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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籍外译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或对策建议1.引言1.1 概述中国古籍外译是指将中国的古典文献、典籍、文化经典等翻译成外国语言，让其他国家的人们了解中国文化、思想和传统的一项重要工作。
随着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增大，越来越多的古籍被翻译成多国语言，使得中国的文化与智慧得以传播到世界各地。
中国古籍外译的主要内容涉及广泛，包括但不限于诗词、经史、哲学、艺术、医学、农学等领域的经典著作。
这些古籍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智慧，展示了中国人民多元而博大的精神世界。
通过将这些文化遗产翻译成外语，可以让世界各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思想。
古籍外译的重要观点或对策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要加强翻译人员的专业培养和素质提升，提高对中国古籍的理解和翻译水平。
其次，要加强对外传播与推广古籍翻译成果的工作，通过各种手段宣传古籍的翻译成果，增强古籍外译的影响力。
此外，还应该注重翻译成果的前沿性与创新性，挖掘更多有价值且具有代表性的古籍进行翻译。
总之，中国古籍外译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对于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播和推广具有重要意义。
只有通过加强翻译工作的力度和质量，才能更好地展现中国的大国风范和独特魅力，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智慧。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古籍外译的推动下，中国文化将更好地融入世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1.2文章结构文章结构部分的内容如下：文章结构部分旨在介绍本文的组织结构和各个章节的主要内容。
通过清晰的结构安排，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文章的逻辑展开和主题论述。
本文共分为引言、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
首先是引言部分，这一部分是文章的开端，通过概述、文章结构和目的来引导读者进入主题。
在概述中，会简要介绍中国古籍外译的背景和现状，为读者提供一个整体的认识。
而文章结构部分，则是在引言的基础上，详细介绍文章的组织结构和各个章节内容的简要描述。
最后，目的部分会明确本文的写作目的，即通过论述中国古籍外译的主要内容和提出重要观点或对策建议，来探讨和分析该领域的现状和发展方向。
2462018年41期总第429期ENGLISH ON CAMPUS中国典籍外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策略研究文/于青翻译，是将中国优秀的典籍文化传播出去的有效途径。
而翻译质量的好坏也决定着中国典籍文化能否走出去、能否得到西方阅读者的深入理解。
同样，也影响着中国在世界各国心目中的印象和地位。
因此，翻译质量的好坏至关重要。
而目前，我国典籍外译的翻译质量残次不齐，主要面临着以下几个问题：一、中国典籍外译过程中字典等辅助工具亟待完善1.全面而系统的《中国文学典籍外译词典》的缺失。
就笔者查询，国内已出版的各类翻译词典——《中国翻译家词典》、《中国翻译词典》、《译学大辞典》等——所包含的内容多为中西方著名翻译理论家的介绍及大量的翻译理论介绍。
而笔者在亲身实践中发现，一本完整且实用的《中国文学典籍外译词典》不仅应包括著名翻译家及翻译理论的详细介绍和解读，同时也应该包括以实例为参考的、偏向于实践内容的部分。
2.理想中的《中国文学典籍外译词典》应该包含的内容。
涉及领域广泛且可应用于实践的词目。
编写一本词典，最核心、最基本的工作，就是要确立词目的选取，即需要选取哪些内容作为词目进入词典。
因此，词目选取工作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1)选择某一时代或某一体裁的外译词目。
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代表着中国古典文学在某一特殊体裁领域的巅峰时期，因此在词典的编纂中，需要对某一时代的特殊体裁做一个概括性的介绍和总结，并细致地选取相应的词目进入词典。
2)选择某一作家的作品的外译词目。
我国有些著名作家的作品得到了广泛的译介，在国际上也得到了较好的反响，因此，可对这些作家作品的外译情况单独设立词目，例如李白的诗歌等。
3)选取同一作品的不同复译本进行比较，选取优秀词目。
以《红楼梦》为例，字典可将霍克斯、杨宪益的两种全译本和其他几种节译版本进行有效的比较和对比，找出最贴切、最能够表达出原文思想内容的词目进入词典。
2.特定时期的文化、历史、地理等知识背景的介绍。
典籍翻译二十年研究综述典籍翻译是翻译领域的重要分支之一，它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和应用价值。
二十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不断深入，典籍翻译的研究也日益重要。
本文将从研究背景、方法论、研究进展等几个方面，对二十年来的典籍翻译研究进行综述。
一、研究背景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国际化，对于典籍翻译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同时，典籍翻译也成为了文化传承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
在这种情况下，典籍翻译研究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凸显。
研究者们需要通过对典籍翻译的研究，提高翻译的质量和效率，促进文化交流和传承。
二、方法论在研究方法方面，典籍翻译研究采用了多种方法。
其中主要的方法包括：对比分析法、功能翻译法、目的导向翻译法、文化翻译法等。
对比分析法是典籍翻译研究中最基本的方法之一。
研究者通过对原文和译文进行比较分析，找出其中的差异和优劣，并通过分析来寻找翻译效果更好的方法。
功能翻译法是比较常见的研究方法之一。
这个方法强调译文的实际功用与翻译目的的符合程度。
通过分析译文的功能特点，研究者可以找到更好的翻译策略。
目的导向翻译法是一种重视翻译目的和受众需求的研究方法。
研究者要在对原文进行翻译的基础上，结合翻译目的和受众需求，以实现最佳翻译效果。
文化翻译法是一种特殊的研究方法。
它试图从文化角度出发，分析翻译过程中涉及到的文化问题，更好地传递源语言的文化信息，以促进跨文化交流和理解。
通过使用这种方法，研究者可以更好地发现源语言中隐藏的文化特点和特征。
三、研究进展在二十年的典籍翻译研究中，不断涌现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探讨。
其中涉及到的内容也非常广泛，包括典籍翻译的方法、典籍翻译的策略、典籍翻译的目的等。
典籍翻译的方法方面，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涌现。
例如，针对典籍翻译的不同方法和策略，研究者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和分析。
其中，对比分析法、目的导向翻译法、文化翻译法等方法的应用逐步成为典籍翻译研究的主流趋势。
典籍翻译的策略方面，从词汇的选择到语言风格的选择，研究者们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典籍翻译二十年研究综述典籍的翻译是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环节，研究典籍翻译不仅有助于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也可以提升中国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二十年来，典籍翻译研究在中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很多学者和研究机构都积极参与到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中。
本文将梳理典籍翻译二十年研究的主要成果和发展趋势，以期为今后的研究工作提供借鉴和启发。
一、典籍翻译的历史回顾典籍翻译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自秦汉以来，中国就开始有关于典籍翻译的历史文献记载。
在古代，典籍翻译工作主要由士人和官员完成，他们通常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和语言能力。
随着时代的变迁，典籍翻译也逐渐成为学者和文化界的重要研究领域。
20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和现代翻译理论的引入，典籍翻译研究得到了更为系统和深入的探讨。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典籍翻译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学者们开始基于现代翻译理论和方法，对典籍翻译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和观点。
二、典籍翻译的主要成果1. 理论研究的深入2. 研究方法的创新在研究方法方面，中国的典籍翻译研究也取得了一些创新性成果。
学者们开始尝试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如计算机辅助翻译、语料库和信息检索技术等，来对典籍翻译进行分析和研究。
这些技术手段的引入，为典籍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为今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3. 典籍翻译实践的推进除了理论研究和方法创新，中国的典籍翻译研究还积极推进了典籍翻译的实践工作。
很多学者和翻译家都参与到了典籍翻译的实际工作中，他们在不同的领域和典籍上进行了系统的翻译和整理工作。
这些实践工作对于深入理解典籍翻译的特点和规律，提高翻译水平和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典籍翻译研究的发展趋势1. 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未来的典籍翻译研究将越来越倾向于多学科交叉的研究。
典籍翻译不仅涉及语言和文学，还涉及历史、哲学、艺术、宗教等多个学科领域。
未来的研究工作将更加注重跨学科的合作和交流，通过不同学科的视角和方法，来全面深入地研究典籍翻译的问题和规律。
典籍翻译二十年研究综述典籍翻译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环节，对于中外文化交流也具有重要意义。
近二十年来，典籍翻译研究在中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了更好地总结这一时期的成果和经验，本文将对典籍翻译二十年研究进行综述。
一、研究背景二十年来，中国的典籍翻译研究受到了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不断涌现出一批学术精英和翻译大家，他们致力于将中国传统典籍翻译为世界各国的语言，以此为中华文化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研究成果典籍翻译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翻译理论研究：在翻译理论方面，学者们对传统文化翻译的方法和原则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和理论，丰富了翻译理论体系。
2. 翻译实践成果：在翻译实践方面，许多著名的典籍被翻译成了多种外语，比如《论语》、《道德经》、《孟子》等，这些翻译成果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和读者的高度评价。
3. 研究成果的应用：典籍翻译的研究成果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比如在国际学术交流、文化交流、出版等领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和交流。
三、存在问题在典籍翻译研究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翻译质量参差不齐：一些典籍的翻译质量参差不齐，存在着与原著思想相背的情况，这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声誉。
2. 缺乏跨学科研究：典籍翻译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和语言学领域，而缺乏与哲学、历史、宗教等跨学科的研究，不能真正挖掘典籍背后的丰富内涵。
3. 缺乏新的研究方法：典籍翻译研究缺乏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不能适应当今信息化、全球化的趋势，影响了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实用性。
四、展望未来在典籍翻译研究未来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着眼于以下几个方向：1. 加强翻译技术研究：在典籍翻译研究中，我们需要不断加强翻译技术的研究，尤其是在一些特殊领域和语种的翻译方面，需要开发出更多先进的翻译工具和软件。
2. 加强跨学科研究：我们需要加强与其他学科的合作，比如哲学、历史、宗教等，以便更全面地理解典籍内涵，提高翻译的质量和准确性。
典籍翻译发展现状
典籍翻译是指将古代典籍从原始语言翻译成现代语言的过程。
这一领域的发展现状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典籍翻译领域的研究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支持。
许多学者和翻译家致力于研究古籍，并将其翻译为各种现代语言，以促进古代文化的传承和传播。
这些翻译作品涵盖了不同类型的典籍，包括哲学、宗教、历史等。
其次，在技术的推动下，典籍翻译工作得到了极大的便利。
计算机辅助翻译(CAT)工具和机器翻译技术的发展，提高了翻译
效率和质量。
翻译人员可以利用这些工具来处理大量的古籍文本，快速准确地完成翻译工作。
此外，典籍翻译的市场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越来越多的人对古籍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因此，一些专业的翻译机构和个人翻译家开始专注于典籍翻译，并积极寻找与国内外出版社合作，将翻译作品推向市场。
然而，典籍翻译仍面临一些挑战和问题。
首先，古籍文本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与现代语言存在较大差异，需要翻译人员具备深厚的语言功底和学科知识。
其次，由于古籍的词汇和句法结构与现代语言不同，翻译过程中可能存在一些语义失真或难以准确传达的问题。
此外，对于一些稀有或未被广泛研究的古籍，缺乏一致和可靠的翻译版本也给研究工作带来了困难。
综上所述，典籍翻译领域在技术支持、市场需求和学术研究方
面都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然而，仍需要继续努力解决翻译过程中的语言差异和文化障碍，以提高典籍翻译的质量和效率。
随着中华文化的复兴，文言文作为我国古代文化的载体，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文言文翻译作为传承和普及古代文化的重要手段，近年来也取得了显著成果。
为了全面了解近年文言文翻译的现状，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翻译作品及教学实践的调查，分析了文言文翻译的现状，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一、文言文翻译成果丰硕近年来，文言文翻译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方面，翻译作品数量不断增加，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多个领域；另一方面，翻译质量也在不断提高，许多翻译家致力于将文言文翻译成通俗易懂的白话文，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欣赏古代文化。
二、翻译方法多样化在翻译方法上，近年来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主要有以下几种：1. 直译法：直译法注重忠实原文，力求将文言文中的词语、句式、修辞等一一对应到白话文中。
这种方法在翻译学术著作、历史文献等方面较为适用。
2. 意译法：意译法强调传达原文的思想内涵，适当调整语言表达方式，使译文更加符合现代汉语的语法规范。
这种方法在翻译文学作品、民间故事等方面较为常用。
3. 直译与意译相结合：在实际翻译过程中，许多翻译家将直译和意译相结合，既忠实原文，又使译文通顺易懂。
4. 现代汉语翻译：针对部分现代汉语作品，翻译家采用现代汉语进行翻译，使读者能够直接理解作品内容。
三、翻译教学取得进展在翻译教学方面，近年来也取得了显著进展。
许多高校开设了文言文翻译课程，培养了大量的翻译人才。
同时，翻译教材不断更新，教学方法和手段也得到了改进。
四、存在的问题尽管近年来文言文翻译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存在以下问题：1. 翻译质量参差不齐：部分翻译作品存在误译、漏译等现象，影响了读者的阅读体验。
2. 翻译风格不够统一：由于翻译家个人风格和审美观念的差异，导致译文风格不统一，影响了读者的阅读体验。
3. 翻译人才培养不足：虽然翻译教学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与实际需求相比，翻译人才培养仍显不足。
五、建议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以下建议：1. 提高翻译质量：翻译家应严谨治学，力求翻译作品质量。
我国史学与文学典籍外译历史与现状
中国史学及文学在文化史、政治史以及社会史等各领域内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典籍三代至今有众多著述者，文化知识也富厚而丰富。
自清末开始，以外国语言译写中国史学及文学典籍的工作便不断进行，在20世纪西方文学启蒙运动的推动下，这一运动得到了大量的关注，相关著作数量也不断膨胀。
如，张金英《满洲史记》是由外国语言译写的第一部中国历史著作，整部史记根据历史典籍编纂而成；此外，由卢维基编写的《中国历史》是第一部书面叙述中国历史的西方语言文献，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比如马塞尔・勒莱莎的《中国史》，以及一部又一部的译著，都受到了国际学者的高度关注，促进了跨文化交流。
20世纪以来，除了文学启蒙运动激励下的完整历史纪迹，还有越来越多的对中国文学巨著的翻译。
如，秦芾《诗经》、汪曾祺
《围城》、郑立英《梦溪笔谈》等代表性文本，在汉语学研究者新型历史学视角下系统性翻译，不仅丰富了世界语言中的中国文学文献库，也拓展了跨文化交流与研究的领域。
总的来说，近代以来我国史学及文学典籍的外译历史与当前发展情况，都受到了欧美学者的热心关注，并且译著籍籍无穷，中外文化交流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在国际史学文学研究界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所以，借助西方技术发展、研究资源共享等技术优势，我国史学文学的研究水平可期待大幅提高，对跨文化学习及讨论能产生重要推动作用。
中国典籍翻译的现状与发展策略
在《辞海》中，典籍被定义为“国家重要的文献，亦统称各种典册、书籍”。
浩如烟海的典籍作品是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
中国文化要“走出去”，典籍翻译是重要一环。
在典籍翻译研究领域，我们把所有能够体现中国文化精髓和核心价值观的优秀作品都纳入中国典籍的范畴。
其中，既包括文学思想类作品也包括科技艺术类作品，既包括古代作品也包括现当代作品，既包括汉族作品也包括少数民族作品。
要将这些文化负载量极大的中国典籍译成外语介绍给世界，尤为不易。
这既需要高超的技术水准，更需要巧妙的艺术手法。
据统计，中国典籍的集中翻译出版，始于1981年的“熊猫丛书”和1992年湖南出版社的《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
目前国内有30多家出版社参与此类书籍的出版，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外教社中国文化汉外对照丛书》、湖南出版社的《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大师经典文库》、山东友谊出版社的《儒学经典译丛》、外文出版社的《汉英经典文库》等，以及自1995年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等部门组织30多家出版社编选翻译的《大中华文库》。
纵观近年来中国典籍翻译作品的出版，确实为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去”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同时我们也发现，尽管这类书籍出版的总量不少，但真正“走出去”的还比较有限。
多数译本仅用作国内读者语言学习或学术研究的资料，而国外读者能见到的数量、种类以及接受度等都不甚理想。
在对中国典籍翻译的研究上，研究内容从最初仅限于古代汉族文学类思想类典籍，逐渐拓宽至包括古代和现代的科技类、艺术类作品以及少数民族作品，并有对典籍翻译规律的探索、技法的归纳以及理论的专门研究。
在少数民族典籍翻译领域，大连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和广西百色学院外国语学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王宏印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近年来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华民族典籍翻译研究”丛书；每隔两年召开一次的全国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学术研讨会至今已举办过四届，参会议题涉及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赫哲族、畲族、壮族、苗族、傣族等的典籍、民歌和民俗翻译。
无论是研究视野的拓展还是理论深度的挖掘都有所推进，这都有助于将少数民族作品更好地介绍给世界。
作为对外传播的重要途径，典籍翻译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
为推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做好典籍翻译工作。
首先，典籍翻译需要培养高水平的翻译人才。
不同于应用型翻译和一般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国典籍因其内涵的丰富性而具有很高的翻译难度，要做到准确无误的理解和贴切流畅的外语表达很不容易，因此要求从事中国典籍翻译的译者必须精通中外两种语言和文化。
同时，要翻译什么类别的作品，最好先要成为该领域的专家。
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培养的是既精通两种语言和文化又懂得专业知识的研究型译者。
在注重培养本国译者的同时，还需要调动海外汉学家翻译中国典籍的积极性。
一国文化在其他国家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要依托目标语国家和民
族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来推动和完成。
纵观中国典籍的对外传播历史，最初的译介者也都是以利玛窦、理雅各和卫礼贤等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后来西方汉学家译介中国典籍则是由于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进而带有浓厚的学术研究性质。
因此，海外汉学家是世界各国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使者。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进一步发挥世界各国汉学家的作用。
其次，典籍翻译还需要选择恰当的翻译方法。
一部译作在译入语文化中能否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与其所用的翻译方法有很大关系。
谢天振指出，中西文化交流存在“时间差”和“语言差”，“中国人积极主动地译介西方文化至今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的历史了，而西方人对中国开始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也就是中国经济崛起的这二三十年的时间。
另一方面，操汉语的中国人在学习、掌握英语等现代西方语言并理解与之相关的文化方面，比操英、法、德、俄等西方现代语言的各西方国家的人们学习、掌握汉语及理解相关的中国文化要来得容易。
”（傅小平：《中国文学“走出去”：亟须跨越认识误区》）。
所以，在选择要翻译的典籍、确定译文的文体风格时，需要综合考虑这些情况。
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化的接受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大批量的全译本不一定适合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实际情况，实践证明，大而全的译本在国外的接受效果也不甚理想。
当前我们不妨采取不同的译法，如选译、编译、改写等，先在国外培养一定的译本接受基础与受众，待时间和条件成熟，再过渡至大批量、大规模的全译本。
如现代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蔡志忠《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漫
画系列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的汉英对照“中华传统文化精粹”系列丛书，均采取了选译的形式，删除了原作中晦涩冗长的篇目，并且增加了白话翻译、中文注释、汉语拼音、经典名句等栏目，取得了不错的传播效果，可以为今后的典籍翻译提供参考和借鉴。
再次，翻译的典籍要想被其他国家的读者所接受，也需要拓展对外传播渠道。
有时候典籍翻译和对外传播的效果不理想，很大程度上不是译者责任，而是外国读者不容易接触到这些译本。
因此，要使中国的文化典籍为世界所接受，除了解决语言差异和文本翻译问题外，更需要与国外权威的出版发行机构配合与协调。
拓展国外出版发行渠道，与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出版社合作，是各种类型的文化典籍对外译介和传播的决胜环节。
近年来，随着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逐渐展开，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也有一大批典籍译作已经或者正在联系国际知名出版社出版发行。
此外，典籍的对外传播不应一味强调原文本的价值，即以书面译本输出为唯一方式，还可以针对不同受众群体，推动不同形式和不同层次的传播，如影视、音乐、动漫、戏剧表演等，从而开拓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传播渠道。
最后，推进中国典籍翻译工作需要建立完善的翻译和传播质量评价机制。
将中国典籍译成外文推送至国际市场并被外国读者接触到，这并不意味着它所承载的中国文化就完成了走向世界的任务。
译作在译入语国家中的接受程度，才是典籍翻译对外传播效果的最终衡量指标。
所以，我们还需要建立和完善中国典籍海外翻译与传播质量评价机制，进行后续跟踪与
质量测评，以改进对外传播的方式、方法和途径。
由于这一工作主要依赖海外市场的数据，所以更需要国家政策法规、人力物力的支持，以确保中国文化“走出去”后真正进入国际社会，被其他国家的读者了解和接受。
中国典籍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主要传承方式和重要载体，它的翻译质量与对外传播效果决定了中国文化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进而影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成效。
总结经验、弥补不足，可以从以上四个方面着手推动典籍翻译工作，以促进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