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近十年以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搭配演变情况及其原因做了简单的回顾

浅谈我国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历史演进1、我国财政政策的历史演进1.1、由“区别对待”到“国民待遇”建国初期，国家为了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不同所有制经济和行业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这一时期的财政政策主要表现有两个：一是为抑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私营经济要承担相当大比例的税负，其税收负担要远远高于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而且在征收手续和征收方法方面，国家又给予国营经济最大限度的方便。

二是对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产品也采取了高低不同的税率———工业低于商业，重工业低于轻工业，日用必需品低于奢侈品。

由于私营企业从事的基本都是商业和轻工业，所以对不同行业和产品采取高低不同的税率，这也同样具有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作用。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资本主义工商业不复存在，在中国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社会，针对公私经济的“区别对待”的政策已经没有存在的意义，但“区别对待”的政策仍适用于不同的行业。

在实施“赶超”战略的背景之下，国家通过低工资制、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财政的统收统支等办法，全力支持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

农业部门创造的财富被转移到工业部门去实现，实质上是牺牲了农业和农民的利益。

“高积累、低消费”政策的本身就是对商业和轻工业发展最大的限制。

正是这种“区别对待”的做法，造成了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关系严重失调。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

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区别对待”的政策在新的历史时期没有被摒弃，而是被赋予了新的内容，成为中国的财政政策向“正轨”回归的必由之路。

1.2、由“生产建设性财政”到“逐步从竞争性领域退出”为满足生产建设的需要，国家财政资金大量投入，而非生产部门的资金资金投入却出现了严重不足的情况。

于是，出现了“高积累、低消费”的局面，这与那个时期特殊的经济增长方式密切相关。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几乎掌握了全部的社会资源，所以政府自然成了社会投资的唯一主体。

我国经济新常态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2800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两大基本工具，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需要加强与优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使之形成合力，提高运行效应，以促进我国经济健康、稳定、协调发展。

经济新常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简称“两大政策”）是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两大基本工具，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国家通过扩张或紧缩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对经济运行进行适时适度的调控，从而保证经济的健康、稳定、协调发展。

一、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回顾一般来说，两大政策配合有双紧、双松、松紧和中性四种模式。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两大政策协调配合大致可总结为六个阶段。

一是1979年至1992年是我国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重要时期，两大政策是以“松”为主的协调搭配；二是1993年至1996年，两大政策从“双松”到“双紧”，对于实现经济的“软着陆”起到了较大作用；三是1997年至2004年，我国开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四是2005年至2007年，我国实施了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五是2008年至2010年，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为防止经济严重下滑，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六是2011年至今，我国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

二、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一）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转换2004年到2007年，我国经济连续五年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回落到一位数增长，2012年至2014分别回落到7.8%、7.7%、7.4%的年增长率，2015年一季度，增速回落至7%，未来较长时期，我国经济将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

（二）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换我国产业结构正在逐步优化，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换。

2015年一季度我国经济虽然增速放缓，但第三产业快速发展，成为创造就业和稳定就业的主渠道，需求结构优化，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进一步提高，收入分配趋于改善，居民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长，出现了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分配改善的新趋势，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均衡性和包容性明显增强。

一、1998-2004年间的积极财政政策（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背景1996年，我国成功地实现了国民经济的“软着陆”，在抑制了通货膨胀的同时，国民经济也保持着“适度快速增长”的势头，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货”的宏观经济运行态势。

然而，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1997年7月2日，泰国央行宣布放弃实行美元联系汇率制度，改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泰铢当日贬值20% ，由此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

此次金融危机使得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受到了巨大冲击。

从而使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外贸出口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也受到了重创。

与此同时,我国国内出现了消费需求增长速度减慢、物价水平持续走低、投资需求增长乏力等一系列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现象。

并且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业内部效率低下、亏损严重、竞争力较弱等问题进一步显露出来。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国有企业开始了兼并、破产与重组，由此产生了大量的下岗人员，城镇失业率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隐患。

在这种国际和国内经济环境之下, 1998年8月第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我国正式开始启动实施旨在扩大需求的积极财政政策。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措施从1998年到2004年，我国共实行了7年的积极财政政策。

这种积极财政政策实质上是一种扩张性财政政策，是一种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是通过增发国债、增加政府支出、调整税收等手段，来达到扩大总需求、带动社会投资增加、刺激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目的。

1、增发国债，扩大政府购买支出：七年间，我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这些筹集来的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发展教育、公检法设施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等。

为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支持西部大开发等，我国还发行了一定量的特别国债。

2、调整税收：面对出口增幅趋缓的势头，为了刺激出口，我国从1998年起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加大“免、抵、退”税政策的落实力度。

浅谈近十年我国财政政策[摘要] 1998 年以来，中国财政政策从积极走向稳健，又从稳健走向积极，经历了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探索历程。

本文通过横向与纵向相结合的方式，综合考察了近十年我国财政政策的背景、具体内容、政策效果，并就政策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加以分析，以期能从中汲取经验。

[关键词] 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财政政策政策效果一、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积极财政政策。

（一）政策背景。

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中国经济出现外贸负增长、通货紧缩现象。

国内，较全面的买方市场造成商品库存积压；“软着陆”后社会总需求疲软。

虽然央行先后七次降低存贷款率，以期用货币政策扩大企业贷款需求、刺激投资，但消费和投资需求均缺乏弹性，政策失灵。

（二）政策内容及成效。

1998 年，针对上述背景，中国政府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1.增发1000 亿元国债用于农田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础设施、城乡电网、中央直属储备粮库、经济适用房等方面；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2700 亿元特别国债，提高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和抗风险能力。

2.调整税收政策：对涉及房地产业的营业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给予减免；就增值税、营业税、进出口税收、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及科研机构转制政策等做新规定；对涉外税收政策做适当调整，鼓励外商投资；恢复征收居民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拉动居民即期消费需求。

3. 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提高社会保障“三条线”、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收入、离退休人员待遇；解决国有企业养老金拖欠问题；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4.对国民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直接投入国债资金，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支持重点行业和企业的技术改造；促进国企改革和产业结构优化。

此次积极财政政策的成效有：遏制了经济增速下滑和通货紧缩；推动了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失业率上升趋势变缓；区域经济发展更加均衡；总体上实现了经济增长由被动向主动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政政策历史简要回顾由于目前许多人对未来财政可能出现的巨额赤字（2010年预算草案为1万500亿，实际肯定会突破）和恶性通货膨胀忧心忡忡，我觉得有必要先回顾历史，因为前三十年我们一直就是这么熬过来的。

我们30年的经验就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

1、1979年：促进国民经济调整的财政政策，中央集权开始松动11届3中全会后，国民经济开始复苏，经济出现过热现象，（当时还是计划经济体制，绝大多数投资资金都来自于财政）引发严重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外贸逆差增加（具体数据可上网查，）。

紫阳真人这时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

（1）、改革财政体制，实行“分灶吃饭”，促进各级财政实现收支平衡。

这是导致今天产生诸侯经济的后果（这个背景我有一个专门讲分灶吃饭的帖子，可以到我的家园去找来参考）1980年起，除北京、天津、上海继续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体制外，各省、自治区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新财政体制，打破了统收统支的局面，调动大家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性。

（2）、压缩基建规模，控制投资需求。

1979年，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加强基本建设财务拨款管理的通知》，要求基本建设不能突破国家预算指标范围；严格按照国家计划供应资金；严格执行结算纪律，防止和制止拖欠贷款；严格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事，纠正边设计、边施工、边生产的做法（这时各省都发明了许多钓鱼工程技术，许多技术今天还在使用）。

对引进的项目和1000多项未完工程，除保留必要的部分外，全部停建、缓建；对大部分非生产性项目也实行停建、缓建（所以我们永远不要低估了政府治理危机的能力）。

同时，严格基建投资的审批手续，并将基建资金逐步改为有偿使用，强化了投资硬约束（这是后来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萌芽）。

这些措施把国家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每年的增长速度控制在10%—25%之间。

（3）、控制消费需求，压缩各项开支。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的中国实践及经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两大支柱，它们的配合和协调对于维护国家经济稳定、促进经济增长、控制通货膨胀、调节经济周期等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一直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两者的密切配合和相互支持已经成为中国宏观调控的基本特征之一。

本文将就中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实践及经验进行探讨。

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水平，以达到实现国内物价稳定、实现充分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管理手段。

而财政政策则是指政府通过财政支出和税收政策，以达到调节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公平和改善民生的宏观经济管理手段。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上的一致性。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主要目标都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经济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

在这一点上，两者的配合是基础和前提。

在面对通货膨胀压力较大时，货币政策应该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措施，而财政政策也应该相应地采取控制财政支出、收紧财政政策的措施，以达到遏制通货膨胀的目的。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政策手段上的互补性。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各自的手段和工具都有其局限性，但是两者却可以互相弥补。

在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货币政策可以适当降低利率、扩大货币供应来刺激经济增长，而财政政策则可以增加财政支出、减少税收来刺激需求，从而共同推动经济的复苏与增长。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政策效果上的互动性。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实施可能会相互影响，会对经济产生交叉的影响，有时候也会出现某一种政策产生预期效果后引起另一种政策的调整。

如货币政策的收紧可能会导致企业融资成本提高，进而影响到企业投资和产出；财政政策的扩张可能会带动需求增加，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

两者在实施过程中要根据实际效果不断相互调整，以达到整体宏观经济政策目标。

对我国近十年以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搭配演变情况及其原因做了简单的回顾，并对相应搭配产生的效果做了一定的分析。

据有关统计表明，近十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9.7%。

在看似一路平稳递增的经济增长背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三次较大的调整：时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1994~1997 适度从紧适度从紧1998~2003 积极稳健2004~2007 积极淡出稳健趋紧2008年开始稳健从紧“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1994~1997）1、宏观经济背景：从1993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过热现象。

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1992年至1993年增速分别为42.6％和58.6％，大大超过以往的增长速度。

投资需求带动了消费需求，当时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双膨胀，加剧了商品供给的短缺状况，造成1993年至1994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上升了13.2％和21.7％，产生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

经济增长过快带来的经济过热与严重的通货膨胀，成为社会经济稳定的巨大隐患。

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多次出现经济过热现象，为了给经济过热降温，受当时宏观调控经验不足的局限，国家相关部门往往采取“紧缩到底”的政策手段，使经济由过热一下子陷入过冷。

这种热与冷的转换，好像是快速行驶中的急刹车，经济过热是消除了，但又面临着如何启动经济的问题。

热与冷的骤然交替，造成剧烈的经济波动，对国民经济运行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决策部门认识到，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一松就热、一紧就冷”的传统做法，做到既要为经济过热降温，也要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速度，防止经济运行中的大起大落现象再次发生。

于是，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路，中央适时提出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对过热的经济实施恰如其分的宏观调控，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新的经济发展态势。

2、相关措施：1994-1997年，实行的是“双紧”配合，财政政策方面结合分税制改革，强化了增值税、消费税的调控作用，合理压缩财政支出，并通过发行国债，引导社会资金流向。

我国财政政策的简要回顾与效应评析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政策依托机制（体制）转变与基本情况概述（一）从分权“突破口”到分税分级框架建立：财政体制变革中财政政策向“间接调控”转变中国渐进改革的初期，与农村改革、建立深圳等经济特区一道，财政是在传统体制上打入楔子的“突破口”之一，从1980年起改变以往“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集权型财政体制，改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分权型财政体制。

这一阶段的种种安排，都是为正面启动城市改革和宏观、微观配套改革准备条件。

财权向地方下放之后，在层次上先后进行了基金制和利润留成制的改革试验，又前进到一、二步利改税，试图在对外开放、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培育市场的大背景下，通过放权让利和规范政府与的分配关系，达到搞活、解放生产力的改革目的。

1985年，以利改税为基础，财政“分灶吃饭”体制的具体形式改为“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1988年后，又调整为“多种形式的财政包干”。

分权过程取得了明显成效，又很快暴露出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地区割据、财力分散和运作失范，难以真正搞活，政府间财力分配也难以真正规范和稳定。

经过反复的问题剖析、理论研讨、国际经验借鉴和试点经验总结，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以及财政改革与整体改革配套的轴心逐步得到明确，即认识到应建立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从政府财力收支的制度框架上，改变凭借行政隶属关系压抑和损害经济运行效率的“条块分割”，从而适应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二位一体地处理好政府与、中央与地方两大基本经济关系，使宏观经济管理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转为政府运用政策工具、通过市场中介间接调控的新经济运行机制。

1994年，中国推出财政、税收的配套改革，初步建立了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体制框架，成为由“行政性分权”（分灶吃饭）向“经济性分权”（分税分级）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转折点。

在新体制下，中央、地方划开事权，各自掌握不同税种，同时也保留若干比例明晰、规范划分的共享税，以自己的收入安排支出，形成各级独立的预算（同时也发展力求规范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则在税法面前一律平等，不分大小，不论行政级别，不再考虑行政隶属关系，依法既交国税，又交地方税，走向明晰产权和公平竞争的道路。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对于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宏观政策目标的实现起着重要作用。

回顾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及其效应, 有助于了解我国宏观经济的现实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洞悉进一步的改革的方向,也可以为我国宏观经济管理者提供好的政策建议。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及成效分析(一) 1978 年～1984 年1. 政策背景与政策回顾这个时期为我国全面开展经济体制改革的准备阶段。

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1979年中央正式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选择了“双松”的配合模式,也导致了财政赤字和物价的飞涨。

1981 年开始对经济进行调整,采取了“紧财政、松货币”的配合,实现了财政、信贷平衡和物价稳定, 但相对较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实施又导致了国民经济的疲软和萧条。

1983 年开始, 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实行“双松”。

2. 配合成效分析1979 年采取的“双松”政策配合导致财政赤字和物价飞涨的原因在于,在“双松”政策下, 财政政策通过增加政府支出、降低税负来扩大社会总需求。

因此,这一时期出现财政赤字,仅1979 年财政赤字就高达170. 6 亿元, 1980 年财政赤字高达127. 5 亿元。

这就使得货币政策跟着扩张,为此, 1979 年银行增发货币135 亿元, 增加贷款565 亿元。

巨额的财政赤字迫使货币供应量迅速增加, 使市场价格迅速上升,从而导致物价上涨。

1981 年采取“紧财政松货币”的配合,财政政策在经济运行中占主导地位,货币政策只是作为财政政策的配套服务工具,通过行政干预严格控制投资规模, 货币政策采取有选择增加货币量供应, 实行区别对待的信贷政策, 从而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实现了财政、信贷平衡和物价稳定,但相对较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实施又导致了国民经济的疲软和萧条。

1983 年实行“双松”配合。

回顾与展望——对近段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评述（作者:___________单位: ___________邮编: ___________）一、1998——1999年的政策回顾从96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下滑轨道。

生产资料价格连续下降，持续达三年之久，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回落，下岗失业人员逐年增多。

1997年10月可以视为我国经济正式进入通货紧缩时期的时间性标志，当月社会商品零售价格首次出现负增长（-0.4%），从此开始，该指数在负值以下持续运行达28个月之久（1997.10~2000.01）。

96年5月到97年10月的三次利率下调，可以视为对前期实施“软着陆”过程中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时利率定得过高的一种恢复性调整。

98~99年的四次利率下调，既是适应物价下降的被动行为，更被政府作为主要经济手段用于应付通货紧缩。

这段时期，根据国家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以降息为契机，货币政策作了重大调整，由适度从紧转向适当的货币政策。

在操作上，除了降息之外，央行还实施了一系列调控和改革措施，包括取消对国有独资银行贷款限额管理，改进存款准备金制度并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积极增加基础货币投放，鼓励商业银行扩大信贷，推行消费信贷等，促进了货币供应量的增加。

在连续多次降息后，98年上半年的形势仍无好转迹象，居民的心理预期下降，消费谨慎，储蓄加紧，货币投放量未如预期的理想，因此，从8月开始，积极的财政政策被摆上台面，并占据了主导地位。

国家向国有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长期国债，以增加银行资本金、防范金融风险。

增发1000亿国债，用于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1000亿投入，加上银行和社会投资，使当年的经济增长率提高了1.5%，国民经济保持了7.8%的增长速度。

99年延续了赤字财政政策，在年初预算安排的基础上再增发600亿国债，扩大财政支出规模，预算赤字达到1803亿元。

增发的国债仍然专项由于固定资产投资，以此拉动全社会投资需求。

1990-2014我国财政货币政策总结分析第一篇：1990-2014我国财政货币政策总结分析1990-2014年我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总结分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1990年以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的方式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0-1997年）“双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这一阶段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为刺激经济增长，央行在1990年下调存贷款利率，扩大货币供应和信贷规模，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更是高涨，争先恐后投入开发区的建设。

经过连续两年的“刺激”，从1991年开始，国民经济从低谷中向上爬升，1992年就迅速到了高点。

但与此同时，物价指数也急剧上升，1994年达到历史最高点，其中重要的涨价因素是食品价格大幅上升。

国家从1993年开始采取宏观调控措施，当年9月发布16条措施，主要是：严格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强化固定资产贷款管理，规范信贷资金拆借行为，严格控制财政支出，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严格控制税收减免，加强税收征管，坚决制止乱收费行为。

1994年，各项措施都更为严厉，并且对部分产品实行直接的价格管制。

1995年，又两次提高贷款利率。

紧缩在1996年之后取得了明显效果，物价指数下降；GDP增长率也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在10％左右的高位，到1996年底，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国民经济实现“软着陆”。

实践证明，这次调控是正确和成功的，不仅有力地控制了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从 1993年的 13.2%和 1994 年的 21.7%，回落到 1995 年的 14.8%、1996 年的 6.1%和 1997年的 0.8%。

而且经济持续保持较高速度增长，国民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1993—1996 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3.5%、12.6%、10.5%、9.6%，有效地实现了稳定增长目标，同时经济振荡幅度很小，国民经济总量趋于平稳,经济结构得到进一步改善，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基本实现。

第二阶段（1998-2004年）“双松”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 年特大洪涝灾害，体制转轨和经济转型，国内商品供求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物质产品相对过剩，物价水平持续下跌，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

对我国近十年以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搭配演变情况及其原因做了简单的回顾，并对相应搭配产生的效果做了一定的分析。

据有关统计表明，近十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9.7%。

在看似一路平稳递增的经济增长背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三次较大的调整：时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2000~2003 积极稳健2004~2007 积极淡出稳健趋紧2008年开始稳健从紧2000~2003年底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1、宏观经济背景：1997年下半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使我国的外贸出口受到很大的影响，而这些年来我国经济的增长有相当大的比重来之于外贸出口，进而也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国民经济。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把宏观政策的定位转为扩大内需方面。

国内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使本应再次回升的经济出现了新变化，经济存在振荡衰退、大幅下滑的危险。

上次调整的力度过大，虽然通货膨胀得到治理，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调控的惯性下滑，加之外部的冲击，使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大幅度降低。

为此国家不得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以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2、具体措施：针对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等问题，政府实施了以扩大内需确保经济增长目标实现为目的的“双松”政策。

在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取消贷款限额控制，降低法定存款准备率，连续5次下调存贷款利率，逐步扩大公开市场业务，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扩大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等一系列措施；在财政政策方面，大力发行国债；大规模地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政府采购规模和投资力度；大幅度提高职工的工资，开征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扩大转移支付；实施财政赤字政策。

3、效果分析：这次调整是上次调整的继续和深化，力度温和没有造成大的波动：第一、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

一方面，每年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投资大量的项目，直接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拉动了经济增长。

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期间，中央政府每年发行1000亿—1500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仅从1998年至2004年7月间，累计发行9100亿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演变过程第一阶段是从1979年到1992年。

这一阶段的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呈现出有效供给不足的特征，资金需求一直有较大缺口，因此财政货币政策配合更多着眼于影响总供给，并且以“松”为主的扩张性政策搭配出现更多。

具体来看，从1979年到1980年，主要表现为两大政策“双松”配合；1981年是财政政策紧，而货币政策松；1982年到1984年，表现为两大政策“双松”配合；1985年则是两大政策“双紧”配合；1986年到1988年，仍表现为两大政策的“双松”配合；1989年到1991年，是两大政策的“双紧”配合；1992年到1993年上半年，再次出现“双松”配合。

该阶段的财政货币政策配合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还处于起步阶段，政策协调的外部环境尚不完善，表现为政策作用的微观主体多是国有企业，并且通常运用行政性手段来完成政策实施。

二是在长期短缺经济环境影响下，政府还缺乏市场经济调控机制应用的经验，表现在两大政策协调方面，一直以直接调控为主，很少用财政和金融中间变量来间接影响经济主体，而且“同松同紧”情况居多，没有更多的多元化政策搭配，这也造成了政策协调的效果不佳，“一放就乱，一抓就死”成为常态。

第二阶段是从1993年到1996年。

该阶段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开始迅速提高，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微观经济主体的活跃程度也在提高。

但与此同时，在有效供给不足的背景下，经济过热也导致了通货膨胀的风险积累。

从1993年下半年到1996年，财政货币政策一直采取“双紧”配合，政策协调目标就是通过紧缩性政策，来控制赤字、减少发债、压缩政府开支、控制货币总投放量等。

与此同时，两大政策配合也逐渐获得制度改革方面的基础，其中1994年的税制和分税制改革逐渐奠定了公共财政的基础，而1995年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也使得货币政策制定进一步得以独立。

应该说这期间两大政策的协调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包括调控手段多样化配合、调控技巧改善、驾驭宏观经济能力有所提高，这对于实现经济“软着陆”起到了较大作用。

浅谈近十年我国财政政策【摘要】近十年我国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财政收支变化、主要措施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也存在财政政策的不足之处，需进一步完善和改进。

近十年我国财政政策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未来应着重优化政策措施，推动经济发展。

对于全球经济，我国的财政政策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需与国际接轨，共同应对全球经济挑战。

近十年我国财政政策的经验与教训将为未来政策制定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浅谈、近十年、我国、财政政策、引言、背景、目的、意义、正文、宏观调控、财政收入、支出、变化、主要措施、影响、不足、改进方向、结论、总体成效、未来发展方向、建议、全球经济、启示1. 引言1.1 近十年我国财政政策的背景近十年我国财政政策的背景可以说是在经济发展和国际环境变化的双重压力下进行调整和优化的过程。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转型升级，财政政策也在不断进行调整和优化。

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逐渐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财政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

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变化也对我国的财政政策提出了巨大挑战。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等因素给我国的外部环境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必须通过财政政策来应对这些挑战。

近十年我国财政政策的背景可以说是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之间寻求平衡和发展的过程。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政府不断调整和优化财政政策，以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1.2 目的和意义近十年我国财政政策的目的和意义在于有效引导经济发展，保障国民生活，促进社会稳定。

财政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调整财政收入和支出，调节经济运行的总量和结构，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

近年来，我国财政政策的主要目的包括促进经济增长，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民生保障水平，保障社会公平和稳定。

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我国财政政策的意义不仅在于实现国内经济稳定增长，还在于应对全球经济形势变化，维护国家经济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