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信任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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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2006年11月20日上午南京一男子彭宇称因搀扶摔倒的老太太,2007年1月4日反而被告上法庭。
9月3日法院作出判决,彭宇被判赔45876元。
2009年10月天津车主许云鹤因为帮扶一位在道路中跨越栏杆而摔倒的老太,而被告上法院,许云鹤事件在原告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次年6月他被一审判赔偿10万元。
2011年9月14日下午两点,一位八旬老人摔倒在昆明市麻园农贸市场门前路上,不少路人驻足围观却一直无人敢上前搀扶。
热心的许女士想上前搀扶,又担心遭人讹,成为昆明版的“彭宇”,最终找了两证人,才把老人扶起来。
更是有媒体爆出,四川达州3名小孩楼下玩耍时,看见一太婆摔倒便上前去扶,不料太婆却说是3个孩子将自己撞倒的,反而赖上了孩子的家长。
这一系列事件让我们措手不及,路遇跌倒老人怎么办?今日,有人在亚心网论坛上发了一篇帖子——《路上有人在你面前摔倒了,你会不会扶一把?》,人们纷纷“支招”:打电话通知其家人、拍摄视频取证、结伴搀扶……看见有人摔倒,人们的本能反应是赶紧上前施以援手,如今,“该不该扶”却成了热议的话题。
事实上,“做好事被讹”的确存在,另一方面,也与此类小概率事件被新闻媒体的报道炒作放大有关。
更为重要的是,此类事件在社会信任缺失的大背景下,极易引发共鸣和共振。
与此同时,当我们面对别人,特别是面对陌生人的时候,更是保留着“十二分”的戒备心。
走到路边看到乞讨者会在心里打大大的问号、买东西怕遇到假货、去医院怕遇见“医托”、想帮助别人怕上当受骗……在这个信息极度发达的社会,这种例子简直不枚胜举。
其实,这些“戒备”折射出的都是人与人之间信任度的降低。
有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度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了60分的信任底线。
报告的结论是否科学、准确,暂且不论,而信任度下降的趋势是不争的事实。
引起人与人之间信任度下降的因素(1)在社会转型时期新的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信任体系尚未完全建立。
在熟人社会中,大多数人是相熟相知的,信任是建立在相互之间的关系之上,实质是熟人信任,关系信任。
中国社会信任与社会资本研究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变迁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的概念越来越受到学者和观察家的关注。
本文将探讨中国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研究的现状和未来方向。
社会信任的概念和意义社会信任是指个人或组织在社会关系中持续相互交往时,基于对方善意和诚实的期望,愿意做出承诺,自愿履行义务的情感和行为倾向。
它是一个比较抽象和难以量化的概念,包括道德、信用、契约等方面。
社会信任对于社会的互动和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社会信任能够降低社会交往成本、提高效率、促进合作和创新;另一方面,缺失的社会信任会导致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加剧,如道德风险、市场失灵、信用危机等。
中国社会信任的现状中国的社会信任状况一直备受关注。
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各种丑闻和舆情的频繁出现,一些形式和内容的创新和深化,如“围城现象”、“管理官僚化”、“利益集团化”、“立体腐败”等,与社会信任的可持续性和建设性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和敏感。
中国社会信任的状况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中国的社会信任水平相对较低。
2016年,根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一项研究,中国的社会信任指数为3.36,位列180个国家中的159位。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缺乏法治和民主制度的保障,法律、道德和社会约束力相对较弱,民众对于食品安全、医疗等行业的信任度也较低。
第二,中国的社会信任具有地域和群体差异。
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之间的社会信任水平差异较大。
例如,一些地方的民间信仰和社区传统能够促进人际关系和互动的稳定和和谐;同时,一些群体如贫困、农村和少数民族等,历史、文化和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其社会信任更容易受到挑战和侵蚀。
第三,中国的社会信任存在结构性问题。
社会信任不只是缺失或存在的问题,还存在不同类型和角色的分化。
例如,由于政治制度、公平和正义等方面的限制和压力,中国的政治信任明显不足;另外,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社会信任存在“同侪效应”和“同类结果”等现象,“看脸、见面礼”等不规范或不道德的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信任的积累和消耗。
社会信任与社会资本年中国社会信任度调查与分析社会信任在一个社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能够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和交流,还能够稳定社会秩序,提高社会效率。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革,中国社会信任度的变化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本文将对近年来中国社会信任度的调查结果进行整理和分析,探讨社会信任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并对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1. 中国社会信任度的调查结果根据多项社会调查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社会信任度呈现出一定的波动变化。
其中,信任度的总体水平呈现上升趋势,但在不同领域和层面上存在着差异。
在政府信任度方面,随着政府部门的改革和公共服务的提升,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有所增加。
然而,对于商业机构和媒体等非政府部门的信任度却有所下降。
这一趋势的变化可能与社会转型、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公众对权威机构的审视有关。
2. 社会信任与社会资本的关系社会信任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社会资本是指一个社群或社会中由于信任而形成的、能为个人或社会带来利益的社会网络和关系。
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形成的基础,它能够增进人们之间的合作意愿,并促进社会资源的流动和配置。
社会资本的形成又使得社会信任得以加强和扩大。
因此,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
3. 中国社会信任与社会资本的现状尽管中国社会信任度整体呈上升趋势,但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发展却面临一些挑战。
首先,社会转型和城乡差距使得社会资本在不同地区和人群之间存在差异。
城市居民相较于农村居民更容易形成和积累社会资本。
其次,新媒体和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得社交关系和信任传播得以扩大和加强,但同时也引发了虚假信息和不良行为的传播。
这对社会信任的建立和社会资本的形成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4. 未来的发展趋势与建议为了进一步提升中国社会信任度和社会资本的发展,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
首先,政府部门应加强公共服务和治理能力,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其次,加强法治建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个人和组织提供稳定和可靠的法治环境。
关于社会信任问题的调查报告信任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自从人类脱离了他与自然及动物的那种植根关系,实现了族类的提升并开始社会交往以来,就始终存在着社会信任问题。
古希腊圣哲亚里士多德说,人是一种天性合群的动物,唯如此才能组成社会。
其实在许多群居性的动物那里,就可以看到信任的萌芽,比如植根于血缘关系并以之维系的动物种群或群落,对外群的动物表现出相当的疑惧和戒备,而在本群内则能够相互照应,其间就存在着信任和依赖的问题。
当然这种信任的自然血缘成分大于其社会成分,最多只是人类信任的自然前提。
人类构成了社会之后,一方面生存和生产中相互合作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群落内部和外部的交往活动,都对信任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使得原来源于自然血缘性的依赖关系发展为社会性的信任关系。
换句话说,没有基本的信任,人与人之间就失去了相互联系的基本纽带,社会组织就无法形成,社会就不能正常运行。
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也说过这样的话:“被人尊重和信任的欲望是人类天性最深刻的冲动。
”信任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起着如同空气和水分对人体生命般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作用,因为如果每一项交易中,在社会的共同活动中,都缺乏或不存在信任,那么社会共同体就会瓦解,共同活动就无法组织和实现。
实际上,从人类学的材料我们可知,原始人对部落领导如酋长、长老的信任和尊重,远远高于现代人对国家领导人的信任和尊重。
正是这种信任,保障了原始氏族和部落之间的内部团结。
在当今结构复杂的社会有机体中,社会信任的作用不仅没有衰减,而是变得更为重要了。
社会规模越是扩大,交往活动越是多样,社会结构越是复杂,就越是需要各个环节之阿间保持相应的合理衔接和配合,而没有一定的相互信任,这是很难实现的。
可以说,信任渗透于一切社会交往活动中,是社会团结的道德基石、社会关系的润滑剂和社会中最重要的整合力量之一。
从发展的角度看,社会信任既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是文明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对文明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代中国信任危机产生的原因及对策摘要:巴尔扎克曾经说过:“遵守诺言就像守卫你的荣誉一样”。
信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道德守则。
人与人之间必不可少的是相互信任,一个人失信于一人,那么将在社会很难立足。
在当代中国有着眼中的信任危机,究其原因是什么,面对出现的信任危机,我们应如何应对,才能有效建立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信任。
关键词:信任危机;原因;对策信任在字典中的解释是:信任,只是一种关系,然而却有极大的价值,也可以说它是一种资产。
在社会科学中,信任被认为是一种依赖关系。
在心里学中的含义是:人际信任的经验是由个人价值观、态度、心情及情绪、个人魅力交互作用的结果,是一组心理活动的产物。
信任是社会影响概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信任危机信任危机,作为近几年来频繁出现的一个新词,是一个伦理学术语。
表示社会人际关系产生了大量虚伪和不诚实,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严重危机的用语,指一定社会或群体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不被人们所遵守,人与人之间缺乏一种道德的联系和约束,彼此都无法相信对方的真诚和忠诚,因此不敢委以对方以重任的现象。
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信任危机地定义,而信任危机地英语是:crisis of confidence;可见,欧美国家把信任危机当作是一种犯罪。
随着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优越,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人情味却越来越淡,人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逐渐丢失了对他人信任,这是信任危机突出的社会现象。
二、中国信任危机现状在当代中国,很多人都感受到了当下地信任危机,弥散在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不仅存在在不同人群、阶层和行业之间,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每个社会细胞内部。
但中国的社会信任危机并是一个当代独有的问题。
许多欧洲学者在17世纪就认为“中国是世界上缺乏“诚信”的一个国度”。
(一)企业信任危机从2008年爆出的三鹿奶粉掺加三聚氰胺事件,到近期出现的“瘦肉精”事件以及“染色馒头”事件。
一次次食品质量安全事件让消费者变成受害者,很多消费者正遭受着所谓品牌食品的“侵蚀”。
大学生人际信任现状及成因分析近年来,中国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这种日益严重的现象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而了解大学生人际信任现状的原因,对于有效地改善大学生的信任意识和行为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方面,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大学生现代社会中所面临的各种压力所致。
大学生正处在过渡期,学校压力和职业压力非常大,往往使他们缺乏安全感和信心,无法得到足够的被重视,很难建立良好的信任感。
而且,大学生对外部社会的广泛联系也使他们更易受到影响,比如恶意竞争和虚假信息的影响,给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带来不良的影响,从而导致大学生的信任缺失。
另一方面,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的下降也和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的家庭育儿有关系。
现代家庭传统逐渐被破坏,学生们对家庭价值观和传统价值观的缺失,无法形成有效的家庭关系,从而影响大学生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也就无法培养信任感。
同时,由于家庭的不负责任态度,中国的家庭教育缺乏强制性,学生们很难接受家长和老师的严格管教,从而培养出对家庭和老师自然而然的信任与尊敬,从而影响了学生对他们周围人的信任态度。
此外,社会文化背景也是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下降的重要因素。
许多社会文化传统已经失传,例如信仰、宗教、宗族等社会文化形式,大学生对这些社会文化活动因抗拒和厌恶而不受欢迎,从而影响了他们对其他人的信任感。
综上所述,大学生人际信任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当今社会中所面临的各种压力、缺乏家庭传统价值观以及文化背景等因素所致。
因此,改善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以及培养信任意识的重要性已经被广泛认识,并开始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来解决问题。
首先,学校可以为学生搭建一个和谐的环境,让学生拥有安全感,更容易建立信任感。
比如,学校可以定期组织一些团体活动,加强学生之间的理解,互动,从而改善学生的人际关系,增强信任感。
此外,学校也可以举办宣讲会,让学生了解人际关系和信任的重要性,加强对法律法规的教育,避免学生受到不良信息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低度信任的社会,这一点似乎已成为马克斯·韦伯、雷丁和福山等众多西方学者不谋而合的论断。
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认为,中国人的不诚实导致了中国人彼此间典型的不信任。
雷丁在《中国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中国人只信任与自己有关系的人,他们对家人全然信任,对朋友和熟人则建立某种程度的相互依存感,这些体现了中国人浓厚的家族主义文化意识。
福山在《信任》中阐述了类似的观点。
他认为,华人社会里的家族主义文化十分明显:在家族的圈子之外,人与人之间的信赖感变得相当低,对外人的信任感太低。
在他看来,中国是一个低度信任的社会。
他进而认为,一国社会信任度的高低与该国经济规模大小存有必然联系。
中国社会信任度的低下是中国家族企业向现代化公司转型的必然障碍,并使其时常上演创立、崛起、衰败的三部曲。
而与中国家族企业发展对比分明的是,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由于存在较高的社会信任度,故而家族企业一般能较为顺利地建立起现代公司制度,并维持很大的规模。
西方学者的上述看法虽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社会在信任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但仍然有失偏颇。
韦伯的观点之讹误在于,他仅根据以诚实为基础的信任之缺失就简单地认定中国社会中信任度的低下,却对中国以血缘和情感为基础的信任避而不谈。
福山对不同类型信任与企业发展及规模的关系之分析颇为深刻,然而,他却与雷丁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都只根据中国人对外人(严格地说,应该是陌生人)不信任这一点就把中国认定为信任度低下的社会。
在我们看来,如果将传统中国社会看成是一个血缘、情感和习俗型信任丰富而制度型信任短缺的社会则可能更为准确与中肯。
而从经验观察角度透视,当下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着实颇为严重。
从这一点来看,韦伯、雷丁和福山等学者的结论是正确的,但他们的论证依据是不恰当的。
如果我们的上述判断能够成立的话,那么重新搜寻当下中国社会的信任度低下之原因就成为有待研究的论题。
如果从现代性角度加以解析,似能对此做出有一定说服力的诠释。
尽管学界对现代性概念的厘定众说纷纭,但勿庸置疑的是,现代性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的,它意味着人类在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制度以及知识体系层面的全方位转型。
而现代性的“价值颠覆”特质与反传统的批判色彩必然加速了传统价值观念与意义系统崩塌的进程。
在现代性的冲刷下,以血缘、情感、信仰、道德、习俗为基础的诸种信任日益丧失了自身得以存续的基础,由此引发了曾在中国古代与近代社会乃至当下社会居于主导地位的血缘型、情感型、信仰型、道德型和习俗型信任之日渐衰微。
此时,似乎恰是上述诸种信任向信息型和制度型信任转变的良机。
遗憾的是,当下中国社会信息不对称、法律法规不健全甚而恶法充斥其中等现象并不鲜见,人们的守法观念亦颇为淡薄,这些均表明,以信息与制度为基础的信息型和制度型信任尚未真正形成。
概而言之,在既往的多种类型信任逐渐弱化之时,后继的与市场经济相契合的信任体系却未生成,从而出现转型期的信任真空,这恰是中国社会出现信任危机的根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