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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指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的合理关怀，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蕴含着全新的合作观、中国特色的发展方案等内容，思想核心是共享、共识、共建的理念。
目前媒介技术发展飞速，新的媒介形式不断出现，如有声书和短视频等。
受众在新媒介环境下养成了新的使用习惯，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认知有了新变化。
一、有声书平台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传播有声书作为一种将诉诸阅读的语言文字材料转化为诉诸闻听的声音材料的新媒介，以便捷的声音符号满足用户碎片化阅读的现实需求，塑造轻松愉悦的媒介文化环境。
据艾媒咨询发布的《2018—2019中国有声书市场专题研究报告》可知，“2018年中国有声书市场规模达46.3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36.4％，2019年市场规模有望增至63.6亿元。
”(一)听觉文化氛围下的记忆塑造媒介作为一种聚合、记录、传播的工具，对人们的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
有声书中的内容往往声情并茂，以充满故事性的内容，把优秀作品以绘声绘色的形式表现出来，为用户的听觉文化记忆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喜马拉雅FM 中昵称为“西安故事”的用户发布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容，以充满张力的声音和饱满的感染力向用户传递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精华。
第五集讲述到“共同发展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我们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共同发展，应对挑战”，这体现了共同发展的精神，是中国特色合作方案的体现。
用户在这种听觉环境中聆听着这些内容，塑造着新的认知、记忆。
(二)从视觉媒体主导到视听觉媒体平衡发展的转变在大众媒介的发展过程中，视觉成为人们感知外界变化的首要器官，其感知地位在纸质媒介时期更是达到了巅峰，在这一过程中听觉似乎处于一种被忽略的状态，久而久之形成了视觉中心主义的局面。
有声书既传送着听觉内容，又有相关的文字介绍，诉诸于人们的视听觉器官，受众通过视听觉获取信息，对事物的认知更加深刻。
喜马拉雅FM这一平台上的节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有播音员的优美声音，也有相关的反馈。
新媒体环境下政府形象的塑造作者：董晓伟来源：《新闻世界》2012年第05期【摘要】在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影响下，各种社会场景也在不断融合，随着一些“后台”行为的曝光，政府工作人员的言行，时常会影响到政府形象，所以如何利用新媒体塑造政府的形象就成为新闻环境下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新媒体政府形象塑造手机网络等新媒体的广泛应用，不仅使政府的各项事务曝光度增多，也使得公众参与政治的程度加深，对政府关注的程度也不断加强，所以政府面对媒体与公众时如果言辞或行动不当很容易引起公众不满，使政府威信受损，甚至产生信任危机，影响政府形象。
一、新媒体与新媒介环境20世纪在描绘媒介与社会关系方面有两个理论引起了强烈反响，一是50年代戈夫曼的剧场理论，另一个是60年代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
剧场理论认为社会生活是一出多幕的戏剧，根据所处的环境不同，每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人们的行为也被分为两大类，即“后区”或后台行为，以及“前区”或台上行为。
麦克卢汉认为新媒介的出现以及广泛应用引起了社会行为的普遍变化。
他宣称电子媒介在全球范围内消除了时间和空间，地球已经形成了一个地球村。
随着当时的电子新媒介即电视的影响越来越大，梅罗维茨觉得剧场主义与媒介理论的弊端开始显现，剧场理论主要侧重研究面对面的交往，忽视了媒介对其所描述变量的影响和作用；而媒介理论侧重对媒介效果的研究，忽略了面对面交往的结构特征。
通过把这两种理论结合，梅罗维茨分析了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在《消失的地域》一书中指出，电子媒介的出现改变了时间和空间对于社会交往的意义，引起了三个最显著的变化：公共场景的融合，公开和私下行为的模糊，以及社会地点与物质地点的分离。
随着这些新情况的出现，也产生了新的社会行为，同样表现在三个方面：男女气质不断融合，成年与童年的模糊，以及政治英雄降为普通百姓。
在《消失的地域》一书中，所谓新的电子媒介指的是电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手机及网络代替电视成为新媒体，我们发现，这个理论同样适用，而且不断得到证实。
新媒体环境下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机理及提升措施作者：肖蕾来源：《记者观察·下旬刊》2020年第12期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且在全球的社会力量格局也发生很大的改变，全球对中国的关注度也进一步提高;而为了更好地融入到世界，我国必须注重国家形象的良好传播。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注重跨文化传播的全方位开展，新媒体技术也在其中展现出了强大的穿透力和生命力，有效地推动着我国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
新媒体初始传播机理具体指新媒体借助多种传播方式的组合，向外扩散信息，从而获得传播效果。
在这一过程中，往往会受到传播主体发展情况和政策环境所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政策因素。
由于国家政策会对资源的配置、经营的方向及资金的流向产生很大的影响，这就会影响到新媒体初始传播力的生成;基于此，国家政策应适应现阶段传播媒介的发展趋势，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法规，以此来更好地为新媒体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更好地满足传播受众的需求;2.资金因素。
资金直接决定着新媒体传播活动的开展，资金的流向在国家形象传播中也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可以说，只有投入足够的资金，才能够确保技术创新、人才引进、传播产品的设计与推广的顺利进行，实现国家形成跨文化传播的长期有效推进;3.技术因素。
技术创新直接影响到新媒体的发展壮大;针对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而言，只有积极地进行新媒体技术创新，才能够以多元化的、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呈现国家形象;4.人才因素。
在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活动中，只有具备足够的人才优势，才能够突显出新媒体传播力优势;在新媒体环境下，当前国外通过实力雄厚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都培养出诸多的新媒体方面的人才，而在这一方面我国仍有待提升;5.传播主体因素。
在新媒体环境下以往的传播格局已被打破，形成了多元化的跨文化传播主体新格局。
新媒体传播阻滞机理具体是指国际社会在一定程度上阻滞我国国家形象传播。
具体包括以下方面：1.国外媒体，尤其是西方媒体，为丁本国的利益，西方国家往往会故意歪曲中国的形象，基于本国的价值观框架体系来报道中国事实，尤其是存在故意从政治、环境、人权等方面来妖魔化中国，让中国在本国民众心中种下一颗“负面”的种子;在新媒体环境下，我国需要警惕西方媒体利用新媒体传播平台，来大范围地传播中国的不实报道，及将我国国家形象的负面效应放大;2.受众对新媒体内容的选择性接触、片面解读，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效果;由于中西方的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均存在极大的差异，加上受众的个人需求，促使其选择性地接触新媒体内容，若受众过滤和片面地解读我国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内容，势必会错误地认识中国。
新媒体时代下的国家形象建构信息传播全球化使得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相互依存，全球被压缩为一个整体，在新媒体时代，建设多语种、多平台的全媒体传播机构已经成为国际传播媒体的普遍选择，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势不可挡，但任何一种新趋势的到来都会产生相应的问题，那么如何利用互联网的特征和优势，增强传播手段、传播内容、传播方式的全面创新，在庞大的国际舆论场中借力新媒体传播优势实现“弯道超车”，发扬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家形象业已成为我国国家传播能力建设中不容轻视的一环。
面对新媒体时代下的新闻传播，北京大学新闻学院程曼丽教授认为，“国家需要通过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促使对外传播部门多出互动性强的作品。
同时，对外传播部门应该调整观念，顺势而为，将互联网思维贯穿到国际传播工作中去，发现并鼓励互联网故事的创新之举，进行经验总结和推广，从而使中国好故事既有好的内容，也有好的形式，使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
从技术视角看，新媒体技术的数字化、虚拟化特征，使信息传播呈现出跨时空、跨地域、跨国界、跨文化的特点。
国家间的交往、互动日趋平凡，随着信息获取渠道的极大丰富，新媒体的去中心化、差异化、群众化的传播特性，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用户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
进入21世纪，新媒体已经成为获取新闻信息和传播自身需求的重要平台。
在许多国际热点问题上，新媒体在舆论导向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在线下引发群体骚乱。
网络平台已成为新时期国际战争的主战场，网络传播成为国际斗争的新武器，争夺信息主权、边界、信息规则制定权成为紧迫话题。
向世界宣扬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不仅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传统主流媒体系统的形象，而且还依赖新媒体分化、分裂的补充。
在此形势下我们不仅要借船出海，还要造船出海，建设自身传播通道。
世博会、奥运会等大型国际事件提升了中国的形象及品牌，孔子学院在海外的发展提升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国家形象片也注重采用“主动出击”策略，表明政府正在积极作为，同时国人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观念也日渐强烈，不少出版物、电影电视作品争相在海外市场拓展中国形象。
新媒体时代下的传统媒体转型策略研究作者：翁雅靖来源：《传播力研究》2020年第12期摘; 要：随着网络技术的日趋发展，进入新媒体时代，人们的信息接收方式及思维有着巨大改变，而媒体作为生活中传递信息的重要载体，其传播方式必须契合时代发展以及用户需求变化。
本文重新概述新媒体、传统媒体和媒介融合的定义，探讨现阶段新媒体背景下的媒体传播动态与发展并结合实际，提出传统媒体转型下品牌建构建议和看法。
关键词：新媒体;传统媒体;媒介融合;品牌构建中图分类号：G2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866（2020）12-0043-02随着数字媒介高速发展，我国进入互联网时代和新媒体时代，网络信息技术凭借信息传播的时速性、信息内容的储量和互动式传播信息等特征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用户获取信息的渠道除了纸媒、广播、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外，更多的是通过网络途径来获取。
从《传媒蓝皮书：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19）》中可知，报刊行业经营在近8年内持续断崖式下跌，距2011年峰值已跌去超8成，目前报刊所占市场规模仅为1.7%。
面对新媒体的强烈冲击，书刊、报纸等传统媒介发展陷入困局，转型和创新成为传统媒体的唯一选择。
一、相关概念（一）新媒体和传统媒体1.新媒体1967年，新媒体的概念首次被提出，在此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新媒体定义为基于数字技术和网络载体的信息传播媒介。
本文所研究的新媒体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借助互联网渠道，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一种传播途径，是现阶段信息科技与媒体产品二者紧密结合的最终成果。
2.传统媒体传统媒体是一种包括报刊、户外、通信、广播、电视等通过特定的机械装置定期向大众传播信息，提供教娱的传统媒体。
作为一种大众传媒方式，传统媒体相较于网络媒体而言，相对传统与落后。
（二）媒介融合“媒介融合”这个词首次在1980年被提出，媒介融合指的是“原先不同类型媒介的结合”。
目前，关于媒介融合的概念和定义尚未统一，本文所研究的媒介融合指的是“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换言之，就是媒介与媒介之间所建立的一系列合作与联盟。
新媒体与共同体重构：范式、方法与意义作者：张莉来源：《新闻爱好者》2017年第07期【摘要】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传统意义上共同体的消解使人们失去了确定性和安全感，陷入隔离与焦虑的困境。
在这种背景下，新媒体成为共同体重构的途径。
通过分析新媒体环境中共同体重构的范式、方法和意义发现，共同体的核心意义在于认同，存在于网络空间的基于精神交往的命运共同体是共同体发展与研究的更远方向。
【关键词】新媒体；想象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精神交往共同体的概念在今天的新媒体环境中再次被学者关注，是因为共同体在维护社会稳定与发展，在社会结构的合理分层与布局中都有着重要作用。
但在现代化进程中，农业社会中传统共同体的消解，使得传统社会的结构正发生着裂变，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即是现代化过程中，如何以新媒体来重塑共同体。
一、共同体的历史演变（一）农业社会与传统共同体滕尼斯发现，在农业社会中由于自然经济和聚居生活的基本需求，由家族、亲朋、邻里在共同的地域空间中，结成了最早的血缘与地缘共同体。
这种传统共同体是人在自然生存过程中自发的行为，并不是一种后天的建构。
关于农业社会人们为什么会选择以家族为基本单位进而聚居生活，费孝通先生认为是由家庭与耕种土地的距离、水利上的合作需要、安全感及土地继承的原因所造成的。
这种生活需求与结构也导致了社会关系的基本结构，即费先生所说的“差序结构”，在差序结构中，人际关系由最核心的家庭关系一层一层向外推导、扩散。
传统共同体也在家庭、邻里、宗族的扩散中结成。
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中国农业社会，消融了个人与团体这两个端口的功能，使家庭成为无数个独立于社会之中的单元。
传统共同体为个体带来安全与依赖感，正如鲍曼所说，“在共同体中，我们相互都很了解，我们可以相信我们所听到的事情，在大多数时间里我们是安全的……我们能够互相依靠对方，如果我们跌倒了，其他人会帮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1]。
（二）总体性社会与单位共同体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工作重心从广大农村转入到城市建设，但在农村中，国家通过生产大队和公社这样的建制，依然对农村中的传统共同体进行了重新组织与分配。
新媒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介绍新媒体是指通过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传播信息的媒体形式，如社交媒体、微信、微博、新闻网站等。
在当今社会，新媒体已经成为人们获取资讯、交流观点和参与社交的重要渠道。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治理理念，强调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需要全球合作来应对。
新媒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探讨这一关系。
一、新媒体促进全球信息交流与了解1. 对全球事件的实时报道和传播通过新媒体平台，人们可以及时获取全球各地发生的重大事件的新闻报道和实时信息。
这对人们了解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促进了不同国家之间的信息交流和相互了解。
2. 打破地域限制，促进民众交流互动新媒体具有去除时空限制的特点，人们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与全球范围内的朋友、家人和陌生人交流互动。
这种交流有助于增进相互之间的友谊和了解，推动不同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与合作。
二、新媒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1. 促进全球议题的关注与讨论新媒体为全球范围内的事务提供了广泛的讨论平台，使各种议题能够被更多的人所关注。
人们可以通过新媒体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参与到全球范围的讨论中，推动全球议题的解决与进展。
2. 强化国际合作与团结意识新媒体的普及和使用使得全球范围内的人们得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发展状况，有助于弥合不同国家之间的差距，增强国际合作与团结意识。
通过新媒体传播正能量和积极价值观，可以凝聚全球人民共同维护和谐稳定的力量。
三、新媒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挑战与影响1. 信息过载及信息真实性问题新媒体时代，信息的获取变得相对容易，但同时也带来了信息过载问题。
人们面临大量信息的选择和筛选，容易陷入信息的碎片化和主观性的陷阱。
此外，新媒体平台上存在虚假信息、谣言等问题，需要加强信息真实性的甄别和筛查。
2. 媒体传播的规范与道德问题新媒体的兴起给媒体传播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新媒介形态下传统文化传播的现代性转型探究作者：孙世庆来源：《传媒论坛》2020年第22期摘要：随着新媒介形态转变，如何将传统文化使用新媒介扩大文化传播路径，创新文化传播模式，是目前需要高度关注的内容。
在新媒体不断涌现的背景下，将媒介贯穿于文化发展的始终，通过文化传播方式的创新，使民众可以通过新媒介掌握国家文化发展的历程，这是新时期实现和延续民族文化自信的有效手段，也是传承民族文化的良好方式。
关键词：新媒介;传统文化;现代化发展;转型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079 （2020） 22-000-03一、引言中国文化的传承需要了解民众价值诉求以及文化诉求，这是传统文化传播传承需要关注的重点。
与此同时，文化传递具备时代性，考虑到以往传播文化的方式已经不适宜现代环境，为此需要在新思想下，发现新媒介在文化传播方面具备的优势，创新媒介融合模式，以新媒介为传播传统文化的主阵地，从内容以及方式两方面进行创新，借助新媒介扩大传统文化传播范围，完成文化传承的时代任务。
二、媒介融合为传统文化传播带来的新启示在时代不断发展中，新媒介的出现为传统文化传播提供了创作的新思路、传播的新路径。
在多元文化盛行流传的今天，挖掘传统文化价值，扩大其传播范围，使人民群众可以在网络时代，依然能在传统文化感染下产生文化自信变得异常关键。
（一）新媒介与传统文化传播方式相融合在新媒介形态层出不穷，时时更新的情况下，需要根据文化发展任务，创新文化传播方式，完成不同新媒介信息收集、整合共享，构建信息共享平台，使广播、报刊、书籍等多媒体编辑方式，在新媒介的作用下，进一步扩大传统文化在大众间的传播范围，扩大其影响力，这是当代传承民族文化的有效方式，将传统文化资源与新媒介传播技术进行融合，创新文化传播方式，提升文化传播的便捷性，使大众可以通过现代智能终端，利用网络平台观看传统文化内容。
其次，将传统文化以多种形式制作影响、声音、图像、视频等方式，并在数字化技术作用下，将其放置于网络平台，这样不仅符合时代发展趋势，还可以利用网络平台，满足受众对传统知识、历史文化的精神需求。
探究新媒体环境下中国公共外交实践作者：陶李昕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21年第04期摘要：科技和信息化的不断深入发展，给媒体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的普及，也给外交带来了新方式。
在新媒体环境下，我国紧跟时代潮流，进行了大量的公共外交实践，利用新媒体技术，将公共外交与之融合形成了新媒体公共外交，发挥了民众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有效突破了传统公共外交的局限，促进了公共外交的发展，也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提高了中国在西方国家中的影响力。
关键词：新媒体;公共外交;中国中图分类号：D8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1）04-0159-03新媒体最早是由P.戈尔德马克提出来的，自1969年向尼克松报告中多处使用“新媒体”一词后，开始在美国社会流行，并逐步流传到全世界[1]。
新媒体是科技创新的产物，而现在正是新媒体下的黄金时代。
公共外交是1965年埃德蒙·古利恩提出的，将公共外交定义为旨在处理公众态度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所产生的影响。
其实质正是把外国公众当作受众者，加大文化传播的力度，借助非政府组织，向外传达本国消息。
在这样的背景下，将新媒体融合到公共外交里加快中国向外传播的步伐，已是大势所趋。
一、新媒体在我国公共外交实践中的应用新媒体涉及方方面面，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交通、通信等，呈现多元化趋势，还改变了国家对外交流和传播的方式。
许多国家在新媒体环境下，利用网络技术和移动通信拓展了传播的空间，受众更加宽泛。
新媒体在我国公共外交实践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尤其是新媒体在与传统的公共外交相结合后，推进了我国公共外交的进程，产生了与之前不同的影响力。
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不断致力于赶上信息化这趟列车，以求拓宽公共外交实践的渠道。
1.官方运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方式传达价值观念。
中国一直以传统公共外交的方式进行对外宣传交流，但是现如今传统的公共外交方式已经受到了限制，而新媒体给予了公共外交新模式。
新媒体环境下祭礼仪式的转型与国家共同体建构作者：张兵娟王闯来源：《新闻爱好者》2016年第12期【摘要】新媒体环境下祭礼仪式正在发生转型，国家公祭网是为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于2014年7月6日正式上线的。
它看似一个虚拟的网络空间，却是承载社会共同记忆的历史“博物馆”，公民可以在线参加国家公祭仪式，并在其中接受南京大屠杀历史知识教育，重塑社会集体记忆。
此外，国家公祭网更是一个提供平等对话的公共领域，帮助公民表达爱国情感，并对国家共同体的建构产生重大推动作用。
【关键词】祭礼仪式；国家公祭；集体记忆；共同体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曾经依托家庭而形成的“血缘共同体”和依托地域而形成的“地缘共同体”正在不断分离和弱化，而在新媒体环境下，个人借助互联网实现虚拟连接而进入的“网络共同体”却正在加强。
网络共同体能否承担传统共同体凝结社群的责任，这是一个有待探究的问题。
与此同时，共同体的传统仪式也正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发生转换变形。
延续几千年的祭礼仪式就是一大明证，从祭祖大典到公祭仪式，从电子鞭炮到在线祭奠，祭礼仪式转型的重大推动力要归于互联网技术。
本文主要以“国家公祭网”为例，通过对其创立的背景、特点和意义的梳理，以小见大地描述祭礼仪式的转型，并探讨这种转型对国家共同体建构的影响。
一、新媒体与“认同的空间”新媒体（New Media）这一词语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1967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的一份商品开发计划。
从技术角度看，新媒体是“利用数字技术、通过计算机网络、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服务的传播形态”。
[1]美国《连线》杂志从传播角度把“新媒体”定义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Communications for all， by all）。
此定义揭示出新媒体的最大实质：高度的互动性。
传统媒体（报刊、广播、电视等）的传播模式大致为传播者通过印刷文字、声音和影像将信息传递给受传者，受传者虽然可以通过反馈以达到与传播者的交流，但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局限，这样的交流显得滞后又低效。
而新媒体则开启了另一种传播模式：每一个人既是信息的传播者，同时又是信息的接收者，他们借助新媒体技术，在虚拟空间中进行实时连接，高度的互动仿佛是正在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这样的传播模式似曾相识，根据麦克卢汉的说法，它就发生在“部落社会”。
在部落中，人们进行着直接交流，信息在部落内多向交织传播。
但由于生活区域和技术手段的局限，信息传播的输入和输出也受到限制，随着报刊、广播和电视逐一打破时空的局限，部落内的人们快速且大量地获得外部信息。
他们既身处部落内，又融入了更大的圈子，最终导致了“脱部落化”。
而随着“新媒体”的出现，人们通过传统媒体了解外部世界之余，还发挥着主观能动性，自由地寻找和加入对话，“面对面”的交流再次复活，也带动了部落化的重生。
部落在新媒体环境下的“重生”就发生在这样的虚拟空间中，例如百度贴吧、豆瓣小组、论坛等网络聚集地。
成员在其中针对同一话题、基于同一爱好或信奉同一精神进行交流和互动，形成“网络共同体”。
不过，囿于媒介的性质，这些共同体四下分布，各自为政，既充满不确定性，又充满不稳定性。
若想让这些散落的个体联结和统一在一起，让共同体在现实生活中历久弥新，势必需要更宏大的议题和更深刻的记忆，而国家公祭日和国家公祭网正成为这样一个契机。
二、国家公祭网设立的背景与意义（一）国家公祭网设立的背景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在中国南京进行了持续40多天的屠杀活动，手段野蛮残忍，且奸淫、掠夺、焚烧和破坏并举，30多万中国人民在此次暴行中不幸遇难，这一惨案后来被称为“南京大屠杀”。
然而，由于“记录的不足和传播范围的有限，导致南京大屠杀惨案从发生之始就未能广泛而深入地进入人们的记忆”[2]，甚至成为一段被遗忘的历史。
时隔77年后的2014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12月13日确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同年公祭日当天，首个国家公祭仪式在南京举行，众多媒体对此广泛报道。
但由于条件限制，能参与公祭仪式的人数有限，为了让更多的人铭记历史、唤醒记忆，由新华社主办的国家公祭网（）于2014年7月6日正式上线。
据统计，网站上线后的次日下午6时，浏览量便超过2200万，网上祭奠超过60万人次。
进入国家公祭网首页，沉重的音乐随即响起，网页上显示着国家公祭网的主旨：国之祭、史之痛、民之愿。
网页上还滚动播放着对这一主旨的解读：“彰显国家对同胞死难者的缅怀，牢记中华民族屈辱与抗争的历史，表达人民奋发图强与和平的心愿。
”国家公祭网共分为公祭资讯、海外公祭、在线公祭、公祭回音、公祭教育、公祭知识和网上史料馆等七大版块，每个版块又下设不同栏目。
此外，“公祭教育”“公祭知识”和“网上史料馆”三大版块，主要目的在于公祭资料分享、公祭知识传承、公祭历史铭记等，网友可以自由点击不同栏目，阅览相关信息。
整体来看，国家公祭网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祭礼仪式的范畴，它不仅仅成为国家官方的在线公祭网站，还成为融合祭礼文化、祭礼教育和历史记忆等多方面的综合性网站。
（二）国家公祭网设立的意义国家公祭网的设立就像是一个承载社会共同记忆的历史“博物馆”，走进这座“博物馆”，就像是走进了记忆和反思的公共性空间。
它用数字的方式保存着战争死难者的资料，寄托着当代人民对战争死难者的缅怀，并对人民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历史教育，国家公祭日只有一天，国家公祭仪式一年只举行一次，但国家公祭网却可以随时进入。
这就是新媒体环境下祭礼仪式的特别之处，也必然具有非凡的意义。
1.慎终追远的缅怀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中向来包含着和平和宽容，遵从孝道，又重视礼祭，而以国家的名义设立国家公祭日和国家公祭网向死难者进行哀悼和祭奠，既能彰显国家对同胞死难者的缅怀，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又能体现出对传统礼孝的提倡和弘扬。
由于共同体已经逐步被社会所代替，以至于收缩回了“个人”的身体之内。
在现代家庭中，传统的开放型生活被隐私和独立取代，子女向父母讨要自由和平等，两者的界限不是房门便是代沟。
在模拟“村落”生活的“城市社区”中，家庭画地为牢，囚禁在防盗网和防盗门围造的房间里，失去了邻里观念。
曾经依靠王权或宗教维系的版图上，个人主义越发强盛，集体观念和全局意识不断被消减，追求什么成为个人的问题，而不再有一个总目标作为彼此的纽带。
当人们离鲍曼所言的“天堂”越来越远，曾经联系彼此的“结合关系”就这样被消解，而这势必会在原子式的社会生活中，造成毁灭性的“断裂”。
当下，国家将目光投向过去，希望从历史伤痛中寻找情感力量联系社会中的个人，让超出血缘和地缘关系却又属于同缘关系的人们重新“连接”在一起，这也正是国家对共同体建构的有力尝试。
2.集体记忆的重塑集体记忆理论的开创者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我们所认为的个人记忆，实际上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
家庭、族群、国家等社会组织群体，都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并借此凝聚人群。
但集体记忆并不完全等同于历史事实，它可以被叙述和更改，并经常“与社会群体认同或认同危机有关”[3]。
面对日本祭奠靖国神社战犯、否认慰安妇和修改教科书等行为，加强对二战的历史教育和集体记忆迫在眉睫。
“拥有集体记忆未必能够构建和维系一个族群，而集体记忆的消失则注定造成共同体的孱弱、分裂和覆灭。
”[4]由此可见，集体记忆正是一个族群自我认同的基础，也是共同体合法性的重要依据。
南京大屠杀史是城市记忆、历史记忆，更是一段民族记忆，对这一集体记忆的重塑可以通过人工景物（如纪念碑、纪念堂）、定期仪式活动（如国家公祭仪式）和日常生活行为完成[5]。
国家公祭网就试图把仪式的节日性转换为日常性，让集体记忆进入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并借此联系大众以重建共同体。
在传统时代，精英依据现实重塑集体记忆，而到了互联网时代，新媒体实现了技术民主，集体记忆也开始由大众书写。
更多人在日常中介入，不断补充历史又不断更新记忆，将集体的纪念仪式与个人的身体实践相结合，这实际上是个人重返集体、社会重返共同体的重要途径。
3.爱国情感的表达“离开了反应，仪式就是空的。
”[6]除通过电视直播观看祭礼仪式外，人们还可以即时在社交平台发表感想进行互动，如同身在现场呐喊出心声。
传统仪式的感染性只是表现为起立、鼓掌或喝彩，但借助新媒体，人们的反应可以更加多元，传统仪式的肃穆氛围被网络上不断涌出的信息打破，爱国情感也有了表达的出口。
但回顾时下热门的网络事件，从帝吧网友“出征”Facebook事件，到微博网友“口诛”赵薇事件，这些爱国情感的宣泄实际上已经构成了网络暴力。
只有爱国情感的合理表达才能成为弥合社会断裂的重要力量。
有学者认为，共同体的衰落是现代性危机和价值理性危机的同病别发，若要恢复情感纽带，重彰价值理性，将共同体从前现代向现代过渡，则需要依赖于哈贝马斯式的“对话”[7]。
这样的对话应该建立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在国家公祭网上，网民虽然没有身临祭礼仪式现场，但可以通过书写祭文和诗词的文明方式，将心中的爱国情感转换成文字交流，而不是宣泄为一种粗鲁的谩骂和攻击。
这一方式也使得人们可以与国家在情感上建立紧密的联系，又使得仪式趋向平民化，带来更多的群体感，对国家共同体的建构也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4.历史意识的唤醒何谓历史意识，著名德国历史学家约恩·吕森认为，“历史意识是将时间经验通过回忆转化为生活实践导向的精神（包括情感和认知的、审美的、道德的、无意识和有意识的）活动的总和”。
[8]历史意识是一种精神活动，用以诠释过去、理解现在和期待未来。
没有历史意识，我们将失去前进的方向，也找不到自己的认同。
国家公祭网的建立，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反思和记忆历史的空间，“人们通过回忆将自己融入一个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对自己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的因素（基本信念、价值等）长久存在，具有永恒的价值，或者至少可以贯穿数代人的链条，延续到未来”。
[9]历史意识是一种重要的人类意识，因为“历史是自我理解的媒介物，是表达及产生自我（个人和社会的）认同的媒介。
历史代表着过去，而过去如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人们能看到自己和世界在时间上的移动”[10]。
因此，历史可以远去，但决不可忘记，因为没有历史，就没有认同。
面对着全球化的冲击和电子媒介的“殖民”，强化历史意识和历史认同就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三、祭礼仪式的转型与网络祭祀特点“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11]自古以来，中国就十分重视祭礼仪式及其作用。
根据《礼记》记载，凡符合“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劳定国，能御大灾，能扞大患”五项原则，自然神灵、人文始祖、先公先贤、地方名人、厉鬼冤魂都成为公共祭祀的对象。
这一传统在中国历史上经数千年而不衰，已经成为一种稳固的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