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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总第116期)完善我国环境刑法的几点思考周 珂1宋德新2(1、2.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2)摘 要:完善我国环境刑法,使其更好地实现保护环境,惩罚环境犯罪行为,预防环境犯罪的功能,有效遏制环境犯罪行为,用法律制裁来遏制环境恶化趋势,以维护公众的生命健康权、财产权及生态利益。
关键词:环境刑法;环境犯罪;环境危险犯;有组织环境犯罪;责令恢复环境中图分类号:D9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951(2009)05-0120-10一、我国环境刑法要适应环境保护的历史性转变在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上,温总理指出:要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自觉遵循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提高环境保护工作水平。
即实现环境保护的/历史性转变0。
之后,周生贤同志在全国环保厅局长会议上提出: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以保护环境优化经济增长的新阶段,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律、政策、标准等都要适应/历史性转变0,不符合/历史性转变0的法律法规、政策标准要及时作出调整。
随着我国工业生产的蓬勃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环境的负担也日益加重。
尽管国家一直都很重视环保工作,强调可持续发展的方针政策,但是我国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长期积累的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大会指出,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水、大气、土壤等污染日益严重,固体废物、汽车尾气、持久性有机物等污染持续增加。
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遭到污染,1/5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1/3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影响。
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174万平方公里,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
/十五0期间,环境保护指标没有完成,2005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比2000年增加了27%,化学需氧量仅减少了2%,均未完成削减10%的控制目标[1]。
论我国网络犯罪刑法立法的现状与展望摘要:网络犯罪并不是一个新兴概念，而是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推广而逐渐形成的，我国刑法立法中并无专章专节规制网络犯罪，网络犯罪主要集中在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下的第二节扰乱公共秩序罪中。
我国网络犯罪的刑法立法存在滞后性，分散性，并且刑法立法模式单一，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出台，网络犯罪的刑法立法应紧随时代步伐，予以更加完善，以适应飞速发展的网络新时代的要求。
同时，应当将刑法的谦抑性与网络犯罪刑法立法相结合，以期更好地体现刑法的性质与机能。
关键词:网络犯罪；刑法立法；现状及展望一、网络犯罪的立法现状网络犯罪并不是一个新兴概念，而是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推广而逐渐形成的，随着网络的普及，新型网络犯罪随之而来。
我国网络犯罪的刑法立法始于97刑法，后通过刑法修正案的形式进行了两次修改:97刑法规定的网络犯罪包括两个，分别是第285条的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和第286条的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对第285条第一款进行了修改，又增加了第285条第二款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和285条第三款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对第285条增加了第四款，第286条增加了第四款，增加了第286条之一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第287条之一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第287条之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第288条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
我国刑法立法中并无专章专节规制网络犯罪，网络犯罪主要集中在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下的第二节扰乱公共秩序罪中。
同时，根据第287条规定，利用计算机进行其他犯罪，应当构成其他相应的犯罪，如利用网络实施盜窃的，应构成盗窃罪。
二、我国网络犯罪刑法立法存在的问题滞后性是法律的基本特征，立法者在进行立法的时候往往难以预测未来社会的发展，往往都是当有关的法律问题出现之后，才考虑该问题的立法，所以立法本身就是落后于社会发展的，但是对于网络犯罪而言，用“立法落后于社会发展”这一理论却并不能有效地解释通。
完善我国缓刑制度的几点思考[摘要] 我国现行的缓刑制度在改造犯罪、预防犯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一制度无论是立法上还是司法实践中均日益凸显出诸多弊端,为了更好发挥这一制度的应有功能,应对这一制度做大胆的尝试性改革。
如,借鉴国外立法和实践增设罚金刑缓刑,增设缓刑听证程序和缓刑犯的义务负担,完善缓刑制度的类型和缓刑撤销制度。
[关键词]缓刑;弊端;完善缓刑是指对被判处一定刑罚的罪犯,给予一定的考验期,附条件地暂不宣告或暂不执行原判刑罚,但保留执行可能性的一种刑罚制度。
由于缓刑充分体现了惩罚与宽大相结合、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符合刑罚的人道化、轻缓化、谦抑性、个别化等现代刑罚理念,因而逐步受到重视,成为世界各国的一项重要的刑罚制度。
缓刑制度在教育改造罪犯,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秩序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这一制度也凸显出了诸多弊端。
笔者以为,为了更好地发挥缓刑制度的应有功能,可以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一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
一、完善缓刑制度的类型目前,许多国家刑法都吸收借鉴英美式和比法式两种缓刑类型的优点,同时规定了刑罚暂缓宣告制和刑罚暂缓执行制两种缓刑,而我国刑法则仅仅规定了刑罚暂缓执行一种缓刑,并且其法律后果仅仅是不再执行原判刑罚而保留有罪宣告,这种缓刑制度由于使犯罪人留下无法消除的污点,对犯罪人的自信心造成一定程度的打击,因而不利于充分发挥缓刑在教育改造犯罪人方面的功能。
因此,笔者认为应促进我国缓刑类型多样化,以体现刑罚个别化精神,促进缓刑价值的充分实现,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1.完善附条件的有罪宣告形式的缓刑。
附条件的有罪宣告形式的缓刑的特点是缓刑监督考验期限届满时,不仅免除缓刑人员刑罚的执行而且法院所作的有罪宣告也失去效力。
因此,应扩大附条件的有罪宣告形式的缓刑适用范围。
2.借鉴国外的缓刑制度,我国可以考虑设置附考察监督的缓刑形式与附参加社会劳动的义务的缓刑形式。
前种缓刑形式对缓刑人员具有较强的行为约束能力,适用于对社会有现实危险的缓刑人员。
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中的缺陷及完善研究目录一、引言 (1)二、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现状 (1)（一）食品安全的现状 (1)（二）行政法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规制的不完善 (2)1.规制主体分工不明确 (2)2.食品行业准入标准低 (2)3.行政处罚力度不够 (3)三、我国现行刑法在食品安全规制中存在的不足 (3)（一）犯罪分类体系的缺陷 (3)1.食品安全犯罪客体发展变化，法律定性不准确 (3)2.《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与刑法规定衔接不足 (3)（二）刑罚设置不合理 (4)1.罚金刑不利于操作 (4)2.资格刑缺失 (4)（三）缺少刑法对食品安全市场监管者职务犯罪规制 (5)四、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完善 (6)（一）犯罪分类的完善 (6)（二）刑罚设置的完善 (6)1.资格刑的引入 (6)2.刑罚加重 (6)（三）增加食品安全监管者职务犯罪的规定 (7)1.设立统一系统的监管机构，加强综合协调 (7)2.监管过程和监管结果公开 (7)结语 (8)参考文献 (9)一、引言中国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国内的变化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食品安全问题也逐渐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食品安全已经成为当前社会仍然需要解决的一个有待解决的基本民生问题。
2008，轰动全国的三聚氰胺奶粉案已存在多年，但审查三聚氰胺事件，这并不是主要的相关法律制裁的负责人，甚至对许多相关人员的处罚。
从我国可以看出，没有一套适用的食品安全犯罪及相关的专门法律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定罪处罚。
食品安全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安全问题，必须及时解决主要问题。
在谴责和惩治不安全食品安全事件时，必须深入探讨其根源，探索有效的解决办法，从根本上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
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本质而言，它既是国民经济，又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也是国家惩治的法律问题。
中国的食品安全事件是需要惩罚的国家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问题，从根本上公正执法，完善立法。
我国刑法修正案的立法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分析[摘要]关于刑法修正案立法的问题还未引起充分重视，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加以深入探讨。
文章对我国刑法修正案的立法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阐释并且提出了一些针对性措施，以加强对刑法修正案立法问题的研究。
[关键词]刑法修正案；立法；措施一、我国刑法修正案立法中存在的问题（一）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权限问题以刑法修正案模式修正刑法典之前，我国对刑法的局部修改补充和增设新罪都是以单行刑法为模式进行的。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单行刑法均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和颁布的，即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了对刑法的局部修正权。
刑法修正案的制定和颁布沿袭了这种做法。
到目前为止，七个刑法修正案均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颁布的，即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了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权。
对此，有学者指出，刑法修正案与刑法典的关系不是特别刑法与普通刑法的关系，在形式上与刑法典是同一的，取得了刑法典的效力和地位，程序上不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和颁布。
增设新罪，已经相当于立法中的“制订”，就是让全国人大常委会变相行使了基本法律的立法权。
有学者建议以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制订、发布刑法修正案，一年一度的会期，足以使其能够及时进行审议与通过刑法修正案。
（二）刑法修正案的个罪归属问题采用刑法修正案修改法律的方式能够有效地保证刑法典的统一性和稳定性，但修正案也不是万能的。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采用修正案的形式修正刑法，要注意将修正内容规定在犯罪构成最为接近或类似的章节之中，规定在最相类似的条文之中或之后，要保持刑法典章节划分的科学性。
否则，同样会给刑法典的统一性和科学性带来不利影响。
我国刑法修正案增设新罪名时一般是在既有相近罪名之后加以排列，作为“刑法第X条之一”，目的是保持刑法典条文总数不变，从而稳定刑法典的结构。
所谓“罪名相近”，一般应理解为罪名的构成要件如主体、行为手段或方式等相似。
但有时增设的新罪可能找不到相近的罪名可以归属，如归属于并非相近罪名之后，就不甚合适。
完善我国刑法空间效力立法的思考关键词: 空间效力/属地原则/属人原则/保护原则/条约义务原则/刑事代理审判原则内容提要: 目前，我国刑法空间效力立法存在诸多不足之处，要完善我国刑法空间效力立法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明确界定“领土”的内涵;将《刑法》第6条至第10条的“本法”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我国公民在域外犯罪的，采用“双重犯罪原则”;对适用保护原则惩处外国公民在域外侵犯我国国家利益的情形尽量作详细规定;取消对外国人在我国域外犯罪适用我国刑法最低刑期的限制;在《刑法》中增设刑事代理审判原则以严密法网。
一、完善我国刑法中属地原则立法的思考属地原则，又称领土原则，是指一国对在其领土上实施的任何犯罪都可以适用本国刑法，而不论其为何种犯罪，不论被害人是谁。
根据属地原则，凡是发生在一国领土范围内的一切犯罪活动，都可以适用该国刑法来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
1997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6条、第11条的规定具体体现了属地原则。
以下，我们将结合属地原则的相关理论，在分析法条相关语句的具体含义的过程中，揭示相关立法的不足并提出修改建议。
(一)关于“领域”的思考“领域”，是指一国境内的领土，包括领陆、领水和领空。
(注：参见齐文远、刘艺乒主编：《刑法学》，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要准确理解“领土”的含义，就不能回避在一国登记的船舶或航空器是否属于该国领土的问题。
(注：由于本文仅论述我国刑法空间效力规定的不足，而一国使、领馆的地位在刑法中没有规定，故在正文中对其没有论述。
我们认为一国驻外使、领馆同样不属于派出国领土。
派出国对本国在外国设立的使、领馆内发生的刑事案件有管辖权是无可争辩的，但就此认为其是一国的“拟制领土”，我们认为是不妥的。
驻外使、领馆馆区只是驻在国根据《维也纳外交条约》和《领事条约》的规定，按照对等原则，给予派出国外交人员和领事人员居住和办公的场所，其目的是为了保证派出国的使、领馆官员能够正常有效地履行其职务，必须明确指出的是，派出国对其使、领馆区域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
虽然驻在国对在使、领馆领域内发生的刑事案件不能采取刑事司法措施，但不能采取刑事司法措施并不意味着其主权的丧失。
当双边关系破裂时，驻在国可直接收回使、领馆的使用权。
因此，不能认为一国在外国设立的使、领馆是一国的“飞地”。
)我国刑法学通说主张，悬挂我国国旗的船舶或者有我国国家归属标志(注：关于国家归属标志，一般译为国徽，我们认为这个翻译是不准确的。
因为在航空器上或潜艇上并不是加盖国徽标志，而是加印国旗标志。
但国旗标志并不是国旗，例如，国际民航使用我国国旗标志(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中国国际民航的识别标志(China Airline以及由VIP字母组成的凤凰图案)。
故只能称为国家归属标志。
也有学者将其译为“国家属有标志”，参见《德国刑法典》，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7页。
)和识别标志的航空器属于我国的领土，称为“浮动领土”。
另有学者认为，上述这些船舶、航空器并非我国领土，(注：有关论述请参见陈忠林：《关于我国刑法属地原则的理解、适用及立法完善》，《现代法学》1998年第5期。
)只是根据旗国原则(注：旗国原则与属地原则有关联，它是指对在一国登记的、合法悬挂一国国旗的船舶或者有该国国家归属标志和识别标志的航空器内的犯罪行为，旗国可直接适用该国刑法，而毋庸考虑犯罪地法律的规定。
)属于旗籍国刑法空间效力范围。
我们同意后一种观点，理由如下：1.从领土的特征看，悬挂一国国旗的船舶或者有一国国家归属标志和识别标志的航空器不属于一国的领土。
如果说悬挂一国国旗的船舶或者有一国国家归属标志和识别标志的航空器属于该国的领土，那么当其行驶在不属于任何国家或地区的领域时，这种假定尚可接受，但是当该船舶或航空器位于其他国家境内时，按照上述假定就会出现“领土中的领土”现象，而领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排他性，即一国对于其领土具有绝对的主权。
而上述假定使得在一艘船舶或一架航空器上存在两个主权，这与国际法基本的主权原则相悖。
事实上，即使其存在两个主权，也只在所在国不行使主权时，船舶或航空器回到登记国后，登记国的主权才可能行使。
也就是说，登记国的主权只能是所在国主权的补充，而这也不符合领土主权绝对性的特征。
2.登记国对悬挂其国旗的船舶上的犯罪适用本国刑法，是因为其享有豁免权。
在一国登记的民用船舶进入到他国领域时，所在国基于主权原则对其领域内的一切人或事享有无可争辩的管辖权，但是为了便于船旗国履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94条所规定的“船旗国的义务”，所在国通常都给予在他国注册的船舶以豁免权。
(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94条第1款规定：“每个国家应对悬挂该国旗帜的船舶有效地行使行政、技术及社会事项上的管辖和控制。
”关于船旗国义务的论述，See Doehring，Vlkerrecht，C.F.Müller Verlag Heidelberg，1999，Seite 224.)船旗国也基于此对船舶进行管理，并对船舶上发生的犯罪享有适用本国刑法的权力。
因此，每个国家都会在本国刑法中规定，对在本国登记的船舶上犯罪的适用本国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7条关于对民用船舶豁免权的规定和第32条关于对军舰或其他国家船舶的规定，也明确表明登记国对悬挂其旗帜的船舶上的犯罪有管辖权。
值得注意的是，民用船舶所享有的豁免权是不完全的。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7条第1款的规定，沿海国在下列情形中享有对通过其领海的外国民用船舶的刑事管辖权，以逮捕与在该船舶通过期间船上所犯罪行有关的任何人或进行与该罪行有关的任何调查：(a)罪行的后果及于沿海国;(b)罪行具有扰乱当地安宁或领海的良好秩序的性质;(c)经船长或船旗国外交代表或领事官员请求地方当局予以协助;或(d)这些措施是取缔违法贩运麻醉药品或精神调理物质所必要的。
显然，船旗国对军舰和其他非商业用途船舶(即国家船舶)享有完全豁免权。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95条、第96条分别规定了军舰和非商业用途船舶在公海上的完全豁免权。
军舰和其他非商业用途的船舶在其他国家境内时，也享有完全豁免权。
但这种法律规定并非出于对所谓“浮动领土”的考虑而是依据国家主权豁免原则。
(注：Doehring，Vlkerrecht，C.F.Müller Verlag Heidelberg，1999，Seite 279.)按照国家主权豁免原则，为国家主权服务的船舶或航空器也相应地享有豁免权。
3.我们可以通过对法律规定的系统分析得出悬挂一国国旗的船舶或者有该国国家归属标志和识别标志的航空器不属于一国领土的结论。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12条第2项第1目规定：“对于第13条第1项或第3项的情况，如果下列一个或多个国家是本规约缔约国或依照第3款接受了本法院管辖权，本法院即可以行使管辖权：(1)有关行为在其境内发生的国家;如果犯罪发生在船舶或飞行器上，该船舶或飞行器的注册国……”《德国刑法典》第3条明确规定，德国刑法适用于在德国领域内实施的任何犯罪。
该法典第4条规定：“德国刑法适用于在合法悬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国旗或有国家归属标志的船舶或航空器上所实施的犯罪行为，而毋庸顾及犯罪地国的法律。
”在我国，《刑法》第6条第1款和第2款也作了类似的规定。
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法律以及国际规约都将在一国领域内实施犯罪适用该国刑法的情形和在该国船舶或航空器上实施犯罪适用该国刑法的情形并列规定的立法例表明，在一国登记的船舶或航空器不是一国领土而是排除在领土之外的其他具有管辖权的区域。
这样，从法律系统解释的角度，我们可以得出在一国注册的船舶或航空器并不包含在一个国家的“领域内”而只是可以适用该国刑法的结论。
(注：法律的这种并行规定可能包括提示性规范和创设性规范。
提示性规范是指后面的规定是对前面规定的一种解释，立法者试图通过这种提示性规范将前面规定的含义加以明确。
如《刑法》第236条第2款就是对第1款规定的一种提示。
而创设性规范是指立法者通过这种并行规定，创设出与前面规定不同的规范，以表明后面的情形不能包含在前面的规定之中。
如《刑法》第238条第3款之规定即为适例。
) 对于航空器，很多国际公约都规定了登记国和停留国基于属地原则的并行管辖权。
(注：有关论述请参见陈忠林：《关于我国刑法属地原则的理解、适用及立法完善》，《现代法学》1998年第5期。
)也就是说，旗籍国只是基于对航空器的管理权(旗国原则)而适用本国刑法追究在航空器内发生的犯罪的刑事责任，不是因为航空器属于一国领土而对其行使管辖权。
综上，由于“领域”不包括在一国登记的船舶或航空器，而对于犯罪地的规定又应该包括在一国登记的船舶上或航空器内发生的犯罪的情形，所以，《刑法》第6条第3款关于在我国登记的船舶上或航空器内的犯罪的规定，就存在一个漏洞。
该漏洞的存在，显然不利于解决发生在我国登记的船舶上或航空器内发生的犯罪的刑事管辖权问题，因此，建议将《刑法》第6条第3款“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修改为“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或在我国登记的船舶上或航空器内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基于同理，建议将《刑法》第7条第1款、第2款、第8条和第10条中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修改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或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登记的船舶上和航空器内”。
(二)关于犯罪地的思考适用属地原则，往往涉及对犯罪地的确定。
而犯罪地的含义是非常广泛的，一般包括行为地和结果地。
(注：行为地，即实施犯罪行为(包括共同犯罪中的部分行为)的地点或者不作为行为地。
结果地，即所实施的行为的结果或不作为结果发生地。
)犯罪可能存在犯罪行为地与结果地不一致的情形即隔地犯，对于这种情形究竟是适用行为地的刑法还是适用结果地的刑法，刑法学界有行为地原则、结果地原则和遍在地原则三种理论。
我国刑法对于犯罪地的确认一般采用遍在地原则。
遍在地原则，通常分为主—客观的遍在地原则和客观的遍在地原则。
主—客观的遍在地原则主张，凡犯罪行为实际实施地或行为人设想的行为应实施地，均为犯罪行为地;属于构成要件结果的实际发生地或行为人设想的结果发生地，也应被视为犯罪结果地。
如德国、波兰、丹麦、挪威、黎巴嫩等国的刑法就是采用主—客观的遍在地原则。
客观的遍在地原则认为，只有犯罪行为实际实施地，才是犯罪行为地;只有犯罪结果实际发生地，才被视为犯罪结果地。
例如，《意大利刑法典》规定，对在外国实施的犯罪未遂行为，其结果本应发生在意大利但没有发生的，不能适用意大利刑法。
同样，对连续不断的犯罪行为，部分在意大利实施，部分在外国实施的，只对在意大利境内实施的那部分行为，适用意大利刑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