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朱熹对明代法律制度的影响
学号：1204011037 姓名：胡赫珏班级：12级法硕（非法学）
摘要：朱熹是我国封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思想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后代影响深远。作为朱熹死后的第一个朝代——明朝，受到他的理念的影响是最为深刻的。明代的法律制度与朱熹的思想之间有着不可磨灭的联系，本文旨在从朱熹的几个重要观点出发，阐述二者之间的紧密关系。
关键字：朱熹；明代；法律制度
朱熹（公元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晚年称晦翁。祖籍江西婺源。，他学识渊博，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从事讲学和著述，是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他继承了“二程”的理学源流，提出了许多对后代影响深远的精辟见解，尤其是其“存天理，灭人欲”，“三纲五常”的观点，更是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将中国的封建思想推入了一个狭隘的角落。
我认为明代的法律制度与朱熹的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程朱理学在明代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是规范社会秩序，禁锢人民思想的主要武器。明太祖朱元璋提出“刑乱国用重典”开启了明代重刑主义的闸门；厂卫机构的设置，是这个政权的又一变态的体现。当然，明代的法律制度也有许多可取之处，譬如“共同犯罪区分首从”，坚持“亲属相隐不为罪”原则等。那么朱熹的理论思想中，哪些火花对明代的法律制度的设产生了影响呢？
一、“人治”思想
朱熹认为，“立法大抵有弊，未有无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1因此就要求有高素质的人才来制定法律，而法律同样也是靠“人”来执行的，所以他认为，人比法律更为重要。基于这个思想的考量，明代统治者设立了严格完备的科举考试来选拔官吏的制度，并建立了严密的官吏考课制度和监察制度。大力推行教育，设立国子监，以培养高素质的人才。
其二，明代法律的制定大多由统治者下令颁布施行。由于《大诰》的内容包括朱元璋亲自神力的案例；朱元璋对臣民的训导；以及新颁布的重刑法令，那么，《明大诰》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空前普及的法规也就不足为奇了。2朱元璋颁行《大诰》并着重推行，旨在希望全国人民能够知法守法，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普法活动。他要求从社会底层，从基层百姓做起，1《语类》卷一零八
2“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
严抓法制意识，意图从思想上减少犯罪的产生。
其三。法律不但需要全民的遵守，更需要得力的人执行。在这种需求之下，享有侦查缉捕、监督审判、法外施刑等种种司法特权的厂卫便应运而生了。厂卫包括锦衣卫、东厂、西厂和内行厂。正如《明史刑法志》所书：“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厂卫组织掌握了实际的司法权力，其地位远在三法司之上。
我认为厂卫的存在就是一个皇权过于集中而产生的变态的产物。统治者无法通过政治、法律、教育等正统手段来达成全民共通意识的统一，便通过这本不应该存在的机构来作为自己的爪牙，钳制思想，钳制言论。这在间接反映了统治者的胆小懦弱，他个人和政权无法强大，但是还要达到控制人的目的，那么他就扩展自己的羽翼。不过，依照黑格尔“存在即合理”的观点来看，厂卫的设置似乎成为了巩固皇权的必要手段。
二、礼法结合，明刑弼教
“明刑弼教”最早出自《尚书大禹谟》：“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宋代以降，朱熹首先对“明刑弼教”做了新的阐释，有意提高了礼与刑关系中的刑的地位，这意味着法制指导原则沿着德主刑辅——礼法合一——明刑弼教的发展轨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经朱熹阐发的“明刑弼教”思想，实质上是借“弼教”之口实，为推行重典治国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明初统治者正是通过确立了“刑乱国用重典”的立法原则来认识德礼与政刑的关系的。朱熹提出了“以严为本，以宽济之”的主张，要求恢复肉刑，限制赎刑。3于是，这就造成了明代统治者创立和加重了多种罪名和刑罚，以加强政刑，维护统治。如奸党罪，仅洪武年间，以奸党罪被诛杀的文武官吏就达几万人，反应了皇权专制的极端发展。
清人薛允升认为明法“轻其所轻，重其所重”。一方面，明朝加重了对一些重点犯罪的镇压，另一方面，对一些轻微触犯礼教、典礼的罪名较唐律来讲有所减轻。如充军刑，廷杖，凌迟，这几种刑罚的设立，都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朝臣，罪犯所受的刑罚。尤其是凌迟，《大明律》中共有13项罪名适用凌迟刑，如《大明律刑律一贼盗门》“谋反大逆”条规定：“凡谋反及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4从这个角度来讲，明代的确是重“刑”轻“教”。
三、存天理、灭人欲与三纲五常
朱熹思想的核心就是“天理”。他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
3儒家法律传统武树臣法律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
4中国法制史韩秀桃张德美李靓法律出版社2001年11月第一版
行，无所适而不在”5“存天理，灭人欲”是朱熹法律思想的指导原理。他把封建纲常说成是“天理”，于是一切违犯王法的行为，便兼具忤逆“天理”的双重罪恶。他所说的“人欲”，对劳动人民来说，是对劳动所得与生存基本权利的要求；对统治者来说，则变现为因追逐名利而破坏封建内部秩序，和过分压榨人民而激起社会革命。6
他所说的“天理”，体现在社会领域具体表现为“三纲五常”。“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皆天理也。”7“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信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8“盖三纲五常，天理民彝之大节而治道之本根也。故圣人以治之为之教，以明之为之刑。”9“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10“纲常万年，磨灭不得。”11
这是是儒家传统思想的总结，要求长幼有序，尊卑有别。这是对前人思想的深刻总结。体现在法律上，表现为干名犯义，家长权的扩大，“亲属相隐不为罪”八议制度等民事法律关系中。
《大明律刑律诉讼门》“干名犯义”条明确规定子孙不得告祖父母、父母，妻、妾不得告夫及夫之祖父母、父母。卑幼状告尊长，皆要受罚。婚姻制度中，家长权进一步扩大，包括主婚权和教令权。家长对违反教令的子孙有权直接进行肉体惩罚。“亲属相隐不为罪”源于孔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在汉代成为“亲亲相得守匿”，到了明代，“相隐”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以上几条集中体现了朱熹“夫为妻纲”“夫为子纲”的观点。要求为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父、夫，同时也要求父、夫为子、妻作出表率。
可以看出，朱熹的法制思想是受“理学”本体论、认识论、心性论指导的。一方面，他不仅用天理的权威论证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必要性，他的思想理念还将中国的封建思想推入了狭隘的危险的边缘。另一方面他又维护了明代的统治秩序，为明代及以后的封建社会的稳定提供了思想基础。他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人的正常物质需求，主张限制君主权力，要求君主先要自正其身等思想，对当今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还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5《朱子全书?诸子二?释氏》
6儒家法律传统武树臣法律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
7《四书集注?中庸注》
8《朱子文集》卷五十九
9《朱子大全?延和礼札》
10《朱文公文集》《甲寅行宫便殿奏札一》
11《朱子语类》卷二四
法硕联考法制史复习:明代法律制度 明代法律制度 一、立法概况 (一)《大明律》的制定与六部分篇的体例 作为明代的基本法典，《大明律》从起草到最后颁布，前后历经30年，表明了明太祖朱元璋在立法上的慎重态度。《大明律》共30卷，460条。它一改唐、宋旧律的传统体例，形成了以名例、吏、户、礼、兵、刑、工等七篇为构架的格局。这一变化，是与明代取消宰相制度，强化六部职能的体制变革相适应的，表明了法律与政治制度戚戚相关的联系。《大明律》其条文简于唐律，其精神严于宋律，是终明之世通行不改的封建大法，其体例直接为清律所承袭，故在中国法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明《大诰》的制定及其特点 为了贯彻“刑乱国用重典”的方针，防止“法外遗奸”，朱元璋特创大诰，作为明初的刑事特别法。大诰实际有四篇，即《御制大诰》74条，《大诰续编》87条，《大诰三编》43条，《大诰武臣》32条，共236条，先后颁发于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间(1385—1387年)。大诰之名来自于西周周公东征殷遗民对臣民的训诫《尚书?大诰》。朱元璋将其亲自审理的案例加以整理汇编，并加上因案而发的训导，作为训诫臣民的特别法令颁布天下。《大诰》的效力在律之上，对于律中原有的罪名，大诰一般都加重处罚。 《大诰》滥用汉律以来久不载于法令的酷刑，甚至把数种刑罚结合起使用，诸如“墨面文身挑筋去指”、“墨面文身挑筋去膝盖”、“剁指”、“断手”、“刖足”、“阉割为奴”等等。《大诰》的另一特点是将打击锋芒主要指向贪官污吏，以此强化统治效能。《大诰》也是中国法制史上空前普及的法规，“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每户人家必有一本，科举考试中也列入《大诰》的内容。《大诰》实际上以特别法的形式将《大明律》、《大明令》架空。但在朱元璋死后，《大诰》便被废止。 二、刑事立法 (一)“奸党”罪 鉴于历代臣下结党造成皇权削弱，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导致国亡民乱的教训，明严禁臣下结党，在《大明律》中增设汉唐宋元刑法中所没有的“奸党”罪，罗列了该罪的种种表现。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大小官员巧言进谏，请求宽免死罪之人，暗中邀买人心者;司法官不执行法律，而听从上级命令，出人人罪者：“奸邪进谗言，左使杀人者”;甚至“上言宰执大臣美政才德者”，均构成奸党罪，一律处以斩刑。明朝对于奸党罪处罚严厉，决不宽贷。仅太祖洪武年间，以奸党罪被诛杀的文武官吏就达几万人。奸党罪人律，反映了皇权****主义的极端发展。 (二)充军 “充军”刑创制于明代。明代在全国遍设卫所，驻军防守。初期罪犯，都发配边境卫所，以充
《明代法律制度》本章重要知识点 1.明朝的立法指导思想 答： （一）重典治国立法思想的确立 第一，元朝覆灭的深刻教训。 第二，“刑罚世轻世重”是中国的传统法律思想。 第三，明初复杂的社会形势迫使朱元璋以“重典治国”。明王朝建立初期，由于年年战争的破坏，社会经济凋敝，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活动此起彼伏，统治阶级内部也存在着激烈的斗争。 （二）重视预防犯罪和法制宣传 （三）强调“法贵简当，诗人易晓”，重视以封建礼教约束人民的思想与行动。在这些立法思想的指导下，明朝的法律制度在唐宋基础上有了新的创新和发展，成为中国封建法制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 2.立法概况及《大明律》的立法成就 （1）立法概况：《大明律》、《明大诰》、《问刑条例》、《明会典》等的制定和编纂。（2）立法成就： 首先，《大明律》突破了隋唐以来律典依十二篇分编的传统，首创按朝廷六部的政务范围分目的的新体例，具有分类贴切、内容集中、条理清晰、文字简明的特点。 其次，在内容上，《大明律》充分吸取了民初三十年及以前朝代的统治经验，是一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条例简于唐律、精神严于宋律的封建法典。 3.“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表现。 （1）“轻其轻罪”是指明律相对唐律，在有违伦常教化犯罪处刑上明显偏轻。（2）“重其重罪”明律对危害封建国家行为的犯罪处刑普遍比唐律加重。 一、重其所重 （1）加大打击谋反大逆 凡谋反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 （2）加重打击反逆盗贼 明律的惩罚重在： ①对犯罪人本人及亲属处刑更重。 ②株连范围广。 ③明律的处罚不分情节。 ④还扩大了“十恶”重罪的范围。 二、轻其所轻 （一）事关礼教之罪减轻 （1）告祖父母、父母者。 （2）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籍异财者。 （二）轻其所轻并非绝对 （1）.关于强奸罪：唐律规定徒二年或二年半；明律规定：已成者绞监侯，未成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2009/10 162 朱熹德育思想方法与启示 金 乐 邓和秋 摘 要:实施素质教育,必须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有机地统一在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中。借鉴朱熹的德育思想,把德育放在首位,全面地、系统地、循序渐进地防患于未然,以达到“究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之目的。关键词:素质教育;朱熹;德育;启示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 (2009)10-162-02 作 者:金乐,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副教授;邓和秋,湖南人文科技学院研究员;湖南,娄底,417000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立项课题(0801001A ) 学校德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奠基工程,是提高 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的奠基性教育,是培养造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格公民的起点。早在封建时期,德育就已经被社会所重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南宋著名教育家朱熹,他一生热爱教育,先后做官不足十四年,但讲学却达五十年之久,而且始终不倦。到了晚年,“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辨,则脱然沉疴 之去休;一日不讲学,则惕然以为忧”① 。实为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罕见,堪称“宋代孔子”。他的《四书集注》成了钦定的教科书和历代科举考试的标准。他的教育思想对宋以后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他关于教育目的和教育方法的论述,对今天学校德育是有借鉴的。 一 积极的教导与防治并重 朱熹认为,教导学生该从积极方面去指导、说服,少作处理性的消极工作,学者深明“义理”、“充长善端”而心悦诚服,其效果要比订立规章制度好得多。他又说:“尝谓学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义之不足悦其心。夫理义之不足以 悦其主,而区区于法制之未以防之,……亦必不胜乎”(《同安 县谕诸职事》)。学生的心中有了“理义”才能“立志”,志其心 之所向,是为学的目的。目的不定,一切学业都无着力处。同时,他在《蒙童须知》和《训学斋规》中,对于学生在校,如何做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详加标明,关于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清洁,读书写字以及其他杂细事宜,也都有了严格的规定。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引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依照这些细则而行动,用“规矩”养成“方圆”,以表明深明“理义”。虽然朱熹所主张的“理义”与现在学校德育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他对学生积极教育与防治并重的做法却值得借鉴。 二 循序渐进和积善成德 朱熹对学生一贯主张教育内容不但要有整体性,而且要有系统性,要循序渐进。他主张学生从八岁起入学,受小学教 育,从十五岁起入大学,受“大人之学”的教育。他认为小学是基础,基础不牢固到了大学再填补就比较困难了。所以小学中要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书数之习,并在实际练习中入手,以逐步培养其德性。反其长大,进入大学,然后教以如何去做“致知”“穷理”的工夫,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以至于完善。所以他特别重视小学教育的内容。中国古代教育史研究表明,在朱子以前,小学没有书籍,是朱熹把古代贤人的所谓“嘉言善行”汇集记录起来,编成《小学》,内分二篇,共三百八十五章作为小学必读之书。此外还专为蒙童编写《蒙童须知》,内容切实可行,有助于小学生端正学习态度,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朱熹还主张小学以上所用教材的次序是:“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读了“四书”再读其他经书。儒家学者把“四书”视为学者必读之书,也实始于朱熹。可见他在对学生道理思想教育方面,十分重视贯彻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由下而上达的原则。小学与大学的思想道德教育,应是整体的。小学是大学的基础,大学是小学的扩充和深究。虽然程度有深浅,但内容却是一贯的。既是循序渐进,又是连续一贯,这样教育的效果就会显著提高。这些对我们今天学校德育也是有借鉴的。 三 致知和践行结合 朱熹自己做学问,就在于“究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② 。所以他教学生,也是从“穷理”与“笃行”入手。“穷理”即穷知事君,事父兄等理,因而他主张的穷理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就书本上来穷理;二是就书本内外一切抽象的事情穷理。但他认为穷理仅仅只是完成了“博学”、“慎思”、“审问”、“明辨”的功夫,知道事物的当然之理,这是不够的。还必须进一步做躬行实践,以完成“笃行”的工夫,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所谓“知而不行,则前所穷之理,无所安顿,徒费讲学之功”(《白鹿洞书院教条》)。因此,他认为“穷理”与“笃行”二者必须相合而不可分离。他说:“读书穷理,当体之于身。”“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礼义,须反来就自身上推究”,“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然欲行而未明于理, 则所践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签曹无可书》 ),所以说:“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朱子语类辑 略》)。从这些言论中,可知他是非常重视知与行的结合、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在今天学校德育中也应有借鉴之处。躬行实践,这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中国人以德为首、以才为辅、宁可有德无才,不可有才无德。“无德而有才,愈是大才,愈足以济其 轩,”③ 这就是知与行的问题。程灏说:“未读《论语》是这样一个人,既读《论语》又是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就算不中用了。”今天我们教书是为了育人,读书是为了做人。
朱子之心性论 性属理，心属气，必先明白了朱子之理气论，始能探究朱子之心性论。 朱子极称伊川性即理也一语。谓： 伊川性即理也，自孔孟后无人见得到此，亦是从古无人敢如此道。 又曰： 如性即理也一语，直自孔子后惟是伊川说得尽。 其实孔孟书中并不见有性即理也之语，只因宋代理学家敢于说从古未有人说的话。但就论其实，伊川说此话，也与朱子之说有不同。伊川云： 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乐之未发，何尝不善。发而中节，则无往而不善。发不中节，然后为不善。 可见伊川性即理也之语，主要在发挥孟子性善义，只就人生界立论，而朱子则用来上通之于宇宙界。亦可谓朱子乃就其自所创立有关宇宙界之理气论而来阐申伊川此语之义。要之伊川言性理，偏重在人生界，朱子言性理，则直从宇宙界来，此乃两人之所异。 伊川又曰： 道孰为大，性为大。人之性则亦大矣，人之自小者，亦可哀也。人之性一也，世人皆曰吾何能为圣人，是不自信也。动物有知，植物有知，其性自异。但赋形于天地，其理则一。 此仍在阐发孟子性善义，仍偏囿在人生界。虽亦兼及物性，但只从人生界推出，非从宇宙界落下。朱子则曰： 性只是理，万理之总名。此理亦只是天地间公共之理，禀得来，便为我所有。 此是说天理禀赋在人物者为性，如此则宇宙界人生界一贯直下，形上形下，交融无间。今说天即是理，则在人物身上各自占有了一分天。此把庄老道家精义已尽量接受，而确然转成其为儒家义。此见朱子思想组织力之伟大，消化力之细腻，而在朱子，则只似依据伊川一语加以引申，不见有自己用力处。此乃朱子思想之邃密不可及处，亦是朱子思想之骤难把捉处。 伊川又言：
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 此处把性与气分言。朱子说之曰： 大抵人有此形气，则是此理始具于形气之中而谓之性。才是说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气质，不得为性之本体。然性之本体亦未尝杂。要人就此上面见得其本体元未尝离，亦未尝杂耳。 此处朱子阐说伊川性即理也一语，更入深微。理是天地公共底，性则是人物各别底。理属先天，性属后天。由理降落为性，已是移了一层次。朱子说理气合一，故说性气不离。朱子又主理气分言，故说性气不杂。但万物之性，各为其形气所拘，回不到天地公共底理上去。人性则可不为形气所拘，由己性直通于天理。此处要有一番工夫，此一番工夫则全在心上用。此乃全从人生界立说，若言宇宙界，则无工夫可用。惟在人生界用工夫，仍必以上通宇宙界为归极。若只囿在人生界，而至于违背了宇宙界，则一切工夫皆属错用。宇宙界之与人生界，自朱子理想言，仍当是一体两分，非两体对立。其贯通处则正在性。性是体，其发而为工夫则在心，心属用。 朱子言性即理，又说性气不相离，亦不相杂，此处又把张程所言天地之性义理之性气质之性之分别全都融化了。此等分别，至是乃似无必要。思想递转而益进，愈演而愈密，但在朱子文章与说话中，又像并不显著，此贵读者之细心体玩。 又朱子说理只是个净洁空阔底世界，无形迹，不会造作，有人疑此等说法从佛家来，但释氏禅宗主张性空理空，朱子则说理必附气性必附心。若说理不是一个净洁空阔底世界，又如何能附在气上，遍及气中。理如此，性亦然。正因其必附在气上，遍及气中，故理实非虚。一虚一实，为朱子分别儒释疆界一大鸿沟，此层俟下再述。 以上略说朱子论性，以下当再略述朱子之论心。 朱子论宇宙界，似说理之重要性更过于气。但论人生界，则似心之重要性尤过于性。因论宇宙界，只在说明此实体而落到人生界。要由人返天，仍使人生界与宇宙界合一，则更重在工夫，工夫则全在心上用，故说心字尤更重要。但却不能说朱子重要说心，便接近了所谓唯心论。因心只属于气，朱子既不主唯气，自亦不主唯心。 后人又多说，程朱主性即理，陆王主心即理，因此分别程朱为理学，陆王为心学。此一区别，实亦不甚恰当。理学家中善言心者莫过于朱子。此下再略举其说。或人问朱子： 先生说心者，天理在人之全体，又说性者天理之全体，此何以别？曰分说时，且恁地。若将心与性合作一处说，须有别。 说心性，犹如其说理气，可以分说，可以合说。心性亦非两体对立，仍属一
浅谈朱熹的法律思想 朱熹生活的南宋初期，国内各种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已十分尖锐，对外有北方金贵族集团的入侵，对内有南宋政权的腐败与无能和不断爆发各种形式的农民起义。针对当时内外患忧的时局，从维护封建王朝的最大利益出发，他从理学上提出和阐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唯心主义思想。 一、朱熹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哲学宇宙观。 首先，他从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出发，将“理”看成是宇宙的最高本体和产生万物的本源，它不是人们主观想象的，它是客观实际存在的，是自然界的主宰，它是人类社会最高精神的本体；“理”必须靠“气”来体现，“气”的千差万变就构成“理”具体的多样化的宇宙万物。自然界的人自然是“理”与“气”的混合物，“理”在人类社会的体现就是封建道德伦理观念，在人性上称作“天地之性”。“气”在人性上则表现为“气质之性”，它含有为恶的危险性，即“人欲”。“圣人君师”是“无人欲之私”的，所以才具有主宰人类社会的神圣资格，封建皇帝便成了“理”在人间的杰出代表者。他们的职责是“代天而理物”，谁违背了他们的意志，就是违背“天理”。他认为人间的忠孝仁义、三纲五常这些道德伦理观念是千古不变的，是上天规定下来的，是天理的组成部分，那么人间的立法和司法当然必须以“天理”作为指导。统治阶级用来统治人间的一切措施、方法，如德、礼、政、刑，其目的无非就是根除人们的“人欲”，恢复“天理”或曰“存天理，灭人欲”。一方面，因为人们的“气质之性”不同，因而“人欲”的多少也不同，所以要针对性运用德、礼、政、刑四项措施，逐渐改善人们的道德面貌，针对屡教不改者只能以刑罚严惩之，决不能心慈手软。但刑罚的作用是有限的，它不能尽绝“为恶之心”，因此，根本的措施还是教化。促使人们改恶从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理”是“存天理、灭人欲”的最高准则和标准，是先天地而生的，它是世间万物的本源，是千古永恒的真理，它是理学的最高范畴。 第二，因事致宜进行变法和改革主张 针对南宋当时政权腐败、外族入侵及民不聊生的局面，朱熹从历史的观点来裁判“天理、人欲”。他认为尧舜禹三代是“天理流行”“无不尽善”的时期，而三代以下则是“在利欲场中头出头没”的“利欲之私”泛滥的时代，他深感南宋“法弊、时弊”（即材木之心已皆腐朽，腐烂而不可复支持），以继承儒家道统为己任，要求效法三代，改革时弊，要起死回生，只有改弦更张，重建“天理流行”的盛世，不能死守祖宗法度。“必须别有规模，不用前人硬本子”。在朱熹看来，变法不过是改变人心的一个条件，改革时弊的改变方法是改变人心。要尽除人们的私欲，使他们的思想、道德、行为一准于“天理”，光靠法律制度，哪怕是良好的法律制度，是远远不够的。君主“心术”的优劣是社会历史的决定因素：“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有无不正”，为了改变君主的“心术”，他主张限制君主的独断专横。他确信，只靠良好的政体，还不能改变君主的“心术”。
朱熹教育思想 作者：佚名点击数：510 更新日期：2006-10-13 本文仅供学习参考，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在此感谢本文作者。 摘要：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他说：“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 并且提出教育分两个阶段，即 8至15岁入小学，15岁之后入大学。“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他认为，青少年德育最突出的特点是“先入为主”，一旦接受了“异端邪说”，再教以伦理道德思想就会遇到抵触。朱熹关于道德教育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立志、居敬、存养、省察、力行。朱熹提倡：“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 关键词：朱熹德育明人伦方法 南宋大儒朱熹是位著名的哲学家，也是著名的教育家。他学识渊博，遍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及自然科学，均有研究。《紫阳朱氏建安谱》附有朱熹著作总目凡41种，400百余卷，著述何止等身！非专业人士恐怕毕其一生精力也只能接触其宏富著作之一二，更不敢枉谈研究，对朱熹思想的发掘须经过几代人长期不断的努力。下面就朱熹的德育思想和教育方法说一点浅见，也只是隔靴挠痒，不得要领甚至谬误处，期待读者和专家批评。 一 朱熹重视教育对于改变人性的重要作用。他从“理”一元论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出发来解释人性论，提出了人性就是“理”，就是“仁、义、礼、智”封建道德规范的观点。他说：“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禀，故谓之性。” 与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相联，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他说：“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在朱熹看来，要克服“气质之偏”，革尽“物欲之蔽”，以恢复具有的善性，就必须“尽人伦”。所以，他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也明确把上述五伦列为“教之目”，置于首位，指出“学者学此而已”。 从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的思想出发，朱熹严厉抨击了当时以科举为目的的学校教育。 他认为：“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然而，当时的学校教育却反其道而行之，士人“所以求于书，不越乎记诵、训诂、文词之间，以钓声名，干利禄而已”，完全违背了“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的本意。他尖锐地指出：这样的学校，其名“虽或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因此，他要求改革科举，整顿学校。朱熹针对当时学校教育忽视伦理道德教育，诱使学生“怀利去义”，争名逐利的现实，以及为了改变“风俗日敝，人材日衰”的状况，重新申述和强调“明人伦”的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朱熹的教育思想在他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并贯穿到他整个的学术活动之中，身体力行。1173年，朱熹作《重修尤溪庙学记》，并为尤溪学宫题写《明伦堂》匾额，也体现了他的这一教育思想。朱熹19岁登第后，除了在地方上当官7年（一说9年），在朝任侍讲46天，四十多年都在致力于讲学传道，著书立说。朱熹一生从事教育，教化民众，可谓桃李满天下。据《紫阳朱氏建安谱》记载，朱子门人可考者有蔡元定、真德秀、
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对当代的启示 摘要：朱熹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系统论述上。过去人们对其思想进行片面地批判，而今天的我们在研究时才发现，其思想的积极作用，不仅表现在我们的反腐倡廉和遏制现实生活中因私欲而滋生的腐败现象上，而且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积极的借鉴作用和启迪意义。 关键词：朱熹；存天理；灭人欲；实质 朱熹是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也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其伦理思想的中心内容是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是他的重要思想主张。其思想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后世历代统治者则利用它作为扼杀人性的工具，具有很大的消极作用。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人们也是过分地强调其消极作用，而对其积极作用谈及甚少，在现在看来这是有失公允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重新作出客观的评价，汲取其思想之精华，将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广大，更加清楚地认识对当代的启示意义。 一、朱熹“天理”、“人欲”的含义及相互关系 在朱熹看来，“天理”是永恒不变、自己生成、统领万物的东西，是万事万物的根本，存在于万物产生之前。朱熹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1】“理”是宇宙的本体。同时“天理”还包含有合乎规律的自然法则之义。如朱熹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2】而且朱熹认为，“浑然天理便是仁”【3】，天理就是三纲五常，“仁”是浑然天理，那么循天理便是义，“义者，天理之所宜”，“礼者，天理之节文”，【4】所宜、节文都是天理存在的状态。天理不仅表现为仁、义、礼、智四德，而且体现为人伦，“父子、兄弟、妇夫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爱敬，君臣虽亦是天理，然是义合”。【5】父慈、子孝、弟弟、夫妇敬都是天理之自然。同时，天理是心的本然，“盖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则其心公而且正”，【6】心之本然是指心中浑然天理，而无一丝人欲杂念；而且他宣扬伦理纲常是“理”的表现，是先验的。
浅析朱熹《小学》中的道德教育思想 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李月 摘要：朱熹作为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和理学思想集大成者，从教五十余年，其教育思想历来为中外学者所分析研究，尤其是其道德教育思想。居于人的年龄，心理及理解能力差异，朱熹将道德教育分为三个阶段，其中处于第二阶段的小学教育是朱熹非常重视的。笔者先从简要介绍朱熹个人情况入手，引出其道德教育思想，再从其编制的小学教育教材—《小学》入手，详细介绍其小学阶段的道德教育思想，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对朱熹道德教育思想进行了批判，但与此同时，挖掘其道德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为我国当下的道德教育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朱熹；道德教育思想；《小学》；批判；现代价值 A Brief Analysis on the Moral Education Ideology in Zhu Xi’s《Primary School》 Student majoring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iYue Abstract:As a famous philosopher, educator, thinker and a synthesizer of Neo-Confucianism, Zhu Xi has been working as a teacher for more than fifty years, his educational ideology has been studied by Chinese and overseas scholars , particularly his moral education ideology. Based on the differences in age, mentality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each individual, Zhu Xi divides his moral education into three stages, in which the second stage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 is taken seriously by him. The author begins with a briefly introduction of Zhu Xi, then draws forth his moral education ideology ，and ends with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his moral education ideology in the period of primary education from textbooks for students in primary school-《Primary School》. Moreover, this article gives a criticism on Zhu Xi’s moral education ideology to some extent, but at the same time, this article also explores modern value of Zhu Xi’s moral education ideology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our today's moral education. Key words: Zhu Xi；moral education ideology；《Primary School》； criticism；modern value 引言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翁，祖籍安徽婺源县（今江西婺源县），是我国南宋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全身心致力于儒学的研究，是程颐、程颢“二程”第四代弟子，也是宋代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理学思想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占据着统治地位，尤其是其教育思想曾影响我国元明清三朝600余年，是在我国历史儒家人物中仅次于孔子，董仲舒的第三个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上承孔子和孟子关于伦常的思想理论，又取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的理学的思想，综合构成了自己的理学体系[1]88-91。朱熹教育思想的基础是其理学思想，而道德教育又成为其理学思想的中心。朱熹生活的南宋时期，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严重，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局面，宋室统治危机不断加深的现实，许许多多的地主阶级的思想家都在寻求匡扶宋室的办法，朱熹也是其中之一，他深刻体会到道德教育是控制人们思想，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他特别重视道德教育。 居于人的年龄，心理及理解能力差异[2]480-490，朱熹将道德教育分为三个阶段，其中处于第二阶段的“小学”教育是朱熹非常重视的，虽然他视小学为封建社会的“末流”，但他在小学教育上却花费了颇大的精力。为此，朱熹还收集古代圣贤之人好的言论和行为，加以统合编成《小学》一书，作为小学的教材。全书共6卷，分别为内篇和外篇，总共有三百八十五章。其中内篇为《立教》、《明伦》、《敬身》、《稽古》这4卷，外篇为《嘉言》、《善行》这 2卷，以补充和说明《立教》、《明伦》、《敬身》。其中采用了众多历代儒学大师关于修身齐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522516588.html, 朱熹道德教育原则对中学德育教育的启示 作者：施凌岚 来源：《文存阅刊》2020年第13期 摘要：朱熹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教育家，他提出了一系列教育思想，其中道德教育思想是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教育的目的、道德教育阶段、道德教育原则、道德修养方法以及师生关系共同组成了朱熹的道德教育体系。当前中学德育教育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作为朱熹道德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教育原则可以为解决中学德育教育问题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关键词：朱熹;道德教育原则;中学德育 一、朱熹的道德教育原则 朱熹的道德教育实践活动，始终围绕注重德育与整全教育原则、知行结合原则、引导与防禁结合原则以及循序渐进原则等道德教育原则进行。 （一）注重德育与整全教育原则 朱熹认为道德教育在学校的各类教育中最为重要，道德教育在学校的各种教育内容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为了彻底改变学生为功名利禄学习的状况，朱熹提出学校除了要向学生传授知识，更要加强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学校教育的目的是立学教人，使学生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学生只有具备较高的道德品质，他们学习到的道德知识才能发挥正向激励作用。 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圣人。所谓圣人，必须个性全面发展，人格完备，也就是“全人”。与此相对应，学校只有具备整全的教育，才有可能培养出圣人。 （二）知行结合原则 知是指道德认识，行是指道德行为。朱熹特别强调首先要提高学生对事物的道德认识，同时又要在实践过程中将学生的道德认识转化为道德行为。道德认识与道德行为缺一不可。 在知与行的关系上，朱熹提出“知性相须”的观点。朱熹认为知与行紧密相连，缺一不可; 在知行先后问题上，朱熹主张先知之，后行之;在知行的关系上，朱熹主张行比知重要。 （三）循序渐进原则 朱熹认为想要实现儿童“明五伦”的德育目标，必须坚持循序渐进原则。循序渐进原则有两层具体含义：
心性論 欲探討佛道儒心性論，就必須首先明確心性論的具體內容，否則，就只能是無的放矢。因此，本文撰寫的目的，就是對心性論進行界定，從而為今後的相關研究鋪平道路。本文的探討分三步進行:首先，本文從中國學術界目前對心性論的研究現狀入手，提出了問題的所在;接著，作者回顧了歷史上關於心性的種種異說，為下文的界定創造條件;最後，作者對古代漢語中的“性” 字進行了認真的考察，並由此展開對心性論的規定性的界定。通過本文的探討，作者認為:心性論實際上應當是以心性的轉化為中心而展開的具有很強的實踐性的方法論體系，而不是簡單的探討心與性的存在狀態的理論體系。 心性論是《佛道儒心性論比較研究》的主要研究對象之一，如果不首先確定其具體的內涵，就無法真正弄清與之相關的所有問題。然而，對於這樣一個重要的領域，人們一直是忽視的。有鑒於此，我們有必要對其進行認真的界定。 一心性論的研究現狀 近年來，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進行，佛道儒研究成了中國學術界所關注的一個焦點，也發表了相當數量的研究論文，在學術界形成了一股不小的潮流。其中，僅僅1978-1997 年間被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轉載和編目的相關論文或文章數就有:佛學、佛教1885 篇，道家、道教997 篇，儒家、儒學2511 篇。當然，這還不包括相關的專著、沒有收錄的以及那些此後發表的論文與文章。 在上述5393 篇同佛道儒有關的論文或文章中，直接涉及心性或心性論的就 有91 篇。為了便於對心性論進行論述，茲將有關論文的名稱羅列如下: 《簡析孫中山的心性文明思想》、《左宗棠的心性觀與“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孫中山關於“心性文明”建設的思想》、《廿載風塵兩鬢絲，英雄心性由來熱: 論丘逢甲內渡後的生活、思想和詩作》、《孫中山先生論物質文明與心性文明》、《太平天國運動與儒家的“心性之學”》、《朱元璋的歷史性成就與心性之學》、《二程的心性修養論》、《墨、荀心性論的特質及其比較》、《臨濟宗心性論述評》、《中國古代哲學的“心性”論》、《儒家心性論的基
原则。从“德主刑辅”到“明刑弼教”，这看来小小的变通之义，却意味着中国封建法制指导原则沿着产生了深刻影响；明代立法之初，便以“刑乱国用重典”作为指导思想。（2）“明礼导民”、“定律以 它一改唐、宋旧律的传统体例，形成了以名例、吏、户、礼、兵、刑、工等七篇为构架的格局。这一变诰》的主要内容为惩治臣民各种犯罪的典型案例及朱元璋发布的训词诫令，是明代具有特别法性质的重注，称《大明律集解附例》，从而开律例合编的法典编纂先例，并影响了清代。（4）《明会典》。《明 清人薛允升在《唐明律合编》中说：“贼盗及有关币帑钱粮等事，明律则又较唐为重。”“大抵事关典创设“奸党”罪，严禁臣下朋党；最后，重典惩治贪官污吏。（3）刑罚制度的变化及残酷：明代除继续 单行特别法，确保政府的财政收入。（2）严格控制市场加重商税，明代的商税主要包括市税、关税和 国家土地所有制、私人土地所有制和宗族土地所有制。（2）租佃法律关系的调整。（3）婚姻继承方面。
变化：中央司法机构为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一改隋唐以降的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体系。中央上述构分为省、府、州三级。“厂”、“卫”特务司法机关：既是明代司法的一大特点，又是明代的一大弊第二，监督审判之权；第三，法外施刑之权。 止越诉；（3）诉讼中禁止诬告；（4）禁止匿名信告人罪；（5）司法机关受理诉讼的规定；（6）司法 司推事”基础上发展形成。（2）九卿会审（又称“圆审”）。是由六部尚书及通政使司的通政使、都官吏审理大案重囚的制度。（4）朝审。始于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英宗命每年霜降之后，三法司十七年（公元1481年），宪宗命司礼监（宦官二十四行之首）一员，会同三法司在大理寺共审囚徒，结果是司法更加冤滥。（6）热审。 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其定 。平谅侯费聚奉命抚苏州军民，日嗜酒色。帝怒，责往西北招降蒙古，无功，又切责之。二人大惧。惟籍，令都督毛骧取卫士刘遇贤及亡命魏文进等为心膂，曰：“吾有所用尔也。”太仆寺丞李存义者，善下海招倭，与期会。又遣元故臣封绩致书称臣于元嗣君，请兵为外应。事皆未发。会惟庸子驰马于市，
明朝法律制度 立法思想： 一、刑乱国用重典。 原因：1、吸取元朝“宽纵”亡国的历史教训；2、巩固封建皇权的需要；3、惩治贪官污吏、奸猾豪民的需要 二、礼法结合，明刑弼教：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 设置了极具礼教特点的“申明亭”制度，指全国各地建立名为“申明亭”的基层司法组织，由本里百姓推举正直的里甲老人主持，亭内树立板榜，定期张榜公布本地有过错人的姓名及其过错的行为，并由老人主持轻微诉讼的调解，以此“申明教化”。 立法活动： 一、《大明律》的制定 明代律法意义： 1、律法经历了逐步完善、前后相继的制定过程。 2、明律的编制体例展示了立法者高超的立法技术。（1）仿《元典章》，篇目以中央行政六部分类（2）仿《宋刑统》篇下分门的体例，便于寻检条文。（3）条文简、凝练（4）图文并茂，极具实用性（5）律例并举，创一代形式法典编制体例之河 二、《大明令》是中国法制史上最后一部以“令”为名的法典 三、大诰和榜文： 朱元璋采辑官名犯罪的重要案例，编成《大诰》四编。《大诰》由典型案例、重刑法令、明太祖对臣民的“训诫”组成，《御制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 《大诰》成为中国法制史上空前普及的法规。 《大诰》对比《大明律》的特点： 1、规定了许多律外适用的酷刑 2、设置了许多新的罪名和禁令 3、同一犯罪，量刑较重 4、“重典治吏”的色彩鲜明 为处理民间细微纷争以及减少诉讼，朱元璋命令颁布了《教民榜文》 四、条例编篡和修订： 1、第一阶段：明中期前的单行法规时期。条例是司法机关根据案例拟定条文，由皇帝批准颁布，性质上接近于宋代的“敕”。 2、第二阶段：明中期后的条例汇编时期。明神宗时期，刑部尚书舒华等重新辑修《问刑条例》将其附于《大明律》，称为《大明律集解附例》。 刑罚制度： 1、充军：原指军人犯徒、流罪发往环境恶劣之卫所充当军户、参加屯种的刑罚，并附加杖。分为（1）“终身”，只及于犯罪者本人一生（2）“永远”则罚及子孙，犯罪者死亡后官府可至其家乡拘子孙一名来代替。 定罪量刑的主要变化： 一、轻其所轻： 对于初犯礼教伦理，典礼仪式以及户婚田土方面的轻微犯罪，明律较唐律都进一步减轻二、重其所重： 对反逆、盗窃、贪赃等重罪，明律的量刑进一步加重。
重庆师范大学 简论朱熹的教育思想对学前教育的积极意义
简论朱熹的教育思想对学前教育的积极意义 摘要：我国古代教育家朱熹关于儿童学前教育思想的论述，涉及儿童教育的意义、内容、原则及方法等。他们所倡导的早谕教重熏陶、坚持慈爱相济、顺导儿童性情、鼓舞儿童兴趣、循序渐进和因材施教等早教原则与方法，在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对我们今天学前教育者具有积极引导作用。 关键词朱熹；教育；儿童；意义 在我国古代学前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有关学前教育思想的论述汗牛充栋，贾谊、颜之推、朱熹等许多教育家和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学前教育的目的、意义、内容和方法，提出了许多具有积极意义的学前教育思想和主张，如强调“早教”，注重“熏化陶染”，反对溺爱孩子，坚持正面教育，注重培养兴趣。 朱熹作为南宋时期最杰出的理学家、教育家，他给世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在他71年的生涯中，从事教学、著述活动的时间约占了50年，其教育思想影响我国元、明、清三朝直至民国达700多年，在中国儒家历史上是仅此于孔子的一代宗师。他秉承孔孟伦常思想之大成，集北宋以来周敦颐、程颢、程颐理学思想的精髓，创立了自己一套完整而缜密的理学思想体系。而他理学思想的中心就是他的道德教育。作为一代圣贤，其为人处世的道德修养，确实是人类社会都应共同遵守的原则，很值得后人深思。然而，朱熹的道德修养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从朱熹的生活态度、官德修养、师德风范等方面作些浮浅的论述和初步的探讨，希望能对当今的社会教育起到一个积极的借鉴作用，并能对我们新时期的思想建设有所启示。 一、朱熹的主要教育思想 1.关于小学与大学的教育思想 朱熹把人的一生划分为15岁以前受小学教育和15岁以后受大学教育两个阶段，他说：“古之教者，有小学，有大学，其道则一而已。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兄等事。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他认为：“人生八岁，……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说明小学教育的任务是“教以事”，即培养训练其封建道德行为习惯，而大学阶段的任务是“明其理”，即在已经获得初步的道德观念和养成初步的道德行为习惯的基础上，进而讲明“义理”。主张儿童在15岁以后，进入大学，受“大人之学”，所谓“大人之学”，即讲明义理，以修其身，亦即格物致知的学问。在大学教材方面，他根据理学思想，对《论》、《孟》、《大》、《中》作了新注释，编成《四书集注》。 2.关于读书法的教育思想 朱子认为为学先要穷理，要穷理必先读书。因为“天理”的精蕴全在圣贤的书中，故读圣贤之书，是达到穷理的必经之途。他说：“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蕴则已具有圣贤之书，故必由是以求之。”这样，读书就成为穷理的一个重要方面，穷理是读书的目的。 朱子集读书法研究之大成，奠定了古代读书法的基础。后人依据此订立读书程序，如元程端礼的“读书分年日程”，明末陆世仪的“论读书”等，在封建教育实践中，影响很大。六条“读书法”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综合体，有内在的逻辑关系，是一个完整的读书、进业的程序和步骤。以“居敬持志”为中心。有合理因素。体现了量力性、巩固性、主动性等原则。他的读书法就是以下几个方面： ⑴循序渐进 ⑵熟读析思 ⑶虚心涵泳
明朝法律制度 第一节明朝法律制度 一、立法概况 (一)立法指导思想： 1.“刑乱国用重典” 2.“明刑弼教” 经朱熹阐发的“明刑弼教”思想，实质上是借“弼教”之口实，为推行重典治国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明初统治者正是如此认识“刑”与“教”及其相互关系的。 （二）《大明律》的制定与“六部分篇”的体例 《大明律》从起草到最后颁布，前后历经30年。《大明律》改变了唐、宋旧律的传统体例，以名例冠于篇首，下按六部官制分吏、户、礼、兵、刑、工六律，共7篇，30卷，460条。这一变化，是与明朝取消宰相制度，强化六部职能的体制变革相适应的。《大明律》条文简于唐律，精神严于宋律，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有所发展，是终明之世通行不改的基本大法。 （三）《大诰》的制定及其特点 1.制定 为贯彻“刑乱国用重典”的方针，防止“法外遗奸”，朱元璋御制《大诰》，作为明初的刑事特别法。 2.特点 《大诰》大行法外之刑，滥用酷刑，诸如“墨面文身挑筋去捐”、“墨面文身挑筋去膝盖”、“剁指”、“断手”、“刖足”、“阉割为奴”等。《大诰》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普及的法规：“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答、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大诰》还成为各级学校的必修科目，科举考试中也列入《大诰》的内容。但在朱元璋死后，《大诰》便被束之高阁。 （四）《问刑条例》 条例是明律以外的单行法规，简称为“例”。明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年），刑部删定《问刑条例》，与律并行，并且“通行天下永为常法”。之后嘉靖、万历年间多次修订，条文不断增加。万历年间还将重新辑修的《问刑条例》附于《大明律》，律为正文，例为附注，称《大明律集解附例》，从而开律例合编的先例并影响了清朝。 （五）《大明会典》 《大明会典》是明朝官修的一部行政法规汇编。《大明会典》仿照《唐六典》而作，体例以六部官制为纲，分述各行政机关的职掌、建制、沿革、管理制度以及礼仪、礼制等。在每一官职之下，先载律令，次载事例。明会典内容丰富，记述详备，汇集了明朝的典章制度和行政法令，对调整国家行政法律关系具有重要作用，为清五朝会典的制定奠定了基础。二、刑事立法 （一）奸党罪 鉴于历代臣下结党造成皇权削弱，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导致国亡民乱的教训，明严禁臣下结党，在《大明律》中增设“奸党”罪，并罗列了该罪的种种表现反映了皇权专制的极端
浅谈朱熹对明代法律制度的影响 学号：1204011037 姓名：胡赫珏班级：12级法硕（非法学） 摘要：朱熹是我国封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思想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后代影响深远。作为朱熹死后的第一个朝代——明朝，受到他的理念的影响是最为深刻的。明代的法律制度与朱熹的思想之间有着不可磨灭的联系，本文旨在从朱熹的几个重要观点出发，阐述二者之间的紧密关系。 关键字：朱熹；明代；法律制度 朱熹（公元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晚年称晦翁。祖籍江西婺源。，他学识渊博，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从事讲学和著述，是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他继承了“二程”的理学源流，提出了许多对后代影响深远的精辟见解，尤其是其“存天理，灭人欲”，“三纲五常”的观点，更是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将中国的封建思想推入了一个狭隘的角落。 我认为明代的法律制度与朱熹的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程朱理学在明代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是规范社会秩序，禁锢人民思想的主要武器。明太祖朱元璋提出“刑乱国用重典”开启了明代重刑主义的闸门；厂卫机构的设置，是这个政权的又一变态的体现。当然，明代的法律制度也有许多可取之处，譬如“共同犯罪区分首从”，坚持“亲属相隐不为罪”原则等。那么朱熹的理论思想中，哪些火花对明代的法律制度的设产生了影响呢？ 一、“人治”思想 朱熹认为，“立法大抵有弊，未有无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1因此就要求有高素质的人才来制定法律，而法律同样也是靠“人”来执行的，所以他认为，人比法律更为重要。基于这个思想的考量，明代统治者设立了严格完备的科举考试来选拔官吏的制度，并建立了严密的官吏考课制度和监察制度。大力推行教育，设立国子监，以培养高素质的人才。 其二，明代法律的制定大多由统治者下令颁布施行。由于《大诰》的内容包括朱元璋亲自神力的案例；朱元璋对臣民的训导；以及新颁布的重刑法令，那么，《明大诰》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空前普及的法规也就不足为奇了。2朱元璋颁行《大诰》并着重推行，旨在希望全国人民能够知法守法，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普法活动。他要求从社会底层，从基层百姓做起，1《语类》卷一零八 2“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