是社会运动对科学家研究兴趣形成的影响（科学研究动力问题）；二是当时科学研究的社会组织形式与科学知识的社会传播形式。
一、倡导“经世致用”的学风，为西方科技知识的传入创造了契机具体说来，明清之际的党社运动应从“党运”与“社集”两个方面来认识。
对党社运动颇有研究的谢国桢先生认为，“在明代末年，政治和社会里有一种现象，一般士大夫阶级活跃的运动就是党，一般读书青年人活跃的运动就是社。
‘党’和‘社’名词虽然不同，但都是人民自觉的现象②”。
“党运”主要是指在党社运动的前期，以东林学派为主的东林党，先与齐、昆、浙、宣等党，后与宦官阉党的争斗；而“社集”或曰“社盟”，主要是指党社运动后期（注：社集萌芽早在明嘉靖年间（1522-1566）就已出现），以复社、几社为中间，发动的文人集会，并参与社会政治的运动。
社盟网络了民间许多饱学之士，且与统治机构的官员有所联系，各大社之下均有分社。
此处，我们并不从政党组织的角度来对党社运动进行评述，而只就东林学派和复社士子一脉相承、共所倡导的“经世致用”之学风，对中西科技会通的影响问题展开论述。
在时间上，东林学派先于复社产生，此二者的关系，史学界一般认为复社是对东林学派的继承。
谢先生说，“继东林而后，就是以张溥、张采等所创办的复社，明末的遗民和学者，多半出于复社中的人士，当时有‘小东林’之称，可见东林与复社是一脉相传的”③。
东林学派创立之际，正值“王学末流”盛行于学界之时，所以，东林学派强调“经世致用”的学术研究风气，恰是针对于明末士人，受“王学末流”思想的蛊惑，好于空谈心性，致使学风疏薄的情形。
由顾宪成、高攀龙为首所创办的东林书院，其讲学的宗旨便是，“论学以世为体，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④。
东林学派特别提倡“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认为真学问并非是空谈而是贵于实行。
如高攀龙说，“事即是学，学即是事。
无事外之学，学外之事也。
……若是个腐儒，不通事务，不谙时事，在一身而害一身，在一家而害一家，在一国而害一国，当天下之任而害天下⑤”。
总而言之，东林学派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的学问，就是反对空虚，讲求实证的务实之学，是关注于国计民生、经世致用的学问。
继东林学派之后，复社士子对于“经世致用”学术精神的继承与推广则更为彻底。
首先，就“复社”这个名称而言，其意旨便是“共兴复古学，将便异日者，务为有用”⑥。
其次，从复社的创始人张溥、张采，到社中的骨干力量，如黄宗羲、陈子龙、方以智、顾炎武等人，都是“经世致用”学问的倡导者与践行者。
从复社成立之初的评议朝政，到明清鼎革之际的反清义行，再到后期社盟中的士子学者浸身于经世之实学的研究，都能鲜明地体现这一点。
梁启超先生在著作中论及顾炎武（复社）时讲到，“亭林（顾炎武）所标，‘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两语，一是做人的方法，一是做学问的方法。
做人为什么专标‘行己有耻’呢？因为宋明以来学者，动辄教人以明心见性，超凡入圣。
及其末流，许多人谈唱高调，自欺欺人，而行检之间，反荡然无忌惮……亭林深痛之……他确信改良社会，是学者的天职，所以要人人打叠自己，说道‘匹夫之心，天下人之心也’⑦”。
伴随着党社运动，推进“经世致用”之学术风气的是以基督教神哲学与西方科技知识的传人。
有学者指出，“实学思潮在治学方法与旨趣上为西学入传提供了一定的土壤和条件，而耶稣会士带来的西方科学技术又为经世实学的高涨起了积极的刺激和催化作用⑧”；“欧洲最早的算学、天文学、地理学以及后来的机械学、水利学和铸炮技术有利于帝国的防务和繁荣”⑨。
无疑，“经世致用”学风的倡导，为西学中科技成分被当时士人所接纳创造了契机。
究其原因，则有两方面：一是就学术心理而言，西方的科技知识所负载的实证、实用之意蕴，恰能与士人“崇实黜虚”、“经世应务”的学术心理产生共鸣；二是在学术视野方面，西方的科技知识大大开阔了士人们的眼界，并为他们挖掘“经世致用”之学问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二、追求政治理想的实现，为士人学者投身科学研究提供了动力仔细考证，我们会发现，明末清初从事过中西科技会通的学者，除了从属于以徐光启、利玛窦、李之藻为主的“西学集团”之学者外，大都有参加过社盟的经历。
如以“质测通几”之学闻名的方以智（复社）；精通中西天文历算之学的王锡阐（惊隐诗社*）；对中西历算之学有深入研究的黄宗羲（复社）；以及整理编订了徐光启《农政全书》60卷，并著有《皇明经世文编》500卷的陈子龙（复*明亡后，继复社而起的，为清初江南人士眷怀故明、耻事新朝所结重要社事之一。
顾炎武也曾加入该社，并与王锡阐结成挚交。
参见谢国桢著《明末清初的学风》，1982，第182页社、几社）。
这一现象正如谢国桢先生所讲，“明末的遗民和学者，多半出于复社中的人士”。
以上诸位学者，早年在参与党社运动时都曾投入过极大的热情，表现出了强烈的“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忠贞不渝的气节。
如方以智在明朝灭亡后，一直追随南明小朝廷，欲为复明大业效力。
但其却屡屡遭到奸人陷害，以致流落于岭南，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并最终遁入佛门。
梁启超对其评论道，“他早年才气英发，为复社领袖，晚年间关万里，奔走国难，石烂海枯，乃自逃于阐悦⑩”。
黄宗羲则是党社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年少之时就曾以“东林遗孤”的身份在厅堂之上锥刺过谋害父亲黄尊素的阉党分子。
之后又曾在复社成员聚集南京时，宣布了《留都防乱公揭》，扶持正义，制止了阉党余孽的猖狂进攻。
此后，又在清军入关之后南侵江南时，率领复社士子，与乡邻组建了“世忠营”，奋勇抗击清军11。
而陈子龙则在抗清失败被捕后，投江自尽，其尸首也惨遭斩戳12。
又如著名的中西历算会通大家王锡阐，当其得知清军入得关内后，曾几次自杀报国，终因父母再三劝阻才作罢。
无疑，上述学者的义行是值得后人称道的。
然而，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我们不禁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即早年参与党社运动的经历对当时的士人学者投身科学研究有无影响？如果有，又是怎样的一些影响呢？对于此问题的回答，笔者认为可从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中找到答案。
梁启超在谈到明清之际，遗民学者治学的动机与态度时讲到，“他们对于明朝之亡，认为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
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是为政治而做学问。
他们许多人都把半生涯送在悲惨困苦的政治活动中，所做学问，原想用来做政治建设的准备，到政治完全绝望，不得已才做学者生活13”。
学者徐海松也指出，“梨洲（黄宗羲）深入研究中西历法，并取得成果，是在他积极投身抗清政治斗争的顺治初年。
由于历法攸关国家正统之大事，故新朝颁历乃历代登基大典之一……顺治四年（1647年），梨洲抗清兵败避居化安山，仍刻苦研治中西历算学，并多有著述14”。
王锡阐也曾因为自己徒有一身“绝技”却无法用之于世而自语道，“天同一生（王锡阐）挟过人之才，不获当帝休之隆与时偕行，徒使志拟天地，迹近佯狂，以诡秘贻讥。
……”15，可见他才气不可一世，对于明清兴亡也抱有隐痛。
其次，通过研究上述学者中西会通著作的成书时间，我们会发现，这些会通中西科技、经世致用的书籍有很多成于明朝灭亡（1644年）前后。
如陈子龙的《皇明经世文稿》500余卷（1638年）、《农政全书》60卷（1639年，徐光启原作）；方以智的《通雅初稿》等7部（1630-1639年）、《通雅缀集》等14部（1640-1649年）、《东西均》等9部（1650-1659年）、《医学会通》和《药集》等医书（1658年）、《物理小识》（1665年）、《通雅》55卷（1666年）；黄宗羲注释《授时》、《泰西》、《回回》三历（1649年）、《大统历法辨》4卷、《圜解》1卷、《割圆八线解》1卷、《西洋历法假如》1卷（以上诸书均在1679年前）；王锡阐的《西历启蒙》、《历稿》、《圜解》等（约1660年代）、《历说》5篇（1659年）、《晓庵新法》6卷（1663年）16。
由这一现象我们可做如下推测，即学者们著述以上书籍的目的，一则是想通过这些经世致用的学问来挽救明王朝江河日下的政局；二则是在明清鼎革之后，他们仍抱有光复前朝的幻想，而这些知识，恰可用于明王朝复兴之后的各项建设。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党社运动对明清之际从事中西科技会通之学者的个人价值定位与社会价值取向都有着直接的影响，这些影响体现于思想方面就是学者们心忧天下的“匹夫之心”；体现于行动方面则是学者们参加抗清运动的义行和对经世学问的刻苦钻研。
至此，我们可对明清之际激发学者们从事中西科技会通事业的动力概括如下：客观上，“经世致用”学风的盛行使得学者们将研究兴趣转向了实证、实用的科学知识；主观上，对政治理想实现的不懈追求促使学者们投身于中西科学知识的研究事业。
而以上两方面因素，恰恰都与党社运动有着直接关系。
三、增强了士人间的社会互动，为中西科技知识的融汇与传播创造了条件“近代科学在17世纪作为学问的方法和体系已经完全确立了”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