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视野下的“中国哲学史”创作》哲学研究

·中国哲学·“进化”视野下的“中国哲学史”创作黄燕强［摘要］通过考察近现代中国学者的哲学史观及其对古代“变之哲学”的特别关注，审视进化主义及其相关理论如何渗透其中并规范其核心内容、写作框架和分期模式，进而追问哲学是进化抑或是增长的，哲学的增长是否必然遵循某种发展阶段论，科学化与实证化是否可以作为哲学增长的最终目的等问题，由历史的反思而思考哲学与哲学史研究应如何消解进化主义的强烈影响，放弃“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思想观念，转而致思于如何实现中国哲学的常与变、传统与现代的统一。

［关键词］进化中国哲学史哲学史观经子关系［中图分类号］B2一、进化的哲学史观“进化”一词的英文“evolution ”源自拉丁文“evolvere ”，原意是把卷在一起的东西展开，后来有了演变、发展等意义，但其强调的变化属于中性价值，并非必然地指称适应历史理势的进步。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使用的“进化”（evolution ），有的蕴含“进步”之意，有的仅表示变异、演变而已，没有积极地向前或向上的意思，如进化序列、进化步骤等。

斯宾塞运用“进化”概念建构其社会学理论时，对“进化”作了现代性的界定，使之成为“进步”的代名词。

晚清中国学者用“进化”翻译“evolution ”，称达尔文的学说为生物进化论，称斯宾塞的学说为社会进化论，在此语境与理论背景中，“进化”被赋予了强烈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进步”之意。

严复建立在“天演论”基础上的“进化”观，就明显带有斯宾塞那种普遍的“进步性”含义。

梁启超撰写的介绍进化论的系列文章，其中心要旨正如他所宣称：“进化者，向一目的而上进之谓也。

”（梁启超，1989年a ，第59页）即指向某个终极目标而前进。

这极大地加强了“进化”等于“进步”的信念。

与严复、梁启超同时代乃至当代的中国学者，多数是怀抱乐观主义的进步性来理解和使用“进化”概念的。

达尔文、斯宾塞进化理论的创立和传播，使进步性之“进化”观念具有了普遍主义的价值，被推演至一切思想文化领域。

进化的哲学史观让近代中国学者改变了从前复古的、循环的或变易的历史观，开始用进化的思维来叙述中国哲学思想史。

梁启超早年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清代学术概论》等著作，就根据“人类德慧智术进化”之“公例”，采用文化有机体理论，把学术思想的发展进程划分为胚胎、全盛、衰落、复兴等时期，即从低级、简单向高级、复杂前进。

其后，中国学者撰写的“中国哲学史”，基本上都体现着一种含有进步性意义之进化的哲学史观。

无论是激进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抑或是唯物论者，均把“进化”视为哲学史的永恒主题。

如持文化激进主义立场的胡适，就相信“进化主义”的普遍有效性，他非常赞同实验主义哲学家“把达尔文一派的进·63·化观念拿到哲学上来应用”，且认为“进化观念在哲学上应用的结果，便发生了一种‘历史的态度’（the genetic method ）”（《胡适文集》第2册，第212页），即考察哲学发生、兴盛、衰落的过程。

在胡适看来，对哲学进行历史的研究，最重要的方法是“述学”“明变”“求因”和“评判”。

概括言之，就是用进化的眼光来梳理各种哲学思想的条理系统，研究其授受的源流及其前因后果，寻出彼此间的联系和影响，再以此评价各家学说的价值。

（参见胡适，“导言”第3、25页）根据进化的历史态度，胡适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的“学术性”研究，一是为“整理国故”，一是要反叛传统，这两者的目的都旨在拒绝中国传统文化的信仰和价值。

冯友兰同样在其作品中贯彻着进化的哲学史观。

他在“绪论”中说：“历史是进步的，即观察中国哲学史，亦可见此例之不诬。

”（冯友兰，1947年，第23页）中国汉以后的哲学发展，便体现了“学术之由不明晰进于明晰”是“实然的”规律，其哲学史的创作就是要梳理“中国哲学进步之迹”（参见同上，第23－24页）。

但与胡适不同，冯友兰采用的“评判的态度”，绝非“重估一切价值”，或以现代否定传统，而是辩证地求古今“正”“反”两面哲学之“合”，达致传统与现代的融通。

实际上，辩证唯物史观也信奉进化主义。

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故社会的进化自然带来哲学思想的进化。

恩格斯把存在与思维的关系问题规定为全部哲学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和基础，是贯串于全部哲学问题的主题和核心。

他把唯物主义发展的全过程划分为三种基本的历史形态：朴素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

这显示了哲学思想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由形而上学向科学前进的理势。

中国的唯物论者就是根据这样的进化原理来创作哲学史的。

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是第一部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完成的中国哲学通史，该书《绪论》指出，人们对历史的解释主要有两派观点：“一派把历史看做是出于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因此在历史的进展上，我们并无原则可以探求；另一派却把历史不看做出于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以为历史的进展，和自然界的演进相仿佛，是必然的，所以其中也不无原则可寻。

”（范寿康，第5页）唯物论使他相信，人类史与自然史一样地遵循着某种进化规律，人类史中由存在所决定的意识，随社会发展而有规律地前进，人们对于历史进展上的原则应该予以探究，并据此考察哲学史的源流演变。

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也是用唯物主义来阐发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该书《自序》说：“发展或历史的观点，是永远有用的。

”（张岱年，1982年，第19页）这是胡适的“历史的态度”的另一表达，把“进化”视为哲学史永恒的主题。

1949年以后，“中国哲学史”的创作打上了唯物论进化哲学史观的烙印。

较具代表性的作品，如上世纪60年代初任继愈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其《绪论》不仅表述了人类抽象思维从低级向高级、由浅入深而发展的进化史观，而且应用列宁的哲学发展“圆圈”说，把中国哲学进化过程描述为螺旋式的曲线，近似于一串圆圈组成的大圆圈。

后来，萧萐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和冯契撰写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等，都是根据“圆圈”理论来建构哲学史的叙述框架。

如冯契的描述：中国古代哲学由原始的阴阳说，到战国末年的荀子提出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完成了一个圆圈；然后由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对秦汉以后的哲学作了比较正确、全面的总结，在更高阶段上达到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统一，而完成了又一个圆圈。

第三个“圆圈”是近代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在中国的传播。

（参见冯契，第18页）由此可见，进化主义不仅改变了中国传统“天不变”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也动摇了所谓“道亦不变”的信念，颠覆了古代循环的和复古的退化史观，且完成了由传统变易史观向现代进化史观的蜕变，也促成了对中国哲学系统的寻求，探寻哲学进化之迹，还原各种哲学思想的历史面貌和位置，观察相互间的联系及由此形成的哲学系统。

此外，哲学史料的辨析也深受自进化的哲学史观的影响。

·73·“进化”视野下的“中国哲学史”创作二、中国哲学的进化理论20世纪初的中国学者相信，既然“进化主义”是普遍的，那就不是西方独有的，中国古代也有相关的哲学思想。

严复的《老子》评点本说，老子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等话，就是“天演开宗语”，“此四语括尽达尔文新理”。

（参见《严复集》第4册，第1077页）康有为把孔子塑造为改革家形象，说：“孔子道主进化，不主泥古，道主维新，不主守旧，时时进化，故时时维新。

”（《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455页）不仅孔子是进化论者，凡主张改制的先秦诸子无不是“道主进化与维新”的。

早年的梁启超热烈地信奉着进化主义，他的《变法通义》《新民说》《自由书》《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等系列论著，都在努力地阐发中国哲学的进化理论。

这些启迪了后来的“中国哲学史”创作。

早年的胡适乐观而虔诚地信仰进化主义，他眼中看到的老子就是一个进化论者，孔子也是如此。

老子和孔子的进化理论属于形上学和社会学层面，他们都不曾留下充分发挥了的自然进化论，没有注意到生物演变的问题。

孔老之后，墨子、惠施、公孙龙的“龟化为鹑”“卵有毛”“犬可以为羊”“丁子有尾”等命题，便触及了生物进化论，而论述最详细最重要的则在《列子》《庄子》两部书里。

根据胡适的解读，《列子》书中的生物进化论有两种：第一种是“单子”学说，单子是永久地单独和永远不变的，它独立不改却又是各种生的原因，是构成一切变化的基础。

但描述这一说法的文献与《乾凿度》所记相同，似为汉儒的作品。

第二种是“无生万物”，这个“无”不是老子的虚空之“无”，而“是一种不生、不化、无形色声味的原质。

一切天地万物都是这个‘无’‘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的结果”（胡适，第227页），从“无”到万物就是一个生物进化过程。

胡适还认为，《列子·说符》篇载鲍氏之子的“类无贵贱，徒以大小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为而生之”等语，很合于近世进化论所说的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

（参见《胡适文集》第6册，第112页）至于《庄子》一书，是以“自化”为生物进化论的大旨。

《寓言》篇的“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胡适称此十一字是一篇“物种由来”的基本原理。

盖其意谓，万物本来同是一类，后来才一代一代地变成各种“不同形”的物类。

而且，万物的进化是自生自化、并无主宰的，这是完全被动的、天然的生物进化论。

忽略生物适应环境的主动性，也就轻视了人类生存与生活的能动性，故表现在天道观和社会学方面，庄子倾向于宿命论和决定论，因而否认一切逻辑特性和一切知识的真实性。

蒋维乔等《中国哲学史纲要》在“评判的态度”上，大概属于“正统派”，而在解释老庄哲学时，显然受了胡适的影响。

他们肯定老庄是自然主义派的哲学家，但这个“自然主义”不是要返璞归真，却是“由这种自然无为的宇宙观，发明了他们的自然演化的进化思想”（参见蒋维乔等，第65－66页）。

该书较详细地分析了中国自然主义哲学所内含的进化论，“进化”是其哲学史观，亦是其诠释理论。

然而，胡适的解释不免断章取义，就连梁启超都批评他以生物进化论来比附庄子哲学不可取（参见梁启超，1998年b ，第65－66页），章太炎也指出胡适讲庄子进化论的一段文字训诂有误，从而引起理解上的偏颇。

（参见章太炎，第221－223页）胡适后来也承认这是有问题的，此后的哲学史家便很少作那样的比附了。

中国古代没有生物进化论，且流行历史循环论、复古主义和自然主义哲学，但也有类似于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许多哲学史家持此认识。

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历史的演变与进步，而学者在哲学史的创作中尤其关注相关学说。

与胡适的解庄异中相同者，冯友兰说庄子的“自化”系万物之自为，即万物的自生自长、自毁自灭。

宇宙间诸事物的形体与精神，并非一成不变者，乃无时不在变化中。

·83·《哲学研究》2017年第4期“万物皆种也”正表明庄学与《老子》一样，同是“变之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