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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对这个案子，我一直是抱着一个特别兴奋的态度来看的，当然兴奋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本案跟自己所服务的这所大学有密切的关系――这个大学的毕业生状告自己我们的大学，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更令人兴奋的一点是，被告与原告分别由我的同事和――在一个不严格的意义上讲――我的学生代理，他们在法庭上唇枪舌剑，一争高下，这的确很令人开心。
当然刚才两位原告的代理人和我们被告人的代理律师，两家都澄清了一些观点。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澄清，是关于职务和承担职务的特定人的分离。
我想律师这样一个职业是非常特殊的，像湛老师刚才所说的一番话，提出了很多很有意思的问题。
当然他的同情心我也是很能理解的，昨天他还跟我说，一方面自己是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有着无比的爱心和无比的同情心，让自己的在法庭上与自己所在学校的毕业生对垒，常常感觉到自己有一种角度错位，但是另外一方面律师必须为自己客户尽最大的努力，为自己的客户利益而作斗争。
这两种角色相互分离，我记得孟子曾经说过职务和与人之间区分的道理，这里则更是两种职务角色的冲突。
不知道职务与人之间的分离是不是现代行政法的一个非常重要原理？湛老师刚才说希望一审的时候代理被告，二审时代理原告。
我想，他实际上可以这样，同一审级的时候，就可以既代理原告又代理被告，在这边辩论一会儿，在那边辩论一会儿，自己与自己打架。
当然，这只是个玩笑。
对于这起诉讼，我曾经有一点顾忌，那就是，担心外部权力借此机会，以司法的名义干涉大学的独立，对学术自由与独立是否会产生某种不良的影响。
从另一方面说，是担心司法权会过度行使。
我们都记得法国的托克维尔讲过，在美国任何政治性的事务都可能变化为法律的问题，通过司法的途径来解决。
如今强调依法治国，可能人们会以为法院管的事务越宽越好。
但我还是有点顾忌大学的自主、大学的独立跟法院的权力直接进入大学之间是否会发生冲突。
按照何兵先生的话来说，司法的阳光照耀到科学的殿堂，司法的阳光绝对不仅仅是阳光，有时可能是粗暴的、不那么令人愉快的急风暴雨，有可能对科学的殿堂有某种负面的影响，这个问题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
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论我国高等教育学位制度之完善湛中乐【学科分类】行政诉讼法【出处】《中外法学》2000年第4期【关键词】高等教育教育法制学位制度教育救济【写作年份】2000年【正文】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论我国高等教育学位制度之完善1999年岁末，随着刘燕文以一纸诉状将北京大学告上法庭，这桩后来在社会上沸沸扬扬的诉讼拉开了序幕。
在此后的两次开庭审理中，双方唇枪舌剑，据理力争，而经由这个案件引起的极其广泛而热烈的思考和讨论，则远远超出了这个案件本身，直接和深刻地触及了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方方面面。
本文试图从该案出发，对高等教育制度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阐述，并对完善我国高等教育制度提出相应建议。
本文将主要针对以下问题进行论述：1、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及相关问题分析；2、受案范围问题及教育领域的法律救济；3、正当程序；4、学位评定委员会的主体资格及其职责；5、投票表决及计算问题；6、诉讼时效；7、毕业证问题。
一、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及相关问题分析在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中，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高等学校对受教育者有进行学籍管理等权力，有代表国家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职责。
高等学校作为公共教育机构，虽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行政机关，但是其对受教育者进行颁发学业证书与学位证书等的权力是国家法律所授予的，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4项的规定，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
下面，就将围绕学校的地位及由此产生的学生与学校的关系问题进行论述。
法国行政法上，认为学校属于公立公益机构。
公立公益机构是一个人格化的公共行政机构，它在特定的范围内提供一种或多种专门的公共服务，其有三个要求：专门服务，公共服务及人格化。
而法兰西研究院、各高等研究院、大学院校、公立中学和各中高教育学校等公立教育机构则均属于国属公立公益机构。
因此，它们属于公务法人的范畴，和地方团体以及国家一样，是一个行政主体。
第1篇一、事件背景刘燕文诉北京大学事件是我国近年来一起引起广泛关注的知名法律事件。
该事件始于2006年，刘燕文因与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在博士生招生录取过程中的纠纷，将北京大学告上法庭。
该事件不仅引发了社会对高校招生制度、学术诚信等方面的关注，也引发了人们对法律公正、教育公平的思考。
二、事件经过1. 刘燕文背景刘燕文，女，1973年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
1992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97年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
2002年，刘燕文考取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物理学家谢晓亮教授。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刘燕文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
2. 招生录取纠纷2005年，刘燕文申请参加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博士后的招生考试。
在考试过程中，刘燕文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然而，在招生录取过程中，刘燕文发现自己的成绩被降低，导致其未能进入面试环节。
刘燕文认为，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在录取过程中存在不公平现象，遂向北京大学提出申诉。
3. 申诉无果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对刘燕文的申诉进行了调查，但最终认定刘燕文的申诉无理，维持了原录取结果。
刘燕文不服，向北京大学纪委、监察处提出申诉，但均未得到满意答复。
4. 提起诉讼2006年，刘燕文将北京大学告上法庭，要求法院判决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在录取过程中存在不公平现象，侵犯其合法权益。
此案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成为我国近年来一起具有代表性的法律事件。
三、法院判决1. 一审法院判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了此案。
法院认为，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在录取过程中，确实存在降低刘燕文成绩的行为，侵犯了刘燕文的合法权益。
据此，法院判决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向刘燕文赔礼道歉，并赔偿刘燕文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5万元。
2. 二审法院判决北京大学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遂维持原判。
四、事件影响1. 招生制度改革刘燕文诉北京大学事件引发了对我国高校招生制度的广泛讨论。
刘燕文诉北京大学不授予博士学位、不颁发博士毕业证行政诉讼案案例法律关系类别教育行政法律关系案例性质类别学位案原告刘燕文被告北京大学一审受理法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案例内容原告：刘燕文，男，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92级博士生。
委托代理人：何海波、何兵，北大法学院行政法学博士生被告：北京大学委托代理人：周其凤，北大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湛中乐，北大法学院行政法学副教授原告刘燕文认为自己符合大学毕业生的法定条件，被告北京大学拒绝给其颁发博士毕业证、学位证是违法的，遂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基本案情介绍：1992年9月，刘燕文在获得北大的硕士学位和毕业证书后，继续留在北大无线电电子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主攻方向为电子物理，其导师是以吴氏理论著称于世的光电阴极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全德。
由于实验仪器未能准时到位，刘燕文的论文推迟了半年才答辩。
对刘燕文的博士论文--《超短脉冲激光驱动的大电流密度的光电阴极的研究》--的审查经过了三道程序：其一是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审查（当时7位委员全票通过）；其二是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电子学系分会的审查（当时13位委员中12票赞成，1票反对）；其三是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查（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共计21位，对刘文进行审查时到场16位委员，6票赞成，7票反对，3票弃权）。
根据1996年1月24日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查结果，决定不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只授予其博士结业证书，而非毕业证书。
并且这一决定结果未正式、书面通知刘燕文，他为此曾多次向系、校有关部门询问未获得学位的原因，也曾向国家教育部反映情况，均未得到答复。
1997年他向法院起诉，法院以"尚无此法律条文"为由不予受理。
1999年7月，他从报上看到"北京科技大学本科生田永诉学校拒发'两证'行政诉讼案，田永胜诉"一事的报道后，带着报纸来到海淀法院，院方终于受理了他的诉讼，至此他得以与北大对簿公堂。
人民法院报/2003年/02月/24日/高校与学生之间行政法律纠纷及其解决思路王丛虎2002年岁末,西南某大学两大学生某甲(女生)和某乙(男生)因发生性行为,导致某甲怀孕。
该大学依据本校学生违纪处罚条例中关于 发生不正当性行为者,给予留校察看直至开除学籍处分的规定,做出将这对相恋的男女大学生勒令退学的处理决定。
某甲不服,遂以母校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法院裁定不予受理。
这不禁使笔者又想到了近两年发生的大学生状告母校的案件:北京大学92级博士生刘燕文状告北京大学,要求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案;北京科技大学本科生田某状告北京科技大学,要求颁发毕业证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生韩某状告财政科学研究所勒令退学案等等。
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不少有关高等学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纠纷。
两者矛盾激化到通过诉讼途径来解决的也为数不少。
该类案件引起了法学界的关注,同时也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强烈反响。
为此笔者拟从宏观层面,对该类法律问题作一探究。
高校和学生之间存在着行政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是指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发生的受行政法律规范调整的行政管理和监督行政关系的总和。
也就是说,行政法律关系所表现的特征就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命令与服从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八条规定: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下列权利: (一)按照规章自主管理;(二)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三)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四)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五)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八条规定: 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授予;授予学位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及其可以授予学位的学科名单,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出,经国务院批准公布。
由此不难看出,我国的教育法和学位条例通过法律授权的方式,明确规定了学校对学生具有的行政管理权。
这样,高等学校就属于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
科技大学生田永北大学生刘燕文把母校告上了行政法庭原告田永是北科大应用科学学院物理化学系94级学生。
1996年2月29日，田永在参加电磁学课程补考过程中，随身携带有电磁学公式的纸条。
田永中途去厕所，纸条掉出，被监考老师发现。
监考老师虽末发现田永有偷看纸条的行为，但还是按照考场纪律，当即停止了田永的考试。
北科大以田永违反该校制定的(94)第068号文件——《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为由，决定对田永作出勒令退学的处理。
但是该退学处理决定并未得到实际执行，即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直接向田永宣布处分决定和送达变更学籍通知，也末给田永办理退学手续。
在此后约二年中，原告田永继续在该校以一名正常学生的身份参加学校的学期注册，交纳学费。
继续享受学校补助金和使用学校各项设施，包括校医院、图书馆、教室。
田永还以该校大学生的名义参加各科的考试，修完了所有学分并参加大学生毕业实习设计，先后领取了英语、计算机毕业设计等成绩的合格证书。
1998年6月临近毕业，北京科技大学以原告田永已作退学处理，不具有学籍为由，拒绝为其颁发毕业证和派遣证等，也没有将田永授予学士学位资格名单交本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
于是田永把母校告上了行政法庭，要求母校为他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派遣证，要求母校向他赔礼道歉、恢复名誉、赔偿经济损失等，最终田永胜诉。
该案曾引起法学界乃至全社会的关注。
北大学生刘燕文为学位状告母校为行政诉讼被告案。
2000年，几百名北大学生在海淀区法院鼓掌欢呼，庆祝刘燕文为学位状告母校一审胜诉，两位原告的诉讼代理人在北大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
1996年初，北大无线电电子学系刘燕文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和系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批后，报请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
学位评定委员会共有委员21人，表决时到会16人，表决结果是7票反对，6票赞成，3票弃权。
北大认为赞成票未过半数，决定不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只发给其博士结业证书。
刘燕文得知后，曾经向北京大学多次询问，北京大学给予的答复是无可奉告。
案例：刘燕文诉北京大学不授予博士学位案原告：刘燕文被告：北京大学一审受理法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案例内容：原告：刘燕文，男，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92级博士生。
委托代理人：何海波、何兵，北大法学院行政法学博士生被告：北京大学委托代理人：周其凤，北大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湛中乐，北大法学院行政法学副教授原告刘燕文认为自己符合大学毕业生的法定条件，被告北京大学拒绝给其颁发博士毕业证、学位证是违法的，遂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基本案情介绍：1992年9月，刘燕文在获得北大的硕士学位和毕业证书后，继续留在北大无线电电子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主攻方向为电子物理，其导师是以吴氏理论著称于世的光电阴极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全德。
由于实验仪器未能准时到位，刘燕文的论文推迟了半年才答辩。
对刘燕文的博士论文--《超短脉冲激光驱动的大电流密度的光电阴极的研究》--的审查经过了三道程序：其一是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审查（当时7位委员全票通过）；其二是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电子学系分会的审查（当时13位委员中12票赞成，1票反对）；其三是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查（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共计21位，对刘文进行审查时到场16位委员，6票赞成，7票反对，3票弃权）。
根据1996年1月24日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查结果，决定不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只授予其博士结业证书，而非毕业证书。
并且这一决定结果未正式、书面通知刘燕文，他为此曾多次向系、校有关部门询问未获得学位的原因，也曾向国家教育部反映情况，均未得到答复。
1997年他向法院起诉，法院以"尚无此法律条文"为由不予受理。
1 999年7月，他从报上看到"北京科技大学本科生田永诉学校拒发'两证&a pos;行政诉讼案，田永胜诉"一事的报道后，带着报纸来到海淀法院，院方终于受理了他的诉讼，至此他得以与北大对簿公堂。
第一次开庭时，刘燕文独面北大两位诉讼代理人（北大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周其凤和法学院行政法学副教授湛中乐），第二次开庭时何海波与何兵两位北大法学院行政法学博士生作为其代理人出庭，由此海淀法院展开了"学子告北大，学生辩先生"的别开生面的一幕。
中必须履行的程序原则。
也需，北京大学会争辩说，这样的要求没有法律依据。
确实，如果把法律仅仅理解为立法机关制定并记载于纸上的条文，我承认，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条文”专门就此作出明确规定。
是否给刘燕文申辩的机会、是否在作出不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中说明理由、是否用书面形式通知本人，属于程序上的自由裁量。
尽管没有一条法律条文明确要求这样做，但法律的正当程序要求这样做！被告北京大学没有履行这些程序原则，其所作的不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的决定不具有合法性！我的这个意见不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依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行政行为“滥用职权”即构成违法。
如果对54条作一整体理解，我们不难发现，滥用职权是指滥用行政裁量的权力，包括滥用程序上的裁量权。
被告北京大学对正当程序原则的严重违背，已经构成滥用职权。
应当指出的是，行政法上的正当程序原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讨论的话题，而已被司法实践所确立，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海淀法院对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件的判决。
在那个案件中，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因田永考试作弊对其作退学处理。
海淀法院判决认为该退学处理决定不合法。
在判决理由阐述中，海淀法院称：“……退学处理的决定涉及原告的受教育权利，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原则出发，被告应将此决定直接向本人送达、宣布，允许当事人提出申辩意见。
而被告未依此原则处理，尊重当事人的权利……”同本案情形相似的是，在北京科技大学作出退学处理决定时，所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它规范性文件都没有规定这一程序要求，是海淀法院在判决中创造性地运用了正当程序原则。
海淀法院的判决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认可，并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9年第4期作为典型案例公布。
该案作为运用正当程序原则判决的先声，对今后地方各级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具有示范作用。
在田永案件事隔不久，非常相似的案件――两者都涉及高等教育制度，都属于对当事人影响重大的不利处分――又提交到了法官们的面前；巧合的是，由相同的法院、甚至基本相同的合议庭成员来审理。
第1页（共9页）何兵老师对“刘燕文诉北大学位案”的精彩辩护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原告蹒跚的脚步今天终于迈上司法神圣的殿堂；经历了三年多的凄风苦雨，原告终于沐浴到司法正义的阳光。
本代理人首先需要声明的是，无论本案实体判决如何，也就是说，即使判决我方败诉，我方仍将对法庭表示深深的谢意和敬意，因为法庭给了我方一个申辩的机会，给了我们一个法律上的正当程序，程序有时比实体更重要！代理人同样想要说明的是，即使本案被告胜诉，被告也会因为在作出对于学生性命攸关的决定时，拒绝给予一个正当的程序，而损害被告所享有社会声誉。
这一点不仅是被告所不愿的见到的，而且也是原告以及每一个爱护被告声誉的人们所不愿的见到的。
海淀法院在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的判词中宣言：“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原则出发，被告应将其决定直接向本人送达、宣布、允许当事人提出申辩意见”。
在一个缺乏正当程序传统观念的国度，海淀法院这一庄严宣告如同来自天堂的鼓声，震撼着我们以及一切渴望法治的人们的心灵。
这一宣告，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本着对法治的深深渴求，本着对正义的不灭梦想，我们走上今天的法庭，我们要和被告争辩的问题不仅是被告决定的本身，更重要的第2页（共9页）是被告决定的过程。
我们向被告所要求不仅仅是原告赖以存身的证书，更重要的是，我们向被告要求一个正当的程序，即：当我们的命运被决定的时候，请给我们一个正当的程序。
作为被告的学生，我们服从被告的管理，但作为法律上的公民，我们不是无生命的物品，可以被随意地处置，我们是一个个法律是大写的人！没有正当程序的保护，一切法律上的权利都会落空。
没有正当程序的保护，今天坐在原告席上的是刘燕文，明天可能就是我们，后天就可能是被告的代理人！为此，追求法律的正当程序应是原告和被告代理人以及一切的人们的共同利益所在，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依法治国是中央的重大决策，是宪法对公民的庄严承诺，我们今天来此的目的就是——请兑现这一承诺。
在对被告的行政决定程序进行细致的分析后，我们确信：被告作出决定的程序不仅违背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而且决定明显地违法。
我方代理人何海波刚才已较为完整地发表了我们的共同观点，本代理人现作补充如下：一、被告行为的违法性。
首先，被告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形成的决定，未达到法定的票数要求，其决定无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暂行条例》第10条2款规定，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对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报请授予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的决议，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决定以不记名投票方式，经全第3页（共9页）体成员过半数通过”。
上述法律条文所言的“全体成员”应当理解为全体组成人员，而不能理解为实际到会的人员，问题的核心是：被告如欲对“全体成员过半数”做出特别解释，解释为“到会成员过半数”则必须提供依据，否则只能按常态解释，这是法律解释的基本原则——主张例外的人负提供理由的责任。
被告否决原告博士学位申请的理由是：既然没有一半票数“通过”，那就是“没通过”。
这是被告单方的解释。
解释必须符合理性的规则，如果被告的解释在逻辑上是成立的，则我方有权按同样的逻辑进行解释，这是自明之理。
我方按此逻辑解释的结果是：既然没有一半票数“不通过”，那就是“通过”。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何如？之所以出现这种逻辑上的不可解，是因为被告采取的标准实质上是多数决，而不是半数决。
被告的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的要求。
被告的学位评定委员会的表决实际上未形成任何结果，依法应重新表决，而不是轻率地作出否决的决定。
再次，被告的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决定缺乏事实依据。
被告认为学位评定委员会对论文水平是否达到博士水平有实质上的审查权，这实际上是将评定委员会变成了另一个答辩委员会。
前述学位条例以及国务院的实施办法对答辩委员会和评定委员会的职责进行了明确划分，第4页（共9页）它们是两个具有不同职能分工的机构，而不是一种行政上具有录属关系上下级机构，更不是两个机构同时拥有答辩权。
学位条例第10条1款规定：“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负责审查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组织答辩、就是否授予硕士或博士学位作出决议”。
据此，答辩委员会对论文是否达到博士水准有权“决议”，而“决议”一词本身的内涵就是决定权，即对于论文是否达到博士水准问题，法律已最终地授权于论文答辩委员。
为防止答辩委员会滥用权力，学位条例10条2款规定：“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对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报请授予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决议，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18条1款8项规定学位评定委员会有权“作出撤销违反规定而授予学位的决定”。
据此，学位评定委员会对答辩委员会的决议有批准或不批准权。
批准的结果是授予学位，不批准的结果应是撤销答辩委员会的决定。
学位评定委员会对答辩委员会的决议有撤销权、否决权不代表其对论文本身是否达到博士水准有决定权，这是二种完全不同的权力。
撤销的结果是“决定”不存在，但并不形成新的决定，决定的权力和任务仍保留在他人，在本案中仍保留在答辩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自己并无权就论文是否达到博士水准作出决定。
学位评定委员会直接越权作出了论文未达到博士水平的认定，并基于这一理由决定不授予刘以博士学位，对论文进行了实质性判断，属于超越职权。
被告认为既然其对于“报请授予博士学位第5页（共9页）的决定”有否决的权力，当然对就具有对博士论文进行实质上的审查权。
被告产生这一错误认识的根本原因在于将“对问题的决定的否决权及撤销权”与“问题本身的决定权”划等号，实际上这是二种不同的权力，正如法院在行政诉讼中有权撤销、否决行政机关的决定，但并无权代行政机关作出决定，而应责令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决定一样。
被告认为，学术评定委员会有权对博士论文是否达到水平进行实质审查，被告的依据何来？遍查学位条例及暂行办法的规定，学位评定委员会计有九项权职，没有一项赋予评定委员会以实质的判断权。
既然答辩委员会已决议通过刘的论文答辩而刘也无其它不应授予学位的事实存在，学位评定委员会依据什么事实不授予刘博士学位？行政行为必须要有事实依据，而被告学位评定委员作出不批准的决定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再者，法律为学位评定委员会行使撤销权所设定的条件是：“违反规定而授予学位的决定”。
本案中，答辩委员会作出授予学位的决定未违反任何规定，被告学位评定委员会撤销的理由何在？请被告找出理由。
二、被告行为的非理性我们认为被告的行政行为不具有基本的程序正义。
第6页（共9页）首先，被告的运行体制是一个让外行决定内行的体制。
被告将实体的判断权交给一个非本专业的专家来判断，实际上是让外行来判断内行。
专家永远只是行业的专家，学者也只能是专业的学者。
跨越了所专的行业，专家就不是专家，学者就不是学者。
让专家判断专业以外的问题实在是勉为其难。
现在请让我再一次宣读一下原告的博士论文题目——“超短脉冲激光驱动的大电流密度的光电阴极的研究”。
听了这一题目，在座的各位有谁知道这说的是什么吗？是否有一种发晕的感觉？问题就在于，一旦超越专业的领域，专家就失去了判断的能力，专家也要发晕。
经济学家或者法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判断能力与北大学五食堂的师傅是没有实质区别的。
专家为此不得不依赖于其他人的判断或报告来判断。
靠听汇报作结论的根本问题在于，听取的报告只是个人的报告，报告人的观点、态度、能力都会影响判断的真实性，其结果是学位评定委员会成了实现某个人或某一些人意志的工具。
表面上是集体在进行判断，实际上只是集体中的某些人在判断。
当外行的专家们对他们一无所知的领域的博士论文进行否决的时候，他们是否听到了被否决者无力的呻吟？是否意识到在他们的否决票下有可能产生多少冤魂怨鬼？再次，被告的运行体制在淘汰庸才的同时，极可能扼杀天才。
本案中，原告之所以被否决，是因为某些人对论文有异议。
博士论文的要求是创新，创新意味着与世不同，与前人不同。
一个新的观点，一第7页（共9页）个新的认识在其提出之初，时常并不能为人们所承认和理解，真理总是伴随着异议而诞生。
哥白尼是在世人的一片反对声和嘲笑声中提出日心说的；伽利略是在世人的一片怀疑声中，步上了比萨斜塔。
在人类探求真理的艰难跋涉中，哪一步是正确的步伐，有时是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
正因为此，才需要设置一种争辩的机制来帮助判断，真理是在争辩过程中被人认知的。
假如人们不让伽利略步上比萨斜塔，结果将会怎样？步上比萨斜塔实际上就是一种争辩。
数百年前的伽利略尚且可以为真理而辩，为什么在共和国成立五十年后的今天，被告在决定原告的命运时，不能给原告以申辩的机会？这难道有什么困难吗？当然，我并不是说本案原告就是一个天才，而是说被告的这种运行机制是不能产生天才的机制。
仅仅因为部分人对论文有异议或不同的评价，就在没有听取辩解理由的情况下否决一篇博士论文，这是一种即为危险的体制。
纵令我们相信这种机制可以淘汰99%的庸才，我们也完全可以相信，它也必将同时扼杀掉1%的天才，而正是这1%的天才对人类才是至为珍贵的。
在这样的机制下，北大能产生哥白尼吗，能产生伽利略吗？哥白尼们，伽利略们将会在一片反对声中含恨而去，甚至含恨而死！被告的行政程序是一个不具有最基本程序正义的程序。
程序的一第8页（共9页）个最基本要求是参与，被决定者有参与的权利。
本案原告之所以感到自己“像一只蚂蚁一样地被掐死”原因就在于此。
原告的博士论文在被否决之前，未能发出那怕是最为微弱的声音，在事后也无人奈烦听他的诉冤。
原告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在北大苦熬了三年，常年的读书导致高度的近视，如今戴上960度的眼睛尚看不清对面的面孔。
原告的眼睛已经蒙上阴影，难道我们还要在他的心灵上蒙上阴影吗？当然，博士学位不是一种施舍，不能因为原告承受了苦难就要给他一种精神上的安慰，但诉诸我们的良知，难道我们在决定将一个客人——更不用说注册的正式学生——赶出校门时，不该问一声——你有什么委曲吗？作为被告的学生，我们牢记着被告所确立的校训：“严谨、求实、团结、创新”。
然而，请被告反躬自问，你们真诚地相信，你们的工作程序是严谨的吗？是求实的吗？这是一种保护创新的机制吗？被告如果自己都不能遵守自己树立的校训，何以面对北大上万名莘莘学子？我们真诚地希望被告能够从善如流，革除弊政，这是我们对于被告新的法定代表人，北大新校长的厚望。
北大之所以成为北大，是因为“北大是常为新的”，本世纪初先哲的铿锵之语至今言尤在耳边回响，在本世纪末，北大应当如何做出回答？审判长、审判员，今天，原告用一纸诉状载来了他美好的梦想，第9页（共9页）也载来了我们共同的梦想，这就是，让司法的阳光照耀科学的殿堂。
一切在变，一切在流淌，但有一种东西是不能放弃的，那是对正义的追求；一切在变，一切在流淌，但有一种东西是不能放弃的，那是对司法的信仰。
本诸对正义的渴望，本诸对司法的信仰，我们走上了法律的殿堂，并向你们说出了心中深深的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