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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下而上”城市设计途径的城镇聚落研究开题报告一、研究背景和意义城市化进程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形成趋势，城镇聚落也在不断发展和壮大。
然而，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很多城镇的规划设计存在着问题，如单纯强调大规模开发和高效利用土地的“自上而下”设计方式，导致城市公共空间和居民利益得不到充分考虑。
相比之下，“自下而上”城市设计途径发展的趋势愈加明显，这种途径倾向于以地区社区的供需关系、居民有效参与和环境利用等为出发点，注重人文关怀、可持续发展和公众参与，更加符合居民、市民和城镇社区的实际需要。
因此，基于“自下而上”城市设计途径的城镇聚落研究成为当前城市规划设计工作的重要方向之一，本研究拟就此展开深入研究和讨论，旨在挖掘和探索城镇社区、居民需求与城市规划设计的关系以及如何利用“自下而上”城市设计途径实现城镇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二、研究目的和内容研究目的1. 了解当前城镇聚落规划设计的现状和问题，明确自下而上城市设计的意义和理论基础。
2. 探讨城镇社区发展的需求和参与方式，深入分析居民、市民和社区的需求特点和前景。
3. 以“自下而上”城市设计途径为切入点，研究城镇聚落的可持续发展，探索城镇社区的建设与管理。
研究内容1. 城镇聚落规划设计概述(1) 城镇聚落的定义和分类(2) 城镇规划与城市设计的关系(3) 城镇聚落规划设计的现状和问题2. 自下而上的城市设计途径(1) 自下而上城市设计的历史和理论基础(2) 自下而上城市设计的流程和原则(3) 自下而上城市设计的案例分析3. 城镇社区居民需求分析(1) 城镇社区居民的需求特点和表现形式(2) 影响城镇社区居民需求的因素分析(3) 市民参与城镇社区建设的方式和效果4. 自下而上的城镇社区建设与管理(1) 自下而上城市设计途径在城镇社区建设和管理中的应用(2) 自下而上城市设计途径的优点和局限(3) 自下而上城市设计途径在促进城镇社区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和价值三、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1. 文献研究法通过对城镇聚落规划设计、城市设计和自下而上城市设计的相关书籍、文章、论文等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深入了解相关理论和实践。
多目标交互：一个村庄布点规划框架的构想赵丹摘要：村庄布局合理性对于推动城乡统筹进程、促进城乡融合、缩小城乡差距有重要作用，然而在既有的村庄布点规划实践和研究中，往往难以避免方法和视角相对单一的局限性。
本文尝试构建一个多目标交互式的村庄布点规划框架，在多元的价值导向和利益诉求中寻求均衡，并注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研究方法的交互，以期增强规划结果的科学性与公平性。
关键词：多目标交互村庄布点规划村庄布局合理性对于推动城乡统筹进程、促进城乡融合、缩小城乡差距有重要作用，然而在既有的村庄布点规划实践中，往往采用自下而上政府逐级上报的方式确定保留村庄名录并进一步进行空间与体系的优化，这样的规划方法充分考虑了乡村的实际情况，高效的确定了选择成果，但不可避免的带来了缺乏科学性、缺乏整体统筹的诟病。
近年来，城市规划学界对村庄布点优化方法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但多难以摆脱研究方法相对单一的困境：或是基于某项技术，或是基于农民意愿调查，如宋小东[1]、陈有川[2]、叶育成[3]等，利用GIS平台定量分析村庄布局，但难以顾及农民意愿，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规划的可实施性；如马璇[4]、张如林[5]等，虽以农民意愿自下而上提出了城乡统筹的措施和建议，但多为定性研究，缺乏客观数据的理性分析，不可避免地带来保留村庄的选择过于主观的问题。
为了更科学、更全面的展开村庄布点规划，本研究综合了两种研究思路，尝试提出多目标交互式的村庄布点规划。
多目标是指并非从单一的城市利益诉求出发，而是从城、乡利益兼顾的角度，建立一个包括乡村自组织发展、资源最优化配置、差异化发展等多元的目标体系，力求布点规划结果更加科学和客观。
交互是指以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村庄布局交互为研究视角，一方面通过宏观的空间分析、经济社会分析、案例借鉴等研究方法对乡村聚落体系进行科学与全面的分析、判断与预测，另一方面研究重视自下而上的反馈，将初步方案在村镇实地进行深入的可行性校核与村民意愿校核以验证规划方案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从而最终确定村庄布点规划方案。
城中村更新中的“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宋博文１ 徐海林２（１．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四所，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８１；２．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天津 ３０００７２）摘要：城中村由于生活、生产方式、土地制度以及户籍等还保留乡村的模式，使得他们无法真正的融入城市，与城市存在很多冲突，急需更新。
本文通过研究国内城中村更新的方式，对我国城中村更新方式进行探讨。
关键词：城市更新；城中村；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城市更新可以理解为是提升特定区域经济、物质、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行为。
城市更新的背后驱动力是问题地区影响居民生活，损害城市形象，导致这些地区对人的吸引力减弱，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１、土地和物业价格下降，人口结构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发生变化；２、城市原有的功能现在处于不恰当的位置。
城市更新的类别主要分为两种：自上而下型和自下而上型。
自上而下主要按人为力作用，依照某一阶层甚至个人的意愿和理想模式来设计和建设城镇的方法。
通常按上位要求，以一种既定的模式或准则载入到待更新的区域，形成特定的社会组织框架。
这种方法运用到旧城更新和改造中通常表现为政府或团体机构按照城市发展战略和社会经济宏观发展规划，有计划地拆除原有建筑并建设形象性的新建筑，或有目的地完整保留历史建筑并清除建筑内原有功能和使用人群，以历史文化保护的名义来促进街区经济的复苏。
这种方法既可以顺利实现微观制度创新的宏观化，又可以大大降低制度创新成本和风险，但对于历史文脉的传承和当地居民的需求常常是被动的。
自下而上的设计方法则强调了一种“自发的力”或“非主观的力”，是在遵循事物发展规律、自然生长的原则下，由区域内每个个体的需求及愿景沉积而来。
其特点是以功能合理、自给自足、适应经济和地域条件为准绳，形态的发展呈现自由性和连续性，人与特定地域环境之间的关系较协调，城市景观不规则而又稳定长时间的逐渐变化，是一种典型的“修修补补的渐进主义”。
本文主要通过城中村案例的实际的经验以及对其出现的问题提出可能的建议和意见来探讨城中村更新中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结合的方式，最大限度的实现区域更新。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农村发展模式比较研究随着中国农村发展的进一步推进，农村发展模式也得到了广泛关注。
在这个过程中，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成为了研究的焦点。
本文将从经济、社会、环境等多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两种不同模式的优劣势，以期为农村发展提供参考。
一、经济发展比较自上而下的农村发展模式注重国家政府的指导和组织。
这种模式在经济发展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可以调动大量的资源和资金进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并通过政策扶持农业产业化发展，提高农民收入。
例如，国家鼓励农民转产经营，发展特色农产品，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而自下而上的农村发展模式则强调农民的主体地位，注重发挥农民的内生动力。
这种模式更加注重农民自身的发展潜力，通过农民合作社、农村合作组织等形式，推动农业产业链的延伸，提高农民收入。
二、社会建设比较自上而下的农村发展模式注重政府部门的管理和服务。
这种模式在社会建设方面表现出一定的优势，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推动乡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发展，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
自下而上的农村发展模式则更加注重农民的参与和自我管理。
通过农民自治、合作共享等形式，农村社会建设更能符合实际需求，促进农民自我管理和自治意识的培养，使乡村社会更加融洽。
三、生态环境比较自上而下的农村发展模式在生态环境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在快速推动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可能会加剧资源的过度利用和环境的恶化。
例如，过度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方式可能造成土地退化和水源污染等问题。
而自下而上的农村发展模式更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通过发展乡村旅游、生态农业等方式，促进了乡村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保护。
这种模式更具有长远的意义，能够保护农村的生态环境，实现农村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四、产业结构比较自上而下的农村发展模式倾向于单一的产业结构，过度依赖一种农产品或产业，存在一定的风险。
而自下而上的农村发展模式更加注重多元产业的发展，通过农村合作社等形式，推进农业产业链的延伸，促进多元化经营，降低经济风险。
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研究综述中国传统村落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遗产，它们不仅是中国乡村社会生活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独特的村落空间形态的重要代表。
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对于研究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有助于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独特之处。
本文将对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的研究进行综述，探讨其特点及意义，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一、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的特点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的研究主要包括村庄的布局、建筑的形态和风格、村落环境的特点等几个方面。
1.村庄的布局中国传统村落的布局多以“人”字型或“品”字型为主，即村中心是村民活动的重要场所，周围分布着村民的居住建筑和田地。
集体活动场所可以是村庄的中心广场，也可以是村落周边的自然景观，布局紧凑而有序，体现了中国乡村社会生活的集中性和亲密性。
2.建筑的形态和风格中国传统村落的建筑形态和风格具有地域性和民族特色，它们受到当地资源、气候和风土人情的影响，呈现出多样的特点。
建筑的材料多为当地的土、木、石等自然材料，结构多采用木质或石质，风格上有广式、闽式、徽派等多种特色。
3.村落环境的特点中国传统村落的环境特点主要表现在村落周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自然景观包括山水、田园和村庄的位置、规模、层次等特点，人文景观包括历史遗迹、传统文化、民俗风情等，丰富多彩。
二、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的意义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文化和历史意义。
1.文化保存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形态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载体，它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遗产。
研究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有助于保护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2.空间规划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是中国乡村社会生活的集中体现，对于当代乡村空间规划和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通过研究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可以为当代乡村空间规划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参考。
3.旅游开发中国传统村落以其独特的空间形态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吸引着众多游客。
2023年7月上海行政学院学报J u l.,2023第24卷第4期T h e J o u r n a l o f S h a n g h a iA d m i n i s t r a t i o n I n s t i t u t e V o l.24,N o.4中图分类号:D422.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23)04-029-(12)上下有序与耦合协同:乡村治理绩效的实现路径基于 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 的扎根理论研究单菲菲高敏娟(兰州大学,兰州730000)摘要:乡村治理处于国家治理的基础性位置,面临着探索 棘手问题 治理策略㊁提升治理绩效的现实要求㊂以三届 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 为样本,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 乡村治理绩效何以实现 进行解析,研究发现:地方党委政府以自上而下的政治推动和统筹管理进行设计引导,乡村社会以自下而上的村级组织激活和公共规则重构促成集体行动,两者在内部有序运行的前提下,从 个体-组织 行动者和 价值-空间-载体 要素两个层面形成耦合协同,构成了乡村治理绩效实现的 上下有序与耦合协同 模型㊂扎根中国故事,归纳实现乡村治理绩效的中国智慧,能够为推进乡村发展提供有益借鉴㊂关键词:乡村治理;治理绩效;耦合协同;乡村振兴;实现路径一㊁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乡村是国家各项战略部署的落地单元,因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承载了党和政府的更多关切㊂打赢脱贫攻坚战后乡村振兴战略接续实施,乡村作为任务承接的最终场域,其重要性愈加凸显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 [1],内嵌了以乡村治理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然期待㊂乡村要振兴,治理是本文系兰州大学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项课题 党建引领下的西部地区基层治理创新研究 (2023l z d x j b k y z x004)㊁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乡村振兴战略下村级治理的实践逻辑与未来进路研究 (22l z u j b k y x s001)的阶段性成果㊂收稿日期:2022-12-28作者简介:单菲菲女(1980-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高敏娟女(1997-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第4期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关键㊂2023年以乡村振兴为重点内容的中央一号文件,就提出要 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2],将乡村治理摆在乡村振兴战略的突出位置㊂然而,乡村治理绩效的实现存在诸多难点㊂受城镇化㊁工业化和信息化浪潮的冲击,乡村面临着人口的双向流动,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加剧,利益分配和矛盾纠纷更为复杂,现代性因素对乡土社会原有的治理结构和治理形式进行着消解与重构㊂考察乡村治理实践新形态,探索解决乡村治理中各类 棘手问题 的有效策略,回答乡村治理绩效何以实现,是当前的关键议题㊂乡村治理实践的持续推进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增长点,围绕乡村治理绩效主要形成了以下论域:(1)考察各类制度在乡村落地的绩效状况㊂项目制帮扶依靠政府强制度控制和强政策动员,成为对接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制度安排[3],项目落地时凭借的不同动员机制会带来差异化的实践绩效[4]㊂以 宁海36条 为代表的村治政策,涵盖乡村权力运行和事务办理两大维度,为乡村治理带来了突破和变革[5]㊂(2)探讨内部主体结构因素对治理绩效的影响㊂治理重心下移使各类村级组织间的结构张力凸显,导致治理绩效递减[6],破解的核心在于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构建 一核多元 的乡村治理共同体[7]㊂而且,作为骨干力量的治理型中坚农民[8],以及受经济㊁政治和社会动机影响的经济精英[9],均能以个体性参与助力治理绩效的提升㊂(3)明晰实现乡村治理绩效的方式选择㊂自治㊁法治㊁德治指向民众参与㊁制度权威和乡贤培育等关键要素[10], 三治 与以党建引领的政治㊁依靠技术支持的智治结合为 五治 [11],是当前提升治理绩效的基本方式㊂此外,整合乡村社会资本网络[12]㊁以善治引导乡村公共性生成[13]㊁围绕公共价值进行社会价值建构[14]也属于乡村治理绩效实现的关键通路㊂绩效 是衡量治理活动的结果变量,为考察乡村治理提供了概念性工具㊂绩效内涵随公共管理范式的转换逐渐丰富,经历了从传统 3E (经济㊁效率㊁效益)到追求多元合作和更广泛公共价值的演变,乡村治理绩效也因此成为反映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并实现公共价值的核心话语㊂乡村治理绩效的实现意味着在多元主体协同发力的过程中找寻到 最大公约数 ,既获得了自下而上的社会建构,又进入国家视野取得关注㊂现有研究结合乡村本土实践,对治理绩效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学理探讨,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宝贵经验,然而乡村治理绩效的实现路径问题仍值得探索㊂具体制度安排的绩效考量更为聚焦,却容易陷入碎片化的困境,较难从宏观上探讨乡村治理绩效实现的一般规律㊂主体结构因素与绩效的关系判断更多着眼于乡村社会内部,而强国家的属性则意味着不能脱离党政系统范畴来解释绩效的实现㊂治理方式选择的研究借助个案质性探讨产生增益的可能着力点,但还需进一步把握多元方式背后的逻辑理路来提升对治理挑战的回应性㊂由此可见,立足乡村社会的内外互动,整体分析乡村治理实践,发现乡村治理绩效实现的因果机制,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㊂这形成了本文拟回答的问题 乡村治理绩效的实现遵循何种普遍性路径?不断涌现的乡村治理典型案例是洞察和阐释治理实践的重要素材㊂2019年至2021年,中央为推广治理经验㊁解答乡村面临的各类难题,评选并推介了三届 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 ,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㊂基于此,本文以三届 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 的推介材料为研究对象,尝试厘清乡村治理绩效的实现路径,以期为未来乡村振兴等实践的优化提供参考㊂二㊁研究设计(一)研究方法扎根理论以收集的资料为基础,通过对资料自下而上的归纳和浓缩,来发现或建构理论,解释和预测客观现象[15]㊂扎根理论有三大流派,其中以施特劳斯(A n s e l m L.S t r a u s s)为代表的单菲菲,高敏娟:上下有序与耦合协同:乡村治理绩效的实现路径程序化扎根理论重在明确概念指向,强调用严格的程序来保持严谨性,有较为广泛的应用[16]㊂从扎根理论研究的资料基础来看,文本材料经常被作为理解和解释现实现象的数据来源㊂以各类奖项评选材料构成的案例库,超越了碎片化局限,有助于从整体视野达成规律性认知,是学者研究的重要材料,也为扎根理论开展奠定了资料基础㊂本文遵循程序性扎根理论的步骤,借助 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 的申报资料展开研究,原因如下:一是相较于对单案例单维度的关注,乡村治理绩效实现路径的探析更需要立足大量案例,形成全景式关怀,得到的结论将更具解释力和预测性㊂二是乡村治理绩效实现路径的得出,建立在理解复杂和新型的治理样态,并基于资料总结逻辑理路的前提上,扎根理论的本质即系统解读来自实践的资料并构建理论模型,本文的研究目的与扎根理论相匹配㊂三是本文旨在厘清与乡村治理绩效相关的要素如何作用得到绩效结果,需明确概念间的逻辑指向,与程序性扎根理论流派更为契合㊂(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扎根理论遵循理论抽样,根据理论生成选择研究对象,关注点不在于样本代表性,而在于 关心概念及寻找阐明概念的事件 [17]㊂本文中 乡村治理 治理绩效 界定了概念的范围,说明选取的案例样本既需是乡村场域中的治理实践,也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绩效的实现㊂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文简称 中央农办 )㊁农业农村部在2019和2020年间征集推介了54个 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 ,2021年中央农办㊁农业农村部㊁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征集推介了38个案例㊂上述案例聚焦全国各地多样的做法和经验,内涵乡村治理的基本面向,能够弥合个案调查与整体认知间的差距;中央部门的评选推介,具有权威性,表明了官方对各地乡村治理绩效的认可;这些案例的产生经过了严格筛选和把关,区域覆盖全国各地,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并得到社会认可㊂综上,2019至2021年间涌现的92个 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 ,构成了本文的案例样本库㊂本文选取的案例样本决定了数据收集的类型, 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 的征集和推介工作以案例文本材料为载体,内容涉及乡村治理实践的基本情况㊁主要做法和发展成效等,详细的文本成为本文开展研究的数据基础,经收集整理,得到了近28万字的文本资料㊂(三)数据分析本文数据分析使用的工具是质性分析软件N V i v o12,采用程序化扎根理论三级编码,即开放式编码㊁主轴编码和选择式编码㊂首先,进行开放式编码,将资料打散,以文本表达的含义为原则,抽取初始概念,并将概念根据类属关系范畴化;其次,进行主轴编码,对初始范畴进行调整㊁归类和进一步合并;最后,进行选择式编码,找出核心范畴,明确主次维度,得到理论模型㊂在编码过程中,研究团队对文本争议内容展开了充分讨论㊂同时,本文在每届 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 中,各随机抽取一个案例的文本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未出现新的概念,说明得到的理论模型能够解释本文所关心的研究问题㊂三㊁范畴提炼与模型构建(一)开放式编码及初始范畴在开放式编码阶段,依据编码要求,立足文本资料,进行了初始概念提取和初始范畴归纳㊂最终得到初始概念67个,并范畴化得到19个初始范畴,表1即为乡村治理绩效实现的开放式编码结果示例㊂第4期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表1乡村治理绩效实现的开放式编码(部分示例)原始资料(初始概念)初始范畴C24①坚持各级党委对 时间银行 推进工作的全方位领导(党委领导)党委部署协调A18出台‘推行村干部积分制管理试点工作意见“(意见出台)制度保障B08伊金霍洛旗在每个镇都成立民主决策领导小组(成立镇领导小组)成立领导小组C22江宁区委㊁区政府系统谋划三类村庄治理,明确治理方向(谋划发展方向)加强乡村规划B25每年从财政拿出700多万元,为每个乡镇社会服务中心划拨3万元专项经费(县给予财政支持)支持赋能B11健全市㊁乡㊁村三级组织联动工作体系(纵向层级联动)内部联动C03区纪委及时跟踪督办,督促整改,做到及时发现㊁动态处置㊁纠偏改进(区纪委跟踪监督)实施监督考核B08党支部把握方向㊁科学领导,抓民生㊁抓民主㊁抓协调(村党组织引领发展)村级组织职能优化A12根据工作能力大小,一人可以兼任多员,提倡党小组长兼任村落理事长,推荐党员兼任村落 八员 (党小组与理事会人员交叉)村级组织能力提升A04从村内各党群圆桌会中挑选骨干成立红色参事会(成立红色参事会)功能性组织组建(二)主轴编码及主范畴在主轴编码阶段,经过不断比较逐步明晰了不同类属之间的联结,即19个副范畴可依照地方党委政府与乡村社会所对应的策略选择及耦合衔接,划分为政治推动㊁统筹管理㊁激活村级组织㊁公共规则重构㊁ 价值-空间-载体 要素㊁ 个体-组织 行动者6个主范畴㊂表2即为主范畴的具体内涵㊁主范畴与副范畴的对应关系㊂表2乡村治理绩效实现的主轴编码主范畴副范畴具体内涵政治推动党委部署协调各级党委部署㊁协调工作,乡镇党委功能愈加凸显制度保障相关部门出台文件㊁制度和方案,编制工作手册成立领导小组市㊁县(区)㊁乡根据任务成立不同的领导小组统筹管理加强乡村规划政府对乡村的发展方向及重点事项等进行规划支持赋能从技术㊁资金㊁培训和宣传等方面发力支持乡村社会内部联动加强党委政府部门内部的横纵联动实施监督考核加强各项任务的监督考核,强调多方(尤其是纪委)监督村级组织激活村级组织职能优化村 两委 引领联动㊁组织实施㊁联系群众村级组织能力提升村级组织加强人员和组织管理来提升组织能力功能性组织组建成立监事会㊁各类理事会㊁参事会㊁志愿队单菲菲,高敏娟:上下有序与耦合协同:乡村治理绩效的实现路径(续表)主范畴副范畴具体内涵公共规则重构氛围营造借助文艺㊁家风家训等宣传活动营造文明风尚业务与奖惩公开公开村内各项事务办理流程,设置各类榜单合法性嵌入公共规则制定既坚守法律底线,又注重村民认可落地式操作公共规则注重村情特征与多类型配套,实施细化 价值-空间-载体要素公共事务联结围绕乡村公共事务促进价值实现治理单元细化依据治理需求划分网格单元各类场地搭建搭建服务站点㊁文化广场㊁办公场所等场地 个体-组织行动者组织主体协同合作政府㊁市场㊁社会力量在乡村社会协同发力干部与村民互动党政干部与村内个体互动交流,实现供求对接(三)选择式编码及模型构建在选择式编码阶段,本文确定核心范畴为 乡村治理绩效的实现路径,由上节所述的6个主范畴构成㊂具体来说,地方党委政府将注意力放在政治推动㊁统筹管理上,自上而下设计引导,进行统合;乡村社会内部以组织激活㊁公共规则重构为重点,自下而上形成集体行动;地方党委政府和乡村社会形成了两大层面的耦合协同,即 个体-组织 的行动者层面㊁ 价值-空间-载体 的要素层面,行动者层面耦合协同反映的是主体结构关系,要素层面表明行动者耦合协同的领域与基础㊂至此,本文将该理论模型称为乡村治理绩效实现的 上下有序与耦合协同 模型(如图1所示)㊂图1 乡村治理绩效实现的 上下有序与耦合协同 模型四㊁乡村治理绩效实现的理路阐释乡村治理绩效的实现是地方党委政府与乡村社会共同驱动并耦合协同的结果㊂对乡村问题的探讨不能仅停留于单向场域,乡村的基础性地位与强国家的治理国情决定了乡村社会发展中必然需要国家持续性在场,乡村治理实践的层级性特征直接决定了地方党委政府(尤其是县级层面)第4期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基于宏观战略和新形势导向发挥功能的重要性㊂下文将对地方党委政府与乡村社会各自的策略选择㊁两者的耦合协同内容展开探析,从而揭示乡村治理绩效实现的理路㊂(一)地方党委政府自上而下的设计引导地方党委政府在促成乡村治理绩效时,重在自上而下进行设计引导,发挥统合功能,策略表现为:一是依靠党委部署协调㊁制度保障和领导小组等的政治推动,以高位势能向下贯通治理目标和任务;二是运用规划设计㊁多维支持㊁内部联动和监督考核等具体方式,进行目标及任务落实中的统筹管理㊂1.政治推动嵌入目标任务明确目标任务并运用政治手段嵌入内外场域,是治理绩效实现中地方党委政府施策工具的重要之维㊂地方处于从宏观战略叙事走向微观行动叙事的关键接点位置,能否凝练出适合当地发展的㊁可操作化的目标任务事关中央宏观战略在基层的落地㊂因而,地方党委政府因地制宜,明确乡村治理的任务目标就显得尤为重要[18]㊂为达成这一目的,地方党委政府通常需要结合中央要求,使用党委部署协调㊁出台文件形成制度供给㊁推行小组政治等机制保证目标任务的衔接和嵌入,强化执行动力㊂首先,党委部署协调对目标任务进行了政治规划㊂从省到乡各级党委贯穿乡村治理工作全局,发挥部署协调功能,是影响注意力分配的核心因素,党委在场使目标任务的正式性权威得到增强,党委组织协调也优化了目标任务落实所依托的治理体系[19]㊂其中,乡镇党委与地方其他层级党委相比,属于承接责任的末梢,其职能重心有所差异,即部署协调工作倾向于细化并对接目标任务至行政村,主抓落实,进行重点把关和民情研判㊂其次,结合党委指引,配套各类文件也是目标任务衔接的重要手段㊂地方不同层级㊁不同类型的文件是乡村治理制度支撑的核心构件,其内容着重强调对任务目标的中观指导和微观操作,作为政治的显性结果,使目标任务实现向上承接㊁向下传递㊂然而,部署和制度要依靠行动组织才能落地㊂乡村治理中领导小组的组织方式具有政治属性,通常由书记担任组长,并纳入相关职能部门主要领导,围绕重点工作进行任务分解㊁分配到人,强化责任意识㊂该组织方式依靠借力和自立逻辑[20],构建了推动重点任务落实的行动共同体[21],有助于打破部门协作行动的梗阻㊂2.内外统筹管理推动落实地方党委政府统筹管理的内容之一即面向乡村社会的规划与支持赋能㊂从对乡村社会的规划来看,乡村治理内容涉及方方面面,瞄准治理靶点是实现乡村治理绩效的前提条件,这就对地方党委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能力要求㊂地方党委政府既要立足乡村区域发展,锚定乡村发展方向,又要突出重点抓手,指明当前乡村工作的重心㊂在乡村治理方向性的把握上,以南京市江宁区为例,该地政府讲求科学分类,将当地村庄发展划分为三种类型,即城镇型村庄㊁过渡型村庄和农村型村庄,稳住了乡村社会的 方向盘 ㊂在乡村治理重心的把握上,党委政府会以主抓工作㊁治理模式为载体,回应乡村现实发展的核心需求㊂主抓工作如廉洁履职㊁减负增能等,治理模式包括后备队伍建设的 村推镇选县考察 模式㊁经济发展的 党支部+合作社+农户 模式㊁民主协商的 三说三抓 模式等㊂从对乡村社会的支持赋能来看,地方党委政府发力的维度包括技术㊁资金㊁培训和宣传㊂技术支持出于乡村问题上传㊁信息公开㊁方便政务服务等动因,推动建立各类信息平台,并要求打破平台间信息传输壁垒,村民在该过程中可成为信息的直接生产者与监督者㊂资金支持主要基于专项工作的安排,诸如法律顾问㊁乡村新闻官㊁美丽屋场建设㊁积分制等,通过资金拨付保证项目运行的各类经费㊂培训是指组织村(社区)党组织书记㊁村民代表㊁调解员㊁扶贫社成员等在本地学习或外地交流,旨在为乡村发展的人力资本赋能㊂宣传的具体途径包括开展各级示范评单菲菲,高敏娟:上下有序与耦合协同:乡村治理绩效的实现路径比㊁树立正反面典型,以舆论引导的方式进行造势㊂技术和资金投入通常在短期内可以得到可视的结果,培训和宣传的成效一定程度上很难实现量化确认,这四个维度通常以输入性供给㊁策略性组合的方式进入乡村社会㊂地方党委政府统筹管理的另一重要内容是面向组织内部的横纵联动㊂部门协同是影响绩效的关键变量,横纵联动是从协同主体互动的视角对部门间关系的考察,组织内部的横纵联动㊁共同配合能够打破条块掣肘㊂首先,地方党委政府会围绕工作主题,整合同一层级(主要是市㊁县(区))横向职能部门,保证科层组织运行效率㊂如山东省曲阜市为推动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发展,在科层组织内将与之发展有关的农业㊁财政和金融部门进行了联合,协同推动合作社发展㊂其次,地方党委政府注重构建多级联动的纵向治理架构,搭建不同层级的上下通路,突破层级壁垒㊂乡村治理中地方党委政府的纵向联动层级包括 省-市-县(区)-乡镇 四级,受属地责任与压力传导的影响,县(区)级综合协同的角色得到凸显㊂而且,由于纵向传导需乡村社会承接,经过层层下沉,村一级也被纳入联动体系㊂上述层级联动中涉及权力㊁资源㊁信息㊁任务等要素的有机衔接和整合,从而保障乡村治理绩效的实现㊂除此之外,为确保组织系统的各项安排规范有效运行,统筹管理还需辅之以必要的监督考核㊂监督考核内容上涵盖将村镇作为整体治理单位的评比和干部个人的工作评价,监督主体上除自查㊁群众与人大监督外,更强调上级政府巡查和纪委监督,考核结果通常与表彰和绩效奖金相挂钩㊂(二)乡村社会自下而上的集体行动乡村治理绩效的实现离不开乡村社会自下而上的内生性发育,将原子化个体组织起来促成集体行动是当前乡村治理绩效实现的重点所在㊂更进一步来看,集体行动达成的条件与基础是激活村级组织和重构公共规则㊂1.村级组织激活乡土中生发的各类村级组织是治理活动的要件,表征着乡村社会治理主体自我赋能的过程,激活村级组织需要着眼于组织职能㊁组织能力和组织类型㊂由于国家对乡村实行自治有根本性规定,村 两委 成为乡村治理的主力,因而组织职能优化聚焦的是乡村治理中村 两委 应该干什么的问题㊂当前,村 两委 功能作用包括引领联动㊁组织实施和联系群众㊂村支委作为党在乡村的组织代表,是引领联动的核心,村支委一方面把控重大民生事项及其关键环节,领头带动村级各项事务的开展,另一方面听取村委会㊁村监会㊁议事会和理事会等报告,使村级事务能够依托各组织协同开展㊂村 两委 的组织实施主要针对村中重大决策㊁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等事项,综合法定程序与村民的意见,进行计划㊁协调和控制,确保重点工作在乡村社会落地㊂联系群众直指村 两委 的群众基础,村 两委 不仅要将政策和组织决议向村民宣传到位,也要收集村民意见与需求㊂村级组织能力提升的要点是加强组织和人员管理㊂组织管理方面,推动党组织纵向到底的建设,织密党建网格,提升基层党组织的覆盖率,以党组织自身的凝聚力和社会链接功能带动共管共治,优化治理结构㊂如佛山市南海区从行政村到村民小组构建了 党委/党总支-党支部-党小组 的纵向党建网格,延伸了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触角,促进了乡村社会力量发育㊂人员管理方面,不仅突出村级组织队伍在学历㊁年龄结构上的优化,对无职党员进行设岗定责,而且实行村 两委 与其他村级组织的人员交叉,即由村支书担任各类组织负责人,吸引党员成为各类组织成员㊂能力提升不仅有益于保持村级组织活力,更强调村级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将 以民为本 的价值理念贯穿到治理活动中,避免村级事务处理悬而不决㊂就组织类型而言,除传统的村 两委 之外,出于不同治理目的的需要,组建功能性组织成为当前治理实践的重要特色㊂一方面,发挥监督功能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即村监委)成为村 两。
关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村庄规划项目的评估与思考——以上虞区章镇镇村庄规划评估为例摘要：本文以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章镇镇村庄规划评估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合现有乡村振兴战略和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乡村建设升级的发展要求，试图对该项评估工作的工作模式、主要内容等内容做经验分享，探讨今后村庄规划工作的重点和难点，编制具有前瞻性、指导性和落地性的“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做好新时代村庄规划编制和实施管理工作，以期能为相关理论与实践工作提供参考和经验借鉴。
关键词：乡村振兴、国土空间规划、章镇镇、村庄规划评估、“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
一、引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村域是土地最基本的权属单位，是规划行为落实者，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依赖于合理的规划。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农村土地利用精细化管理要求日益迫切。
村庄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乡村地区的详细规划，作为一个实施性的规划，具有微观指导性和具体操作性的特点，它是在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延伸和完善，是落实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各项控制指标的着力点。
开展村庄已成为土地综合整治、统筹城乡发展、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基础，是耕地保护、集约节约利用土地，优化农村发展空间的有利保障。
对某一时期的村庄规划实施情况进行客观评价，总结成效经验、明晰问题原因、提出建议措施，既是一个科学、完整规划过程的必备环节，更是新时代开展村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基础性工作。
二、项目综述（一）章镇镇概况章镇镇，素有“上数章镇，下有崧镇”之美称，是上虞区“北都市、南花园”空间总体格局中“南花园”的核心，也是落实浙东唐诗之路、上虞曹娥江综合发展、体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重要载体。
章镇镇是个农业优镇，农业发展铿锵有力，不仅被誉为上虞“第一粮仓”，而且猕猴桃、葡萄等果业异军突起，成为上虞区“四季仙果之旅”的重要驿站。
城镇体系规划要兼顾“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
牛慧恩
【期刊名称】《规划师》
【年(卷),期】1999(015)003
【总页数】1页(P34)
【作者】牛慧恩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副教授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TU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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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体系评估探索 ——以邹城市为例尹逸娴李小寒发布时间：2021-11-12T08:45:41.189Z 来源：基层建设2021年第25期作者：尹逸娴李小寒[导读] 邹城市村庄发展特色鲜明，形成一批独具特色的美丽乡村。
本文以邹城乡村为研究对象，基于生态文明发展理念，构建针对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体系的评估指标体系，从绿色发展、宜居宜业、山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山东省济南市 250000摘要：邹城市村庄发展特色鲜明，形成一批独具特色的美丽乡村。
本文以邹城乡村为研究对象，基于生态文明发展理念，构建针对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体系的评估指标体系，从绿色发展、宜居宜业、动态监督等方面对邹城市乡村地区进行全面体检评估。
通过评估，全方位梳理总结出邹城市乡村地区发展短板以及乡村建设的重点、难点、机遇与挑战，为有效评估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现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发展，为科学指导乡村治理体系构建提供有力参考。
关键词：乡村振兴；指标体系1 引言邹城市位于山东省西南，是孟子故里、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示范县和省级乡村振兴“十百千”示范县。
邹城市域目前辖3个街道和13个镇，851个行政村，先后建成180多个省级美丽乡村，80多个宜居村，完成400多个村庄综合整治工作，乡村振兴成效显著。
目前，全市已建成美丽乡村示范村、达标村共568个，美丽乡村覆盖率达到66%。
通过以点串线带面，邹城市不断推进大束镇、城前镇等示范镇建设，成功打造康王养生谷、上九山等精品乡村文旅项目，持续深化提升乡村振兴“邹城路径”。
2 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体系评估思路及创新2.1数字乡村：多维度乡村评估指标体系构建通过大量调研关于乡村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相关文献，结合《邹城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标体系，立足邹城自身特色，合理构建指标体系。
评估选取8个一级指标、下设27个二级指标，涉及村庄自然条件、资源环境、经济基础、产业类型、特色文化等方面，确保每项指标在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中的价值导向。
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交互下的村庄布局研究——以江苏省泰州市区城乡统筹为例张艳菲【摘要】当前的村庄布局规划中，针对保留村庄的选择策略缺少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研究视角，以致部分村庄布局方案可实施性不理想。
本文以泰州市区城乡统筹为例，尝试通过自下而上问卷调查法和自上而下GIS村庄综合实力评价法的交互，实现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交互，探讨新的村庄布局方法，以期增强村庄布局方案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切实维护农民权益，推动城乡统筹进程。
【关键词】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村庄布局；泰州市区1.引言村庄布局合理性对于推动城乡统筹进程，促进城乡融合，缩小城乡差距有重要作用。
然而，近些年来，针对村庄布局的研究方法相对较为单一，或是基于自上而下的某项技术，或是基于自下而上的农民意愿调查，如宋小东[1]、陈有川[2]、叶育成[3]等，利用GIS平台定量分析村庄布局，常常忽略农民的意愿，使得规划缺乏可实施性；如马璇[4]、张如林[5]等，虽以农民意愿自下而上提出了城乡统筹的措施和建议，但多为定性研究，缺乏村庄实力数据支撑，导致对保留村庄的选择过于主观。
本文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以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村庄布局交互为研究视角，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以期为制定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的村庄布局方案提供参考。
2.研究框架本文综合运用自下而上的问卷调查法和自上而下的GIS村庄综合实力评价法，对江苏省泰州市区城乡统筹中村庄布局方案进行研究。
首先，从农民现状、农村农业发展意愿、农民发展意愿三个方面对泰州市区农村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掌握农民对城乡统筹发展的意愿和需求，提出相应的农村发展策略及基于农民意愿的村庄发展方向；其次，在征得大多数农民同意的情况下，利用GIS平台从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基础设施三方面对泰州市区农村进行综合实力评价，采用剔除法、区位平衡比较法等划分不同类型的村庄，完成村庄总体布局初步方案；最后，通过农民征询会将初步方案反馈给农民，积极听取农民意见，兼顾农民意愿和规划合理性，优化泰州市区村庄总体布局方案。
具体流程如图1所示。
图1 交互下的村庄布局规划流程图3.研究区域概况3.1 研究区域范围本文不涉及已建成区的“城中村”和未来纳入城区范围内的村庄，根据泰州统计年鉴与村庄行政区划，结合城区用地拓展规划，本文研究的区域包括表1所示村庄。
表1 研究区域村庄一览表注：受耕作半径限制，涉农社区依然划入研究范围内。
3.2 研究区域特征（1）村庄布局分散，人口集聚度低泰州市区内8个镇共有540个自然村，村庄多是自发形成的人口集聚区，受地形、区位等影响，布局较为分散，人口聚集度低。
据统计，市区非城镇建设用地约为537平方公里，平均每平方公里有一个自然村，空间布局较为碎化；长江沿岸村庄呈现明显的一字型分布（见图2a），中部北部呈现明显的满天星式分布（见图2b）。
a.长江沿岸现状村庄布局b.市区中北部现状村庄布局图2 泰州市区现状村庄布局图（2）人均用地偏大，集约利用程度低海陵区和高港区人均用地分别为217.21平方米/人、297平方米/人，不仅高于全市平均水平166.26平方米/人，而且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85平方米/人。
市区村庄人均用地较大，住宅间空地因难以利用而浪费严重，土地资源有待进一步集约节约利用。
表2 泰州市区村庄建设概况（2010年）（3）乡村发展缓慢，城乡收入差距明显2010年泰州市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35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9324元[6]，城乡收入比为2.29，高于苏中平均水平（2.19）。
自1996年以来，泰州市区城乡收入比由1.9提高到2.29，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扩大的趋势。
4.基于自下而上问卷调查的农民意愿分析针对当前城乡统筹规划中缺乏对农民意愿与需求的尊重和体现，本论文通过对相关农民进行问卷调查，真实而客观地反映农民对城乡统筹发展的基本意愿和态度，以期为村庄布局方案提供重要的依据。
4.1 问卷调查概况问卷调查主要包括农民现状、农村农业发展意愿、农民发展意愿三个方面，涵盖答卷人基本情况、生活现状、居住意向、生活期望、拆迁安置等15项客观题和1道主观题，以家庭为投放对象，由乡镇进行统一发放，涉及各乡镇，覆盖面广、代表性强。
共发放问卷120份，收回有效问卷105份，有效回收率为87.5%。
4.2 问卷调查结果分析（1）农民现状调查①从业现状本调查的105户农民中，39%的农户从事单纯农业，24%的农户从事非农业，37%的农户则是兼业（务农与进厂务工、经商、出租房屋或其他相结合）。
数据显示，泰州市区农业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由传统模式向多样化经济模式转变，农业结构发生战略性调整。
②耕作现状农民耕作面积调查显示，目前约84%的农户耕作面积为5亩以下，而耕种5～10亩和大于10亩的农户仅占到12%和4%，农民户均耕作面积与高度机械化水平下农业耕作面积相比偏小，不利于农业机械化发展。
从耕作半径调查数据来看，目前农民的耕作半径相对较小，扩大现状耕作半径、实现农业规模化具备一定基础。
另外，通过对调查数据分析可知，耕作距离感知与出行方式密切相关，出行工具的机动性提高将大大提高农民的耕作距离。
(2)农业农村发展意愿①理想耕作半径调查为了确定合理的耕作半径，本问卷调查了农民理想耕作半径。
数据显示，超过半数的农民认为适宜在1500米耕作半径内进行农业生产。
②安置地及新村区位选择调查对安置地的选择，58%的农户希望居住在原居住地和邻近农民新村，其中，32%的农户希望居住在新村，26%的农户希望居住在原居住地；选择居住在城区和镇区的农户分别占13%和29%。
关于新村区位的选择，希望靠近现在居住地和希望靠近所属城镇区的农户基本持平，此外32%的农户表示无所谓。
调查数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对农村生活的留恋以及对改善生活条件的迫切愿望。
③撤并安置方式选择对于居民点撤并后安置方式，34%的农户希望以中心村宅基地换原来宅基地；26%的农户希望以宅基地换取商品房，与多数农户希望选择新村居住相符；在组合方式中，多数农户希望以中心村宅基地换原来宅基地与宅基地换福利相结合。
(3)农民发展意愿针对是否想转为城镇户口的调查，36%的农户希望转为城镇户口，但也有28%的农户不愿意转入城镇户口，一方面反映农民期待转为城镇户口后拥有良好生活环境、完善生活设施以及各种社会福利，另一方面亦反映农民对转为城镇户口后没有固定工作，无法在城市生活的担心。
此外，23%的农民对此没有明确态度。
4.3 农民意愿与发展策略分析调查问卷总体上反映了农村发展现状以及农民对“三农”发展的意愿。
农民对于非农化的意愿强烈，村民市民化潜力高，城镇化推动力较足，但对摆脱原居住地意愿不强，希望维系原有的社会结构。
同时，农民对于改善生产生活的意愿强迫，希望通过政府推动居民点撤并，解决农民后顾之忧。
因此，在城乡统筹规划中，应尊重农民发展意愿，合理确定村庄布局，推进农村空间重组，减少基础设施建设过程性浪费；推动现代农业与二产、三产相结合，实现农业复合多元化发展，通过政府有效转移农村劳动力，增加农民就业出路；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加强城乡设施融合性，缩小城乡差距；实施更多的惠农政策，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充分保障农民权益，引导城乡特色发展。
5.基于自上而下的GIS村庄分类研究村庄综合实力的大小是确定村庄保留与否、评定村庄在居民点体系中等级的重要依据。
根据影响村庄布局的因素，选取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和基础设施三大类指标来评定村庄综合实力大小，对每项指标的权重用层次分析法（AHP）进行成对比较，从而最终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
5.1 村庄综合实力评价利用GIS操作平台，将村庄综合实力评价分为三个区间，并将其结果可视化如图3所示。
其中，高值区村庄综合实力较高，是村庄布点的首选区；中值区村庄综合实力一般，是村庄布点的参选区；低值区村庄总是实力较差，一般不参选村庄布点，但有时为了满足耕作半径需求可做适当的调整。
图3 村庄综合实力评价图图4 部分融入城镇发展的村庄5.2 村庄类型划分方法5.2.1 重点村选择重点村是未来乡村地区重要发展区域，对于完善规划布局体系结构、确定镇域及村域经济发展带动都起到重要的作用，在村庄综合实力高值区选择。
根据高值区内村庄未来发展方向，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定性分析，对高值区内的村庄做出综合判断，从而通过剔除法、区位平衡比较法选择出重点发展的村庄。
具体剔除条件：（1）部分融入城镇，综合实力削弱的村庄根据《泰州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以及泰州各镇区向外快速拓展现状，有些村庄将部分融入到城镇发展中，其综合实力削弱，故应从重点村中剔除，如图4所示村庄。
（2）具有特色，可发展为特色村的村庄特色村是呈现乡村地区历史文化风貌等特色的重要展示区，不应包含在重点村范围内。
通过对村庄历史文化、空间布局、产业特色等特色深入挖掘，提炼出百里、佴庄、汪群、乔杨、麒麟、唐甸、中菱七个特色村。
（3）受大型建设限制发展的村庄。
重点村依托其较高的综合实力和发展潜力，未来形成一定范围内郊野中心区，服务设施较为完善，对周边的村庄具有一定辐射作用。
而部分高值区村庄，周边大型新区或设施的建设取代了其大部分服务功能或造成空间分离，从而大大缩小了其发展腹地，造成空间信息流、能量流隔断，在未来发展受到限制，不具备发展为重点村的基本条件。
图5 受大型建设限制发展村庄图6 耕作半径（1km）划分示意图根据上述剔除条件将高值区村庄重新分类，其结果如表3所示：表3 高值区村庄重新分类表根据《泰州市区综合交通规划》、泰州市区各镇总体规划，结合基础设施服务半径，综合权衡对比村庄区位条件，最终确定为泰州市区重点发展的村庄有霍堡、赵王、戴集、纯垛、张家院、刘荡、徐桥、双马、大冯甸共9个，未来通过交通引导、设施引导不断推进此类村庄发展，完善其综合服务功能。
5.2.2 一般村选择城乡空间居民点的分布与生产力的发展、特定的生产方式息息相关，亦与农业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因此村庄布局应满足耕作半径需求。
根据泰州市区地形地貌特点，结合问卷调查中村民对耕作半径的意愿，确定平原地区耕作半径为1.5公里，水网地区耕作半径为1.0公里，对于特色种植区（如银杏种植区）耕作半径应合理缩小。
其选择步骤为：（1）根据耕作半径与耕地面积确定满足耕作需求的村庄点数。
2030年按耕地面积42万亩，村庄耕作半径为1.0千米～1.5千米，通过计算大概需要40～89个村庄居民点可满足耕作需求。
（2）定性确定村庄位置，可将每个行政村内规模明显偏大的自然村作为优先考虑对象，其余作为参选村。
根据耕作半径进行村庄布点优化，通过多次分析对比，确定59个村庄作为一般村，其分布及耕作半径划分如图6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