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的初步研究

□殷小亮摘要：长治市博物馆藏有一对春秋时期蟠螭纹青铜鼎，出土于长治分水岭26号墓，为长治市博物馆镇馆之宝。

该鼎形制较大，造型独具风格，铜鼎一周铸三兽首（螭首）扉棱，腹部一周饰蟠螭纹和垂叶纹，蹄足膝面作饕餮兽面，纹饰图案精美，制作工艺精湛，在同一时期的青铜器中并不多见。

同时，该对蟠螭纹铜鼎风格古朴，有着宴飨、祭祀之用，可归入东周镬鼎之列，是春秋时期不可多得的青铜精品。

关键词：蟠螭纹铜鼎镬鼎春秋时期长治市博物馆长治市博物馆藏春秋兽面三蹄足兽首扉棱蟠螭纹铜鼎一、长治分水岭26号墓地概况长治市博物馆馆藏春秋兽面三蹄足兽首扉棱蟠螭纹铜鼎出土于长治市分水岭26号墓。

《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墓第二次发掘》[1]简报中对该墓的出土情况有着初步梳理。

墓葬的年代为战国早期，即便该墓被盗的情况下，出土文物数量也是非常丰富的，其中出土铜鼎7件。

2件铜鼎无盖，大小形制相同，发掘出土时鼎内盛有兽骨，当为镬鼎。

另外5件为有盖，形制相同，大小不一，扁圆形，素面无纹，应为列鼎。

除此之外，该墓出土有铜壶、铜敦、铜匜以及车马器等。

从墓葬出土的随葬品来看，礼器组合接近于同期晋国墓的随葬品，主要为鼎、豆、壶、舟、匜以及车马器等。

但由于该墓中未有发现兵器，墓主人应为女性，而从该墓的出土的铜鼎的情况来看，墓主人有着一定的社会地位。

二、春秋兽面三蹄足兽首扉棱蟠螭纹铜鼎（一）铜鼎之“用”现藏于长治市博物馆的蟠螭纹铜鼎为一对，大小形制相同，铜鼎高51厘米，口径44厘米，腹径42厘米，腹深19厘米，造型比较独特，鼎壁厚而体重，犹存春秋遗风，甚为精美（图一）。

铜鼎的质地为锡、铅含量相对都较高的铅锡青铜，无盖，折沿，侈耳，圆底，蹄足，膝面作饕餮兽面。

口缘上焊有四个立体螭首，腹部饰蟠璃纹与垂叶纹，耳内外饰双钩蟠螭纹。

根据朱凤瀚在《中国青铜器综论》[2]一书中对古代青铜鼎的分型定式，可知该鼎属于“盆鼎”，有着立耳外侈，腹部似盆，腹壁圆曲内收，底近平，短粗蹄足等特点，应为Ae 型Ⅴ式。

战国时期楚国组玉佩研究（二）第三节璜、珩周代组玉佩的造型、形式是多样的1，但以璜为组件的佩玉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重心，尤以“璜”、“珩”的名实问题争讼纷纭。

其中陈梦家、唐兰、孙机先生侧重于考辨西周金文材料中的“黄”字2。

贾峨先生以文献结合出土玉器分析了从史前到汉代璜的形制变化3，吴棠海、孙庆伟先生着重考证于“璜”、“珩”两器的区别，后者更提出了战国时期珩替代璜的观点4，于成龙先生则结合楚简文字提出战国时期璜仍在使用5。

笔者认为，“珩”所指器形大致与璜相似，孙庆伟先生用以所区别二者的关键在于器身穿孔的数量与位置。

从考古出土概况来看，珩的起源当与璜有着密切的关系。

而中间的转变，是在于璜作为周代组玉佩的其中一件，因后者佩戴方式的转变，璜才随之改制。

其实个中关键处，已被上述前辈学人考证详实，本文旨在对相关细节和争议处稍作缝联，以期梳理璜形器在周代的演变。

关于璜的器形，《说文》曰：“璜，半璧也。

”郑玄注：“半璧曰璜”，即是说璜是一种半环形玉器。

关于璜的形制历来争议不大，但通过考古发掘我们可以看1关于周代组玉佩的类型，参见孙庆伟：《周代用玉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78页。

2分见陈梦家：《西周青铜断代》，《考古学报》1956年1-4期；唐兰：《毛公鼎“朱韨、葱衡、玉环、玉瑹”新解——驳汉人“葱珩佩玉”说》，《光明日报》1961年5月9日；孙机：《周代的组玉佩》，《文物》1998年第4期。

3贾峨：《说璜》，收入杨伯达主编：《出土玉器鉴定与研究》，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第347页。

4吴棠海：《春秋玉器概论》，《中华文物五千年集刊·玉器篇四》，故宫博物院，1995年，第127页。

孙庆伟：《周代用玉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67页；另著：《两周“佩玉”考》，《文物》1996年第9期。

5于成龙：《关于战国楚简中“礼玉”、“佩玉”的几个问题》，《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四编·下》，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第702页。

□张潇静商周时期车马坑与主墓方位及朝向关系研究摘要：考古发现的商周车马坑多达数百座，多数属随葬性质，分布于各地各等级贵族墓葬附近。

车马坑与主墓的方位及朝向关系，往往体现了不同地区、国属、等级、文化背景的墓主人的葬制葬俗。

通过统计分析，商周各时期各地区车马坑的位置设置各有特征，能够作为不同葬制葬俗对比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关键词：车马坑主墓方位朝向车马坑是流行于我国商周秦汉时期的一种随葬形式。

考古发现的车马坑通常有祭祀和随葬两种性质，随葬车马坑与主墓构成一定的方位、朝向[1]关系，这种关系往往与墓主的国别、族属、文化背景和等级身份等有关。

本文所讨论的车马坑，包括车马兼葬坑[2]、单独的车坑和马坑[3]。

现分时代讨论如下。

一、商我国已知最早的车辙遗迹发现于二里头文化时期；郑州商城发现有疑似车軎的陶范；最早的车马实物见于殷墟一、二期之际的浮山桥北墓道内[4]；最早的车马坑见于殷墟三期前后的殷墟孝民屯南地、郭家庄、梅园庄等遗址，稍晚于浮山桥北的墓道内葬车马。

稍晚还于白家坟西地见有1例墓道内葬车马[5]。

发现晚商车马坑的遗址有：殷墟、老牛坡、前掌大以及苏埠屯等（图一），总计40座左右，以殷墟数量最多。

各地车马坑的形制内容十分相似。

主墓等级包括方伯一级的四墓道大墓、高等级贵族的单墓道大墓、中高级贵族的大型竖穴土坑墓、一可以明确方位关系的，12座车马坑全部在主墓西南，前2例在主墓以南，距离几米到十常通常为3~4座，往往同时包含车马兼葬坑、马坑，有时还伴有羊坑，都位于主墓同一方向，横向排列[6]（图二）。

坑与主墓的朝向关系，几乎全部平行或同轴，大多同向，个别反向，很少有垂直者。

另外还有众多无法明确主墓的车马坑，不排除具有“共用”性质。

二、西周西周车马坑的发现范围较晚商时期大大扩张，包括宗周、成周及畿内外临近地区，如周原、于家湾、白草坡、固原、沣东沣西、宝鸡、贺家村、洛阳等地；周王朝同姓、异姓封国，如浚县辛村卫国、三门峡虢国、北赵、羊舌、曲村晋国、大河口霸国、横水倗国、琉璃河燕国、平顶山应国、叶家山曾国、邢图一商周时期车马坑分布范围图图例发现商代车马坑的地区发现西周车马坑的地区发现东周车马坑的地区. All Rights Reserved.台邢国、高青陈庄丰国等遗址（图一）。

山东东周鼎簋制度初论——以中原地区为参照毕经纬【摘要】鼎簋制度作为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把用鼎规格普遍、有序的提升归结为僭越有形而上学之嫌.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中原高级墓葬一般随葬数套列鼎,是鼎簋制度的套鼎时期,也是鼎簋制度的高峰期.以往多认为战国中晚期是鼎簋制度的瓦解、崩溃时期,实际上,这一时期随葬列鼎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鼎簋制度并没有瓦解,其瓦解期应在秦汉.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山东地区的鼎簋制度与中原地区存在较大差异:一是山东多数地区没有严格推行鼎簋制度;二是山东地区鼎簋制度的基础较为薄弱,瓦解现象出现较早,瓦解速度也较快;三是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中期普遍流行于中原的套鼎现象,山东地区基本没有发现.【期刊名称】《管子学刊》【年(卷),期】2010(000)003【总页数】7页(P53-59)【关键词】山东;中原;东周;鼎簋制度【作者】毕经纬【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西安,710062;匹兹堡大学,艺术史系及人类学系,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15213【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25;K876.41一、研究缘起与研究现状《荀子◦王制》曰：“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

”东周时期的鼎簋制度作为“明贵贱,辨等列”(《左传◦隐公五年》)宗法等级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强制性。

《周礼◦天官◦膳夫》载周王之礼曰：“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

”郑玄注：“‘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

”然郑玄注《周礼◦秋官◦掌客》载诸侯之礼亦曰：“鼎十有二者,饪一牢,正鼎九与陪鼎三”。

《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云：“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

”《孟子◦梁惠王下》载曰：“君所谓踰者,前以士,后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后以五鼎与?”赵岐注曰：“乐正子曰：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故也。

”郑玄、何休、赵岐皆为东汉末年经学大家,关于东周时期用鼎规格的解释三者有所出入。

中国国家博物馆金银器等杂件中国国家博物馆战国银匜战国韩酒具1965年山西省长治市分水岭出土高8厘米、口长17.1厘米、宽12.3厘米此铜舟器身饰错金夔纹，颈与圈足饰错金斜角云纹，制作精巧，造型优美。

长治在战国时称“上党”，为韩、赵、魏三国交错地区，韩曾在此建立“别都”，可见其政治、军事地位的重要。

分水岭墓地在长治北郊，墓地形制阔大，出土器物非常精美，当是韩统治者重要人物的墓葬。

整体呈椭长杯形，束颈，腹长壁两侧有一对宽边环形耳，矮圈足。

通体有错金纹饰，颈和圈足饰斜角云纹，腹部饰简化的“S”形龙纹，纹饰皆错金。

该出自长治分水岭126号墓，同出其他文物大都损坏严重。

关于分水岭墓地的国属，众说纷纭，因为它地处东周的上党地区，赵、韩都曾在此有势力范围，战国以后的墓葬一般认为属韩。

中国国家博物馆三国吴四叶八凤佛像纹青铜镜晋西晋照面用具1975年湖北省鄂州市出土直径16.4厘米、边厚0.4厘米湖北鄂城公元221年至229年为孙吴都城，改名“武昌”，一直是控制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也是当时铜镜铸造业的中心之一。

这面铜镜，主要纹饰为四叶柿蒂纹，叶间有4对（8只）凤鸟，叶内各有1个佛像。

用佛像作为铜镜的装饰，始于三国时期。

这说明佛教信仰在三国两晋时期正在内地迅速传布，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

中国国家博物馆唐螺钿花鸟人物纹青铜镜唐至德元年（公元756年)照面用具1955年河南洛阳涧西唐墓出土直径23.9厘米圆形，圆钮，纹饰华美，以螺钿镶嵌而成，螺片光泽莹润。

镜钮上方正中位置是一棵花树，右边树梢上悬一轮明月。

钮两侧各有一位身着宽袍大袖的男子坐于树下，他们伴着清风明月、落英缤纷、禽鸟啾啾，一人弹阮，一人把酒欣赏。

执杯人面前有一盆一壶，身后立有侍女。

在钮的下方，山石、水池错落，并有禽鸟起舞。

螺钿人物的衣饰、禽鸟的羽翼刻画细致清晰。

钮上所嵌螺钿已失。

螺钿镜是唐代特种工艺镜，即在青铜镜的背面用漆粘贴螺蚌贝壳薄片，然后打磨刻画出各种纹样。

【考古研究】Archaeological Research1972年8月的一天，为配合基本建设，晋东南工作组和长治市博物馆联合对长治市分水岭进行了钻探发掘，探出了M269、M270两座大墓及墓地铜器遗物，一座沉睡了两千多年的墓葬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分水岭位于长治市地区市公安局、角沿村一带，从建国初期50年代到70年代二十余年来共出土270余座墓葬，共出土器物几千件。

其中M269、M270墓葬已经被定为春秋中期的标准墓葬，也就是考古上同期墓葬的断代标准。

针对这两座墓葬笔者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主要参考资料来源于《长治市分水岭东周墓地》。

①1　东周墓葬的历史背景关于这两座墓葬的时代以及墓主人身份地位，到目前为止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墓葬整体归属于东周墓葬群，第二种说法是墓主人应是当时盘踞在长治地区的赤狄五部之一的某一铎辰子部落首领。

在查阅了更多资料后，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说法。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发生重大社会变革的时代，中国社会产生了剧烈的震荡，经过数百年的震荡、整合，中国的国家形态、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阶级关系等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②。

东周时期王权的衰落与霸权的形成可谓互为因果。

春秋中后期，周王朝的实力和地位已经下降为中等诸侯国，王权式微、政由方伯。

就是孔子所说的“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③。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政治由统一走向分裂，这是极为重要的变化，诸子蜂起，百家争鸣。

这与当时的多元政治密不可分。

当时的晋国是战国七雄之一，晋国的霸权也是在扩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晋国为了扩张土地，不惜灭掉周围的同姓小国，同姓以外的小国更是不在话下。

梁启超在谈及晋国扩张历史时说：“百余年间，尽灭群狄，凡狄地及狄人所掠诸夏之地，皆入于晋也。

”④晋文公能够继齐桓公之后成为又一霸主，正是赖于他的前辈数十年的大规模扩张。

春秋中期，赤狄和晋的关系极为复杂，自文公称霸，献公广拓疆土，赤狄五部犹如海中孤岛般处于晋国围困中，双方战争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