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汉语词汇层研究论文汉语词汇层研究论文通常是指研究汉语词汇层的结构、演变、功能等方面的论文。
它属于汉语词汇学的范畴，是不可或缺的研究领域之一。
本文将从什么是汉语词汇层、汉语词汇层的结构和演变、汉语词汇层的功能等方面进行探讨和分析。
一、什么是汉语词汇层汉语词汇层简单来说指的是一个语种中所有的词汇的系统性集合。
就汉语而言，它是指汉语所有词汇的系统性集合。
汉语词汇层在语言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反映了汉语所代表的文化、文明，还反映了汉语词汇层的社会性、时代性、功能性和多样性等特点。
二、汉语词汇层的结构和演变汉语词汇层主要由单音节词、双音节词、多音节词等组成，其中多音节词还可以分为形容词、动词、名词等类别。
汉语词汇层的结构和演变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1. 汉字结构、发音、意义等方面的演变，导致汉语词汇层的不断变化。
2. 外来语（如古代汉语中的异域词和现代汉语中的国际性词汇）对汉语词汇层的不断影响和改变。
3. 汉语词汇层的发展和演变也受到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的影响。
例如，不同时期的政治、文化变革和社会差异都会对汉语词汇层的构成和使用产生重大影响。
三、汉语词汇层的功能汉语词汇层的功能是非常多样化的。
它不仅仅是汉语语言的载体，还能反映各种语言信息、文化信息和社会信息。
下面分别阐述几个方面：1. 交际功能。
汉语词汇层通过语言的交际功能，使得沟通变得更加清晰、准确和有效。
顺畅的语言交流是汉语词汇层被人们广泛使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2. 文化功能。
汉语词汇层反映了汉语文化和传统，如成语、俗语、典故等，它们代表了中国文化的重要方面，也传递着语言强调的人文价值观。
3. 实用功能。
汉语词汇层不仅应用广泛，也非常实用。
例如，在商务、法律、科技等方面，汉语词汇层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不断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4. 融合功能。
如今的汉语词汇层里不仅包括了传统汉字构成的词汇，也包括了各种外来语等现代词汇。
这也促进了汉语词汇层的融合和创新。
多元系统理论的起源多元系统理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由以色列学者Even-Zohar提出，然而其源头却可追溯到俄国形式主义时期。
形式主义对多元系统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形式主义提出了系统的概念，形式主义认为，系统是一种多层次的结构，其构成元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Baker， 2005: 176)。
形式主义者给文学研究带来革新，提出将文学作品看作是有次序、分等级的结构，而非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
他们看重的不是元素本身，而是各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形式主义概念中，文学革命的推动力是用陌生的取代熟悉的，用新鲜的取代传统的那股持续力量。
”在形式主义思想中，Yury Tynjanov 的思想与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关系最为密切。
Tynjanov是将文学视为“系统”的第一人。
他认为一个“文学事实”是一个相对的实体。
他声称“一个‘文学作品’、一种‘文体’、一个‘时期’、一种‘文学’、或者‘文学’本身，都代表了各种特征的总和，这些特征在与其它元素构成的网络中获得自身价值”。
他还提出了“中心/边缘对立”的概念，这一概念后被Even-Zohar采用。
多元系统理论的重要概念以Tynjanov和其他形式主义者的研究成果为起点，Even-Zohar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开启了他自己的系统方法。
当时他的直接目标是解决与翻译理论以及希伯来文学的历史结构相关的问题。
他在这些领域对形式主义概念的运用最终导致了“多元系统理论”的诞生。
根据Even-Zohar的观点，“多元系统”指异质的、分等级的多个系统的聚合，各个系统相互作用，整个多元系统维持一种持续的、动态的发展状态。
在这种模式中，有三组对立：（1）“经典化的”产品或模式和“非经典化的”产品或模式的对立，类似于“高级”文学和“低级”文学的对立。
“经典化”的或“高级”的形式指“被一个文化的统治阶层视为合乎正统的文学规范和作品（即模式和文本），其最突出的产品被社会保存下来，成为历史遗产的一部分” (Even-Zohar， 1990b:15)“非经典化”的或“低级”的形式指“被那个阶层视为不合正统的规范和作品，其产品通常最终被社会遗忘（除非其地位有所改变）”。
论“多元系统论”一伊塔玛•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的理论观点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是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理论。
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是基于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而提出的一种普通文化理论。
佐哈尔于1978 年将他在1970 年至1977 年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结成论文集，以《历史诗学论文集》（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 为名出版，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 （Polysystem）这一术语。
佐哈尔认为不应把翻译活动视作个别的文化现象，而应联系到更大的文化层次上加以探讨。
多元系统论实现了对传统语言学和文学界限的突破，并结合翻译研究派的理论，对影响翻译过程的诸多因素及翻译的多元准则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有益探讨。
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具体地说是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视作一个系统。
而且，这个系统也不是单一的系统，而是一个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开放的结构，也即是一个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的多元系统。
在这个多元系统里，各个系统“互相交叉，部分重叠，在同一时间内各有不同的项目可供选择，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
” [1]但是，在这个整体里各个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它们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
与此同时，它们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永无休止的斗争：处于中心的系统有可能被驱逐到边缘，而处于边缘的系统也有可能攻占中心位置。
任何多元系统都是一个较大的整体文化的组成部分，必然与整体文化以及整体内的其他多元系统相互关联，同时它又可能与其他文化中的对应系统共同组成一个大多元系统。
因此，任何一个多元系统内发生的变化都不能孤立地看待，而必须与整体文化，甚至世界文化这一人类社会中最大的多元系统中的变化因素联系起来研究。
浅析多元系统理论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收稿日期：2017-12-22一、多元系统理论概述20世纪70年代之初，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
这一理论的提出使得全球范围内掀起了文学翻译的研究热潮，全新的研究视角对翻译界和文学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多元系统理论以形式主义为基础，把社会的各种符号如语言、文学、经济等等看做是一个开放且动态的大系统。
佐哈尔把这样包含多种社会符号的关系网看做是一个由多个子系统互相交叉组成的大多元系统。
这个大多元系统中所包含的子系统有的处于中心位置，有的则处于边缘位置，它们的地位不尽相同，但不变的是它们永远在争夺中心的位置。
多元系统理论发源自早期翻译研究派，是翻译研究派的延伸和发展。
翻译研究学派以探讨译文的产生和作用为主。
到了发展后期，翻译研究派与多元系统学派逐渐融合，但此时的多元系统派已不满足于翻译研究派所取得的成果，他们借鉴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引入的“多元系统”这一概念突破了传统语言学和文学界限。
结合翻译研究派的理论，多元系统派对影响翻译过程的诸多因素及翻译的多元准则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改变了以往传统翻译理论分析的视角。
多元系统理论作为一种文学文化新理论，将翻译现象与时代社会背景下的语境有机的结合起来，使文学文化和意识形态相互联系，相互依存。
二、多元系统理论中的翻译观在多元系统中，翻译通常是被认为处于次要地位的。
佐哈尔则认为，文学翻译在一个文学系统里的位置是动态的，也就是说如果从某一文化的文学状态的角度来观察，翻译在文学多元系统中既可以占主要地位，也可占次要地位。
文学多元系统中，当翻译占主要位置时，那么文学翻译将作为该多元系统的中心工作，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分辨翻译文学是否占据主要地位具体来说可分以下三种情况：一是该文学还在发展的某多元系统尚未定型；二是该文学在所属的文学体系中处于边缘或弱势阶段；三是该文学出现转折点、危机或真空阶段。
在以上任何一种情况下，原文学系统中的文学都需要通过翻译文学来输入新的思想和内容。
多元系统论及其在翻译研究中的运用摘要: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在俄国形式主义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论”。
“多元系统”是指在某个社会中相互关联的文学、半文学和文学以外的整个系统,它既包括“高雅的”“经典的”文学形式,也包括“通俗的”“非经典的”文学形式。
“多元系统论”尤其对翻译研究有着重要的阐释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关键词:多元系统论;翻译研究;理论贡献;局限性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的主要来源是俄国的形式主义。
出于对印象主义和实证主义批评的不满,俄国形式主义者认为文学作品并不只是文学技法的简单堆积,而是“有秩序、分层次的结构”。
文学作品或文学类型是一个结构整体;文学本身同样是“有层次组织、自我更新的整体”。
(廖七一,2004)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首次提出“多元系统理论”这个术语。
“多元系统”是指在某个社会中相互关联的文学、半文学和文学以外的整个系统,它既包括“高雅的”“经典的”文学形式,也包括“通俗的”“非经典的”文学形式。
传统上的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被认为是一个次要系统,但埃文·佐哈尔认为这是不准确的,他阐释了翻译文学什么时候在文学系统中处于主要地位,什么时候处于次要地位。
一、多元系统论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polysystem)是指一整个相互关联的系统网络,包括文学系统、半文学系统,及社会内的外文学系统。
该理论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即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文化、语言、经济、文学、政治、意识形态等,皆为系统,而非各种独立元素组成的混合体。
每个社会符号系统都不是一个单一的体系,相反是个开放的体系,由许多不同元素组成,这些不同元素组成不同的子系统,它们相互交叉,部分互相重叠,各有不同行为,却又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互相依存。
(张南峰,2004)这些系统是分等级的,有些系统处于中心位置,是“主要系统”,有些系统处于边缘位置,是“次要系统”。
*第四节词汇的来源系统现代汉语词汇六个基本来源：古代词语、方言词语、社区词语、行业词语、外来词语、新造词语，并能够根据它们的特点，准确判断各种词语的不同来源。
要了解词汇的来源系统，首先要清楚现代汉语词汇系统是一个动态的集合体? 这里可以有三层含义：1．因为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的成分，旧词不断地在被淘汰，而新词又不断地产生出来，这种新陈代谢的趋势一天也没有间断过。
2．词义也不断地在发生着变化，或者合并，或者分化，或者消失，或者新增。
3．因为人们的干预，主要是规范化，使得词汇得以更加健康地发展，这本身也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进程。
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词汇，有六个不同来源：古代词语、方言词语、社区词语、行业词语、外来词语和新造词语。
一、古代词语的延续(一)传承词现代汉语词语不都是现代才出现的，由于语言的渐变性和继承性，古代词语有很大一部分会继续使用而延存到现代，这些就是“传承词”。
传承词大多属于基本词汇。
例如：(1)来、杀、走、去、用(2)星、云、日、月、春、年、风、雨(3)牙、心、手、血、肉(4)人、马、牛、虎、羊．鱼、鹿(5)一、三、六、七、百‘(6)多、少、新、旧、黄(以上各词见于甲骨卜辞)以上表示行为动作的词，表示天体时令自然现象的词，表人体构造的词，衷示人和动物的词，表示数目的词，表示性质状态的词，都是有千百年历史的基本词汇。
正因为基本词汇的稳固性，才使得不断出现的新词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天、地、人、山、水、石、国、家、首、足、身、腿、面、脸、耳、乌、鸡、鸭、鹅、猪、狗、牛、羊、马；走、跑、跳、吃、喝、看、听、打、击、摸；高、低、方、圆、美、丑、优、劣、好、坏；连、在、把、将、吗、呢、吧、的、地；与、和、以、而、之；土地、国家、人民、树木、湖泊、天空、庄稼、收割……这些词语都是在历史上很早就产生，并且仍活跃在现代汉语之中。
基本词在从古到今的延续中也会在词义、词的结构、词的功能以及使用频率上发生种种变化。
论汉语词汇的多元系统
李如龙
【期刊名称】《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1(013)001
【摘要】汉语词汇是一个多元系统,包括词汇的构成系统、词汇的生成系统、词音的组合系统、词义的延展系统、词语的层级系统、言文分歧的交叉系统、词汇的空间分布系统和词汇的历时演变系统.汉语词汇的多元系统由语言内部和外部原因共同作用而形成,体现了语言的共性和汉语的特性,研究这一多元系统在理论和应用上都有深刻的意义.
【总页数】8页(P47-54)
【作者】李如龙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福建,厦门,36100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03
【相关文献】
1.谈汉语词汇——比较阅读《汉语词汇》与《现代汉语词汇》 [J], 李欢;
2.古代汉语词汇教学研究\r——评《古代汉语词汇学》 [J], 梁浩
3.构式理论下的对外汉语词汇教学创新——评《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系统性与有效性研究》 [J], 冯桂玲;李洪平
4.新时期汉语词汇教学策略研究——评《汉语词汇学》 [J], 许俊芳
5.基于TPR教学法与中文歌曲结合的儿童汉语词汇教学探究——以身体部位汉语词汇教学为例 [J], 李萌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从多元系统理论的角度谈影响政治词汇翻译变化的因素作者：孙洋来源：《校园英语·中旬》2017年第03期【摘要】以多元系统理论为指导，针对政治词汇翻译中存在的问题，从同一政治词汇在不同时期出现不同翻译的现象入手，分析其影响因素以及应对方法。
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的因素具体分析了一词多译现象的原因。
【关键词】多元系统政治词汇影响因素一、引言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日益密切。
政论文的有效翻译对于宣传中国的政治体系、政治思想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为外国人了解中国提供了平台。
然而，政论文翻译却一直被研究者所忽略，对于党代会报告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对于已有的研究更是缺乏理论支撑，作为政论文一部分的政治词汇翻译更是如此。
以色列台拉维夫大学文化研究学院教授埃文·佐哈尔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作为整个翻译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政论词汇翻译可以从多元系统这个新的角度进行探究。
二、多元系统理论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具体地说是各种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势，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作为一个系统而不是一个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
在整个翻译研究系统当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都是其子系统，这些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由此出现了一词多异现象。
三、从多元系统的角度探究影响政治词汇翻译变化的因素影响政治词汇翻译变化的因素有很多，如：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赞助商、译者主体性等。
通过阅读报告发现，前三种因素对于翻译的影响较大，本文以不同的翻译实例具体阐述影响翻译的三种主要因素。
1.政治因素—党的先进性。
2012年以前，该词一直译成the Party’s progressiveness，十八大报告中却译成 the vanguard nature of the Party。
从《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来看，党的先进性意为“中国共产党是进步的先锋，人民应该学习”。
论汉语词汇的多元系统早在20 世纪50 年代，周祖谟就指出，词汇是成系统的，并认为：“词汇的系统性主要体现在词汇中的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在构词和词义之间的联系”。
1961 年，黄景欣作过进一步的阐述：“一种语言的词汇是由该种语言的一系列具有一定形式、义和功能特征的互相对应、互相制约的词汇单位构成的完整体系”。
虽然数十年来，相关方面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但是，词汇有哪些系统，为什么是多元的系统，各种系统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研究词汇的多元系统有哪些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似乎还缺乏完整而深入的表述。
本文就这些问题提出一些看法求正于方家。
词汇的多元系统究竟包括哪些系统呢?按其重要性的不同可以列述以下八项：、词汇的构成系统如上文所引，周祖谟说的词汇的系统性主要就体现在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的联系上。
后来的许多研究又从基本词里分出核心词，在一般词汇里则分出行业词、方言词、文言词、外来词、新造词等小类。
关于基本词汇的特征，一般理解为稳定性、全民性、能产性。
所谓稳定性是在历代相承中较少变异。
所谓全民性是全社会普遍通行，而一般词汇中的行业词通行于一定行业，方言词通行于定地域，文言词通行于某些书面语，外来词和新词在未普及时也只能局部通行。
所谓能产性是具有派生和组合新词语的能力。
从主要方面来说，用这三点来概括基本词汇的特征大体是够用了。
若要对其进行全面理解，则常用性和原生性也是不能忽视的。
常把常用性归入全民性这个特征，的确在全社会普遍通行的总是较为常用的，但事实上，全民通行的词也还有些并不一定常用。
例如基本方位词中的“北、旁、左右、内外”使用频率就并不高，人体名称“骨头、屁股、肚子”在语言应用中出现频度就很低。
所谓原生性就是孙常叙所说的“非依存性”。
基本词汇是人们认知世界时最先造出来的词，而不是由其他词分解或合成或比附、类推而来的。
正因为这个特点，它往往可以用来说解其他词语，在辞书里用作“元语言”。
核心词是词汇的最小内核，往往是最早出现、表示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概念，也是最常用的原始词。
基本词和一般词大多是由核心词衍生而来的。
核心词、基本词和一般词是一个同心圆的结构系统，如图1 所示。
应该指出的是，这个同心圆的各个环之间并没有断然的界线，而是一种连续系统，核心词、基本词、一般词之间有时并不能确切地加以划分。
用来区分的标准之间也会有相互抵牾的现象。
随着社会生活的演变，核心词、基本词也会发生变动，各类一般词更是处在急剧变化之中。
有的早先的核心词被替换而转用为语素或退居文言词，如：视f看、闻f听、食f吃、行f走、立f站；有的新词、方言词、行业词甚至外来词也会上升为基本词，如政治、经济、电子、股票、山寨、搞、帅等等，在现代社会里就大有挤进基本词汇之势。
但是从总的趋势来看，核心词、基本词和一般词之间是存在着明显的衍生关系的。
正是这种衍生关系成了贯穿几个同心圆的轴心。
词汇多层系统中的这个轴心，从理论上说是研究认知过程和语义关联的重要依据；在应用上也是母语教育和第二语言教育必须寻求的途径。
例如“人”是核心词，人民、人力、人心、大人、男人、女人应该是基本词，人物、人士、人质、他人、众人、证人、游人、主人公、植物人则是一般词。
“人”的基本义就是这一大批词语的关联轴心。
二、词汇的生成系统如果说词汇的核心词基本词般词的构成系统是横向的、共时的、静态的构成系统，造词法的系统则是纵向的、历时的、动态的生成系统。
造词法的系统是孙常叙第一次和构词法并列提出来的。
张志毅解释道：“构词法，属于解码范畴，是对生成后的词做语法分析……造词法，属于编码范畴，是研究生成，即创造新词的方法。
”孙先生把汉语词汇的造词法分为语音造词法、语义造词法和结构造词法，每一个词都有它的语音形式、语义内容，若是多个语素合成的多音词，语素之间也有一定的结构方式，因此，语词的生成方式用这三种造词方式来分类，是有概括力的。
如果对语义的理解包括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那么也可以从大处区分为因音造词”和“因义造词”两大类。
从汉语词汇的生成大势来看，因音造词是早期的造词方式，自从兴起了语素合成造词之后，因义造词就成了造词法的主流。
而且这个主流造词法还可以细分为语素合成、语缀类推和修辞转义三个小类。
因音造词更准确地说是“音义相生”，包括因音生义和因义生音。
早期的叠音词（关关）、双声叠韵（窈窕）、同源词（同音近音派生同义、近义词：背／负，迎／逆，景／影，首／头）、同音假借滋生虚义词（孰／熟，莫／暮，燃／然），后来的衍音（扒拉）、切脚词（硌搭）、音缀词（糊里糊涂）、音译外来词（胡同、沙发）都属于因音生义；由于词义的延伸，产生异读以别义则是因义生音，包括声调别义：量（平、去），数（上、去），难（平、去），中（平、去）；声韵别义：乐（卢各、五角），曾（作滕、作棱），朝（知遥、直遥），塞（先代、苏则）。
周祖谟认为：“以四声区分字义，远自汉始，至晋宋以后，经师为书作音，推波助澜，分辨更严，至陆德明经典释文，乃集其大成。
”蒋绍愚则认为：“由词的引申、转化、音变而产生新词，在上古是一种非常能产的构词方式，但到中古以后，就逐渐让位给合成这种方式了。
”因义造词中的语素合成酝酿于先秦，汉代形成系统并急速扩展，经过汉唐两代的发展，到了唐五代的变文，语素合成的双音词已占了复音词的83.58 ％。
此后，直到现代，双音合成词一直是汉语词汇的主要造词方式。
语缀类推是实词虚化为表示语法意义的语缀类推出来的。
在上古时期，名词前缀（有）、动词前缀（言、爰）以及后缀“者、然”之类，数量并不多。
汉唐之后，尤其是近代以来，这类后置的语缀（子、儿、头、着、了、过）以及形容词后附的生动形式就大量发展起来了。
修辞转化是用词（或语素）的比喻义来创造新词的。
在上古汉语时期这类词出现得不多，例如“社稷”喻指国家，“陛下”称代皇帝。
后来的成语不少也是用的比喻义，例如：唇亡齿寒、为渊驱鱼、揠苗助长。
到了近现代的三字格惯用语，专用其比喻义的就更多了：穿小鞋、打秋风、炒冷饭、铁饭碗考察词汇的生成系统不但可以说明汉语史不同时期词汇衍生的不同特点，也可以了解使用汉语的人几千年来认知世界、表达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
从词汇教学而言，不论是母语教学或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让学生知道多音词中的各种语素是如何组成不同的词义的，显然对于词汇的习得和掌握乃至语法的学习，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历来的小学启蒙教育十分重视造词和析词的训练，也收到很好的效果，但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析词教学法和造词训练似乎还没有得到落实，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三、词音的组合系统词的物质外壳是语音。
汉语的词音是由音节构成的。
音节是语言的自然单位，早期的汉语词汇大多是单音词。
上古汉语只有少数的双音节词汇，包括因音派生的联绵词和两个有意义的语素复合而成的双音词。
汉唐之后，语素合成的双音词大量扩展，并形成了双音节的音步。
单音词不但是早先形成的、表示生活中最重要概念的基本词，而且是构成双音词的元素，于是汉语的词汇便构筑成以单音词为核心、以双音词为基础的基本系统，这个基本系统至今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社会生活向前发展，人们的认知能力不断提高，语言表达不断要求扩大词汇量。
于是，在单双音词的基础上，在语用中又产生了单音节和双音节相结合的三音词语以及四音节的成语。
三音词语可以是1+1+l（二三子、未亡人），也可以是1+2（上大夫、大司马）或2+1（东道主、熙熙乎），四音节的构成有更多的形式，如战战兢兢、唇亡齿寒、狼子野心、从善如流、华而不实等等。
久而久之，二音、三音、四音构成的词语，语素之间意义结合不断紧密化，尤其是唐宋之后的双音词的词义已经久经提炼，有些双音词词义和两个语素意义的相加不同，于是音节之间也产生了强弱变化，例如：“东西”不是东与西，“东家”不是东边的家，于是“西”、“家”读为轻声。
到了明清之后，不论是共同语或方言，都逐渐形成了轻声、儿化和其他连读音变（包括变声、变韵和变调）。
应该说，连读音变是近代汉语发展为现代汉语的重要标志之一。
但是现代通语、官话方言和东南方言之间在连读音变上有很大的差异，有的发展得很快，有的还在形成过程中，有的还基本未动。
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刚刚开始，还没有全面地理出头绪， 在母语教学和二语教学上更没有开展研究， 从 实际情况看， 南方人学习普通话和外国人学习汉语口语， 题都出在这方面。
由此看来， 汉语词汇的语音形式是适应着词汇的发展， 由单音到多音，多音词语之中又由音节的简单相连走向连音变化的。
了词语的音乐性。
换言之， 汉语词汇的语音形式的演变所达到的 效果是逐臻表义的严密和节奏的优美。
词音组合系统从理论上和 应用方面的研究都有待加强。
四、词义的延展系统词义系统是词汇系统中最复杂的系统之一， 因为它是人类认 知客观世界的知识系统， 而各民族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又有着种种 不同的方式。
从共时的静态系统而言， 词汇语义有义值系统， 包括基义 （ 概 念义、感情义 ）和陪义 （色彩义、联想义、附加义、修辞义等 ）；有义域系统，包括由语用、语法、所决定的义域的大小、多少， 语体的适应和语义的组合等差异。
刘叔新所构建的汉语语义系统 包含了 11 个子系统。
后来，张志毅归纳为对立系统 （同义、反义、同层、异层 ） 、依存系统 （关系依存、层级依存、次第依存、邻义 依存 ） 互补系统和组合系统。
词汇语义又是一个不断扩展延伸的动态系统， 其主要表现是义位的增加以及义域的扩大。
早期关于汉语词义的研究多止于扩 大、缩小和转移的“三分说”。
张志毅、张庆云用对立统一的观 点提出了“七对说”：扩大和缩小、转义和转类、虚化和实化、 深化和浅化、同化和反化、褒化和贬化、强化和弱化。
关于词义 演变的途径，则提出了三个语言参数：语义的延伸、语法的作用（词类的区分和转化、 聚合和组合功能的发展 ） 、语用的推动及各 种修辞手段对词义演变的制约。
这就把汉语词汇的语义研究推上 了一个崭新的高许多问 词音的这些变化不但适应着词义多样化、 精密化的需要， 也增加度。
数十年来，关于汉语词义的研究也逐渐深入。
从本义到引申义，比喻义，同义扩展，反义对立，上下位词的衍生、义类的聚合、语法意义的组合、实词的虚化、词义褒贬的附加，所进行的系统性的研究已经有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
关于推动词汇语义发展的因素的探讨，近些年来的研究也有重要的突破。
在客观的社会生活变迁之外，人们注意到了人的主观认知的重要因素。
例如，从时空说，总是由空间推向时间（中间一中午），从距离说，由近及远（前面f前方f前天f前世）；从存在说，总是由人推及物（人情f感情f情人f世情f商情f国情f灾情），由物质推向精神（手力f大力f眼力f心力）。
此外，也关注到了语言自身的规律的作用，例如词性的推移（死人f死灰f死硬f死活f死守f死寂），义位的类推（日出f日落，来日f去日，单日f双日，日前f日后，日场f夜场，日光f月光），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