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05-01-21作者简介:王蕴智(1955-),男,河南省许昌人,郑州大学历史与考古系博士生导师,河南省特聘教授,河南省中国古代史重点学科及博士点学术带头人,河南省文字学会会长。
《说文解字》的学术价值及其历史局限王蕴智(郑州大学,河南郑州450000)摘 要:许慎和他的《说文解字》,在中国学术史及文字学史上有着崇高的学术地位,其学术价值可归纳为六个方面。
《说文解字》对文字的材料分析解说存在着一些误差,字形源流判断不够准确。
当代学者既不能过于苛求《说文解字》的不足,也不可一味曲意加以维护,而是应该占有更为丰富的资料,充分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去弘扬发展由许慎《说文解字》所奠定和开创的文字学事业。
关 键 词:许慎;《说文解字》;学术价值;历史局限中图分类号:H1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670(2005)03-0052-05 汉代经学的兴盛和小学的发达,把汉语言文字的研究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自许慎的《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问世以后,传统语言文字学即小学的研究,便着重以《说文》为对象。
人们把对许书的研究称之为“《说文》学”,或亲切地称作“许学”。
过去的学者一直把《说文》放在与儒家经典相等同的地位。
晚清乾嘉学派再度使传统的小学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发展,他们的主要学术贡献就是基于对《说文》学的深入研究。
直到今天,如果想要深一步地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字和历史文化,也必须了解、熟悉《说文》。
一、奠定了汉语文字学的基础《说文》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说解文字的专用字典,具有实用性的一面。
同时,它又是一部开辟汉字研究领域的文字学专著,具有深远的学术影响。
《说文》的基本内容,就是运用六书的理论来实际分析解释隶书之前的古汉字形体,兼及音义。
实现这一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具备关于汉字源流特点的本质认识,还要涉及汉字的起源、演化、功用、构造等一系列具有规律性的重大理论问题。
这些重大问题皆在许慎的《说文解字・叙》中有所阐发,并用来指导贯彻全书的说字实践。
《说文》的最可贵之点,正在于以理论来联系实际,尤其是把《说文解字・叙》提出的六书这一衡量汉字造字、用字的理论具体化,做到逐一对每个汉字穷追根源,分条缕析。
依赖许书的发凡,使得中国的文字研究早在汉代就形成了一门独具特色的学术体系,奠定了汉语文字学的基础。
在许慎之前,人们对汉字系统的认识尚处于感性阶段,有些时人说字,甚至流于荒谬,用许慎《说文解字・叙》的话说,就是“未尝睹字例之条”。
《说文》正是力图根据小篆系统的古文字去详尽地阐明六书条例,第一次把六书理论和说解汉字本源结合起来。
当然,六书说并不是许慎本人创立的,然而却是许慎通过《说文》最终确立并加以论证和发挥的。
六书学说是中国文字学的经典理论,自《说文》问世以后,它一直支配并指导于中国文字的研究,文字学史上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字学著述,都不能不涉及六书的内容。
直到近几十年来,随着古文字新材料的整理与研究,文字学家们相继提出了有关古汉字的构形学理论。
[1-4]这些新的文字学理论,实际上也是在许慎六书条例和古文字形体结构分析的基础上形成的,符合汉字研究的传统精神,因此六书理论的重要性仍然不可低估。
相信由许慎开拓和奠定的汉语文字学这一学术领域,在1800多年之后,随着现当代古文字资料的大量出土和高科技手段的信息开发,今后必将会更加兴旺发达。
二、开创了字典编纂的体例依据六书的原则建立汉字的部首,并把数以万计的汉字“分别部居”、“据形系联”,使之各有归宿,统一编排,这是许慎的空前的创举、了不起的发明。
许慎是一位伟大的探索者,在当时非常有限的条件下,他不仅有意向人们阐发六书理论和关于汉字结构的知识,还旨在向全社会提供一本可以检阅每个字的字典。
在许慎笔下,仅对浩如烟海的字头进行正确说解是不够的,还必须创制一种编排汉字的崭新体例。
在第20卷第3期2005年6月 平顶山学院学报Journal of Pingdingshan University Vol.20No.3J un.2005许慎生活的时代,反切注音法尚未产生,按字音系统编次汉字是不可能的。
《尔雅》式字书是按义类排列的,它的发展方向是词书,许慎如果参据这种编纂体例,当然写不出具有文字学特色的字典,因此,许慎必定要选择字形编排法。
六书是许慎用来探求汉字构造系统的指导思想,这一理论正好可以帮助他合理解决汉字字形的编排问题。
许慎切合小篆字形结构的特点,经过苦心爬梳,破天荒地归纳成了540个偏旁相对独立的部类,即部首。
540部的创立,一方面较好地解决了统摄所有汉字的问题,而更重要的则是创造了一种部首检字法,开了文字学字典之先河。
运用构形分析法发明的部首,既可以从字形上统领部中之字,又能从字义上规定、显示同部字所属的意义范畴。
这种部首制度的建立,为汉字部首检字法提供了科学依据。
《说文》正是根据部首制度的特点来系统地编排、解说字形,较为完善地建立了一套以收字、析形、释义、注音、引证为内容的字典编纂法体例。
这种编纂体例较之《说文》以前《三苍》式、《尔雅》式等不够科学的字书体例,显示出了巨大的优越性,而且它很快便取得了汉字字书编纂的正统地位。
后世较为重要的字书,如晋吕忱的《字林》、梁顾野王的《玉篇》、宋司马光等的《类篇》等,基本上承袭了《说文》的编排形式。
明清以后的字书,如梅膺祚的《字汇》、张玉书等的《康熙字典》等,还有近现代的一些字书,多依据通行汉字的形体结构,对《说文》部首有所简化、改革,字的归部也由严格依照文字学原则改为适合一般群众的检字法原则。
然而从本质上说,这种编制仍然属于部首检字法一系的,从源流上说,仍然取法于《说文》,不过是对《说文》编纂体例的继承和发展而已。
至于专门领域(如古文字)的文字字书,如今大多仍遵循和因袭许慎“据形系联”的部首格局,此足见《说文》部首及其编纂体例的强大生命力。
三、释读古文字资料的津梁《说文》是一部以篆为主,汇古、籀为一体的字典,论其材料,当属于古文字的范畴。
然而这些材料经过许慎长期不懈的整理与研究,一直流行于世,和隶楷字形的对应转换关系比较明显。
因此,古文字学家无庸再把篆系文字当作考释的对象,而是把《说文》当作工具,用为释读古文字的钥匙、沟通古文字资料的津梁。
唐兰曾经说过:“因为周代的铜器文字,和小篆相近,所以宋人所释的文字,普通一些的,大致不差;这种最简易的对照法,就是古文字学的起点。
一直到现在,我们遇见一个新发现的古文字,第一步就得查《说文》,差不多是一定的手续。
”[5]对于初学者来说,由于能够借助《说文》,则可把学习古文字的距离缩短,比较容易地了解一些中国文字的来龙去脉。
20世纪以来尤其是建国以后,随着殷墟甲骨文、殷周青铜器铭文以及战国简帛书、古玺等古文字资料的大量出土,《说文》的重要作用愈发超出以往人们的估计。
现在看来,《说文》不仅系统保存了古汉字阶段许多有参照价值的字形,使中国的文字像化石一样从古至今连成一系,而且还通过《说文》的解说和征引,给古文字考释提供了多方面必需的参考依据,《说文》有些字头和字说虽不见于传世文献,却见于出土古文字资料,并能够得到较好的印证,所见到的古文字原始材料和考释成果,又可以经常弥补修正《说文》的不足和缺陷。
《说文》和古文字,二者密切结合,相得益彰,古文字学如今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科研成果,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说文》,可以看成是《说文》直接帮助和间接启发的结果。
运用《说文》帮助释读古文字,例子甚多,兹略举一则。
《说文》七上鼎部,“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
……籀文以鼎为贞”;三下卜部:“贞,卜问也。
……一曰鼎省声。
”此引据大徐本。
小徐本鼎下还有“古文以贞为鼎”句。
许慎的时代尚去古不远,他曾广为搜求古文字的素材,于《说文》中保存了许多精到的字说。
许慎认为古以贞为鼎,以鼎为贞,小篆贞字从鼎省声,都是言之有据的,可是这些说法都已经不能再通过传世的典籍得以证明。
今唯于殷墟卜辞中发现有鼎字,屡见同音假为贞卜之“贞”,西周甲骨卜辞中见有从卜鼎声的贞字,而在周代铭文材料里,这个从鼎的“贞”则又通常借为鼎字,古时贞、鼎二字的用法及其字形关系正由于《说文》之引线而得以证实。
为此郭沫若曾揭案云:“‘古文以贞为鼎,籀文以鼎为贞’者,可改云‘金文以 为鼎,卜辞以鼎为 ’。
鼎、贝形近,故鼎乃讹变为贞也。
”[6]四、规范、统一汉字的重要工具汉字的发展历史,是一个不断丰富、演化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加以规范、趋于统一的过程。
殷商至西周时期的文字,本是受着官方绝对控制的,看起来比较统一。
到了战国时代,诸侯割据的政治局面以及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促使通行的文字形体急剧地发生变化,这就需要适时地进行文字的统一工作,使古汉字的发展变化纳入规范化的轨道。
商鞅变法,曾试图做一些统一文字的工作,他所采取的只是行政手段,而且仅仅局限于一定的地区。
史称秦始皇统一文字,但他的“书同文”事实上只是指罢与秦文不合者,所谓官方立书,并没有对民间通行的文字起到多大的约束作用。
再说秦王朝的统一时间总共不过14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用小篆作为规范统一的字体,事实上・35・第3期 王蕴智:《说文解字》的学术价值及其历史局限是不可能的。
从实际情况来看,秦书有八体,形体并不统一,这一状况继续波及到古今文字交接过渡的两汉。
如出土所见汉初的帛书简策,文字写法仍然纷呈不一,点画出入随便,书体结构或袭战国文字遗风,至于《说文》成书前后的碑刻文字,也是别体繁出,不可胜数。
这说明秦王朝的书同文,对于民间并没有起到太大的效果,而汉代文字使用上的混乱状况,则亟待进行统一和规范化的工作。
汉代的三苍式识字书以及平帝时的未央廷讲字、汉末的《熹平石经》等受官方支持的活动,对当时汉字的规范和统一,曾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然而全面、系统地整理文字,长远地对文字的统一和规范产生广泛影响的,还只能是许慎的《说文》。
文字的规范化过程,是一个使大家理解、信服和掌握的过程,这就要求规范的文字具有权威性。
而权威性是必须建立在科学性基础之上的。
《说文》广泛搜集了汉隶之前的篆系文字形体,以字形结构分析为主,形音义融汇贯通。
这种正本清源的方法,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科学性,因而也就容易树立权威,使人信服,由此确立起规范化的标准和依据。
《说文》的字形结构分析首先规范了小篆,从此以后,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可以共同遵循的文字系统,汉字的运用及其发展变化,就纳入了规范化的轨道。
汉字隶楷形体的演变,明显地受到了《说文》的指导和约束作用。
汉世以后,历代都曾利用《说文》作为规范、统一文字的经典和工具,积极为正字而努力。
如魏江式作《古今文字》,“大体以许氏《说文》为本,上篆下隶,竟专能成”;[7]北朝李铉删正六艺经注中谬字,名曰“字辩”;[8]唐代以后,开科取士,《说文》被列为必试课目,选举中设“明字”科,国子监又设书学博士,这些行政措施,进一步加强了《说文》在实现文字统一中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