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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视角下的湘西苗鼓文化作者：杨军林来源：《文艺生活·艺术中国》2015年第04期摘要：湘西苗鼓是一种文化传播符号，在世代传承和发展中沉淀为一种表达区域民族愿望的独特的非物质文化。
本文用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和解释历史动态中湘西苗鼓文化传播现象，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反思湘西苗鼓传播內容，以期把苗族日常生活与乡土文化仪式和苗鼓的历史与未来作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研究对象，而不局限于单独研究其中的某一个环节。
同时通过交叉研究，使人们对湘西苗鼓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在一个新视野里有所关注和开掘，也将对当代非物质文化解决普遍焦虑的人文关怀问题有所启示。
关键词：传播学视角湘西苗鼓文化研究方法一、苗鼓是一种文化传播符号苗族人民用自己的独特体验来表现美、创造美，并通过苗鼓颂扬美，湘西苗鼓可以说是体现了湘西苗族民族思想和美学追求的、富有激情的“第一苗语”。
古往今来苗鼓的传播始终处在动态中，苗族鼓舞的产生与发展、变迁与转型、冲突与差异，都是在传播中扩布流行，并与苗民的日常生活规范和运变发生着密切互动，可见湘西苗鼓是一种文化传播符号，它传播着一种特定的少数民族心理与性格，在世代传承和发展中沉淀为一种表达区域民族愿望的独特的非物质文化。
本文将尝试拓展一个新的边缘学科领域，把日渐成熟的新兴学科——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融入湘西苗鼓文化研究中；并用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和解释历史动态中湘西苗鼓文化传播现象，通过交叉研究，将从传播学这一特定的角度来审视湘西苗鼓这一非物质文化。
二、湘西苗鼓文化与传播学研究內容传播学研究人类传播行为，不仅具有理论性学科的属性，更具有方法性学科的属性。
湘西苗鼓之鼓舞表演过程符合传播学规律。
把湘西苗鼓表演过程与一系列传播过程相对应是这一研究的基础。
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关于湘西苗鼓的传播是特定人群的智慧被广大苗民所接受，以“鼓与舞”的形态能动地表达出来，并向受众传递他们关于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人聚信息的全部活动和过程。
传播学视域下云南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探究本文主要研究了传播学视域下云南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传承的问题，并提出了保护民间音乐文化的具体措施，以提高民间音乐文化发展能力。
标签：云南；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传承与保护云南省是少数民族民族音乐最丰富的地区，云南少数民族的音乐起源久远，而且民族文化悠久，少数民族的自然生态环境多对音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自然环境的无限魅力影响下，充实了原有的人文哲理，同时赋予音乐以更多的生命力。
在丰富生动直观的民族音乐情怀下衍生出众多丰富的音乐风格。
现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少数民族音乐的生存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威胁，尤其是云南地区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逐渐消亡。
一、云南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特点云南省少数民族民间音乐主要包括歌舞音乐、器乐、戏曲等多种形式，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化，而且受到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差异性影响，以及风俗习惯的直接影响，形成了风格各异、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文化内涵。
云南省少数民族的民间音乐歌曲多达3000多首，内容十分的丰富，而且民族间音乐的传承形式具有不确定性。
随着历史文化以及传唱者的感知能力等而出现了不同的版本。
少数民族民间音乐具有通俗易懂，容易被人理解和传唱的特征。
二、保护传播学视域下云南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重要性（一）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云南说少数民族民间音乐内容生动，情感真挚是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体现。
民族音乐中涵盖了真善美的人性特征，在对人们的生活价值观等进行正确引导的基础上，提升了人们的精神境界，让人们充分的意识到了民俗文化的价值，并且具有相当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云南省少数民族众多，不同的民族音乐承载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与我国的历史文化发展密切相关，构成了我国多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对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保护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二）现代文化价值的传播需要民族音乐的助力随着民族文化价值传播被充分的认知，在传播文化价值的过程中，民族音乐文化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通过音乐网络多媒体等形式实现民族文化的传播都是对其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同时在长期的民族音乐文化的熏陶下，人们对音乐有了更加深刻的感情。
1、“阿细跳月”的定义和起源“阿细跳月”是彝族人中的一个分支———阿细人的一种民族特色舞蹈。
这种舞蹈存在很久了,从各种有关文献和阿细人的传说可知,“阿细跳月”起源于古人类时代。
关于这种民族舞蹈的起源传说有很多,但是说法不尽相同,不过有一点是不变的,所有的关于“阿细跳月”的传说都与“火”有关。
“阿细跳月”也叫“阿细跳乐”,阿细人称其“高斯比”,意思是“高兴地跳”。
2、“阿细跳月”的传播过程经历的时期“阿细跳月”的传播过程中大概历经了三个时期:(1)第一个时期:跳乐,不管男女老少,都可以在同一时间、同一场地一起舞蹈,动作非常简单,迈步击掌时都适当程度地蹲一下,迈一步击一次掌,这动作穿插在一边唱歌一边跳舞的模式中。
(2)第二时期:刚开始只单脚小跳,一圈跳完,换另外一只脚来跳,表现了阿细人音乐独特的关键音律;然后开始排跳和圈跳共存的模式,一边跳舞一边演奏乐器,女性舞者两只手在腹部前每个节拍跳一次,同时拍一次掌,每二十拍的最后四拍用手抱住腿同时转身,男性舞者可以转身也可以不转身,这就是现在的阿细老人舞。
(3)第三时期:也就是阿细青年舞。
大约在解放战争时期,阿细青年对阿细跳月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创新,他们由原本的单只脚跳换成了双脚跳,而且加快了舞蹈的节奏。
男性舞者中有一个人带领队伍吹口哨,剩下的演奏乐器,女性舞者则面对面击掌。
这一时期的舞蹈风格粗犷大胆、豪爽欢乐,很有感染力。
3、“阿细跳月”的传播方式及方式的特点(1)人际传播。
特点:更加主动“人际传播”,也叫作人际沟通,是传播学中的专业术语。
人际传播有广义和狭义。
人际传播的广义是人们之间信息传播的共同分享与沟通交流,比如人内传播和组织传播等公众媒体传播以外的传播方式。
“阿细跳月”属于狭义的人际传播,意思是指传播者与被传播者在面对面的方式下,采用语言或者非语言的形式进行讯息交流。
四十年代之前,“阿细跳月”本身的传统意义就是在阿细青年之间恋爱时求爱和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
传播学视域下阿细跳月民俗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思考“阿细跳月”是云南彝族阿细支系传统的民间舞蹈，2008年6月，阿细跳月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同年11月，弥勒县西山地区作为彝族阿细人的聚居地和阿细跳月的发祥地，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彝族阿细跳月）文化艺术之乡”；2009 年8 月，弥勒县人民政府将每年阳历的8月7——9日确定为“中国·弥勒阿细跳月节”。
2012年8月11日至8月13日，弥勒县举办了中国·第四届彝族阿细跳月节。
今年的阿细跳月节盛况空前，社会各界反应热烈，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创五个历届新高：一是接待人数创新高；二是旅游收入创新高；三是节目数量创新高；四是社会参与度创新高；五是游客美誉度创新高。
通过这次较为成功的阿细跳月节，进一步宣传了阿西跳月和弥勒旅游，塑造了弥勒旅游形象。
此次阿细跳月节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和社会效益，主要归功于媒体的传播力量。
当今社会是一个人人皆媒体的时代，媒体在人们的生产生活已经是无处不在了。
在阿细跳月文化传承中媒体也必将起到其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
但是事物都有两面性，如果没有正确运用，有时候媒体将会是一个可怕的“杀手”。
近年来，虽然成立了阿细跳月艺术团、弥勒阿细跳月文化传播公司，投入到阿细跳月宣传的媒体不断增多，阿细跳月的发展也越来越快，但是目前阿细跳月的文化传承与媒体的传播之间仍存在着一些不够默契的问题：首先是对媒体传播没有明确的规定和规划，媒体的引导不够；其次是没有明确的定位，需建立一个特色的民族文化品牌；然后是没有充分发挥媒体的强大权威宣传作用；最后还有一点就是，没有利用好媒体的多样性，资源选择单一化。
在当今这个新媒体时代，阿细跳月要长久地发扬光大，解决这些问题刻不容缓，如果在阿细跳月文化传承中我们能充分科学合理地利用媒体，相信阿细跳月的明天将会更加绚丽多彩。
一、规划传播路径，加强媒体引导（一）合理规划传播路径我国应该根据阿细跳月的特点，结合现有不同媒体的特点、优劣势，从整体上、专业上对阿细跳月的传承做一个科学合理的规划，不仅仅是传统的地方电视台，还有省级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报纸、广播、网络、手机等等渠道，用最合适的传播手段来传递阿细跳月丰富的内涵，才能达到传承的最终目标。
《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新媒体场景建构分析》一、引言在数字化和信息化时代的背景下，新媒体成为传播多元文化、弘扬民族文化的重要渠道。
尤其是对于少数民族文化，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其提供了广阔的传播空间。
本篇论文将就新媒体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以及如何在新媒体环境下建构场景以推动文化的有效传播展开深入分析。
二、新媒体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中的重要性（一）扩展文化传播范围新媒体技术的运用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少数民族文化能够更广泛地传播至全国各地乃至全球。
通过互联网、移动终端等新媒体平台，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艺术作品等得以迅速传播，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
（二）增强文化互动性新媒体的交互性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带来了更多的互动机会。
通过社交媒体、网络论坛等平台，人们可以就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交流、讨论，分享各自的见解和感受，这种互动增强了文化的活力和认同感。
（三）创新文化表达方式新媒体为少数民族文化的表达提供了更多创新的可能性。
通过数字技术、虚拟现实等手段，可以将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以更加生动、形象的方式呈现出来，增强观众的感知和体验。
三、新媒体场景建构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中的应用（一）构建数字化传播场景利用数字化技术，可以构建起虚拟的数字化传播场景。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还原少数民族的文化环境和氛围，使观众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和体验到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色。
（二）利用社交媒体构建互动场景社交媒体是构建互动场景的重要工具。
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可以组织线上线下的文化交流活动，让更多人参与到文化的传播和互动中，从而形成更加广泛的传播效果。
（三）创新内容生产与传播方式在新媒体环境下，内容的生产与传播方式也在不断创新。
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新型传播方式，可以更加生动地展示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色，吸引更多人的关注和参与。
四、实践案例分析以某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为例，通过新媒体平台进行线上直播，吸引了大量观众的关注和参与。
直播中不仅展示了节日的庆祝活动、风俗习惯等，还通过互动环节让观众参与到节日的庆祝中，增强了文化的互动性和体验感。
艺术研究|艺术管理复制型民族村寨的旅游文化传播策略研究——以云南民族村为例昆明理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王运陈艳摘要：“锦绣中华”主题公园开启了复制型景观的旅游文化传播先例，此后复制型景观在全国各地开始盛行，这种“造假”成为了各地打造旅游景观的重要方式。
文章以云南民族村为例，总结了复制型民族村寨的文化传播模式、问题及对策，以期为民族地区打造旅游文化景观及旅游地区的旅游文化对外传播提供思考。
关键词：复制型民族村旅游文化传播云南民族村民族文化是我国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民族村寨又是民族文化的集中表现形态，是重要的民族文化资源。
复制型民族村寨旅游文化作为特定的文化形态之一，渗透于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方方面面①。
对民族村寨旅游文化的传播不仅能够使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和历史文化得到进一步传承与推广，也可以满足当今旅游者的情感、体验和心理等一系列需求。
可以说，复制型民族村寨能够有力突出区域文化的精髓，已成为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重点内容。
云南民族村是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化发展的重要表现，一方面云南民族村的建立传播了云南各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另一方面，它也发展了旅游文化，带来了经济效益。
本人于2020年3月12日前往云南民族村进行实践，围绕复制型民族村寨旅游文化传播问题进行针对性调研，主要运用了访谈、实地调研、文献查找等研究方法。
文章以云南民族村为例，探究了复制型少数民族村寨的旅游文化传播模式、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策略，以期为复制型民族村寨旅游文化的传播作出有益探讨。
一、复制型民族村寨旅游文化传播模式及其真实客观性（一）非实体类舞台表演与被表演的“真实”舞台表演是复制型民族村寨传播旅游文化的重要方式之一。
主要是对非实体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如：歌舞展演、民俗节日、手工艺制作等。
复制型民族村寨将原本存在于民族村寨的文化习俗搬到台前向游客展示，成为了一个容纳各民族文化习俗表演的舞台。
民族村寨的文化习俗原本是在特定时间、地点以及为了特定目的所进行的行为，但在复制型民族村寨中这些原本应该在特定时间、地点以及为了特定目的所进行的行为已成为了常态，失去了原本语境的意义，其在语境嬗变中成为了一种舞台表演行为。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文化的全球化也随之成为现实，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消费文化呈现出五光十色的一面，而民族文化，特别是原生态地域文化可能会随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并走向灭亡，这样的退化或者消失已然成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危机。
面对这样的危机，应如何来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使其在淡出人们视野之后又重新回归人们的视线之中，从而使人类文化向多元化发展，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地域文化特别是各地区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是构建我国文化形象的重要前提，也是提高我国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特别是保护各民族原生态文化已成为当今一项重要任务。
当今社会是一个大众传媒的时代，利用媒介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不失为拯救即将消失文化的一项有效措施。
而怎样利用现代传播载体，强势推动地域文化传播使之焕发生机与活力，从而达到更好地保护地域文化的效果，一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
在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的众多媒介中，电视作为当前的主流媒介，自诞生以来就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大众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在信息发达时代的今天，电视已经占据了大众传播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是人类传播信息的中介系统，更是当代社会文化消费的一种基本形式。
因此以电视传播为平台，把我国各地区的文化特色融入电视节目之中，尤其是文艺节目之中，可以有效实现传播地域文化的目的。
比如在众多的大型综艺节目中，中央电视台的《欢乐中国行》无论是从策划还是节目宗旨方面，都以其独有的以宣传地域文化为内涵追求的鲜明特征而超越了一般综艺节目的文化意蕴。
它着力于展示地域文化和城市魅力，突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尽情展示祖国各地风采，通过节目的展示，民族地区的文化底蕴被搬上电视舞台，并通过电视传媒向全国进行传播，从而使全国观众了解到民族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
另外，中央电视台的《民歌?中国》与《魅力12》栏目是对各民族各地区原生态民歌的一种传承和保护，经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域文化的推广效果也比较好。
少数民族文化电视传播相关研究的价值、现状与问题探析摘要加强少数民族文化电视传播的研究，了解少数民族电视节目的实际情况，研究为什么、怎么样办好少数民族电视节目，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西部电视媒体的发展与突围都至关重要。
本文从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研究的价值分析出发，对国内目前相关的研究进行整理、介绍与评述，在此基础上，提出电视媒体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改进方法进行了一些思考。
希望本文能为未来的相关研究做出贡献。
关键词少数民族；电视传播研究；探析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现代化进程的逐步加快，在现代文化、外来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全面冲击下，当前，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处境越来越令人堪忧。
1如何有效地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已经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本文试图从省市级电视台，尤其是西部地区的电视台，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视角，对电视媒体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研究的价值、现状与问题做出探索。
一、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研究的价值分析（1）从必要性来看，当前我国电视媒体之间的竞争已经进入一个群雄逐鹿的时代，中央电视台依然保持着的优势地位。
处于夹缝之中的各省市级电视台，为了求生存，谋发展，纷纷走上了低成本、高效率、小风险的“娱乐化道路”，而传播信息、监视环境、守望社会、引导舆论、传承文化等责任却退居其次。
很多电视媒体从业者以及完全忽视了少数民族这个群体，完全漠视少数民族的传播问题。
缺乏观念意识、缺乏操作动力等问题严重影响着电视媒体对少数民族传播的数量和质量。
因此，了解少数民族节目的实际情况，由此研究为什么、怎么样办好少数民族节目，提供一些警示、一些疑问、一些建议就显得尤为必要。
（2）从重要性来看，我国的电视媒体本身就承担着促进各少数民族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相结合的新文化的重任。
从社会方面说，作为舆论工具，媒介具有创造“环境”的功能，通过创造有利于开放的环境，大众传播能够架设起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桥梁。
因此，从打破社会封闭、加强信息交流的角度说，大众传播对于促进民族社会发展的确是大有可为。
组织传播学视域下民族村寨文化传播的解构、反思与建议作者：唐晓枫王军来源：《速读·中旬》2017年第07期摘要：在我国将民族村寨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进行民族文化传播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民族文化传播研究的新视角，在后功能主义组织传播观的研究范式下，通过对于少数民族生活的村寨与其文化传播关系的再构造，为民族村寨文化传播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路径。
本文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以湖北省恩施市枫香坡侗寨文化传播为个案，分析作为组织的民族村寨的“组织过程”，分析民族村寨文化传播的影响，以及今后发展的前景。
通过解析民族村寨文化传播的构成，对民族村寨有一个新的认识。
关键词：组织传播；民族村寨文化枫香坡侗寨位于湖北省恩施芭蕉侗寨民族乡，气候温和、山清水秀，土壤为红土，呈酸性利于茶叶种植，是湖北十大茗茶“恩施玉露”的原产地。
该村以土家族、汉族、侗族为主，茶叶收入占村民收入的绝大比例。
该村是鄂西民族村寨的一个代表。
对于其组织过程的解构、反思和了解，以及研究民族村寨的建构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一、组织传播与民族村寨文化传播长期以来，在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下，人们把组织理解为静止的、封闭的“有机物”，组织传播是组织所从事的信息活动。
与人们对组织的传统认识不同，蒙特利尔学派把其理解为“组织的过程”这一开放的、动态的过程机制，传播不再是组织的一种功能属性，而是“传播构造了组织”。
这样理解的组织与传播的关系适应了现代社会中人们不再局限于孤立的、稳定的、边界清晰的组织的认识，人们活动的范围更像是一张关系网络下的地图，不断的从一个组织节点跳转到另外一个组织节点，形成复杂的组织网络。
基于以上理论，我们把民族村寨文化传播作为一种组织传播理解，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的组织概念已经不能解释作为社会形态一部分的民族村寨形态的变迁，人们走出生长的村寨工作又回到村寨进行生活建设，村寨成为了“个人为中心的网络”；另一方面，通过对其“组织传播”的比拟，为人们更好的理解组织文化传播提供了可能。
二、作为组织的侗寨与其“组织过程”民族村寨是如何在其组织过程中实现建构的？麦克菲和庄试图通过区分出“成员身份协商”、“组织的自我建构”、“行动协调”和“制度性定位”等四种基础性组织传播流，来具体阐释传播如何构成组织的。
本文正是以此为路径，通过对于民族村寨的“组织过程”的解析，将有助与我们进一步理解作为民族文化传播对于民族村寨的构造。
1.侗寨的“成员身份协商”恩施市芭蕉侗族乡是经由原来黄泥塘侗族乡与芭蕉乡合并之后的形成的，侗族居民主要居住在黄泥塘，是恩施侗族的主要分布地。
枫香坡侗寨的主要居民有汉族、土家族、侗族等民族，对其民族身份的调查中有学者提出了侗族民族身份“再造”质疑。
在分析其原因时，学者向丽、李珊珊等都将其归为“为发展旅游经济政府主导下的身份建构。
”然而仅仅把“稳发展旅游经济政府的主导力量”看做是侗族民族身份变迁的主要原因，就忽略了村寨在组织过程中真正的组织主导者——侗寨村民。
对民族身份的认同是对民族文化认同并得以传播的基础，而在侗寨的组织过程中，这里的民族身份“认同”更多表现为“我们希望成为谁”。
一位当地经营农家乐的村民介绍“搞旅游时民族身份变更过，当时上面要求大家改为侗族，说少数民族有优惠政策。
”在这位侗寨农家经营者朴实的回答中，透露出对于获得“上面优惠政策”的渴望，表达了村寨的组织成员在“协商”的过程中确定了成为侗族身份的期望。
2.侗寨的“自我建构”与“行动协调”侗寨的“自我建构”是指侗寨居民在其“期望身份”基础上进行的村寨建构，需要遵守的一些“行为准则”，并付诸于实践以实现村寨文化更好的传播。
侗寨成员是侗寨文化传播的直接“讲解员”和“再现者”，在传播过程中，需要通过表演侗族歌舞、过侗族节庆活动、穿着侗族服饰、讲侗族语言等生活、行为方式实现一种“舞台真实”。
侗族有三宝，鼓楼、大歌和风雨桥。
本文以侗寨在侗族”三宝”的建构为例，阐释传播侗寨文化中侗族成员需要遵循的“行为准则”及所需要承担的工作。
侗族建筑作为侗族文化的重要元素，是展现侗族生活环境、民族技艺等的“重要窗口”。
寨内可供游客体验休息的建筑有二十余处，处处彰显者侗族风情。
风雨桥是侗寨入寨口的第一个侗族代表性建筑，整个建筑结构不用一钉一铆，以杉木为主要建筑材料，竖起宝塔式阁楼。
鼓楼位于侗寨休闲区，作为侗族的主要建筑标志，是侗族进行议事的组要场所。
为侗寨文化传播的需要，当地居民的房屋建设以青瓦斜面、飞檐翘角木质结构、白色墙体等为要求，以实现整体的一致性。
村寨成员“为了配合景区建设，有的人家在平房外墙上镶上一层木板，让整个房子看起来更‘民族感’。
”由此可见村寨在组织过程中达成建造侗族的规制，并共同建筑侗族建筑。
侗族歌舞对于侗族文化及其精神的传承和凝聚都起着非常大的作用，是侗族文化的直接体现。
为了侗族歌曲的“前台表演”，当地居民在踩歌堂里为游客表演侗族大歌，主要有《嘎果贡》《婵之歌》等曲目。
当地居民在表演大歌以传达侗族文化的共同规制下，自觉进行排练，可见其对于侗族歌舞的认同与传播的渴求。
3.侗寨的“制度性定位”组织的“制度性定位”是指在组织过程中外部力量赋予组织制度的“合法性”，是对其制度的认同，并试图通过取悦这些外部力量的认同来维持其发展。
在侗寨组织过程中制度的“合法性”主要来源于政府、大众媒介、旅游社团等“传播流”，是对其“身份协商”与“自我建构”等组织制度认同的主要外部力量，也是其取悦的重要对象。
在侗寨的组织制度定位中，来自政府的“认同”主要包括：对侗寨侗族身份的承认，并通过户籍认证得以实现；因此侗寨居民在外来者询问其身份时，统一回答“侗族”的少数民族身份。
上文中农家乐经营者的话体现其对外民族身份“口径”一致的制度性定位。
此外对侗寨的推广、扶持、与宣传，通过行政、财政等力量为其发展提供保障。
在侗寨的组织过程中，由于当地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为侗寨旅游带来了很多不变。
当地政府先后投入900余万元用于道路的修缮、寨内相关建筑景点的建设、改善当地的通讯照明状况等基础设施建设；此外为当地发放侗族服饰，并远赴贵州黎平显请来老师教授歌舞等。
相应的侗寨居民按照政府的要求统一建筑木质房屋结构、穿侗族服饰、积极参加侗族歌舞的学习，迎合政府的相关制度。
旅游社团为侗寨带来了游客，并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收入。
侗寨村民积极配合“舞台表演”来吸引游客目光，每周末在戏台进行侗族歌舞表演，游客多时增加表演的场次；并建设民俗文化官展示侗族生活劳动工具，并让游客参与当地的茶园采摘活动，体验农家劳作的乐趣；开办农家乐、学做侗族菜，为游客提供休闲与吃饭的场所。
旅游社团在认可其侗寨身份的前题下，带来了侗族文化传播的直接“受众”，侗寨对其取悦可见一斑。
三、侗寨“组织过程”的反思侗寨文化传播构建了侗寨，然而当地由于缺乏侗族文化的根基，其侗族文化传播的“真实性”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由于侗寨组织过程中对其原有“民族身份”与本土文化的部分否定，也阻碍了原有的土家族民族文化的发展。
再次，对于外来力量的过分迎合以及相应的利益纠纷，给侗寨居民和谐带来了隐患。
1.侗寨文化传播的表层化与停滞化民族村寨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该民族建筑、习俗、语言、歌舞、规约、信仰等习俗的“文化场”，而侗寨的组织建构只停留在建筑、服饰、表演等复制性强的表层文化的层面，对于民族语言、信仰、规约等深层次的文化传播则力不从心。
民俗文化馆中劳作工具的简单陈列，不能描绘侗族劳作的生活场景；民族服饰的穿着，不能表达侗族身份的真正认同；民族建筑的搬造，不能解释民族习俗的独特性；民族节日的移植，不能体现侗族的文化内涵。
此外，由于村民没有侗族语言、信仰，只需要行为方式等符合村寨制度，就不会受到组织的制裁，对与侗寨文化的深层次发展也就疏与关心。
没有根基的侗寨文化传播也不能实现侗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只能满足旅游表演的需要，是一种工具性的利用。
2.本土民族身份与文化的认同与发展的制约在侗寨的组织过程中，当地非侗族居民的身份协商与更改，虽然满足了侗寨文化传播的需要，但造成了本土民族身份认同与文化发展限制。
枫香坡侗族本是土家族与汉族为主的民族构成，其中土家族作为恩施主要少数民族之一，拥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
侗寨组织过程中对于民族身份的更改，模糊了人们对于民族身份的认同，对于与外界交流更频繁的年轻一代来说，这种模糊性更为强烈。
据当侗寨土家族老人回忆，从前当地有陪十姊妹、十弟兄等民俗，现在芭蕉乡其他地方仍然保留着本民族的丧葬方式。
此外，土家族能歌善舞，以前也有唱山歌的表演习俗。
但在侗寨的组织过程中，原有的民俗没能得到发展，而是迎合了外来的侗族民俗。
模糊了本地民族身份，限制了本地土家族文化的发掘与发展，出现了表现的“民俗”。
3.民族团结村的建设受到限制侗寨是武陵地区民族团结村的示范村，民俗文化馆的墙上写着“民族团结贵如空气”的大字。
在侗寨建设之前，当地土家族与汉族和谐共处，关系融洽。
然而在侗寨旅游发展的过程中，村民兴办农家乐，为争夺客源，相互之间关系发生了变化。
商业化气息变的浓厚，以前相互走家串门的场景变成了农家之间的相互排斥等地步。
此外，旅游带来的利益收入分配不均的状况也产生了贫富之间的分化，人们之间的交流来往变少了，民族团结村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
侗寨成员的团结是侗寨组织过程得以实施与行动协调的关键因素，没有了团结，侗寨文化的传播也就无从谈起。
侗寨组织制度的失效，对于当地的村寨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和社区和谐带来了威胁。
四、对于侗寨文化传播的建议通过以上分析，在侗寨的组织过程中，只注重对于侗族文化的浅层次的发掘与移植，其民族文化的“真实性”遭到了质疑。
侗寨的发展也忽略了本地土家族文化的发掘与传播，让本地文化让位与“移植文化”。
此外，村寨组织规约的失效阻碍了侗寨文化的传播，限制了民族团结村寨的发展。
因此，侗寨应该发掘传播本土文化，巩固“民族团结示范村寨”土家族文化作为侗寨组织的宝贵资源，应该从分给予发掘与传播。
首先，应恢复原先土家族的民族身份，通过家谱等方式寻根溯源，增强民族身份的认同感。
此外，在已有的基础上，恢复或建造土家族建筑物，形成土家族民族区。
通过当地土家族老人的回溯，与相关文献资料的查找，发掘例如十姊妹、十兄弟，当地丧葬习俗等民俗习惯，增强土家族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对于侗寨的形象的建构主要是突出其民族团结的特征，展现侗寨组织中土家族、侗族、汉族相互团结和谐的画面。
这样以来，不仅丰富侗寨民族文化传播的内容，展现了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也为民族团结起到了示范作用。
此外，侗寨应明确其侗族文化传播“前台”的定位，汲取芭蕉乡黄泥塘侗族聚居地的民族文化，展现侗族文化的深层次内涵；也可请来这些侗族居民作文化“讲解员”，传播侗族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