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我国法学研究的学科发展与历程分析一、引言法学作为一门独特而重要的学科，自古以来一直备受关注和研究。
在我国，法学研究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发展与演变，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对我国法学研究的学科发展与历程进行分析。
二、古代法学研究的开端我国的法学研究可以追溯到古代。
在古代，封建社会的法律规范主要以儒家经典为依据，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封建王朝设置了专门的法学机构，如唐代的太学和北宋的司法学院，这些机构培养了一批才德兼备的法学家，为我国法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然而，在封建社会条件下，法学研究主要探讨的是如何维护社会秩序与稳定，而缺乏对个体权利的保护和法治精神的追求。
这种状况在明清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重，法学研究成为一种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工具，缺乏独立性和创新性。
这一时期的法学研究局限于注重解释和理解经史籍贯的法律内容，而缺乏对法律体系和法律原理的研究。
三、近代法学研究的崛起近代法学研究的崛起与外国法学的引入密不可分。
在19世纪中叶，中国先后开设了洋务学堂、京师大学堂等，引进了西方的法学知识。
此时，我国法学研究开始接触到外国的法学理论和制度，不再局限于古代的经史法学。
早期，我国法学研究主要以对西方法学的翻译和解读为主，如严复的《西洋法说》、李方桂的《英法律例》，这些著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法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
20世纪初，近代法学研究在我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中国留学生开始纷纷去德、法、美等国留学，学习西方的法学理论和制度。
他们带回了德国法学的科学研究方法和法律思维方式，为我国法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四、社会主义法学研究的新起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法学研究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高度重视法学研究，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等重要的法学研究机构。
法学研究进入了法学学科体系化的阶段，开始形成独立的法学学科体系。
一、法理学的产生条件：（一）独立的法律规范体系的产生；（二）法学学科的分工；（三）法理学研究群体的出现二、中国法理学的学术进展1、法的本质理论2、法治理论3、人权理论4、权利本位理论5、法制现代化理论6、法律移植论7、本土资源论8、法律多元论9、法律职业理论10、法律方法论11、法律程序理论12、法律全球化理论近几年理论热点：司法改革地方立法法治指数法律方法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1、理论与现实脱节2、对世界法理学的贡献小（西方法理学“殖民化”）3、对人类知识总量的贡献小（其他学科“殖民化”）三、法的特征一、规范性（一）法是一种社会规范（二）法调整关系行为（交互行为）第一，法只能针对行为，而不能针对思想。
第二，法针对的是社会关系之中的行为。
（关系行为、涉他行为或交互行为），而非纯粹个人意义上的个体行为（自涉行为）。
第三，法所针对的关系行为，不仅包括作为，而且也包括不作为。
二、国家意志性（一）法由国家制定或认可（二）法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三）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三、普遍性（一）对象的不特定性（二）效力的反复适用性（三）法的普遍性与法的公正性。
法具有普遍性，在本质上也是其公正性的反映。
（四）法的普遍性=法的绝对性、无限性（错）四、以权利义务为内容（一）设定权利、义务来调整社会关系是法特有的方式（二）权利义务的利益导向性五、程序性法是强调程序、严格规定程序和实行程序的规范。
也可以说，法是一个程序制度化的体系或制度化解决问题的程序。
程序是社会制度化的最重要的基石，程序性也是法的一个重要特征。
法治发展的程度，事实上取决于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程序化的程度及对法律程序的遵守和服从的状态。
一个没有程序或不严格遵守和服从程序的国家，就不会是一个法治（法制）国家。
如何实现对权力的限制：天、神权、权力、权利、社会舆论、程序六、可诉性指法律具有被任何人在法律规定的机构（尤其是法院和仲裁机构）中通过争议解决程序加以运用以维护自身权利的可能性。
一、中国法理学历史鸟瞰在古代中国，早在西周时期，便有人论述过法的问题。
周公姬旦就主张“明德慎刑”，反对族刑连坐、滥杀无辜，要求注意区分犯罪的故意与过失、偶犯与累犯，还提倡先教后罚、以教代罚。
这些刑法思想，体现出周公的刑事法理观念。
到了诸子蜂起、百家异说的春秋战国时代，萌发了中国法思想史上第一个辉煌的时期。
当时的各家各派，诸如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对于法的问题都曾议论纷纷。
儒家主张实行礼治、德治和人治。
认为“为国以礼”，要以维护等级差别的行为规范――礼，作为维护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最主要的工具；认为“为政以德”，要求统治者依靠“德行教化”来实行统治；认为“为政在人”，要求由圣君贤哲来实行统治。
墨家主张用法来“壹同天下之义”。
他们提出“尚同”说，认为在法产生之前，人们各有各的是非标准，即所谓人各有“义”，大家意见分歧而不可避免地发生争斗，后来选出天下贤人确立为天子，“发宪布令于天下之众”，这样就终于实现了“壹同天下之义”，就终于有了法。
还提倡“兼爱”说，劝说互爱互利，主张“赏贤罚暴”、“不党父兄”不偏富贵，反对亲亲原则。
道家主张“道法自然”，认为自然法则就是办事的根本原则，由此而主张“无为而治”、一切顺乎自然，反对制定各种礼法制度特别是以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韩非等为代表的法家，反映新兴地主阶级的愿望，反对儒家的“礼治”、“德治”和“人治”思想，主张运用法来治国安邦。
法家是个被史学家视为建法立制、富国强兵、著书定律、以法治国的学派。
法家从分析人的本性出发来阐述他们的法治学说。
法家认为，人是生来好利恶害、趋利避害的。
“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
渔人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万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
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
”人的这种本性使得人们之间不可避免地要互相争夺。
对统治者来说，只有抑制这种争夺，才能使社会秩序得以稳定。
要抑制争夺，就要“定分”，使人们都在“分内”活动。
中国古代法理学中国古代法理学一、古代法理学研究的学科概念1. 中国古代法理学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和实践实践的一种重要法学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澄清正义、社会秩序、规范权威等法律观念的研究。
2. 中国古代法理学涵盖了丰富的内容，包括立法的理论、法律思想的原理、立法的实践方法、实际的实施机制、实施过程中的检查制度等。
3. 古代法理学的发展历史悠久，起源于先秦两汉时期，历唐、宋、元、明、清等历史时期发展迅速，至今仍是学术研究的宝库。
二、古代法理学研究的思想理论1. 中国古代法理学的思想理论以儒家学说为主，以“道”为法的诠释和“仁义”为准则的行为准则，以“公义”为核心的用法原则，深深影响着对法律的实践、实施和诠释。
2. 孟子把先秦的治法由论理精神的层面进行解释，把‘仁义’作为社会秩序和法律政令的基础，推崇宽容和施行“而以道治天下”。
3. “成大学”是冯叔齐法理学家的经典著作，将中国古代理性思想融合在法律学中，重新建构古代法律思想，并把“君子之道”与传统的道德准则相结合，影响深远。
三、古代法理学的理论实践1. 古代法理学的理论实践不仅限于立法规范，还包括以比较任何时候遵守传统价值观在内的多种行为约束。
2. 古代法理学家们更加重视行为的内在道德根源，强调法律和道德约束的和谐一致，把“不以利己，以人为”作为道德和法律原则，为中国宪政改革发展历史涌现了强烈的正义精神。
3. 古代法理学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支撑着“夏汤之赋”的社会和法律建构，发挥了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作用。
四、古代法理学对现代中国的影响1. 中国古代法理学的思想在先秦道家、儒家思想的条条框框下慢慢发展，在善恶的划分方面无疑给现代中国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
2. 古代法理学家依据中国文化传统，在立法和执法中推行了仁政，不以权力而以法治构建了一套完备的社会秩序系统，为现代中国政治生态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3.中国古代法理学的思想至今依然受到我国宪法和法律制度无穷的启发，更加承袭了宗教律法及其他政府行政文件的运用，以及法官和诉讼者的日常实施，塑造现代中国的法律文化。
中国法理学的产生及学术基础与前期发展中国法理学始于何时？是在怎样的学术基础上萌生的？其后又经历了怎样的前期发展才逶迤至今？对于法学界，甚至对于法理学界都未必完全了解，几乎所有的中国法理学著作都没有作出有关的论述。
然而它们又是中国法理学研究所必须解决的重要而基本的问题。
值此世纪之交，尤其有必要对其进行学术清理。
我以为，肇始于本世纪初的中国法理学，以自己对中国传统的法律理论和法律思想，与外来法律文化尤其是西方的法理学的认知作为学术基础，并经历了本世纪前50年的前期发展，而后与四大法域相适应分别相对独立地发展到现在。
本文仅就其产生、产生的学术基础及其产生后的前期发展作一些初步论述，以抛引玉之砖。
一、二十世纪前中国有传统的法律理论和法律思想而无近现代意义的法理学学科，中国法理学产生于二十世纪初的三个层面。
中国在二十世纪前，没有近现代意义的法理学学科。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即有法理学，这只是一种知识的学科归属观念或比喻性说法。
梁启超就是认为中国古代即有法理学的重要学者，他最先使用“法理”一词，著有《中国法理学发达史》，对中国古代的法理学进行了考辨。
胡适也是主张中国古代就有法理学的重要学者之一。
“胡适是近代首先用西方的法理学（法的哲学）范畴来梳理先秦法家学说的人，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本中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什么法家学说，‘只有法理学’，‘法治的学说’，它的鼎盛发达期在‘西历前三世纪’即战国中后期。
”其实，这种中国古代就有法理学的结论，是用中国古代法理学思想比附西方法理学的结果。
至多只是一种后世学者对有关知识进行归属划分的说法，或比喻性的说法而已。
通观中国古代法学论著，并无近现代意义的法理学著作。
法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它应当有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和知识结构。
这种学科体系和知识结构从未得以建立。
具有学科意义的近现代意义的法理学的出现，至少应当是近现代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出现以后的事情。
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法理学，这应当被认为是符合中国法学发展的历史实际的。
中国法理学的产生及学术基础与前期发展中国法理学始于何时？是在怎样的学术基础上萌生的？其后又经历了怎样的前期发展才逶迤至今？对于法学界，甚至对于法理学界都未必完全了解，几乎所有的中国法理学著作都没有作出有关的论述。
然而它们又是中国法理学研究所必须解决的重要而基本的问题。
值此世纪之交，尤其有必要对其进行学术清理。
我以为，肇始于本世纪初的中国法理学，以自己对中国传统的法律理论和法律思想，与外来法律文化尤其是西方的法理学的认知作为学术基础，并经历了本世纪前50年的前期发展，而后与四大法域相适应分别相对独立地发展到现在。
本文仅就其产生、产生的学术基础及其产生后的前期发展作一些初步论述，以抛引玉之砖。
一、二十世纪前中国有传统的法律理论和法律思想而无近现代意义的法理学学科，中国法理学产生于二十世纪初的三个层面。
中国在二十世纪前，没有近现代意义的法理学学科。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即有法理学，这只是一种知识的学科归属观念或比喻性说法。
梁启超就是认为中国古代即有法理学的重要学者，他最先使用“法理”一词，著有《中国法理学发达史》，对中国古代的法理学进行了考辨。
胡适也是主张中国古代就有法理学的重要学者之一。
“胡适是近代首先用西方的法理学（法的哲学）范畴来梳理先秦法家学说的人，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本中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什么法家学说，‘只有法理学’，‘法治的学说’，它的鼎盛发达期在‘西历前三世纪’即战国中后期。
”其实，这种中国古代就有法理学的结论，是用中国古代法理学思想比附西方法理学的结果。
至多只是一种后世学者对有关知识进行归属划分的说法，或比喻性的说法而已。
通观中国古代法学论著，并无近现代意义的法理学著作。
法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它应当有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和知识结构。
这种学科体系学，西学主要就是学习西方法律制度的，其中是否有严格意义的法理学课程设置，由于资料所限，尚未得知。
但由于梁启超对于日本法学教育颇为了解，而且曾有翻译日本法理学著作的动议，所以，其在学堂中开设或者要求讲授法理学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我国法理学发展一、法理学的概述法理学(Jurisprudence)是以整个法律现象的共同发展规律和共同性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它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主要包括法律的起源、发展和消亡、法律的本质和作用、法律和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法律的创制和实现、法律的价值等。
法理学不可简单地被界定为“法律是什么”这一问题回答的大全。
如果法理学只有这一个核心任务，那么2500年前的古希腊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广义上讲，法理学可以被界定为法律的智慧，或者对“法律事业”的性质和语境的理解。
法理学的词根应该是源于“juris”，意指法律或权利。
另一个词根“prudence”则指智慧。
因而法理学可能是寻求法律的智慧，或者寻求对法律的明智理解的学问。
根据富勒“使人们的行为服从归制治理的事业”的法律格言和Beyleveled、Brownsword的用法，我们可以得出“法律事业”这一用语。
这种对于法理学任务的界定把问题的中心转向了这里：我们不仅探求“这一事业是什么”，以及“人们如何回答法律是什么”，而且我们也在试图弄清这些回答本身的含义。
法律是一种争议的态度？或形式?正统性（合法性）是一种思维方式？广义的法理学理论不应仅仅局限于一个或者另一个法律观念，而应该探求这种多样性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不能再局限于以前从前苏联学习而来的刻板的法理学教材的内容，法理学不是由：定义、特点、性质等等八股的条款构成的，她是一种法学的艺术，一种精巧的思维形式。
法理可以补充法律的不足，所以有些国家把法理作为最后适用的法源，即：法律无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
有的西方国家法学者认为，当前法理有作为主要渊源的趋向；但也有的学者认为，法理本身并不具有法源的性质，只有依据法理所作的判决成为审理案件可以援引的判例时，才能成为法源。
在社会主义法中，法理一般不作为法的渊源。
二、法理学各方面具体的变化我国法理学发展的具体体现2003年到2013年的10多年是中国法理学发展最快的10年, 可以说这是中国法理学研究逐步走向繁荣的时期。
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国法理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就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底蕴。
中国法理学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儒家学派，而在随后的历史时期，又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学派。
中国法理学最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儒家学派。
在这个时期，儒家学派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人与人之间应该如何相处、如何治理社会的理论观点。
儒家学派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道德伦理的重要性，这些观点对后来中国法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法理学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并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学派。
其中最为重要的学派之一就是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主张以“心学”为核心，强调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认为人应该通过修身养性来达到与天地之间的和谐。
宋明理学在中国法理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后来的学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另外一个重要的学派是清代的经学派。
经学派强调对经典文献的研究和解读，认为通过对经典文献的深入研究，可以找到治理社会和人际关系的法则。
经学派在清代达到了巅峰，并对后来的中国法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代以来，中国法理学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和发展。
在近代以前，中国法理学主要关注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伦理和社会治理，而在近代以后，中国法理学开始关注更加具体和实践性的问题，如法律制度建设、司法实践等。
这一转变使得中国法理学更加贴近现实，更加注重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当代中国法理学已经成为一个独立而完整的学科体系，并且在中国法律体系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当代中国法理学主要关注法律原则、法律规则和法律解释等问题，并且致力于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相结合，为中国法律体系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指导。
总结起来，中国法理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学派。
从儒家学派到宋明理学、经学派再到当代中国法理学，中国法理学不断发展壮大，并且在中国法律体系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相信中国法理学将继续创新和发展，为中国法治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法理学的产生及学术基础和前期发展中国法理学始于何时?是在怎样的学术基础上萌生的?其后又经历了怎样的前期发展才逶迤至今?对于法学界,甚至对于法理学界都未必完全了解,几乎所有的中国法理学着作都没有作出有关的论述。
然而它们又是中国法理学研究所必须解决的重要而基本的问题。
值此世纪之交,尤其有必要对其进行学术清理。
我以为,肇始于本世纪初的中国法理学,以自己对中国传统的法律理论和法律思想,与外来法律文化尤其是西方的法理学的认知作为学术基础,并经历了本世纪前50年的前期发展,而后与四大法域相适应分别相对独立地发展到现在。
本文仅就其产生、产生的学术基础及其产生后的前期发展作一些初步论述,以抛引玉之砖。
一、二十世纪前中国有传统的法律理论和法律思想而无近现代意义的法理学学科,中国法理学产生于二十世纪初的三个层面。
中国在二十世纪前,没有近现代意义的法理学学科。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即有法理学,这只是一种知识的学科归属观念或比喻性说法。
梁启超就是认为中国古代即有法理学的重要学者,他最先使用“法理”一词,着有《中国法理学发达史》 ,对中国古代的法理学进行了考辨。
胡适也是主张中国古代就有法理学的重要学者之一。
“胡适是近代首先用西方的法理学(法的哲学)范畴来梳理先秦法家学说的人,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本中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什么法家学说,‘只有法理学’,‘法治的学说’,它的鼎盛发达期在‘西历前三世纪’即战国中后期。
” 其实,这种中国古代就有法理学的结论,是用中国古代法理学思想比附西方法理学的结果。
至多只是一种后世学者对有关知识进行归属划分的说法,或比喻性的说法而已。
通观中国古代法学论着,并无近现代意义的法理学着作。
法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它应当有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和知识结构。
这种学科体系和知识结构从未得以建立。
具有学科意义的近现代意义的法理学的出现,至少应当是近现代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出现以后的事情。
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法理学,这应当被认为是符合中国法学发展的历史实际的。
法理学起源于西方近代,据此观之,中国古代无法理学之说乃顺理成章。
“法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法学发展到近代的产物。
正是适应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和法学本身的发展需要而产生的。
” “在法学的发展中,就逐渐出现了研究法律现象的共同性问题的法的一般理论,17、18世纪在西欧出现了分析法学派的‘法理学’”。
法理学才由此而发展起来。
准确地说中国古代没有严格意义的法理学,但有可以归之于后来称为法理学学科的法律理论和法律思想。
“法理学作为从总体上观察法律现象的法律思想,一般说是与法学同时产生的。
如中国古代法学对法的概念、作用的论断和罗马法学中关于自然法理论的论证都是法理学产生的萌芽形态。
” “作为一个法学学科的法理学的出现,那是19世纪以来法学发展的结果。
准确地说,法理学的产生源于法学体系的形成。
在法学体系未有之时,是无所谓法理学的。
整个法学就是一个整体。
一个法学家既是‘部门法学家’,也是‘法理学家’,法学家似乎多以百科全书式的面目出现。
在法学分科发展,法学体系逐步形成的过程中,法理学形成了。
” 法理学一词是由日本法学家惠积陈重首先使用的,相当于英文中的jurisprudence一词。
中国的“法理学”一词与中国法学教育的西方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日本法学教育作为中介有关。
中国法理学产生于二十世纪初的法学研究、法律实践和法学教育,尤其是以法学教育中法理学学科的设立为典型代表。
综观西方法理学进入中国的路径,可以认为,基本上是通过这样的三个层次、方面而得以进行的,中国法理学也是从这三个层面产生的。
具体说来,一是在法学研究方面,中国学者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介绍、吸纳西方法理学理论;二是在法律实践中,在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建设中贯彻西方的某些法理学理论或思想;三是在法学教育引入西方的法理学教学。
进行第一个方面工作的,当是以严复为代表的学者们。
他们对于《法意》的翻译、按语、探究都可以归列其中。
在第二个方面的代表,是以法律权臣身份从事法律工作的沈家本、武廷芳等。
他们将西方的法理学理论引入中国法制建设之中。
第三个方面的代表,则是以法学教育家身份进行法学教育、延请外国学者任教的沈家本、梁启超等人。
沈家本组织的法律学堂很有可能开设了类似法理学或者比较严格意义的法理学课程,因为,他聘请了西方法学学者从事教学。
西方法学学者将西方在19世纪已创立的法理学介绍到中国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而沈家本本人也很重视法理学。
梁启超在湖南的时务学堂开设有西学,西学主要就是学习西方法律制度的,其中是否有严格意义的法理学课程设置,由于资料所限,尚未得知。
但由于梁启超对于日本法学教育颇为了解,而且曾有翻译日本法理学着作的动议,所以,其在学堂中开设或者要求讲授法理学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由于资料的原因,对于法理学是在何时第一次作为教学学科出现的情形,尚不可知,笔者也未见先论,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考证。
二、中国法理学产生的学术基础(一)中国累积的法律理论或法律思想是中国法理学产生的学术根据和理论前提。
中国从法律产生以来,就逐步产生了对于法律进行专门化研究、学习的律学,形成了丰富的法律理论和法律思想。
其中关于法的宏观认识首先便是属于后世所称的法理学问题或法理学范畴。
在中国,法律产生以后的夏商周时代,思想家们首先思考的就是法从何而来、有何作用,以及法的原则等法理命题。
他们依据政治方面的“王权神授”理论推导出“代天行罚”的神权法思想。
既回答了法的来源为“天”,法为天意;也回答了法的作用为“行罚”,代天行罚。
他们提出了“明德慎刑”、“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法律原则。
春秋时代的孔子论证并倡行“德主刑辅”、“以德去刑”,以致成为中国重要的法律原则。
这些原则也是如何处理德与法、礼与法关系的指导思想,对于立法、执法、法律解释,甚至法的遵守都具有原则意义。
此外,孔子还确立了“为政在人”的人治原则。
在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中,各家都提出了自己的法律理论或法律思想。
墨家的墨子以“壹同天下之义”来诠释法律起源;法家的商鞅则以定分止乱来说明法律起源。
儒家论证了人治理论,法家则论证了“法治”理论。
法家的商鞅主张“垂法而治”或“缘法而治”的“法治”,韩非子则主张“不务德而务法”的“法治”。
秦始皇则将法的作用推至极端。
他除了在法律上的身体力行之外,在理论上倡导“事皆决于法”、“以法为教”等。
到唐朝时代,韩愈提出了圣人制“礼乐刑政”的法律起源观,提出“礼法兼用”、“德礼为先”、“礼刑两不失”等法律理论。
柳宗元认为国家与法皆产生于“势”,法律的目的在于“彰善瘅恶”,而“斩杀必当”。
王安石提倡“变风俗,立法度”,认为“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有司议罪,惟当守法”,“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
朱熹认为,“法者,天下之理”,应当“明谨用刑”、“义理决狱”。
到了明代,顾炎武则提出了“庶人议政,百官分治”,他把“众治”与专制对立起来,反对专制而主张“众治”,要求建立“公天下之法”。
清朝的龚自珍则认为,事无不变,而应更法改图,国家、宗法、礼乐起源于“农”。
康有为倡导托古改制,实行变法维新,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
梁启超提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法治”与“人治”均不可偏废。
严复提出,“法之立也,必以理为之原”,“法度因政体之别而异”。
沈家本提出“变法自强”,提倡研究法学与培养法学专门人才。
章太炎则明确地主张法治、反对专制,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的立法指导思想……以上学说或者正确或者谬误,它们在现代学科理论归属上无疑都属于法理学的范畴。
中国绵延不绝的法律理论和法律思想的更迭、传承和积累,首先就是“法理学”理论和思想的历史发展,为中国二十世纪法理学学科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固有法律理论和法律思想中的“法理学”方面的问题研究与精神成果,是中国法理学产生的学术根据和理论前提。
(二)西方法学尤其是法理学的引入是中国法理学得以产生的直接诱因和参照体系。
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的思想家们率先觉醒。
魏源提出了“以夷制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在提出这一口号的时候,并未包括师夷法律之长在内。
但“魏源在了解‘夷情’时,也看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具有优越性。
” 他说,“墨利加北洲(美国)之以部落代君长,其章程可垂奕而无弊。
”“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循同”。
“主谳狱亦以推选充补,有偏私不公者,群众废之。
”他更将瑞士誉为“西土桃花源”。
至此,我们完全可以说,魏源的“师夷”理论中已经包含了师夷法律的内容于其中。
康有为在阅读西方着作,游历香港之后,“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逐步接受资产阶级思想。
在变法过程中,提出要实行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
“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
” 梁启超将师夷法律作为其设定的教学内容之一。
他认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
在他的教学实践中,他将学堂课程设置为经学、子学、史学和西学四种。
中学与西学的分工为“中学以经义掌故为主,西学以宪法官制为归。
”这样,西方的法学理所当然被纳入了教学内容。
并对学生作出了贯通中西的学习要求,即“必深通六经制作之精意,证以周秦诸子及西人公理公法之书以为经,以求治天下之理;必博观西朝掌故沿革得失,证以泰西希腊罗马诸古史以为之纬,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
” 严复对于中国法理学的产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严复曾在英国学习海军,并阅读了西方法学着作,考察了西方的法律现实。
在谈到西洋留学生对中国思想的的影响时,梁启超曾说,“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影响者,复其首也”。
严复着意向中国思想界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法律思想。
他翻译了西方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方面的名着,如《法意》、《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社会通诠》等。
在法学方面主要是介绍法理学的着作或思想。
后来的法律思想史学家也认为,“严复介绍资产阶级法律思想,主要是有关法理的学说。
” 他在其所翻译的《法意》的按语中说,“孟氏意谓,一切法皆成于自然,独人道有自为之法。
然法之立也,必以理为之原,先有是非而后有法,非法立而后以离合见是非也”。
从而论述了理与法的关系。
他探讨了法与国家的关系,法的起源,政体与法度的关系等。
尤其是认为,中西国家政制之异在于法制。
他还从法的来源、法的效力、法所遵循的原则、法的范围、法所奉行的宗旨等方面论证了中西法制的差异。
沈家本作为中国清末最着名的法学家,在进行立法、司法工作的同时,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
沈家本对中西法学都深为了解。
他撰写了《法学盛衰说》,概括了中国几千年的法学盛衰史。
以他为首的“法理”派与以张之洞为代表的“礼教”派进行了空前的大论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