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的侠客形象：以《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为中心

浙江大学远程教育学院浙江大学远程教育学院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题目《史记》中的刺客内在形象评析专业学习中心姓名学号指导教师年月日摘要司马迁在《史记》中寄托了很多身世之感，在《刺客列传》中，司马迁特别钦敬“布衣之侠”，他们以布衣身份行侠民间，不为私利，不单为某一个人，而是将行侠仗义作为一种高尚的品性融铸在血液中，外化为一种天生的秉性。

他们不求闻达，但其名气和声望却不亚于达官显贵。

以《史记·刺客列传》为代表的复仇形象，明大义，识大体，他们的义愤为国难而发，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在刺客身上体现了非常宝贵的“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精神。

关键词：史记；刺客；精神特征；历史局限性目录一、《史记》中的刺客内在形象充满了杀气 (4)（一）《史记》中的刺客带有了蛮干、愚笨的外在特征 (4)（二）《史记》中的刺客有着强悍的力量与高超的武技 (4)（三）《史记》中的刺客行为中充满了暴力 (5)二、《史记》中刺客的内在特征分析 (5)（一）《史记》中刺客的悲剧特征分析 (5)（二）《史记》中刺客的心理特征分析 (6)（三）《史记》中刺客形象带有忠孝特征 (7)（四）酬知遇之恩 (8)三、《史记》刺客形象的历史局限性分析 (9)（一）存在自杀轻生等的极端方式 (9)（二）存在不计后果的蛮干意识 (9)（三）刺客中存在着用暴力解决问题的根源 (9)四、结语 (10)参考文献 (11)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精心塑造了一大批光耀千秋的人物形象。

在这些人物中，司马迁特别重视的无疑就有刺客这一特立独行的群体。

战国时刺客轻身的外在特征，是由其重义和好名的内在精神特征所决定的。

刺客的“义”，虽然也包含对托付使命的人、对家庭成员的义务，但并不像传统儒家一样，仅仅把“义”局限于对国家、社会和他人的义务，而更多的包含了个人的情感体验，如“士为知己者死”和出于义愤的反强暴；更多的包含了实现个人价值的愿望，如“好名”，这正是司马迁“立名者，行之极也”的思想的反映，司马迁是把立名看作自我实现的最高层次的。

文学作品中的侠客形象诏安一中许式忠中国古代侠客形象侠客的历史背景多为中国古代，尤以宋、元之乱世为多，盖因乱世之中，人更加需要以武力证明自身价值。

侠客有自身独特的文化背景，乃是以武学为中心，兼以中国古代医学、佛学、道家、易术及各种神秘学等。

因此，侠客的价值观，是建立在武学的基本思想上的。

“武”，意为“止戈”，是以武力平息干戈。

也就是说，习武的目的是制止以强凌弱的行为。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正义与邪恶在侠客思想中十分明确。

以武侠小说中侠客形象为例：陈家洛是第一个侠客的化身，但其内涵主要还是在民族主义的维度中展开。

之后，郭靖和杨过在互补的意义上比较充分的展开侠客的内涵：郭靖是集体主义本位意义的英雄，杨过是个体主义本位意义的英雄。

郭靖和杨过身上所体现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理想已经开始超越民族主义的范畴而提升到人类主义的境界。

郭靖是正统意义上的大侠，杨过则是反正统意义上的大侠，但正反一体，两者都是至情至性者无别。

两者的内涵在张无忌身上得到融合。

张无忌以巨大的包容性将正反两种意义的大侠化为一体。

通过张无忌，金庸将大侠的理想境界建立于平凡普通之中，功力更见精纯。

此后，侠客的内涵最为典型的在乔锋和令狐冲身上得以展示，两人分别是郭靖和杨过的更高意义、更为自由的发展阶段：乔锋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无名老僧称赞他为“惟大英雄能本色”，“菩萨心肠”，“大仁大义”，这一点与郭靖毫无二致，但金庸通过乔锋乃至江湖众生相的深刻刻画，将武侠小说的境界提升到了对整个人类命运终极关怀的高度。

天龙八部就如一部佛学的史诗，饱含着悲天悯人的伟大精神。

天龙八部事实上是经典武侠小说真正的颠峰，虽然笑傲江湖更为飘逸自在，鹿鼎记更为透彻圆融，但都不如天龙八部博大精深——物极必反，从笑傲江湖开始逐步走向反武侠，直至鹿鼎记成为非武侠。

令狐冲则更能体现对于个性自由的自觉追求和人自身命运的自主把握。

杨过和令狐冲都是坚持自己个性自由的典范，但与杨过相比，令狐冲大原则把持得住，而小节则无可无不可，很好的统一了顺应世俗和坚持自己个性的矛盾。

唐小说中的侠客文化探析_浪漫主义论文导读:：侠客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一部分特殊人群，是一群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

《红线》、《聂隐娘》、《昆仑奴》等一系列名篇塑造的一个个鲜明的侠客形象，成为后世许多中国人心中流传千古的大侠形象的雏形，而那些女性侠客，更是以双重的性格，非凡的身手，细腻的情感，在文学史上为女性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论文关键词：侠客，刺客，双重性格，浪漫主义一“侠客”与“刺客”侠义小说是唐小说中一个较为引人注目的类别，《聂隐娘》，《红线》，《虬髯客》，《谢小娥传》，《贾人妻》等一系列名篇，塑造了一个个鲜明的侠客形象，并开后世武侠小说之先河。

对于“侠客”的描述，李白有诗云：“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侠客行》），点出了符合侠士身份必须具备的几个要素：身怀绝技，扶危济困，慷慨潇洒，傲然不羁，也展示出了侠客那种乱世英雄的形象。

但是唐小说中关于侠客题材的作品，却很少将其中的侠义精神放大去加以审视，更多的是将其融入复仇，政变，或各种各样的权谋欺诈中去加以塑造，这样就比较容易将其与刺客混为一谈，从而淹没了“侠义”的文化内涵。

韩非子曾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他从法家的角度，强调了侠的行为的消极因素，例如好武斗勇、目无法纪等，说明侠客是依仗武力与社会秩序抗衡，对他人使用暴力，从这一点来说，侠客与刺客的概念便有些相似之处：侠以维护正义为名，行行刺之实，于是侠客便成了刺客。

唐小说的作者对于侠客行为的描述均有美化之笔，或极力描写其武力之高强，或展示其异于常人的神秘幻术，以转移读者的视线，为其行为制造合理性，但联系时代背景而言，却难以掩饰其刺客的本质。

如《甘泽谣》中的《红线》和《传奇》中的《聂隐娘》，专写侠女行盗行刺、参与藩镇之间斗争的故事。

表面看来，这些小说展现的是侠客们在政治斗争中的风采，实际上反映出的是当时社会上的暗杀之风。

以《聂隐娘》为例，《聂隐娘》出自唐裴铏的小说集《传奇》，主人公聂隐娘是魏博大将聂锋之女，自幼由女尼授艺，教以剑术，能白日刺人。

《史记》中的侠客刺客与侠客是两个非常神秘而陌生的群体，特别是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讲，很难见到。

不过，最好还是不遇见，特别是刺客。

遇见刺客和侠客都不是好事，不过影视剧中和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刺客与侠客特别多。

咱们在座的各位可能都看过这种影视剧也看过武侠小说，拿武侠小说来讲，最有名的是金庸和古龙。

我印象中金庸的小说中出现的大侠和刺客特别多。

不过这影视剧和文学作品毕竟是文艺作品，虚构的成份太多，虚构、杜撰、想象、夸张的成分太大，不太可信。

比如说拿金庸的作品来讲，他小说里面的一个侠客有一招武功叫乾坤大挪移。

我想了半天没有明白是什么武功，后来我琢磨好像应该是能量守恒定律吧。

还有一种武功叫六脉神剑，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后来我琢磨有可能是激光武器吧。

古龙的小说中有一个大侠善于使飞刀，他的飞刀非常厉害，从来没有人见过他怎样出飞刀，但是对手已经被杀掉了。

我怀疑，古龙也没有见过吧。

虽然文学作品中刺客与侠客非常多，我们也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刺客与侠客，但有一点需要注意，从古到今，在现实生活中刺客、侠客却一直存在。

举几个例子，上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肯尼迪，被刺杀了；上世纪80年代初，里根总统也遇刺了，但是他命大没有被杀掉；2007年巴基斯坦的女政治家贝·布托被杀掉了。

这是刺客。

侠客也有，而且到今天也有。

比如说06年去世的歌手丛飞，他曾经被评选为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之一。

他用自己唱歌的钱资助贫困生，但是他自己的日子过的很差，我认为这是大侠。

还有天津有一个叫白芳礼的老先生，他自己的生活非常贫困，但是他用登三轮的钱资助贫困生上学。

我认为白芳礼先生也是个大侠。

去年汶川大地震出现了一个叫陈光标的，他自己出钱出物，到灾区救灾去，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称赞。

我认为他也是个侠客。

但是像陈光标这种人，咱们现在不把他叫作大侠，叫作“志愿者”。

他们身上闪耀着中国传统的侠义精神。

不过他们这些人与传统的武侠和传统的侠客的区别在于他们已经没有武功了，没有武艺了，他们只是有侠义。

浅谈侠义小说的发展作者：况兰施学敏来源：《群文天地》2010年第04期侠义小说是指以行侠仗义,除暴安良为题材的一类小说。

武侠小说,一般要具备如下几个要素:一是在作品中设置一个相对独立的绿林或江湖世界,一是塑造了一个或一批个性鲜明的豪侠义士形象,一是对行侠过程、兵器武功及打斗场面有较为具体的描写。

一、侠义小说的滥觞中国古代之侠义小说多著豪侠义士锄强扶弱的行侠仗义之举,其渊源可上溯至先秦两汉。

曹亦冰在《侠义公案小说简史》中认为侠义小说源起于先秦两汉时期,当时社会处于大动荡中,各诸侯为了争夺人民和土地,操戈杀伐屡见不鲜。

在那个大变革的时代,各诸侯国为了养精蓄锐争相养士,为侠客提供了基本的生存条件。

中国先秦文化中,儒家的“仁义”就是侠文化的组成部分,墨家也积极倡导侠文化。

法家的韩非子写过《五蠹》第一次提到“侠”这个词“儒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

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为侠士做了专题《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于是“侠”开始步入文学殿堂。

到了后世,更是涌出大量侠义题材的作品及侠义小说,侠士的形象也随之由先秦时“士为知己者死”衍变成后来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早期的侠多属游侠,司马迁在《史记》这样描写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成,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

”充分说明了游侠的可靠性和忠诚度,这也是他们的职业道德。

“侠”是“养士”之风盛行的产物,他们依附士大夫生活,但他们同时也具有独立的人格。

主人若对他们以礼相待,他们便会知恩图报,讲义气,重然诺。

先秦两汉的游侠适逢动荡的“周室衰微”之时,社会制度不健全的时代,游侠的行为便可以不受法律约束,“以武犯禁”,可以任意打抱不平。

历史上就有我们熟知的豫让、专诸、聂政和荆轲等侠士。

自班固后,游侠就退出了史家的文本,却以一种文学的姿态在后世的创作中得以保存和延续,“侠文学”中的人物、情节由纪实转向了虚构,掺入了作家们的合理想象,“侠”的精神也随之保留并延续了下来,形成一种“侠”文化。

《史记》中的侠客形象：以《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为中心《史记》中刺客和游侠是侠客在不同时期的具体投射，他们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太史公将他们分别立传，既是对他们身上历史差异的客观反映，也是对自身理想和感情的寄托。

本文结合《史记》中《刺客列传》、《游侠列传》两篇文章，深入分析刺客与游侠这两类侠客的形象特点。

标签：史记游侠刺客韩兆琦先生总结《史记》的抒情性时说：“司马迁的笔端时常流露着一种愤激之情，一种沉郁之气。

”他的写作往往怀着一种深情，这种深情在《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的侠客形象中清晰的体现出来。

《史记》中的刺客与游侠各自都有着鲜明的特点，同时又共同构成了太史公笔下的侠客形象。

以下结合具体文本，对《史记》当中的侠客形象进行具体深入地分析。

一、《刺客列传》中的侠客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描写了春秋到战国时期的六位刺客：鲁将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迫其归还侵地，达成目的后，“北面就群臣之位”全身而退；吴国专诸为助吴公子光夺取王位，借公子光设宴之机，藏刃于鱼行刺吴王僚，事成身死，新吴王“封专诸之子以为上卿”；晋人豫让为报智伯知遇之恩，在智伯为赵襄子所杀后，三次谋刺赵襄子为智伯报仇，最后伏剑自杀；聂政为报严仲子“奉黄金百镒前为聂政母寿”之恩，助严仲子翦除政敌，刺杀韩相侠累，“自屠出肠”身死；荆轲为燕太子丹刺杀秦王，事败身死，六年后高渐离刺秦，被诛。

可以看到，《刺客列传》中的侠客们多通过“勇力”实现目的，如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豫让“入宫涂厕，中挟匕首，欲以刺襄子”；聂政“独行仗剑”刺杀侠累。

他们都是靠一己之勇以达到刺杀的目的，其行为多带有暴力特征。

其结局也多血腥惨烈，如豫让为达目的主动“漆身为疠，吞炭为哑”、聂政“皮面决眼，自屠出肠”、荆轲“被八创”，其惨烈犹然可见。

刺客们能够“不爱其身”，重义轻命，是因为他们在价值观上抱有一種“愿为知己者死”的信条，如公子光“善客待”专诸，并保证专诸的后事，“光之身，子之身也”，专诸便能为其效命。

《史记》中的侠客：你对我好，我以死相报作者：来源：《新传奇》2019年第39期刺客们能够“不爱其身”，重义轻命，是因为他们在价值观上抱有一种“愿为知己者死”的信条。

比如豫让以“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为信条，在智伯死后不惜以生命代价竭诚相报。

这种“你对我好，我以死相报”的模式，成为后世刺客的行业标杆。

《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给刺客著传的史书。

本文结合《史记》中《刺客列传》《游侠列传》两篇文章，深入分析刺客与游侠这两类侠客的形象特点，探讨古代刺客文化。

《刺客列传》中的侠客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描写了春秋到战国时期的五位刺客：鲁将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迫其归还侵地，达成目的后，“北面就群臣之位”全身而退;吴国专诸为助公子光夺取王位，借公子光设宴之机，藏刃于鱼行刺吴王僚，事成身死，新吴王“封专诸之子以为上卿”;晋人豫让为报智伯知遇之恩，在智伯为赵襄子所杀后，三次谋刺赵襄子为智伯报仇，最后伏剑自杀;聂政为报严仲子“奉黄金百镒前为聂政母寿”之恩，助严仲子翦除政敌，刺杀韩相侠累，“自屠出肠”身死;荆轲为燕太子丹刺杀秦王，事败身死，六年后高渐离刺秦，被诛。

可以看到，《刺客列传》中的刺客们多通过“勇力”实现目的，其行为多带有暴力特征，结局也大多血腥惨烈。

如豫让为达目的主动“漆身为疠，吞炭为哑”;聂政“皮面决眼，自屠出肠”;荆轲“被八创”，其惨烈犹然可见。

刺客们能够“不爱其身”，重义轻命，是因为他们在价值观上抱有一种“愿为知己者死”的信条。

如公子光“善客待”专诸，并保证专诸的后事，“光之身，子之身也”，专诸便能为其效命;豫让曾先后在范子、中行子门下为客，不受重视，转投智伯“甚尊宠之”，因此以“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为信条，在智伯死后不惜以生命代价竭诚相报。

这种“你对我好，我以死相报”的模式，成为后世刺客的行业标杆。

先秦的侠客们大多从业低微或没有固定职业，他们广泛交游，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与其贤豪长者相结”，在市井间闻名。

北京市通州区2023-2024学年高二下学期期中考试语文试题一、现代文阅读阅读下面材料，完成各题。

材料一：侠，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群体，虽历经几度兴衰，但始终活跃于中国历史的舞台。

战国韩非子提及的“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被看作中国侠这一名称的最早出现。

司马迁《史记》是记载这些社会群体并加以描述的最早记录，其对侠客有这样的点评：“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千里诵义者也。

”与韩非子站在法家立场上批判侠不同，司马迁记载和描述的是这群社会边缘人的精神理想和行为准则，强调的是他们的社会责任和民间道德，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

之后，东汉班固在《汉书》中作《游侠传》，从国家立场上论侠，强调“上下相顺”，对这些有悖于国家秩序的人物给予了批评。

虽然不同于司马迁的立场，班固的《游侠传》也对这一社会群体的行为进行了形象的记叙。

从此，这群形象特别、有特殊行为的人有了个社会名称：侠客。

随着时代的发展，“一诺千金，以信立于天地；赴士厄困，以勇撼于人心；除暴安良，以义济于民间；性情旷达，以气动于人群”成为中国的侠客内涵和侠文化的传统底色。

元末明初的《水浒传》使侠客的行为不再是个人的恩怨情仇，而是与打江山、保江山结合在一起。

清末霍元甲形象的出现又一次在侠客和侠文化的底色上抹上了新的色彩：在现代国家和民族的竞争中彰显出了中华民族精神——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金庸小说沿袭了这种精神，以中国历史为背景，在民族纷争的乱世中塑造人物，揭示民族大义，暗示人生哲理，强调民族融合的国家意识和百姓安宁的社会意识，这给予了侠客和侠文化以新内涵，并且成为中国侠客人格和侠文化价值判断的终极标准。

（取材于汤哲声的相关文章）材料二：武侠小说是中国通俗小说中的重要类型，多以侠客和义士为主人公，描写他们身怀绝技、行侠仗义和叛逆抗争的行为。

先秦至民国是武侠小说的古典时期。

先秦两汉文学乃至魏晋志怪，为武侠小说的产生构筑了坚实的基础。

栾为(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黑龙江哈尔滨)摘要：“侠客”是中国文学长廊里一类独具魅力地人物形象.令人魂牵梦绕地侠客梦，令人咀嚼回味地侠文化是中国大地上一道独特地风景.什么是“侠客”?人们可以这样解释：勇猛无畏，身怀绝技，威震武林，浪迹江湖；也可以这样解释：见义勇为，抱打不平，疏财济贫，惩恶扬善；还可以这样解释；说一不二，任侠使气．疾恶如仇.视死如归.那么“侠客”形象发端于哪里呢?追根究底，《史记》中《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是其两个泉眼，而他们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中国历史悠久地土壤中孕育了一类独具魅力地人物——侠客，千百年来歌咏侠客地诗篇，称颂侠客地传奇举不胜举、蔚为可观.炎黄子孙有一个但愿长作不愿醒地多彩“侠客梦”，东方文明留下了令人咀嚼回味不已地侠文化.那么这侠客形象发端于哪里呢?追本溯源，司马迁是为侠客作传地第一人，《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这两篇奇崛文字是打开后世侠文学地两个泉眼.虽然随着历史推移，“侠客”以一个完整地形象屹立于文学长廓，但肇端之初，刺客与游侠是两种不同类型地人.他们身上不仅有相同相似之处，也存在很多差别.不如让我们翻开《史记》，将这青史独留地英雄侠义作一番浅析.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人物是历史中地人物，有他们生活地社会语境；每一个人物又都是“这个”，有他们各自地文化品格；此外，人物又都是作家笔下诞生地、塑造地，作家地创作艺术也有很重要地作用.从社会时代、文化品格、创作艺术三方面考察刺客与游侠，二者地差别就明朗了.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一、社会时代之异《刺客列传》所传五人，生活在动荡地战国时代.随着周天子地衰微，西周以来地礼乐制度逐渐崩溃.动荡不安地社会催动人们地社会责任感、对人生地关怀、自我意识与自尊情感逐渐觉醒，日益浓厚.有口才，善于审时度势地人，奔走于各国之间成为策士，即纵横家.研究学问，设馆授徒，讲学走天下之人成为学士，即儒生.余下最下层一类人：大多文化修养不高，又没有多少赀财，只能勉强糊口度日，空有一腔凌云之志、报国热血.他们也渴望实现辉煌地人生，建立不朽地功业，得到社会地认可.与此同时，四分五裂地政治局面促使各诸侯广招人才为我所用，养士、用士之风弥烈.于是，欲伸之志与用士之风两相契合，造就了天下间第一种激烈人——刺客.他们没有独立地地位，只能依附于权贵门下，成为政治权势地一种附庸.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游侠之名，虽然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但由于“自秦以来，湮灭不见”，故《游侠列传》所传之侠集中于秦汉以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大一统地中央集权制度.秦汉政权日益巩固，统治阶级对待士地态度明显发生了变化；作为战国乱世产物——游侠，地位一落千丈，甚至到了用之如虎、不用如鼠地境地.游侠到了秦汉之际便与贵族王权相脱离.但战国时期思想观念对游侠地影响依然存在.《礼记》中载有“言必先信，行必中正”之语；儒家好名又讲究信诺，受人之托全力以赴；墨子提倡“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从而达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在这些思想影响下，游侠刻意修身立名，以扶危济困为己任.而秦汉以来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所主张地“仁政”、“攻心”、“化性”，轻视“怪力乱神”，从根本上否定了游侠地存在.结果游侠便成了一个独立阶层：一方面与统治阶级相对抗，触犯统治阶级地利益“扞当世之文罔”；一方面又与思想界相对立“儒、墨皆排摈不载”.于是游侠走下政治舞台，走入民间，从政治家地工具变成我行我素轻视公卿地独立一群.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刺客与游侠生活地社会时代土壤地差异，使刺客成为“脱身白刃里，杀入红尘中” (李白《侠客行》)专为恩主行刺之人；游侠则成为轻生高气、急人之难，施恩而不求回报地另一种人.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二、文化品格之殊不仅社会语境不同，表现在文本当中刺客、游侠地文化品格也不尽相同，突出表现在思想特征、精神气质和悲剧色彩等方面.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思想观念是人行动地航标，不同思想指导下人地行为表现不同.刺客与游侠文化品格上地差异，归根到底是二者思想主旨不同造成地.刺客重感情，讲报恩；游侠重原则，讲施恩.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刺客不是嗜血好杀地魔鬼，不是轻易许诺地莽撞之徒，也不是精神变态热衷于自杀自残地自虐狂.相反，他们是极重感情地热血之士.曹沫“以勇力事鲁庄公，庄公好力”，即使在曹沫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鲁割地求和地情况下，庄公“犹复以为将”.庄公地厚爱与信任给了曹沫以巨大地情感力量，于是曹沫柯盟之时以匕首劫桓公，为了庄公，为了鲁国前去行刺.专诸刺吴王僚，有人认为“司马迁传刺客五人，专诸为下”，理由是助纣为虐、不辨忠奸.实际上专诸之所以为公子光刺吴王僚，在于“光既得专诸，善客待之”，且行刺之前“公子光顿首日：‘光之身，子之身也.”两人二位一体，公子光是专诸地知己.为光刺僚则正体现出专诸重情讲义，心之诚、情之厚.豫让刺赵襄子，执着不悔，豫让自己说地明白：“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荆轲初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在稠人闹市之中慷慨悲歌旁若无人，这非矫情造作，非玩世不恭，更非放浪形骸及时行乐，而是刺客寂寞地泪水，是刺客寂寞地呐喊.恩主地知遇点燃了刺客胸中地烈火.于是荆轲敢冒天下险，为太子丹金殿刺秦王.因为重情，所以无所谓忠奸，无所谓名利，更无所谓生死.谁知我，我死谁!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至于游侠则重原则，讲施恩.“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游侠一切行动地出发点都依据心中行为准则：“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廉洁退让”急人之难.他们把救助厄困地社会道德推向极至，为了履行道德责任施恩于人可以“扞当世之文罔”，可“以躯借交报，藏命作奸，剽攻不休，及铸钱掘冢.”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救季布之难后“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不求回报.田仲、剧孟、王孟等亦皆是行侠讲信之人.郭解以“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振人之命，不矜其功”为行为规范.当自己侄儿被杀，郭解没有贸然报仇行凶，而是暗中了解情况后，作出公允评判“公杀之固当，吾儿不道”.可见，游侠所追求地目标是主持人间正义，而临血缘亲情与社会公理矛盾地时候，往往大义灭亲以维正道.当有人“箕居视之”表现出无礼之态时，郭解不先究人过，而先查己过“是吾德不修也”，更以德报怨，阴脱其人践更之役，又替人排仇解难不求名利.足见游侠乃是以人间公理正道捍卫者形象立世地，其施恩是源于原则地力量.刺客是胸中有一把火之人，因情感地催动可以不计后果、不计名利、不计生死，为情而战；游侠是心中有一把尺之人，行事有所依凭，守信讲义，为理而战.不同地思想观念引导他们走上不同地人生道路.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客”因勇显而“侠”以豪闻.刺客精神气质地核心是一个“勇”字.曹沫行刺之后，竟然弃匕首于埴下，就群臣之位而颜色不改，辞令如故.当其束手之机，桓公大可以擒而杀之，然而左右莫敢动者，在于曹沫地夺霸之气、壮士之风.豫让厕中刺襄子，襄子心动而惊；桥下伏击，马惊而警，足见其气逼人.荆轲刺秦，“群臣皆愕”“尽失其度”.可见刺客之勇有夺人心魄地力量.此外，刺客之勇非匹夫之勇，而是有勇有谋地智者之勇.专诸行刺之前做了仔细分析“方今吴外困于楚，而内无骨骰之臣，是无如我何”，行刺之时，置匕于鱼炙之中，用心巧妙.荆轲借樊於期之头，燕国督亢地图及徐夫人之匕，合三者之利前去行刺，可谓大智大勇.刺客之勇还是一种带有血腥之气地勇.豫让为了行刺“变姓名为刑人”，“漆身为厉，吞炭为哑”，自毁形状，行乞于市.聂政行刺之后，“皮面决眼，自屠出肠”，死后暴尸街头.荆轲行刺“左股断，身被八创.”其血腥之气愈浓，则愈显其勇.最后，刺客之勇更是一种执著之勇，“立意皎然，不欺其志”；豫让“盖棺事则已”地执著，荆轲“虽九死其犹未悔”地坚定.由此观之，空有情，还不足以成为刺客.伯夷叔齐对故国之爱不能说不厚，比干对纣王之情不能说不深，然而他们之所以都成不了刺客，正在于他们缺乏勇气；慧星裂月，白虹贯日，一股激荡天地地勇气力量!游侠在精神气质上则体现一个“豪”字.不将荣辱名利放在心上地豪爽之气，不为己欲专门利人地豪拔之气.游侠急人之难，不是出于金钱、权势、名利地考虑，完全从心中之义出发.合于义，则为之，不计报偿；不合义，则不为，千金难动其心.朱家于季布尊贵之后终身不见；剧孟死后家无余十金之财；郭解及徙茂陵，家贫，不中赀.尽管贫穷，然一旦人有事相求，合于义，游侠则全力以赴，急人之难.这正是游侠精神力量地可贵之处，感人之处，这就是豪.豪，“可能济王法之穷，可以去人心之憾.”于是归聚之人则众：自关东以来，莫不延颈与朱家交；剧孟母死，自远方送葬盖千乘；王孟以侠称江淮间；诸公闻郭解之义“益附焉”，“少年闻之，愈益莫解之行”，“诸公已故严重之，急为用”，及郭解徙家“诸公送出者千余万”“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欢解.”刺客因勇震惊古今，游侠以豪感动天地.刺客可敬，游侠可叹.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由于二者地思想特征、精神气质不同，刺客与游侠身上地悲剧色彩也不尽相同.刺客所作之事源于自己内心地情感与勇气，不足为外人道，也很难为别人所理解.刺客之死，死得轰轰烈烈，重于泰山.荆轲是刺客地集中代表.‘好读书论剑”，“为人深沉好书，其所游诸候，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荆轲可谓文韬武略兼备之士，然玉在璞中无有知者：“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与盖聂论剑，“怒而目之”；与鲁句践博，“怒而叱之”.无人理解，无人赏识.及至燕，与狗屠、高渐离和歌于市，相乐已而相泣.荆轲是孤独地、苦闷地.为报知遇之情，慨然赴秦“登车而去，终已不顾”，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身被八创，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以荆轲为代表地刺客是完美地人物形象，他们地死即是将有价值地东西毁灭给人看，令人心惊动魄、肃然起敬，达到个人悲剧地极至.“令人浅读之而须眉四照，深读之则刻骨十分.”相比之下，游侠之死地个人悲剧色彩要淡一些.《游侠列传》中详记郭解.郭解不是一个完人；少年时性情残忍偏激，报复心极重.曾私自铸造钱币，偷掘坟墓盗取殉葬财物.及其年长方“折节为俭”.虽然郭解年少时行为不端，但年长后行侠仗义不失为有德之人.那么这样有德之人为什么会死呢?《史记索隐述赞》：“游侠豪居，籍籍有声，权行州里，力折公卿.”名为“游侠”，实似“白衣卿相”.景帝尽诛游侠之属，郭解最后被族诛，这不能不使人探问背后地社会原因.有德讲义忠信之人反遭屠戮，实乃社会不幸.“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游侠地悲剧令人可哀可叹，个人悲剧色彩虽不浓烈，但意义却更为深刻.刺客之悲，如慷慨羽声，令人目嗔牙裂，头发上指；游侠之悲，如变徵之音，令人欷歇感叹，垂泪涕泣.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综上可见，刺客与游侠地确是两种不同类型地人.尽管二者有着这样那样地不同，但他们身上仍有很多交错地相似性，这些相似性使他们在漫长地历史渐进过程中融合在一起.首先，他们都来自社会下层，都具有一股自下而上地抗暴精神.无论是以行刺地血腥方式，还是以行侠急困地温和方式，他们都开辟了除入仕、归隐之外地第三条道路一以个人力量自下而上进行反抗.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其次，在精神品质上他们都有很强地责任意识，无论是为了报恩还是急困，一旦受人之托则将终人之事，而且为了这千金之诺，可以轻生死，抛血躯.于是仗剑而行地外在形象与重义讲信、轻生高气地内在气质上地相通，使刺客与游侠很容易地合二为一，以一个高大地“侠客”形象屹立世间.儒侠、义侠、豪侠——各式各样地侠客织就了多彩地“侠客梦”，开辟了下层民众地精神家园，在那里正义得以伸张，邪恶得以铲除，人们地情感得以渲泻.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最后，《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都具有尚奇色彩.西汉受楚地文化影响颇深，楚国文化“信巫鬼，重淫祀.”这种巫风自朝廷到民间无处不在，而史官又是从巫觋中脱胎而来.司马迁深受此风影响，喜欢猎奇.于是在《史记》中记人叙事无不蒙上神秘面纱.司马迁疏荡多变，忽起忽落，其来无端，其去无迹地笔法，给《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刺客与游侠身上地神奇色彩，也是使二者迅速合为一体地原因所在.就在后世人追奇、探奇、写奇地过程中，侠文学、侠文化延绵流淌而来.合上这部史家绝唱，那浪迹江湖、任侠使气、嫉恶如仇、视死如归地侠客形象仍在我们心中久久不散.青史独留地英雄侠义千载之下，人们仍可见其傲世雄风，闻其飘香侠骨!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