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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古诗词课内容概括
哇塞，叶嘉莹的古诗词课那可真是太精彩啦！就好比一场穿越千年
的奇妙旅行！在她的课上，你仿佛能看到那些古代的诗人墨客们站在
你面前，吟诵着他们的绝妙诗篇。
叶嘉莹会带着你细细品味每一个字、每一句话的韵味，哎呀，就像
在品尝一道极其精致的美食一样。
比如说，讲到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她能让你感受到李白那豪迈不羁的气魄，仿佛
你也能跟李白一起乘风破浪！
她还会给你讲述诗词背后的故事，那些诗人的喜怒哀乐都展现在你
眼前。
这不就像看一部超级精彩的电影嘛！像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你能体会到杜甫那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
叶嘉莹的古诗词课，真的是让你沉浸其中，无法自拔呀！我的观点
就是：叶嘉莹的古诗词课是一扇通向古代文学世界的神奇大门，一定
要去推开它，好好领略其中的美妙！。
叶嘉莹在讲诗歌之九时，提到了诗歌的意象和美感。
她认为，诗歌是通过意象来传达美感的，而意象则是通过语言和形象来表现出来的。
在诗歌中，语言和形象是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的，形成了诗歌的意象。
叶嘉莹以自己的诗歌为例，说明了一些意象是如何形成的。
她提到，自己在写诗时，会先有一个想法或感受，然后通过语言和形象来表达出来。
有时候，她会用一些抽象的概念来表达自己的感受，比如“寂寞”、“悲伤”等等。
但是，这些抽象的概念并不是孤立的，而是需要通过具体的形象来表现出来。
叶嘉莹认为，好的诗歌应该具有美感，而美感是通过意象来传达的。
她认为，意象不仅是一种形象的表现，更是一种感性的体验。
在读诗歌时，读者需要通过意象来感受到诗歌的美感，而这种美感是超越语言的。
此外，叶嘉莹还强调了诗歌的节奏和音韵。
她认为，节奏和音韵是诗歌的外部特征，也是诗歌美感的重要组成部分。
节奏和音韵能够增强诗歌的韵律感和音乐性，使读者更加容易感受到诗歌的美感。
总之，叶嘉莹在讲诗歌之九时，强调了诗歌的意象、美感、节奏和音韵等方面。
她认为，这些元素是构成诗歌的重要因素，也是读者
欣赏诗歌的重要角度。
第1篇一、引言《古诗词课》是著名学者、诗人叶嘉莹教授的一本经典著作，收录了她对古代诗词的深入解读和独到见解。
本书以叶嘉莹教授的课堂讲义为基础，整理而成。
以下是我对书中内容的摘抄笔记，旨在记录叶嘉莹教授对古诗词的独特理解。
二、叶嘉莹教授对古诗词的解读方法1. 注重诗词的背景和时代背景叶嘉莹教授认为，要真正理解一首诗词，首先要了解它的背景和时代背景。
她认为，诗词是诗人情感的流露，而情感往往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因此，在解读诗词时，要关注诗人的生活经历、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
2. 强调诗词的意象和象征意义叶嘉莹教授认为，诗词中的意象和象征意义是理解诗词的关键。
她指出，诗词中的意象往往具有多重含义，需要结合诗人的情感和思想进行解读。
同时，诗词中的象征意义也需要深入挖掘，以揭示诗人的内心世界。
3. 关注诗词的语言和修辞手法叶嘉莹教授认为，诗词的语言和修辞手法是诗人表达情感和思想的重要手段。
她在解读诗词时，会细致分析诗人的用词、句式和修辞手法，从而揭示诗词的深层含义。
三、摘抄笔记1. 《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叶嘉莹教授指出，这首诗通过“明月”、“地上霜”等意象，营造出一种宁静、清冷的氛围，表达了诗人对故乡的思念之情。
同时，诗中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一联，巧妙地运用了对比手法，增强了诗句的感染力。
2. 《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叶嘉莹教授认为，这首诗通过描绘壮丽的自然景观，表达了诗人对人生、历史的思考。
诗中的“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一联，运用了夸张手法，形象地展现了大自然的广阔和壮美。
而“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则寓意着诗人对知识的追求和对人生的探索。
3. 《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叶嘉莹教授指出，这首诗通过描绘草原的景象，表达了诗人对人生、历史的感慨。
诗中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一联，运用了对比手法，揭示了自然界和人生的无常。
叶嘉莹讲《古诗十九首》叶嘉莹先生讲演。
包括《明月皎夜光》《行行重行行》等一首先是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篇》说：“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词人遗翰，莫见五言。
”又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叶嘉莹先生讲演。
包括《明月皎夜光》《行行重行行》等叶嘉莹先生讲演。
包括《明月皎夜光》《行行重行行》等首》中既有西汉的作品，也有东汉的作品。
这种说法，表面上看起来虽然很通达，其实也不能够成立。
为什么不能成立因为从西汉景帝到东汉建安，前后相去有三百年之久，而这十九首诗所表现的风格，却绝不像是相差百年以上的作品。
综观文学演进的历史，不同时代一定有不同的风格。
唐朝一共不过二百八十多年，诗风已经有初、盛、中、晚的变化。
就拿北宋词来说，早期的晏、欧，后来的柳永、苏轼，再后来的秦少游、周邦彦，他们的风格是多么不同!可是《古诗十九首》的风格内容相当近似，如果说二三百年之间的作品都在里边，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个人以为，这十九首诗都是东汉时代的作品。
由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对这些诗没有记载，所以它们应该是在班固、傅毅之后出现的，但下限则应该在建安曹王之前。
因为，建安时代诗风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等到讲建安诗的时候你们就会看到：由于时代的影响，三曹、王粲等人的诗已经写得非常发扬显露，不再有《古诗十九首》温厚含蓄的作风了。
可是实际上，《古诗十九首》全部为东汉作品的说法多年来一直不能够成为一个定论。
为什么不能成为定论因为大家都不敢断定这里边肯定就没有西汉之作。
原因何在呢就在于十九首中有这样一首诗——《明月皎夜光》。
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
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
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
秋蝉呜树间，玄鸟逝安适。
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
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
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
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
叶嘉莹先生讲演。
包括《明月皎夜光》《行行重行行》等斗柄指到卯的方位时就是二月仲春，指到辰的方位时是三月季春，指到巳的方位时是四月孟夏不过，这只是夏历，而夏商周三代的历法是不同的，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
叶嘉莹：古诗十九首讲述以前我曾提到，汉初的诗歌有几种不同的体式，有四言体、楚歌体、杂言体，还有新兴的五言体，也就是五言的乐府诗。
现在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古诗十九首》不是乐府诗。
严格地说，它是受五言乐府诗的影响而形成的我国最早的五言古诗。
《昭明文选》最早把这十九首诗编辑在一起，并为它们加了一个总的题目——“古诗十九首”。
许多人认为，《古诗十九首》在中国诗歌史上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的一组最重要的作品。
因为，从《古诗十九首》开始，中国的诗歌就脱离了《诗经》的四言体式，脱离了《楚辞》的骚体和楚歌体，开沿袭两千年之久的五七言体式。
在中国的旧诗里，人们写得最多的就是五言诗和七言诗。
直到今天，写旧诗的人仍以五言和七言为主。
而《古诗十九首》，就是五言古诗中最早期、最成熟的代表作品。
它在谋篇、遣词、表情、达意等各方面，都对我国旧诗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
然而奇怪的是，如此杰出、如此重要的一组诗，我们大家却始终不知道谁是它们的作者!晚唐诗人李商隐曾写过一组非常美丽的诗——《燕台四首》。
有一次，他的一个叔伯兄弟吟诵他写的这四首诗，被一个叫作柳枝的女孩子听到了，就十分惊奇地问：“谁人有此?谁人为是?”这两句话里充满了内心受到感动之后的惊喜和爱慕，意思是什么人的内心竟有如此幽微窈眇的感情，而且竟有这么好的写作才能把它们表现出来?我之所以提到这个故事，是因为每当我读古诗十九首的时候，内心之中也常常萦绕着同样的感情和同样的问题。
这十九首诗写得真是好，它有非常丰厚的内涵，外表却很平淡。
后来的诗人也能写很好的诗，但总是不如十九首这样温厚缠绵。
比如卢照邻有两句诗说：“得成比目何辞死，愿做鸳鸯不羡仙”，写得当然也很好，可是你要知道，这两句太逞才使气。
也就是说，他有意地要把话说得漂亮，说得有力量，结果在感情上反而太浅露了。
诗人写诗讲究“诗眼”，就是一首诗里边写得最好的一个字。
例如王安石有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据说他在诗稿上改过好几次，写过“又到”、“又过”、“又满”，最后才改成“又绿”，这个“绿”字就是诗眼。
叶嘉莹讲古诗十九首（下）据近人的考证，《十九首》大概作于东汉末年，是建安(献帝)诗的前驱。
李善就说过，诗里的地名像宛、洛、上东门，都可以见出有一部分是东汉人作的；但他还相信其中有西汉诗。
历来认为《十九首》里有西汉诗，只有一个重要的证据，便是第七首里“玉衡指孟冬”一句话。
李善说，这是汉初的历法。
后来人都信他的话，同时也就信《十九首》中—部分是西汉诗。
不过李善这条注并不确切可靠，俞平伯先生有过详细讨论，载在《清华学报》里。
我们现在相信这句诗还是用的夏历。
此外，梁启超先生的意见，《十九首》作风如此相同，不会分开在相隔几百年的两个时代(《美文及其历史》)。
徐中舒先生也说，东汉中叶，文人的五言诗还是很幼稚的；西汉若已有《十九首》那样成熟的作品，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古诗十九首考》，中大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六十五期)《十九首》没有作者；但并不是民间的作品，而是文人仿乐府作的诗。
乐府原是入乐的歌谣，盛行于西汉。
到东汉时，文人仿作乐府辞的极多；现存的乐府古辞，也大都是东汉的。
仿作乐府，最初大约是依原调，用原题；后来便有只用原题的。
再后便有不依原调，不用原题，只取乐府原意作五言诗的了。
这种作品，文人化的程度虽然已经很高，题材可还是民间的，如人生不常，及时行乐，离别，相思，客愁，等等。
这时代作诗人的个性还见不出，而每首诗的作者，也并不限于一个人；所以没有主名可指。
《十九首》就是这类诗；诗中常用典故，正是文人的色彩。
但典故并不妨害《十九首》的“自然”；因为这类诗究竟是民间味，而且只是浑括的抒叙，还没到精细描写的地步，所以就觉得“自然”了。
本文先抄原诗。
诗句下附列数字，李善注便依次抄在诗后；偶有不是李善的注，都在下面记明出处，或加一“补”字。
注后是说明；这儿兼采各家，去取以切合原诗与否为准。
一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①；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②。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⑧。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①。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⑤。
叶嘉莹：古诗十九首讲录（下）第五节《东城高且长》今天我要讲的《东城高且长》也是一首能够给读者提供丰富联想的好诗。
不过在讲之前我先要说明一个问题，虽然这首诗能够给我们很多象喻的联想，但它的作者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果然就一定有如我所说的这些意思吗？不一定的。
文学作品，特别是中国文学作品，往往能够给读者很多联想的可能性。
由于读者的性格不同，造诣不同，学问不同，修养不同，读诗时所得的感受也不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常常讲，凡是真正的好诗，都有一种感发的作用，富有一种感发的力量，因此这种诗都是含蕴丰美的，具有多种联想的可能。
然而作者在创作时却不一定曾经想到把这些内容都放进去，至少在他的显意识中不一定想得到。
这么说好像很奇怪，其实这正是中国文学作品与西方文学作品的不同之处。
那天中国的几位作家到温哥华来，我们这里搞当代小说研究的学生就向中国作家谌容提了一个问题说，你的短篇小说《周末》里写几个人在一起打扑克，最后一个人出的牌是一张红心的“K”，为什么你要讲那张牌是红心？谌容女士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只觉得出个红心才好。
——这就是一种类型的中国作家，他们在写作的时候，就是凭一种感发力量作用的本能。
当然，中国现在也有了受到西方影响的新派作家，像台湾的白先勇就是。
白先勇是研究西洋文学的，他的脑子里有一大套西方的文学理论，所以在他的小说中，每一个景象都有他的含义，比如他写今天下雨，那下雨是有含义的；他书中主人翁的门前种了一棵松树，那松树也是有含义的。
在西方，很多小说家和诗人在写作时，都很明确地意识到他要用哪一个形象进行一种什么样的象征。
但中国的传统不同，像李后主的词“林花谢了春红”，我说他是用落花的形象来表现有生之物对无常和苦难的共同悲哀，可是李后主当年是这样想的吗？完全没有，他就是以自己内心那种深挚的感受能力凭直觉写出来的。
中国的小说也是一样。
可西方人在分析这些东西的时候常常不能理解，总是想给它加上一点儿什么。
这样做对白先勇那一类作家是可以的，对中国旧传统中成长起来的那一类作家则不行。
叶嘉莹诗词叶嘉莹诗词鉴赏作品今天给各位分享叶嘉莹诗词的知识，其中也会对叶嘉莹诗词鉴赏作品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现在开始吧！叶嘉莹的诗词叶嘉莹的诗词古诗《秋草·西风扫尽一年痕》 - -叶嘉莹 - -西风- - 西风扫尽一年痕，迢递王孙客梦昏。
烧影已空悲去雁，澹烟犹锁认归魂。
愁生塞北明妃冢，怨入江南黄叶村。
解识荣枯千古事，忽惊飞鸟下荒原。
夜夜梦江南，魂迷关塞黑。
高中毕业聚餐会后口占三绝其二-近现代·叶嘉莹。
歌罢方知强笑难，临风寂寞立更残。
交游总角风云散，回首芸窗涕泗澜。
高中毕业聚餐会后口占三绝其三-近现代·叶嘉莹。
叶嘉莹诗词作品▲诗作惆怅当年风雨，花时横被摧残。
平生幽怨几多般，从来天壤恨，不肯对人言。
记得年时花满庭，枝梢时见度流萤。
而今花落萤飞尽，忍向西风独自青。
构厦多材岂待论，谁知散木有乡根。
银翼穿云认归京，遥看灯火动乡情，长街多少经游地，此日重回白发生。
家人乍见啼还笑，相对苍颜忆年少，登车牵拥邀还家，指点都城夸新貌。
天安门外广场开，诸馆新建高崔嵬。
道旁遍植绿荫树，无复当日飞黄埃。
叶嘉莹的诗词代表作包括：枉自·枉自浓阴聚枉自浓阴聚，依然雪未成。
风高云转敛，月黑夜偏明。
迢递江南梦，荒寒塞北情。
严冬何寂寞，抚剑意纵横。
转蓬·转蓬辞故土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
文/叶嘉莹对窗前秋竹有感记得年时花满庭，枝梢时见度流萤。
而今花落萤飞尽，忍向西风独自青。
秋草西风扫尽一年痕，迢递王孙客梦昏。
烧影已空悲去雁，澹烟犹锁认归魂。
愁生塞北明妃冢，怨入江南黄叶村。
叶嘉莹代表诗词叶嘉莹代表诗词1、古诗《秋草·西风扫尽一年痕》 - -叶嘉莹- -西风 - - 西风扫尽一年痕叶嘉莹诗词，迢递王孙客梦昏。
烧影已空悲去雁，澹烟犹锁认归魂。
愁生塞北明妃冢，怨入江南黄叶村。
解识荣枯千古事，忽惊飞鸟下荒原。
2、夜夜梦江南，魂迷关塞黑。
高中毕业聚餐会后口占三绝其二-近现代·叶嘉莹。
语文必读：叶嘉莹古诗十九首讲述以前我曾提到，汉初的诗歌有几种不同的体式，有四言体、楚歌体、杂言体，还有新兴的五言体，也就是五言的乐府诗。
现在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古诗十九首》不是乐府诗。
严格地说，它是受五言乐府诗的影响而形成的我国最早的五言古诗。
《昭明文选》最早把这十九首诗编辑在一起，并为它们加了一个总的题目——“古诗十九首”。
许多人认为，《古诗十九首》在中国诗歌史上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的一组最重要的作品。
因为，从《古诗十九首》开始，中国的诗歌就脱离了《诗经》的四言体式，脱离了《楚辞》的骚体和楚歌体，开沿袭两千年之久的五七言体式。
在中国的旧诗里，人们写得最多的就是五言诗和七言诗。
直到今天，写旧诗的人仍以五言和七言为主。
而《古诗十九首》，就是五言古诗中最早期、最成熟的代表作品。
它在谋篇、遣词、表情、达意等各方面，都对我国旧诗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
然而奇怪的是，如此杰出、如此重要的一组诗，我们大家却始终不知道谁是它们的作者!晚唐诗人李商隐曾写过一组非常美丽的诗——《燕台四首》。
有一次，他的一个叔伯兄弟吟诵他写的这四首诗，被一个叫作柳枝的女孩子听到了，就十分惊奇地问：“谁人有此?谁人为是?”这两句话里充满了内心受到感动之后的惊喜和爱慕，意思是什么人的内心竟有如此幽微窈眇的感情，而且竟有这么好的写作才能把它们表现出来?我之所以提到这个故事，是因为每当我读古诗十九首的时候，内心之中也常常萦绕着同样的感情和同样的问题。
这十九首诗写得真是好，它有非常丰厚的内涵，外表却很平淡。
后来的诗人也能写很好的诗，但总是不如十九首这样温厚缠绵。
比如卢照邻有两句诗说：“得成比目何辞死，愿做鸳鸯不羡仙”，写得当然也很好，可是你要知道，这两句太逞才使气。
也就是说，他有意地要把话说得漂亮，说得有力量，结果在感情上反而太浅露了。
诗人写诗讲究“诗眼”，就是一首诗里边写得最好的一个字。
例如王安石有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据说他在诗稿上改过好几次，写过“又到”、“又过”、“又满”，最后才改成“又绿”，这个“绿”字就是诗眼。
因为江南的草都绿了，其中不但包括了“到”、“过”和“满”的意思，而且“绿”字又是那么鲜明和充满了生命力的颜色，改得确实是好。
但《古诗十九首》不属于这一类，你不能从中挑出它的哪一句或哪一个字最好，因为作者的感情贯注在全诗之中，它整个是浑成的，全诗都好，根本就无法摘字摘句。
更何况，这十九首诗互相比较，其水准也不相上下，全都是这么好。
这就更加使人想知道它们的作者：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什么人，能够写出这么奇妙的一组作品来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而大家探讨的结果，就有了许多不同的说法。
现在，我就把其中几种最早的、最重要的说法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是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篇》说：“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词人遗翰，莫见五言。
”又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刘勰说，西汉成帝时曾编选了当时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共有三百多篇，但这些作品里并没有五言诗。
可是他又说，现在传下来的这一组非常好的古诗，有人说是枚叔的作品，而其中的《孤竹》那一篇，则是傅毅的作品。
枚叔即枚乘，是西汉景帝时的人，傅毅是东汉明帝、章帝时的人。
现在我们先来讨论枚乘，等一下再说傅毅。
大家知道，景帝的时代比成帝早得多，如果景帝时代的枚乘写出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五言诗，那么成帝时代编选作品时怎么会不选这些诗呢?这已经是一个问题。
但认为这些诗里有枚乘作品的，还有徐陵。
他编的《玉台新咏》中，收了九首枚乘的诗，其中有八首在《古诗十九首》之内。
然而，刘勰、徐陵和昭明太子萧统都是南北朝时代的人，以《昭明文选》、《文心雕龙》和《玉台新咏》这三部书相比较，《玉台新咏》成书年代最晚。
《昭明文选}选了这一组诗，标为“古诗十九首”，说明萧统当时不知道它们的作者；《文心雕龙》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说明刘勰也不敢确指枚乘就是这些诗的作者；那么徐比他们的年代稍晚，怎么反而能够确定枚乘是它们的作者呢?更何况，徐陵编书的态度是比较不认真的，因此他的说法并不可信。
其实，比他们年代更早的，还有陆机。
陆机曾写过十四首拟古诗，其中有一部分所拟的就是徐陵认为是枚乘所写的那些作品。
但陆机只说是拟古诗，却没有说是拟枚乘。
这也可以证明，在陆机的时代，人们也不以为这些古诗是枚乘的作品。
所以，钟嵘《诗品》就又提出了另一种看法。
他说：“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干金。
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
”所谓“曹王”，指的是建安时代的曹氏父子和王粲等人。
你们看，现在已经有了好几个可能的作者了。
一个是西汉景帝时的枚乘，一个是东汉明帝、章帝时代的傅毅，一个是东汉献帝建安时代的曹王等人。
刘勰说《孤竹》一篇是傅毅所作，傅毅与《汉书》的作者班固同时，但《汉书·艺文志》里并没有记载他写过五言诗之类的作品。
而且傅毅与班固齐名，《诗品序》中曾批评班固的《咏史》“质木无文”，那么傅毅似乎也不大可能写出如此谐美的五言诗作品，因此傅毅之说也是不可信的。
既然如此，建安曹王的说法是否可信呢?我以为也不可信，因为《古诗十九首》与建安曹王作品的风格大不相同。
而且曹丕在一些文章中对王粲等建安七子的诗都有所评论，却从来没有提到过他们之中有哪一个人写过这么好的十九首诗。
给《昭明文选》作注解的李善说得比较谨慎。
他说：“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
诗云，‘驱车上东门’，又云‘游戏宛与洛’，此则辞兼东都，非尽是乘，明矣。
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编在李陵之上。
”所谓“辞兼东都”是说，这十九首诗中应该兼有东汉的作品。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西汉建都长安，东汉建都洛阳，“上东门”是洛阳的城门，“宛与洛”也是指洛阳一带地方。
只有在东汉的时代，洛阳才这样繁华兴旺。
李善并没有否定诗中有西汉枚乘的作品，但又指出诗中可能兼有东汉的作品，所以说这种说法是比较谨慎的。
于是后人因此又有了“词兼两汉”的说法，认为《古诗十九首》中既有西汉的作品，也有东汉的作品。
这种说法，表面上看起来虽然很通达，其实也不能够成立。
为什么不能成立?因为从西汉景帝到东汉建安，前后相去有三百年之久，而这十九首诗所表现的风格，却绝不像是相差百年以上的作品。
综观文学演进的历史，不同时代一定有不同的风格。
唐朝一共不过二百八十多年，诗风已经有初、盛、中、晚的变化。
就拿北宋词来说，早期的晏、欧，后来的柳永、苏轼，再后来的秦少游、周邦彦，他们的风格是多么不同!可是《古诗十九首》的风格内容相当近似，如果说二三百年之间的作品都在里边，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个人以为，这十九首诗都是东汉时代的作品。
由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对这些诗没有记载，所以它们应该是在班固、傅毅之后出现的，但下限则应该在建安曹王之前。
因为，建安时代诗风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等到讲建安诗的时候你们就会看到：由于时代的影响，三曹、王粲等人的诗已经写得非常发扬显露，不再有《古诗十九首》温厚含蓄的作风了。
可是实际上，《古诗十九首》全部为东汉作品的说法多年来一直不能够成为一个定论。
为什么不能成为定论?因为大家都不敢断定这里边肯定就没有西汉之作。
原因何在呢?就在于十九首中有这样一首诗——《明月皎夜光》。
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
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
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
秋蝉呜树间，玄鸟逝安适。
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
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
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
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
这首诗里写了“促织”，写了“白露”，写了“秋蝉”，完全是秋天的景物，时间应该是在初秋季节。
但诗中却说，“玉衡指孟冬”。
孟冬是初冬的季节，但为什么诗中所写的景物却都是初秋季节的景物呢?注解《昭明文选》的李善认为，这里边有一个历法问题。
大家知道，汉朝自汉武帝太初元年开始使用太初历，太初历与我们今天使用的夏历基本相同。
但在汉武帝之前人们使用什么历法呢?李善说：“《汉书》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为岁首。
汉之孟冬，今之七月矣。
”他认为，汉高祖刘邦打败秦军来到长安附近的霸上时，正好是十月，于是就把十月定为一年的开始。
也就是说，当时把夏历的十月叫作正月。
如果依此推算一下，则夏历的七月就应该叫作十月，十月当然属于孟冬了。
李善认为，这首诗的作者既然把初秋的季节称为孟冬，那么他就一定是汉武帝太初时代之前的人，那当然就是西汉初年的作品了。
但我以为李善的说法有错误。
要想说明这个问题，涉及很多历史文化的知识，所以我只能作一个简单的说明。
我以为，“玉衡指孟冬”并非说此时就是孟冬季节，而是在描写夜深之时天空的景象。
古人把天空分为十二个方位，分别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的名称来命名，而这十二个方位，又分别代表一年四季的十二个月。
旧时过年贴对联，有一个横联叫作“斗柄回寅”，意思是，北斗七星的斗柄现在已经转回来指到“寅”的方位上了。
按夏历来说，这个时候就是正月孟春，是一年的开始。
既然斗柄指到寅的方位时是正月孟春，那么以此类推，当斗柄指到卯的方位时就是二月仲春，指到辰的方位时是三月季春，指到巳的方位时是四月孟夏……。
不过，这只是夏历，而夏商周三代的历法是不同的，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
也就是说，商历的正月是夏历的十二月，周历的正月是夏历的十一月。
两千多年来，我们所一直沿用的，乃是夏历。
然而不要忘记，地球既有自转又有公转，北斗七星不但在不同季节指着不同的方位，就是在一夜之间，也同样流转指向不同方位。
只不过，随着季节的不同，它指向这些方位的时间的早晚也在变化。
因此，仅仅“玉衡指孟冬”并不能判断是在什么季节，要想判断季节，还必须知道玉衡是在夜晚什么时辰指向孟冬的。
也就是说，这里边有一个观测时间的问题。
“玉衡”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北斗七星中的第五颗星。
“孟冬”，当然指的是天上十二方位中代表孟冬季节的那个方位——我们推算一下，应该是“亥”的方位。
在北斗七星之中，从第一个星到第四个星分别叫天枢、天璇、天玑、天权，它们合起来称为“斗魁”；从第五个星到第七个星分别叫玉衡、开阳、招摇，它们合起来称为“斗杓”。
“杓”字读作biao(平)，就是斗柄的意思。
《史记·天官书》说：“北斗七星，……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
”所谓“建”，就是建历的依据，就是说：如果你在黄昏的时候观测北斗，则以杓——即斗柄的最后一颗星招摇——所指的方位为依据；如果你在夜半观测，则以玉衡所指的方位为依据；如果你在凌晨观测，则以魁——即斗首第一颗星天枢——所指的方向为依据。
有了这个观测时间的标准，我们就可以知道：在孟秋季节的黄昏时分，招摇指在孟秋的方位——我们推算一下，应该是“申”的方位。
这也就是《淮南子》所说的“孟秋之月，招摇指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