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吴敬琏腐败令群众强烈不满2013年03月23日11:40来源：和讯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和讯网消息 3月23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表示，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无法改变和腐败猖獗导致低收入阶层的强烈不满是中国经济改革欲待解决的两大问题。
吴敬琏表示，十八大对中国今后向什么方向走的问题已经做出了回答，就是继续深化改革的方向。
然而确定目标只是改革三部曲的第一步，确定目标后要制定重点改革的方案和路线图，然后克服必然存在的各种阻力和障碍，把各种改革落到实处。
“改革路线图一般是在每一届中央委员会的第三次会议上讨论，因此在明年或者更晚一些时候，我们就可以全面的推进改革。
”吴敬琏透露。
吴敬琏强调，粗放的、旧的经济增长模式几十年无法改变和腐败猖獗导致低收入阶层的强烈不满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两大重要问题。
这些问题的根源更在于体制问题，土地财产制度问题，政府职能问题等等。
吴敬琏指出，尽管改革的设计和执行都很难，但只要有足够的领导智慧加上大众的支持推动，有希望实现改革的目标。
“李克强总理的话就是壮士断腕的勇气”。
以下是发言实录：吴敬琏：我没有很多新鲜的思想，就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正在做什么事情，去年中国共产党十八次代表大会做出了很重要的决定，我们知道在十八次代表大会以前，实际上在中国内部对向哪一个方向走，其实是有很多争论的。
大体上说来，一种意见是中国应该加强政府对于经济和社会的管控，英语杂志的说法是国际资本主义。
另外一种方向是群众过去30多年的道路，使得我们初步建设起来的市场经济制度有一个改善和提高，能够建设起一个在规则基础上的一个现代的市场经济制度。
十八次代表大会对这个问题做出了一个回答，中国今后向什么方向走？向继续改革的方向走。
十八次代表大会要求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的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
改革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关键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得市场能够在更大程度和更大范围上，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
吴敬琏PK厉以宁：改革30年成败得失赵赫：“今天我们《经济半小时》栏目来到了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和大家一起来回望我们刚刚经历过的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30年来从1978年到2008年，30年来，我们的改革给我们带来的成果，大家有目共睹，我们的国民收入实现了迅猛的增长，当然30年来，我们经历了辉煌也经历了艰难，今天在这里我们特别邀请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亲历者，也是推动者，著名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吴敬琏先生为我们共同来探究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成败与得失，并且为我们共同展望中国改革未来的发展方向。
首先有这样一个题目，我想请我们的经济学家分别来给出你们各自的答案，从1978年到2008年，30年来让你们感觉到最满意或者是最成功的改革有哪三项？我们先请吴老谈。
”著名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吴敬琏先生做客《经济半小时》栏目吴敬琏、厉以宁：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功三方面吴敬琏：“我认为最成功的改革在我个人的印象里面，是这么三次，第一就是84年，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商品经济是我们改革的目标，不过这个改革只能说是个改革的启动，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1994年，根据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这个决定进行的，全面的改革90年代我们之所以能够跨一大步，跟94年的改革有直接的关系；第三就是根据97年的十五次代表大会，所规定的建立基本经济制度这个改革，我们沿海地带到了世纪之交，经济很快就起来了，这是跟97年以后建立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直接有关的。
”赵赫：“我们请历老选择您的三个答案。
”厉以宁：“第一个是农村的家庭承包制，农村家庭承包制，在当时条件下它要通过农民的积极性调动来促进农民的生产，打破从前人民公社下大一统农业的情况，所以当时是冒着生命危险，安徽凤阳小岗村我去看过，在展览室里还陈列着当初十八户农民印了手印签的协议，协议上有一句话，如果谁被抓了，其他各家有义务把他们家的孩子抚养成人，是冒着这个危险来搞的，但是承包制就推广了。
吴敬琏：特殊既得利益群体不愿意改革32516人参与347条评论核心提示：吴敬琏表示，现在属于特殊既得利益群体，就是用权力来发财致富的人，总体来说，他会有一种倾向，他会不愿意改革。
所以估计今后这个阻力障碍会很大，所以要下定决心，就是中央委员会报告说的，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来推进改革。
央视《央视财经评论》2012年12月17日播出《聚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经济增长：向改革要质量》，以下为节目实录:日前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经济工作提出要求：要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那么，经济增长的质量该用什么把握和衡量？在即将过去的2012年，增长的速度一度是我们最关注的问题，而现在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强调，是否又意味着这种担心已经过去了？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沈竹和特邀评论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著名财经评论员马光远共同评论。
经济增长的质量用什么来把握和衡量？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会有哪些能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进入11月，随着一系列经济数据公布，中国经济复苏态势更加明显，11月份，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工业产量同比增长创下8个月以来的最快增速，而拉动经济的两驾马车投资和消费连续3个月回升，但是让人出乎意料的是，11月份出口增长只有2.9%，远远低于10月份的11.6个增速。
复杂的经济形势不仅反映在了数字上，也反映在了滑动最大的钢材交易市场会龙钢铁物流基地，这里的钢材价格从9月份起回升后，最近有开始了微跌，但市场相比几个月前活跃了不少，圣队长告诉我们，现在拉钢材的车辆，每天就有200多辆，而在9月份的时候，一天也就30多辆车。
圣红胜(江苏惠龙钢材物流基地职工)：(9月份)基本上上一个班闲一个班，心里比较着急啊。
因为工资和吨位有关的。
记者：现在忙了之后，大家的心情怎么样了？圣红胜：收入高了，当然心情好了，收入比以前多了一倍。
中国经济复苏迹象进一步明确，在国家统计局经济景气监测中心的预警系统里，反映偏冷的浅蓝灯也不断减少。
改革守望者吴敬琏2013年12月16日《财经》杂志图为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
（资料图）吴敬琏：改革守望者‚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候的梦想就是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国家。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暮年，希望政治体制改革积极推进，这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因为它与每个人的福祉密切相关，也关系着中国的前途与命运‛2008年‚两会‛召开前夕，结束15年政协委员任期的吴敬琏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今后将淡出媒体视野，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上。
从此，政协的舞台上少了一个瘦削的身影，喧嚣的‚两会‛上人们再也听不到他大胆直率的声音。
他女儿曾希望吴敬琏能在退休后重拾年轻时的爱好——木匠。
不过，‚进亦忧，退亦忧‛，沉重的使命感使这位老人不能放松。
他密切守望着中国改革的进程，不时发出警醒世人的声音。
一2008年，中国各地都在筹办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的活动。
长达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让世界瞩目东方，也让国内洋溢着乐观的气氛，即将举办的北京奥运会更让‚中国崛起‛的舆论悄然兴起。
吴敬琏却提出了警告。
在上海的一次讲演中他直言不讳地说，中国资产泡沫的严重程度已经不亚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和亚洲金融危机前夕的水平，CPI涨幅也超出了温和通胀的水平。
他呼吁宏观当局稳住经济，避免发生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
一语成谶。
北京奥运会结束不久，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迅速向世界各国蔓延。
多年以来中国一直内需不振，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
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恶化，中国的出口订单似乎一夜之间消失了，东南沿海的制造商纷纷倒闭或者减产，火车上挤满了带着被褥返乡的农民工。
2008年四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仅有6.8%，较前三季度锐降三分之一。
吴敬琏认为，金融危机的冲击仅是外因，中国经济困难更多是内因所致。
中国的增长方式一靠要素投入来支撑增长，二靠出口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
这两大特点使得中国经济难以持续，早在2007年下半年出口企业已经出现经营困难。
ANHUI BUSINESS86月8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来肥，做客“安徽省直机关大讲堂”，以“重启改革议程”为题发表主旨演讲。
在演讲互动环节，《徽商》杂志率先发问，也是唯一一家获得提问机会的媒体。
本刊副总编辑许祝生针对“社会阶层固化”“既得利益集团阻挠改革”等社会焦点话题的提问，赢得了现场听众的热烈掌声。
《徽商》杂志：当前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社会阶层逐渐固化”，也就是说，利益集团逐渐形成和巩固，特权者设置壁垒，将这种待遇传给子女，导致阶层垂直流动停滞。
权贵和底层日益对立。
而这种社会阶层的固化将给社会发展带来极大隐忧，对此，您怎么看？吴敬琏：目前，中国结构固化的趋势明显加速，社会阶层流动速度变慢，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一个社会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是，让所有社会成员相信，在平等的基础上，他的个人才能能够得到发挥，能够与其贡献相匹配的利益。
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方法在于法治，只有法治才能保证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处于同等的起始条件之下。
早在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已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今后应在立法、执法两方面加快改革步伐。
如果不从法治入手，仍坚持人治思想，依靠所谓的“伯乐”来发现人才、破格提拔人才是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因为，人人皆有私心，无法保证“伯乐”本人的公正性。
因此，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得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
正如十八大报告中所说，营造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保证所有人平等获得、使用生产要素的权利。
《徽商》杂志：重启改革将遭遇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对于破除阻力，您有吴敬琏：如何打破社会阶层固化？解决社会阶层固化问题最根本的方法在于法治，只有法治才能保证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处于同等的起始条件之下。
什么具体建议？吴敬琏：首先我不大同意既得利益集团这个名词，在改革中获得既得利益的不在少数，大多中国人都是改革受惠者。
因此，我比较赞同特殊既得利益集团的提法。
所谓特殊既得利益集团，就是利用权力来发财致富的人。
吴敬琏：中国经济矛盾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2012年03月25日 14:4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吴敬琏(3月25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吴敬琏在参加岭南论坛时表示，目前国家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对价格管控，造成很大权力寻租空间，腐败蔓延不能有效制止。
这也同时带来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
经济矛盾、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1992年已明确的顶层设计是市场经济改革，可如今人们数典忘祖，忘了这个改革目标。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表示，没有明确目标、明确顶层设计改革就叫摸着石头过河。
改革发展30年情况下，国家不再需要另起炉灶，再造一个顶层设计。
以下是发言实录：谢谢刘明康院长！前面几位我们的高级官员都有比较专业的领域，所以讲起来就比较言之有物，我是教书的，做研究的，可能讲起来就比较空洞。
我想讲五点意见：第一点意见，20世纪最后20年，我们的市场取向的改革取得了很重大成就，通过改革开放，在20世纪末期把生活水平、市场经济的框架建设起来。
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奠定了中国经济崛起的制度基础。
这样一个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就支持了我们30年来的快速发展。
它主要有几个具体因素：1.把中国人民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能力，从旧体制的压制下解放出来。
不用我多说，我们看一看广东的大地、我们岭南的大地就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过去民间是不能创业的，并称之为资本主义为大，资本主义复辟。
我们有几千万的民间企业成长起来了，这是支持我们经济快速发展，支持我们经济崛起的最基本的力量。
2.原来低效利用的资源，首先是劳动力资源转向比较有效的使用。
过去低就业状态的农民大概将近2亿人转向了城市非农企业，效益得到了提高。
另外一个资源就是土地，改革开放以来，相当爱尔兰面积的农村土地转城市了非农使用，使资源利用效率大大提高。
3.开放。
开放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两个有力支撑：一个有利的支撑就是，我们原有的增长模式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消费率下降，所以最终需求不足。
经济学泰斗吴敬琏：改革无法回避七个问题作者：暂无来源：《新经济导刊》 2013年第12期文/ 本刊编辑部智库支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智石经济研究院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当代中国杰出经济学家，著名市场经济学者，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
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市场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
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曾担任美国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佛大学以及英国牛津大学的访问研究员和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理论经济学、比较制度分析、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和政策。
在三年前的2010 年初，本刊执行总编朱敏出版过一部经济学家案例研究著作——《吴敬琏：风雨八十年》，书中探究的是：经济学家的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之间，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关联？书的线索貌似针对经济学家个体的成长历程做某种心路方面的探寻，实际上是在试图描绘特定的一个历史时期的人物群像，并基于对经济学奥秘的审度，藉以重估经济学家们在具体情境下的历史作用。
早年的吴敬琏，尽管身体病弱，依旧秉承家族情结，胸怀实业报国雄心。
然而，历史的巨大吊诡在于，就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之中，启蒙终于还是被救亡所压倒。
于是，一种举国的激进与偏执，将步入青年后的吴敬琏与身边的年轻人一道，引向了集体的迷途。
他和那个时代无数的青年一样，鄙视过传统，批斗过教授，在种种年轻的无知与时代的狂妄交织之下，一度随波逐流的吴敬琏，却又为何会突然走上一条满载理性、通向彼岸的“现代性”思想之路？个体、群体与历史之间，种种吊诡或机缘，其中究竟暗藏着怎样的神奇密码？这本书或许能够给你揭开谜底。
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身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中国经济学泰斗的吴敬琏，在浙江发表了长达三个小时的演讲，演讲内容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各项改革措施的总体设计。
吴敬琏的盛世警言作者：刘胜军来源：《领导文萃》2012年第02期最近吴敬琏再次撰文警示：一旦进入政府主导路径，既得利益者必然推动向权贵资本主义蜕变。
而一旦路径被锁定，“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否则很难退出。
“维稳”和“改革”，都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方法，但二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与后果。
我们应做出何种选择？这显然取决于对局势的判断。
在中国GDP跃居世界第二之际，我们也步入了社会矛盾多发期：一，在以资源和要素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下，环境透支已逼近临界点。
二，在基尼系数达到与美国接近的0.5的同时，腐败问题日趋严重，引发公众严重不满。
三，由于政府“有形之手”频频介入经济活动，在司法独立未能健全的情况下，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冲突，尤以征地和房屋拆迁为甚。
改革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十二五规划”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中共中央提出加强“社会管理”，都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压力的存在。
改革不仅是必要的，眼下也是改革的“窗口期”。
不仅公众的改革诉求空前高涨，改革的条件也更加成熟。
究改革实质，在于政府体制改革，即政府应合理地“有所为有所不为”，退出对经济领域的干预和参与，减少审批权，转向以公共服务职能为主的“小政府”，成为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
推进改革，当然会遇到既得利益的巨大阻力。
要政府放弃权力，就像高西庆先生所言“需要灵魂深处的革命”。
眼下中国改革处于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一方面，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力求推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蜕变；另一方面，极“左”力量竭力利用大众对权贵腐败的不满，推销其路线，把中国引向另一条歧路。
邓小平曾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非常有预见性的判断。
蜿蜒在历史三峡的中国经济，能否冲破既得利益和极左势力的双重干扰，奔向法治市场经济的大河，有赖于我们以巨大的勇气推进改革。
正如吴敬琏先生忧心告诫的：目前大众普遍对政府对于防止事态恶化措施不力啧有烦言，甚至将其形容为“下定决心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吴敬琏要小心既得利益集团阻挠改革宏观经济央视《经济半小时》2013-12-05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告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问题的重大决定发布后，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改革的讨论和期盼。
为此，央视财经《经济半小时》记者专门采访了经济学、法学界泰斗吴敬琏、厉以宁、江平先生，来听听他们如何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以始终坚定的市场化改革立场，以及敢于诤言的士人风骨，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
吴敬琏力挺市场经济担心既得利益者成改革最大阻力《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大家对于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有着非常高的期待，那么从已经公布的全会的公报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决定的方面来看，其实大家期待感是非常高的，您对公报和决定整体评价是如何？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我也是这样，我对这个《决定》我的评价是很高的，几次三中全会当然对中国的改革意义都很重大。
我看起来呢十八届三中全会最像十四届三中全会。
《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最像十四届三中全会。
吴敬琏：它不但提出了目标，而且有一个整个路线图的设计。
但是呢十八届三中全会跟十四届三中全会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要求建立市场经济，我把它叫做2.0版的升级版的，这个市场经济跟十四届三中全会所设计的那个初级版的市场经济那又是上了一个大的台阶。
所以总的对它的评价，我觉得应该是很高的。
《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是一个2.0版，是一个相对于十四届三中全会来说有质的飞跃的一个升级版。
吴敬琏：升级版的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今年已经83岁高龄的他，几乎参与了新中国建国之后每一次重大的经济论战和重大的经济抉择。
三十多年经济改革的风雨之路，也正是吴敬琏的经济理论日臻成熟的思想历程。
他以始终坚定的市场化改革立场，以及敢于诤言的士人风骨，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
《经济半小时》记者王小丫：其实在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多年的历程当中，无论是初级版还是升级版，始终都伴随着一些探索和争论，比如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比如说还有是大政府还是大市场，但是我们都知道，您是非常坚决的市场派，所以大家给了你一个名字是吴市场，这一次您觉得在全会当中，把市场的这种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强调决定性作用，写进了公报，您认为这是表达了中央的一种怎样的决心？吴敬琏：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提法是非常的重要。
复旦政治学“三老”漫谈政改发布时间:2014-01-24 09:44 作者:整理/卢雁字号：大中小点击: 2216次原编者按：复旦政治学“三老”，按其年龄大小排序，即曹沛霖、王邦佐、孙关宏是也。
跟高层领导“取名略姓”的尊称不同，在复旦政治学科圈内，对一个老师的尊称，往往是取其姓名前两字，听来极为亲切。
故，他们分别是曹沛、王邦和孙关。
上世纪80年代早期，我国开始恢复政治学学科，复旦成为第一批招收政治学本科生的学校。
曹沛、王邦、孙关正是那个时候的学术“主力”，因而也就成了当代复旦政治学科成长和发展的重要奠基人。
他们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这些学生中有的走上了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有的成为国内外著名的政治学者。
尽管“三老”目前都已经进入“80后”行列，但是一个个依然思路敏捷，思想深刻……2012年6月的一天，“三老”因几位学生之邀，聚到一起，举行了一个主题为“政治学三老谈政改”的讨论会。
这里，我们摘录了三老的部分观点，以供参考。
【王邦】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政治学、法学等等学科要恢复研究之后，复旦就着手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我们在1982年受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以及中国政治学会的委托，举办了全国第一届政治学讲习班。
这个讲习班后来被学界称之为政治学的“黄埔一期”。
对于政治学的发展来说，起到了亮相、启蒙、播种的作用。
在那个时候，可以说中国搞政治学的人才很难找，比找石油困难得多。
因为有一些人被打成右派了，有一些年纪大了，有一些教外语了，有一些教世界史了，都不搞政治学了。
政治曾一度被搞得很臭，政治到底是什么？就是阴谋、权术等等，所以搞得形象很不好。
政治学的“黄埔一期”在培养人才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当时全国一共有60多位参加了这个讲习班，后来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有的很快成为国内著名的政治学者。
我这里先起一个头，然后引出曹老师和孙老师的发言。
【孙关】政治学学科的恢复，有这样的背景：当时，因为改革开放，在1979年，邓小平提出了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
导读：中国经济现在确实面临着很复杂的状态，一方面，经过三十多年改革，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很大的提升，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战略期、机遇期；另一方面，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着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
一、“三期叠加”的挑战中国经济现在确实面临着很复杂的状态，一方面，经过三十多年改革，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很大的提升，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战略期、机遇期；另一方面，我们又面临着很严峻的挑战。
十八届五中全会对这种状况做了总结，就是“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着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
这一概括非常全面、准确和深刻。
我们所面临的矛盾、隐患和挑战可以用“三期叠加”来说明。
第一期是“经济增长换档期”，经济增长减速这是第一个矛盾和挑战。
过去很多经济问题、社会问题都是靠数量扩张来摆平的，一减速这些问题就出来了。
第二期是“结构调整阵痛期”。
“九五”规划时就提出需要改善调整产业结构，但是二十年过去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
现在越来越迫切需要调整结构，实现结构优化，但这件事是要付出很大代价和成本的。
第三期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我们一直用增加需求来拉动增长，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在2008年底到2009年，用强刺激的政策扩需求保增长。
增长率保住了，但是负作用很大。
最突出的表现是我们资产负债表里面的负债率迅速提高，已经越过警戒线。
日本1986 年的刺激政策引发资产泡沫，泡沫破裂的后遗症至今还存在影响。
日本的前车之鉴启示我们，刺激政策所积累起来的负面结果必须消化掉。
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各种矛盾，各种隐患，各种挑战。
二、根据“供给侧因素”提出对策对于增速下降有两种对策选择。
宏观经济分析不外乎从两个侧面，即从需求分析或者从供给分析。
第一种对策，可概括为从“需求侧因素”进行分析。
之前最流行的“三驾马车”分析方法，就是从需求侧的三个主要因素：消费、投资、出口的状况去探求经济增速下行的根源和寻求对策。
吴敬琏厉以宁纵论改革三十年1978年到2008年，是改革开放的30年。
这30年，我们的国民收入实现了迅猛的增长，带来了有目共睹的成果，但是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能不能够持续？怎样才能持续？这不仅仅关系到中国的命运，更是关系到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今后走向，因为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
“改革开放30年成败得失”，正是这样一个历史性命题让中国经济学界的两位代表性人物——吴敬琏与厉以宁坐到了一起。
成功的三个方面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成绩为世界瞩目，从指标方面中国取得了三个方面的成就：第一个突出成就是经济的高速成长。
最近30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之下，中国的GDP 以每年接近于10%的速度增长，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第二个突出成就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改革开放30年的时间里，中国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的纯收入增长了6.7倍。
第三个突出成就是减贫取得的成效。
联合国在2003年发布了其最新的一个减贫的统计，世界减贫人数的90%是中国做到的。
正因为中国经济取得了这样重大的成就，所以中国的国际地位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承认、得到了提高，这个事实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承认。
在吴敬琏、厉以宁两位著名经济学家眼中，改革30年来最成功的是哪三项改革呢？两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吴敬琏：第一，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有计划商品经济是我们改革的目标，这是改革的启动阶段；第二，1993年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三，1997年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厉以宁：第一个是农村的家庭承包制。
农村家庭承包制当时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但是这个协议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民生产，打破人民公社下大一统农业的情况，多年不见的香油、花生米、鸡蛋、猪肉这些全有了，承包制就推广了，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大成绩。
吴敬琏：新一轮改革共识正形成需进一步推进2012-11-07【多维新闻】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研究员、博导吴敬琏近日公开表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陷入既不能松也不能紧的两难困境，社会矛盾加剧，新一轮改革的共识正形成，但需进一步推进，只有通过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法制化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建立包容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
据《经济参考报》11月7日报道，中国经济50 人论坛、长安讲坛第221期日前召开。
50人论坛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发表题为：“怎样应对我们面临的挑战”的主题演讲。
吴敬琏表示，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在原来的命令经济体制下开辟了一片市场经济的新天地。
但是原有命令经济的遗产还大量存在，这就使得中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能够延续，并造成了一个普遍的寻租环境。
也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人们形成了改革的共识。
资料照片：吴敬琏“两头冒尖”愈演愈烈所谓“两头冒尖”，其实就是一种新体制和旧体制之间的矛盾。
问题产生的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在原来的命令经济体制下开辟了一片市场经济的新天地。
另外一方面，原有命令经济的遗产还大量存在，这种遗产的大量存在使得现行体制不是一个很完善的体制，是一种统治经济和市场经济双重存在的体制。
吴敬琏说，“两头冒尖”的关键问题在于，这种过渡性质的双重性是此消彼长，还是此长彼消？是旧体制逐渐的消退、新体制逐渐成长完善，还是反过来，停顿、倒退，回到旧体制？如果是新体制逐步扩大，它造成的结果是正面的，是积极的。
一方面是因为原来没有得到利用的，或者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资源得到了利用；另一方面，因为城乡分割这个旧的增长模式被打破，使得原来在农业或者传统产业中就业的低效使用的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转移到了城市工商业或者城市中的比较高效率的行业，使得中国增长中的效率提高。
由于中国能够更多地利用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中国的生产效率有了提高，这就支撑了中国改革30 年来的高速增长。
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靠什么延续“中国奇迹”？如何加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采访中，改革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基石，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改革必须抢抓“窗口期”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
今年已是87岁高龄的李灏老人，曾长期担任深圳市委书记。
谈及中国的未来，谈到如何实现“中国梦”，老人突然站起来，大手一挥，话语深沉而凝重：“必须走改革的路子，不改革没出路！”党的十八大报告给出了新一轮改革方向，“改革之箭”已在弦上，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改革“窗口期”。
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吴存荣、广东佛山市顺德区委书记梁维东等人告诉记者，改革就是让更多的人对未来更加充满信心。
江苏省苏州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王天琦疾呼：“现在的关键是要主动改革，改革就是与危机赛跑！”江苏雨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祝义才、宁夏晟晏实业集团董事长杨斌等人谈及改革话题也是心潮难平：民企虽与国企同处市场，但在资源配置、市场竞争、金融支持等方面还有不少不公平的地方。
“不仅必须改，而且可以改。
”在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看来，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正是深化改革的“窗口期”。
外部倒逼催生了改革动力，内部物质、制度准备已然充分，各种因素交互作用，为中国改革提供了新机遇。
改革须正视四大阻力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当前改革的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一是转型与改革交织融合，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政府转型都直接依赖改革的突破；二是改革面临的利益冲突更为突出，既涉及增量利益合理分配，更涉及存量利益格局的调整；三是改革的时间和空间约束增强。
受访者普遍认为，当前改革面临的阻力也不容忽视：——“负思潮”阻力。
一些极端社会思潮试图在意识形态层面影响改革方向。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王德培等认为，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犹如“精神鸦片”，如不加以应对，对改革大局不利。
——“伪改革”阻力。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要有先有后内容提要：党的十一届三中会会以来，中国推行的是一条渐进式改革路线。
这条道路具有先农村后城市、先试点后推广、先易后难、先做后说的四个特点，渐进式改革使中国经济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保持了10%左右的快速增长，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六位，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渐进式改革也因此被经济学家称着“中国模式”。
关键词：渐进式改革：是在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强调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推进改革，在基本不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实行增量改革。
其特点为：强制中的诱致性，双轨过渡，从局部到总体，体质内改革与体制外推进相结合，改革、发展与稳定相协调，经济的市场化与政治的多元化相分离等。
中国渐进发展潜在风险改革前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的壮丽史诗。
通过改革开放，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有先有后”的渐进式改革助推中国大发展、大繁荣中国改革为什么成功？改革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原世界银行资深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两条：“1、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推进。
中国的经验表明，一个合适的循序渐进的转型过程能够保持前一个发展阶段所创造和积累的社会资本和集体资本，并且能够将这些社会资本和集体资本转移到可以提高经济效率和生产能力的一些领域。
2、边干边学，摸着石头过河。
在任何一项改革进程的初始阶段，不管采取何种方法，人们都不可能预见到未来各个阶段中将会显现出来的所有问题。
因此，改革一定是一个边探索边改革的适时学习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按照既定蓝图进行临摹的过程。
”无独有偶，2008年2月4日新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也认为：中国最值得推广和借鉴的就是“务实主义”，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就是中国改革面临的核心问题。
权力的扩张必然造成寻租基础的扩大，而寻租基础的扩大又不可避免地造成腐败的蔓延。
政府必须下决心将不该管、管不好的事情交给市场，同时管好自己必须管的事。
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核心的问题都是政府自身的改革。
这个改革确实最难，因为政府自身的改革将会触动政府和官员的权力和利益。
我们还走在改革的半途一方面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上世纪末期，把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建立起来。
另一方面，在一些领域中，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
目前形成的经济体制是半市场、半统制的过渡体制。
从好的方面说，一个对世界市场开放的市场经济框架的初步建立，解放了久为落后制度所束缚的生产力，促使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
具体表现为：(1)为过去在“全面专政”体制下被无情压制的私人创业开拓了空间。
到20世纪末，中国已经涌现了3000多万家的民企。
它们乃是中国出人意料发展的推动力量。
(2)大量原来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的人力、物力资源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
这极大提高了中国经济的整体效率，加快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进度，促成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
(3)对外开放政策的成功执行，在一定时期内因净出口需求弥补了消费、内需不足的缺陷，从需求方面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4)对外开放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在自主创新活动还没有培育起来的情况下，通过引进国外的先进装备和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迅速缩小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在过去200多年间积累起来的巨大技术水平差距，使高速增长得到技术进步的有力支撑。
然而，另一方面，目前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很不完善的，其主要表现是：国家部门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的作用。
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方面：(1)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并不占有优势，但是，它仍然控制着列宁所说的“制高点”，即“国民经济命脉”。
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2)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3)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官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管制价格等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实施频繁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