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王绩隐逸诗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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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中隐者—王绩作者:刘佳媚来源:《北方文学》2019年第03期摘要:王绩作为隋唐之际著名的诗人,究竟是否称为真正的隐逸之士,本文在以分析王绩隐逸的原因以及王绩的诗文创作为基础,探究王绩是否符合真正隐士的标准。
关键词:王绩;隐逸之士自古以来,中国文学史就有许多隐逸之士,在君主和百姓眼中,隐逸之士是德操的体现,是气节的体现。
在唐宋之际,对于隐逸者也更为推崇。
《新唐书·隐逸传》曾将隐者归为三类:第一类为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放草野,而名往从之,虽万乘之贵,犹寻轨而委聘也;其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于俗,虽有所应,其于爵禄也,泛然受,悠然辞,使人君常有所慕企,怊然如不足,其可贵也;最后为末焉者,资槁薄,乐山林,内审其才,终不可当世取舍,故逃丘园而不返,使人常高其风而不敢加曹焉。
但到了唐代,出现了这样一群人,他们身在仕途但心似归隐。
唐代白居易也曾将隐逸分为大隐、中隐和小隐。
王绩,作为隋唐之际著名的诗人,他的一生历隋唐两朝,三仕三隐,才高位低,在他的诗文中大都反映他隐逸的生活和思想。
但这种人在仕途,心向田园的作家是否是真正的隐逸呢?首先作为一位如此有才学之人为何会在官场中浮沉不定呢?从时代背景分析,动乱的社会环境是归隐产生的主要原因,而身处隋唐易代时期的王绩究竟经历了什么促使他多次为官,多次失败。
王绩首次出仕恰逢隋唐易代,他亲眼目睹了各政治力量之间尔虞我诈的残酷现状,又亲身感受到了政治的黑暗与痛苦,内心不免受到一定的影响。
也许是在官场中找不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也许是对现实的不满,亦或是对于统治认识透彻而选择远离这场纷乱,于是他选择了退居官场。
在唐王朝正式建立后,37岁的他,再一次选择入仕,正因為他见证了隋末的黑暗,所以对于新建立的王朝他仍然充满着希望。
从他这一时期的诗文创作中可见,他对于新王朝充满了热忱,在《被举应诏别乡中故人》中道“皇明照区域,帝思属风云。
烧山出隐士,治道送征君。
自惟萧艾影,叨名兰桂芬。
王绩诗词赏析
王绩的诗词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深邃的情感而著名。
他的诗词作品常常反映了他对人生、社会和自然的深刻思考。
王绩的诗歌在形式上讲究平仄和韵律,注重意境的创造和对自然景物的描绘。
他的诗歌语言质朴自然,不事雕琢,却能准确地传达出对人生百态的感悟。
例如《野望》这首诗,通过描绘秋天的景色,表达了诗人在隐居生活中的孤独和苦闷,同时也体现了诗人对人生目标的彷徨和迷茫。
整首诗情感深沉,意境深远,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王绩的诗歌也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民间色彩,这使得他的作品更加贴近百姓生活,易于理解和接受。
这种风格在当时的文坛上也是比较独特的,显示了王绩对于诗歌艺术的独到见解和追求。
此外,王绩的诗歌还经常涉及到道家思想,体现了他对于自然和宇宙的深刻思考。
他主张返璞归真,追求心灵的自由和解放,这种思想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总的来说,王绩的诗词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思想内涵,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瑰宝。
他的作品不仅给后人提供了宝贵的艺术借鉴,同时也为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人文精神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论王绩诗文在初唐文学中的成就“贞观文坛上,诗文的内容和风格卓然不群者属王绩。
”郭预衡先生的评论是非常中肯的。
想来在浓墨艳丽中,独具清新淡远者,是何等清雅脱俗。
对此,翁方纲在《石洲诗话》(卷二)中也谈到:“王无功以真率疏浅之格。
入初唐诸家中,如鸾凤群飞,忽逢野鹿,正是不可多得也。
”然而,翁方纲也流露出了一句“然非入唐之正脉”的遗憾之言,颇能留给后人诸多的深思。
我认为,王绩不入“唐之正脉”,恰是他的诗文能在当时走出“六朝绮艳诗风”的阴霾,而以“清新质朴”诗风戛戛独立的一个先决和有利的条件;他的不入“唐之正脉”,以疏野淡远自成一格,恰是他卓然不群、清雅脱俗的一个很好的印证。
唐代开国后的近五十年里,文学始终着“六朝锦色”,诗风“沿其卑靡浮艳之习,匀栉字比,非古非律,诗之极衰也”,恰如闻一多先生所说的,这初唐文学的五十年,“说是唐的头,倒不如说是六朝的尾”,在这样的文学氛围里,不入“唐之正脉”乃是万幸。
入了“唐之正脉”,就很难拔出流俗、独标异格了。
初唐时的“唐之正脉”,是以养尊处优的宫廷诗人为主流,唐太宗本想“内兴文事”来推进文学的发展,没想到推进了“宫体诗”的发展,君臣唱和、应制奉答、宴会赋咏之作,以颂德为能事,藻饰雕琢,偶对流于板滞,结构程式化,与真率清新、韵趣高远的诗歌相去甚远;唐太宗还组织了房玄龄、魏徵、岑文本、许敬宗等第一流人才忙于编“兔园册子”,这种类书的编纂,供当时宫廷诗人采集典故词藻,“造成一时期内若干毫无性灵的类书式的诗”,“采事而忘意”,这样的诗,离诗的真谛相去甚远。
看来,唐太宗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唐代文学的快速发展。
也难怪闻一多先生会这样评论唐太宗:“假如他是有眼力的话,恐怕当日撑持诗坛的台面的,是崔信明、王绩、甚至王梵志,而不是虞世南、李百药一流人了。
”想来也有道理。
王绩还真是幸免入“唐之正脉”,免去了创作“类书式的诗”这等俗事,方能如“山间溪畔的一束迎春花,最先感知了唐代文学的春天”。
引言隐逸诗是以自然山水为主要审美对象与表现对象的诗歌。
在盛唐独特的文化背景下,隐逸诗的情调通透明澈而又生机跃动,其中王维的隐逸诗就是一个典型。
被誉为“诗佛”的王维,一生屡遭困厄,无论是个人家庭生活还是政治仕途,都遭遇了许多不幸与痛苦,而佛教的信仰为他找到了解脱的方式。
由于生活的挫折和政治道路的失意,使王维的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出路,最终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即不安贫乐道,也非不事王侯的生活。
在这种生活中,他矛盾重重,但是在现实中他还是找不到出路,最终只有在理想中寻找他的精神家园。
文献综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国内研究者在王维与佛禅关系上呈现兴盛局面。
研究者们在发掘基本资料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思维,进行了多角度、多文化的探索,取得了不少有利的成果,但许多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浅尝辄止或是随波逐流;另外,研究者们在研究过程中仅局限在王维与佛禅关系上,并且放大了其消极面,却很少涉及到王维的生命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有的研究者虽有涉及,但研究力度不够。
近年来,对王维山水诗研究的主要视角和观点有:首先,对王维山水思想的研究。
一些学者认为王维的山水诗中充满了禅机、禅趣,其诗受禅的影响很深。
陈允吉是较早对王维与禅宗关系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他认为王维早期受过佛教及其他宗派的影响,特别明显地受过北宗的影响,但随着禅宗日益广泛传播,尤其是其中年在南阳与神会相逢后,王维完全的接受了禅宗那一套主观唯心主义的教义。
(《论王维山水诗中的禅宗思想》,《文艺论丛》第10辑,1980年)在陈允吉之后,许多研究者开始将目光转向王维,如马欣来《试论王维的佛教思想》认为王维是盛唐中受佛学影响的代表人物,他的确对佛教禅宗感兴趣,但佛教只是他理想破灭后的虐诚,他在无奈中把这种废墟看作人生不可逃脱的归宿。
(《山西大学学报》,1985年2月)张节末纵向分析了王维“空”的意义,认为从晋至唐,中国诗人的自然观从庄玄转向佛禅。
(《从陶潜的“化”到王维的“空”——晋至唐诗人自然观变迁的个案分析》,《浙江学刊》,1999年,第二期)陶潜和王维是这个转型过程的两个个案。
王绩诗歌名篇赏析生平简介王绩(585—644),唐诗人。
字无功,自号东皋子,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县)人。
隋末名儒王通之弟。
隋炀帝时,举孝悌廉洁,授秘书省正字,****县丞,因嗜酒被劾而还乡隐居。
唐武德初,以原官待诏门下省,侍中陈叔达闻其嗜酒,特准日给一斗,时称“斗酒学士”。
后弃官归隐东皋而终。
工诗善文,作品多以田园、隐逸生活为题材,常以阮籍、陶潜自况。
诗风朴素自然,洗尽六朝铅华,为初唐诗坛带来生气,且对五律的成熟,有所贡献。
秋夜喜遇王处士王绩北场芸藿罢,东皋刈黍归。
相逢秋月满,更值夜萤飞。
王绩诗鉴赏王绩一生郁郁不得志,两次归隐直至终老。
《秋夜喜遇王处士》这首诗,就是反映他归隐生活的一个侧面。
处士,古代对隐居民间而有方法之人的敬称。
诗的头两句主要写诗人在耕作一天之后的晚归途中,与王处士相遇。
诗人引“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为同调,归隐后也从事农耕。
“兆场”、“东皋”二词表示其劳作地。
“芸藿”、“刈黍”分别指给豆除草和割谷子等具体的农活。
地点和农事活动的变化,暗含着自然风光的不断转换,给诗人视野中增添了流动美感的愉悦。
美景与丰收的喜悦相交织,使诗情显得怡然有致。
在这样的时刻遇见志趣相投的朋友,心情自是轻快欢悦,这两句平平叙述,没有任何刻画渲染,平淡到几乎不见有诗,但正是在这种随意平淡的语调和舒缓从容的节奏中,透露出诗人对田园生活的习惯和一片萧散自得、悠闲自如的情趣。
王绩归隐的生活条件是优裕的,参加“芸藿”、“刈黍”一类田间劳动,在他不过是田园生活一种轻松愉快的点缀。
这种生活所造成的心境的和谐平衡,正是下两句所描绘的“秋夜喜遇”情景的背景与条件。
三、四两句“相逢秋月满,更值夜萤飞”,描写与好友相遇时的自然景色——秋月圆若白玉盘,高悬夜空,皎洁的月光洒在小路之上,田野上的流萤,也提着无数盏小灯笼在两人周围飞来飞去,映得一路星星点点,别有一番情趣。
它们的出现,给这宁静安闲的山村秋夜增添了流动的意致和欣然的生意,使它不致显得单调与冷寂,同时,这局部的流动变幻又反过来更衬出了整个秋夜山村的宁静安恬。
76酒中隐者—王绩刘佳媚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摘要:王绩作为隋唐之际著名的诗人,究竟是否称为真正的隐逸之士,本文在以分析王绩隐逸的原因以及王绩的诗文创作为基础,探究王绩是否符合真正隐士的标准。
关键词:王绩;隐逸之士自古以来,中国文学史就有许多隐逸之士,在君主和百姓眼中,隐逸之士是德操的体现,是气节的体现。
在唐宋之际,对于隐逸者也更为推崇。
《新唐书•隐逸传》曾将隐者归为三类:第一类为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放草野,而名往从之,虽万乘之贵,犹寻轨而委聘也;其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于俗,虽有所应,其于爵禄也,泛然受,悠然辞,使人君常有所慕企,怊然如不足,其可贵也;最后为末焉者,资槁薄,乐山林,内审其才,终不可当世取舍,故逃丘园而不返,使人常高其风而不敢加曹焉。
但到了唐代,出现了这样一群人,他们身在仕途但心似归隐。
唐代白居易也曾将隐逸分为大隐、中隐和小隐。
王绩,作为隋唐之际著名的诗人,他的一生历隋唐两朝,三仕三隐,才高位低,在他的诗文中大都反映他隐逸的生活和思想。
但这种人在仕途,心向田园的作家是否是真正的隐逸呢?首先作为一位如此有才学之人为何会在官场中浮沉不定呢?从时代背景分析,动乱的社会环境是归隐产生的主要原因,而身处隋唐易代时期的王绩究竟经历了什么促使他多次为官,多次失败。
王绩首次出仕恰逢隋唐易代,他亲眼目睹了各政治力量之间尔虞我诈的残酷现状,又亲身感受到了政治的黑暗与痛苦,内心不免受到一定的影响。
也许是在官场中找不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也许是对现实的不满,亦或是对于统治认识透彻而选择远离这场纷乱,于是他选择了退居官场。
在唐王朝正式建立后,37岁的他,再一次选择入仕,正因为他见证了隋末的黑暗,所以对于新建立的王朝他仍然充满着希望。
从他这一时期的诗文创作中可见,他对于新王朝充满了热忱,在《被举应诏别乡中故人》中道“皇明照区域,帝思属风云。
烧山出隐士,治道送征君。
自惟萧艾影,叨名兰桂芬。
使君留自璧,天子降玄孺。
引言王维是中国山水田园诗的代表诗人之一,是该派诗歌创作的集大成者。
王维,名维,字摩诘。
对于王维诗歌的评价,最为出名的便是宋代大文豪苏轼对其诗的评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由此观之,王维诗人与画家的两重身份,使得他的诗歌与绘画创作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王维的诗歌,尤其是山水田园诗,所表现出来的宁静淡泊的心境与浓浓的禅宗哲理思想,对当今的浮躁社会无疑是一缕春风,一轮山月,轻抚与照亮人们焦躁不安的心灵。
本文就王维归隐的背景,诗歌的选材立意,结构布局,语言特色,意境,意象,思想主题等方面浅析王维隐居时期诗歌的艺术特色。
尤其是山水田园诗的艺术特色。
一、王维隐居的背景及其代表作品王维作为盛唐诗人的代表,山水田园诗是他的一张名片,而这类诗歌的创作又与其亦官亦隐的生活密不可分。
其中,许多脍炙人口的代表作品正是创作于诗人的隐居之时。
王维一生共隐居了四次。
第一次是他岀仕前的归隐。
开元四年,王维隐居终南山。
此时的王维尚未岀仕为官,他此番选择隐居终南山是由于此地临近帝都,且终南山历朝历代都出了不少名士、高人。
初出茅庐,壮志满怀的王维希望通过在终南山的隐居,让自己的声名扬到帝都君王那里,以助其能早上踏上仕宦之路。
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王维归隐终南山并非真正的隐居,而是借助终南山这块跳板,为他的仕途铺路。
第二次隐居是在嵩山,王维此次隐居的原因有二:一是孟浩然考试落榜之故,为安慰友人;二是王维妻子的去世使其悲痛非常,极其需要一方净土来整理情绪。
王维此时创作了不少名篇,有《归嵩山作》,《戏赠张五弟诗三首》,《留别山中温古上人兄并寄舍弟缙》等。
但此时的王维仕宦之心亦未泯,虽隐于嵩山,仍不时地向当朝宰相张九龄毛遂自荐,想要得到做官的机会。
这样的隐居生活没过多久,第二年,王维即在张九龄的举荐下官拜右拾遗,故而又有了“王右丞”的说法。
王维的第三次隐居是在终南山。
此番归隐是因母亲身有疾患,在母亲身边侍奉汤药。
王维最后一次归隐是再隐于终南山。
王绩诗词赏析全文共四篇示例,供读者参考第一篇示例:王绩(1096-1156),字有成,号卧非山人,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
他是宋代文坛上的“才子佳人”,擅长诗赋曲文,尤其以诗词著称。
王绩的诗歌清丽含蓄,浑然天成,充满了深刻的思想和感情,被誉为宋代“江南才子”。
王绩的诗词风格清新含蓄,以山水自然和闲适生活为题材,体现了他对自然和人生的独特感悟和体验。
他的诗词语言简洁清丽,音韵优美,结构严谨,情感真挚深切,充满了文人雅致和情调。
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几首王绩的诗词,感受他的诗境和情感。
《题秋千寺》秋千寺里倚溪房,长竿短调任摇摆。
荷䙓叶中看魑魅,麋鹞羲和不记来。
云井风筠郊岭翠,池塘山麓夕阳开。
如今广厦凌云日,何处寄书泪满背。
这首诗表现了王绩在秋千寺的一番心境。
诗中描写了秋千寺静谧的环境和他的心情。
他以古朴的语言蕴含了对自然和人生的深刻感悟和体验,表现了他的文学才华和情感表达能力。
《秋思》浩荡长空秋风清,云霞飞度燕双行。
古木参差松柏老,山川河岳漾渔樵。
满天星斗笙歌小,碧落云收水面苍。
客梦谁知明月夜,一轮明月照乾坤。
这首诗以秋天为背景,描绘了秋风清爽,星空璀璨的场景。
王绩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写,表达了对自然之美和生命的感慨与赞叹。
诗中的情感真挚深厚,给人一种静美悠远的感觉,展现了他对自然之美和生命之悲凉的洞悉和思考。
王绩的诗词流畅圆润,意境深远,展现了他优美的文学修养和独特的情感体验。
他善于借景抒怀,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丰富多彩的生活画卷,使人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情感的真挚。
他的诗词不仅在艺术上具有较高的价值,更在思想和情感上具有深远的启示和感染力,成为中国古代诗词宝库中闪烁的一颗明珠。
愿我们能够通过王绩的诗词,领略他那份独特的情感体验和生活态度,感受到诗歌之美和心灵之慰藉。
【注:以上所提供的文章内容是通过人工编辑整理和创作得出的结果。
仅供您参考,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第二篇示例:王绩(1525-1583),字子华,号湛斋,别号可齐,江苏太仓人,明代著名诗人。
安徽电大淮北分校汉语言本科论文浅谈王绩隐逸诗的艺术风格姓名:朱卫茹学号:1134001206088学校:安徽电大淮北分校指导老师:陈成文目录摘要、关键词---------------------------------------------------------------一、初唐诗歌--------------------------------------------------------------11.隋代诗歌的过渡性特点----------------------------------------------------12.初唐前期诗歌的二元分立--------------------------------------------------23.初唐后期诗歌的多元整合--------------------------------------------------4二、王绩隐逸诗及其(在初唐)诗歌艺术上的贡献------------------------------51.饮酒诗------------------------------------------------------------------62.山水田园诗--------------------------------------------------------------6 结语------------------------------------------------------------------------ 8 注释------------------------------------------------------------------------ 8 参考文献---------------------------------- -------------------- ------------- 9[论文摘要]王绩是初唐诗人,在唐初宫廷诗为主旋律的情况下,他却用另一种跳动的音符奏响在宫廷郊外的山水田园之中;其诗无论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已挣脱了齐梁余风,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他仰慕阮籍、陶渊明寄情于酒;他的田园山水之作上承陶渊明、谢灵运,下启王维、孟浩然;他的感遇诗又为陈子昂、张九龄《感遇》之先河,对后来唐诗的健康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关键词]王绩初唐诗歌宫廷浅谈王绩隐逸诗的艺术风格王绩是初唐诗人,在唐初宫廷诗为主旋律的情况下,他却用另一种跳动的音符奏响在宫廷郊外的山水田园之中;其诗无论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已挣脱了齐梁余风,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他仰慕阮籍、陶渊明寄情于酒;他的田园山水之作上承陶渊明、谢灵运,下启王维、孟浩然;他的感遇诗又为陈子昂、张九龄《感遇》之先河,对后来唐诗的健康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一、初唐诗歌初唐诗歌的流变,历来文、史学家们认为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自618年唐建国始的太宗、高宗时期;后期:自655年武则天被立皇后到盛唐(712年唐玄宗即位)的武后时期。
唐初兴盛的三十余年里,社会生产有了恢复和发展,政治上也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革新,然而“文学的生产和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现象”[1],历史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问题,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诗歌创作也还处在陈隋的余光返照之中。
1.隋代诗歌的过渡性特点隋文帝是靠欺后周孤儿寡母夺得天下的,他要灭掉偏安南方一隅的后梁、后陈,为全国统一做准备,就必须进行文化革新,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政权。
故此,隋代在统一全国前期从政治功利主义目的出发来确立尚质实的文学观。
浮华轻艳的文风历经数百年,可谓根深蒂固,第一次自上而下大力扫荡这种文风是在隋初,代表人物是:李谔、颜之推、杨坚等,他们对浮靡文风的改革始于开皇四年(584年)隋文帝下诏改革文体,要求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
[2]改革的起因正如李谔在《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中说的那样“大隋受命,圣道聿兴,屏黜轻浮,遏止华伪。
”并指斥南朝文风是“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
”隋文帝又把这篇奏书颁布天下,可见朝廷上下励精图治,崇尚质朴的文风。
因此,反对齐梁浮靡轻艳的文风,正是为了巩固政权所采取的重要举措的一部分。
文风改革完全是政治的需要,它不仅影响到“风教”和人才选拔,甚至还关系到国家的兴衰。
这两次诏令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文坛风气,但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开皇九年(589年)平陈之后,南北实现了统一,隋代也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时期,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享乐思想开始滋长,大批南朝诗人的北来,为隋后期南朝诗风的复归提供了条件。
仁寿四年(604年)隋文帝卒死,太子杨广继位,即隋炀帝,即位之初,第一桩大事就是营建东都洛阳。
他为了控制江南,满足自己的游乐生活,于大业元年(605年)又广征民夫开凿运河,把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联系起来,贯穿了南北的大动脉,加强了经济文化上的交流,然而统治阶级的忧患意识和励精图治的愿望泯灭了,贪图安逸、享乐腐化的思想不断滋长,朝廷上下沉没于浓厚的奢侈之风。
隋炀帝文初学庾信,有“典制”之例“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
“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制。
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土,遂得依而取正焉。
所谓能言着没必能行,盖亦君子不以人废言也”。
[3]连张溥也不得不在《〈隋炀帝集〉题辞》中说“余疑其谀,此观全集,多庄言,简戏謔,非厚诬也”。
为晋王时,召引陈朝旧官,才子之士柳(巧和言上下结构辩)虞世南,虞世基等100余人“以师友处之”“转晋王咨议参军。
王好文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颖、虞世南、王胄等百余人以充学士。
而bian 为之冠。
王以师友处之。
每有篇什,必令其润色,然后示人。
尝朝京师还,作《归藩赋》,命bian作序,词甚典丽。
初,王属文,为庾信体,及见bian以后,文体遂变”(《北史·柳/?bian传》。
“暨乎即位,一变其风” [4] “他骨子里对南朝文化一向非常醉心,他“好为吴语”“三辛江都”,带头写了《宴东堂》《嘲司花女》等宫体诗。
”[5]受江南风习的影响和他周围的文人群体的影响和隋炀帝本身尚华艳浮靡的性格所致,隋炀帝改变原先效法的庾信体,开始“大制艳篇,辞极淫绮。
令乐工白明达造新声,创《万岁乐》《藏钩乐》《七夕相逢乐》《投壶乐》《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觞》《神仙留客》《掷砖继命》《斗鸡子》《斗百草》《泛龙舟》《还旧宫》《长乐花》及《十二时》等曲,掩仰摧藏,哀音断绝。
帝悦之无已,谓幸臣曰:‘多弹曲,如人多读书。
读书多则能撰书,弹曲多即能造曲。
此理之然也’。
”[6] 隋炀帝所制艳曲已经能与陈后主,北齐后主相媲美了,再者他杀害了隋前期原是北朝的薛道衡(544-609),此时杨素(544-603),卢思道(530-582)已经死去,他们是隋前期最有代表性诗人,是有周入隋的北方诗人,在他们身上浸染着北方民族粗犷豪迈的气质和独特的审美心理卢思道的《从军行》、杨素的《出塞》《赠薛播州十四首》、薛道衡《豫章行》。
隋初诗坛的那点清新刚健气息,很快就被隋后期这种齐梁诗风冲没有了,于是隋炀帝和他的大臣们便更加肆无忌惮地写起轻侧浮艳的诗歌来了如隋炀帝《四时白zhu 歌·东宫春》全然浮靡之语。
虞世南《奉和月夜观星应令》则刻意雕琢。
有的诗专门着眼于色情描写,淫鄙不堪,有南朝民歌的情调,而无其健康情感。
隋代后期南朝诗风的回归,虽也融入北方新的因素,但北朝诗歌过于质朴,缺少精美的形式和隽永的韵味,因此不能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愉悦耳目的审美感受,于是一些诗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学习南朝诗歌来,如上面提到薛道衡是学南朝诗较有成绩的一位诗人他的《昔昔盐》《人日思归》向来为人们所称道。
总的来说,隋代诗歌仍然受齐梁的支配“时俗辞藻,犹多淫丽”[7]具有向唐诗歌过度性的特点。
2.初唐前期诗歌的二元分立初唐时期,当政的文臣多半是深受齐梁影响的前朝遗老,号称“一代英主”的唐太宗李世民,对齐梁文风也很爱好,他自己就带头写淫靡浮艳、富丽呆板的宫廷诗“而诗语殊无丈夫气”(王世贞《艺苑卮言》)、“他(太宗)所追求的只是文藻,是浮华,不,是一种文辞上的浮肿,也就是文学的一种皮肤病。
”[8]聚集在他周围的一批才人学士如长孙无忌,李百药,陈叔达,虞世南,虞世基,李义府,许敬宗,杨师道,上官仪等人,诗歌也基本上没有越出宫廷贵族生活的狭窄范围,写的大都是应制奉和颂圣,宫廷艳情唱酬之作。
唐太宗和他的重臣们成为宫廷诗的创作主体,作为宫廷诗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应制奉和诗是帝王和重臣们的一种文化生活内容与联结方式,它们往往是由帝王规定了格调和思维方向,通过重臣们彼此的唱和,形成某一题材的组诗。
例如许敬宗《全唐诗·卷三五》[9]选他了25首诗,就有18首奉和诗和1首应制诗;唐太宗李世民曾写有《过旧宅》二首,显然有衣锦还乡踌躇满志之意。
其一写道“新丰停翠辇,谯邑马主鸣茄。
园荒一径断,台古半阶斜。
前池消旧水,昔树发今花。
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
”由回旧宅的排场到旧宅的昔日景象,再到四海为家的心志表述,其中并没有多少美感,但是由于李世民的帝王特殊身份,宫廷的特殊环境,便铺衍开来。
形成了围绕诗题而出现的诗群,于是便有许敬宗的《奉和过旧宅应制》“飞云临紫极,出震表青光。
自尔家寰海,今兹返帝乡。
情深感代园,乐甚宴谯方。
白水浮佳气,黄星聚太常。
”上官仪亦有《奉和过旧宅应制》“石关清晚夏,璇舆御早秋。
”再例如历仕陈隋唐三朝的虞世南:在隋代,隋炀帝有诗《月夜观星》虞世南便有《奉和应制月夜观星示百僚》入唐后,继续运用他的特长,唐太宗李世民写有《赋临池竹》诗,虞世南便有《赋得临池竹应制》诗,并且在他死后,唐太宗李世民有“钟子期死,伯牙不复鼓琴”的叹息。
宫廷艳情诗,这种始自南朝宫廷的诗风以描写妇女的生活和体态为主要内容,发展成为一种洋溢着浮华腐化、淫靡浮艳的宫廷艳情诗。
许敬宗的《安德山池宴集》“台榭疑巫峡,荷渠似洛滨。
风花萦少女,虹梁聚美人。
”上官仪的《八咏应制二首》(之一)“瑶笙燕始归,金堂露初晞风随少女至,虹共美人归。
罗荐已擘鸳鸯被,绮衣复有蒲萄带。
残红艳粉映帘中,戏蝶流莺聚窗外。
洛滨春雪回,巫峡暮云来,雪花飘玉辇,云光上璧台。
共待新妆出,清歌送落梅。
”这里都所采用的“洛滨”陈王会洛神,“巫峡”巫山云雨等含有情爱意味的传说,都使诗充溢着艳情味。
稍后,更发展出“以绮错婉媚为本”精巧细致,柔媚婉转的“上官体”[10]把唐初的宫体诗推向了高峰。
上官仪提出了“六对”“八对”之说,更加促进了诗的体制的规则化和语言的绮丽化“本以词彩自达,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即显贵,故当时多有效其体着,时人谓为‘上官体’” [11] “宫体诗在当时可说是一种不自在的,虚伪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