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管子的财政思想

浅谈《管子》的理财思想《管子》是我国古代的一部著名典籍，它虽托名管仲，却不是一人之笔，也不是一时之作，而是兼容了从战国至西汉的丰富思想成果的论文集。

现存的《管子》76篇中，约有三分之一涉及经济问题，这在先秦各派的著作中是极其特殊的情况。

胡寄窗先生曾作过一个推测：中国先秦的经济思想中，最有可能发展成为经济理论的是管子的学说。

《管子》的学说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和军事诸多方面。

他的许多学说，在今天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

本文主要谈《管子》中的以人为本的理财思想、薄税敛的财政思想以及货币政策的思想。

一、以人为本的理财思想《管子》这部融法、道等诸家思想于一体的著作，不但第一次明确使用了“以人为本”的概念，而且其中所论述的“以人为本”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同时，管仲不仅是我国春秋时期一位著名的思想家，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理财家，在这部以记载他的思想为主的著作中所阐述的“以人为本”思想，与其他学派的著作相比，具有更强的现实性。

在管仲的财政思想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以人为本”，并从人的个性出发，制定理财的政策与措施。

有一次，桓公问政于管仲：“吾欲从事于诸侯，其可乎？”管仲回答说：“未可，国未安。

”桓公说：“安国若何？”管子说：“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遂滋民，与无财，而敬百姓，则国安矣。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管仲已经认识到，要想国家安定，就要尊重百姓；而尊重百姓不是空洞的说教，要给百姓以休养生息的环境，对贫苦的百姓给予必要的救济。

还有一次，桓公问管中：“伍鄙若何？”管仲回答说：“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政不旅旧，则民不偷；山泽各致其时，则民不苟；陆阜陵墐，锦田畴均，则民不憾；无夺民时，则百姓富。

”这段话反应了管仲实施“敬百姓”的一系列政策与措施，即实行土地分等征收制度，改变过去不合时宜的政策、法令、制度，山林川泽按规定的时间向百姓开放，实行平均土地制度，不在农忙季节征收徭役等。

从这些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百姓是管仲理财的出发点，也是理财的归宿。

只有“敬百姓”，让百姓富，才能“民不移”、“民不偷”、“民不苟”、“民不憾”，国家的统治才能巩固，社会秩序才能稳定，国家财政收入才会增加。

在《管子》一书中，对这一观点表达得更为明确：“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也；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

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

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

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

则上位危矣。

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

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管仲类似的论述还有很多，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管仲在处理国家大事的时候，总是从人的本性出发，尊重百姓的意愿，合民心、顺民意，无论是在财政收支方面，还是在财政管理方面，都体现了这一原则。

在奴隶社会，普通百姓的意愿是根本得不到尊重的，不要说奴隶，就是一般平民也只不过是奴隶主的劳动工具。

而管仲“以人为本”的原则使百姓重新点燃了生命之火，极大地调动了百姓的劳动积极性，从而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增长，也有利于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二、薄税敛的财政思想《管子》主张“府不积货，藏于民也”，即要减轻赋税，实行藏富于民的政策。

赋税会造成民贫，因此《管子》强调必须实行薄税敛的税收政策，“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无止，国虽大必危。

”反应了合理负担的赋税原则。

在春秋时期，有的诸侯国为了扩张军事实力和满足王室的挥霍需要，不惜采取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财政手段，对百姓横征暴敛，使百姓苦不堪言。

管仲主张既要富国裕民，又要保证国家财政的需要，就是说，对百姓既要征收租税，又要“取之有度”。

具体体现就是反对重税，主张轻税，但不是无税。

为什么要实行轻税政策呢？一是合民心、顺民意。

管仲从人的本性出发，指出：“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

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行，不见夺之理，故民爱可恰于上也。

租籍者，所以强求也；租税者，所虑而请也。

王霸之君，去其强求，废其所虑而请，故天下乐从也。

”二是重税对社会影响很大。

管仲说：“夫以室庑籍，谓之毁成也；以六畜籍，谓之止生也；以田亩籍，谓之禁耕也；以正人籍，谓之养羸也。

五者不可皆举，故王者偏行而不尽也。

”这就是说重税对社会影响很大。

三是对人民生活影响很大。

重税往往苛急，纳税期限急促，百姓的损失就大了。

管仲说：“今人君籍于民，令十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其一；令八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其二；令五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其半；朝令而夕具，则财物什去其九。

”鉴于上述三个理由，不能征收重税。

管仲不仅要求“取之有度”，而且还要求“用之有止”。

管仲认为，首先，不可过于奢华，不该支出的的绝不能支出，如反对皇室挥霍。

他认为国家尽管开垦了大量土地，如果皇室过于奢华，也会使国家贫穷，导致财政空虚，接着就是横征暴敛，必然使人民不满。

不仅国君奢侈浪费会使国贫，百姓奢侈浪费也会使国贫，所以百姓也不能奢侈浪费，同时也不要制造无用之物以免国家贫穷。

另一方面，管仲认为，必要的支出也不能吝啬。

《管子》说：“取人以己，成事以质。

审用财，慎施报，察称量。

故用材不可以啬，用力不可以苦。

用材啬则费，用力苦则劳。

”国家只有取之有度、用之有止才能保证薄税敛，才能保证不浪费，才能保证国家稳定发展。

三、货币政策的思想《管子》在货币政策方面的论述是非常详尽的，有些论述和见解还极为独特，影响深远。

在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

在正确认识货币规律的基础之上，《管子》中的货币政策不再是简单的以追求货币数量的增加为目标，而是切实可行地为当时的国家强大和政治统一而服务的。

因此，《管子》提出了多项利用货币和价格相结合的政策来发展粮食和物质生产，加强国家对资源的控制。

在《管子》成书的那个年代，并没有现代社会中的中央银行，也没有形成完善而成熟的货币体系，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独立的货币政策。

管仲在实践中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运用货币政策的。

（一）发放国家农业贷款众所周知，农业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和保障，农业生产又具有周期较长的特点，农民从事农业生产需要支付种子、农具、肥料以及一些必需的生活资料的开销。

在若干个月以后用收获的农产品获得一定的收入，农民的收入与支出的波动性也具有季节性的特点。

如果一些贪婪的商人利用这种季节性特点，以抬高物价牟取暴利，那么农民将面临流动资金缺乏的困境，从而无法购买所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就会影响到下一个季节的粮食生产，进而会影响到后续的生产。

因此，《管子·巨乘马》篇中记载了对耕田百亩的农民，在其春耕时，国家“资子之币”，《管子·国蓄》篇中提出：“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藏繦千万。

使千室之都必有千种之藏，藏繈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芸······春赋以敛缯帛，夏贷以收秋实。

是故民无废事，而国无失利也。

”国家为此设置国家储备基金，在春夏两季农民耕作的季节发放国家贷款，为农民购买生产生活资料提供资金，到了秋收的时候农民再以丝织品和粮食来偿还国家贷款。

一方面农民在生产和消费方面的资金有了相应的保障；另一方面国家也掌握了物资的实际控制权。

通过以货币为媒介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使得农民在生产生活上有了相应的保障，同时，国家也在这其中获得了相应的利益，体现了“双赢”的效果。

（二）调控物价短期的国家农业贷款能够解决农业生产过程中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但却无法解决农业生产因天时而决定的丰收和歉收的问题。

《管子·国蓄》篇中记载：“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

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

”当农民从事农业生产获得丰收时，有一部分无法消费和储存的粮食就需要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换，但如果由于当年是丰收年，农民就只能以较低的价格去出售粮食而获得一定量的货币。

相反，当遇到歉收年农民所生产的粮食不能满足实际的生活需要，就只能到市场上购买一部分粮食，而此时市场上的粮食价格却又很高，农民手中没有足够的货币去购买所需要的粮食，这样，农民对粮食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就会使生活水平下降，也会影响到农民自身的财富积累，从而不利于农业生产的稳定进行和人口的增长。

《管子》对上述问题的解决办法是通过控制物价来进行调节。

《管子·国蓄》篇中说：“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

”还有“谷贱则以币予食，布帛贱则以币予衣。

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故贵贱可调，而君得其利”。

从这两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对物价的调控主要是通过两个政策来进行的：一方面，国家通过购买和出售粮食，来调节社会上的商品量和供求的关系；另一方面，国家通过粮食的买卖，来调控社会上的货币量，利用货币数量规律来控制市场价格。

（三）积极获得财政收入，保证国家的控制力《管子》不提倡高赋税的政策，而是采用控制价格的手段来确保国家的财政收入。

国家一方面通过买卖粮食来稳定市场物价。

另一方面，国家在粮食价格比较低的时候大量地购进粮食，虽然粮食的价格有所提高，但仍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而在出售粮食时，面对较高的市场价格，虽然出售的粮食会使粮食的市场价格有所降低，但仍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

《管子·山至数》篇中说：“邦布之籍，终岁十钱。

人家受食，十亩加十，是一家十户也。

”这段话是说，按人口多少征收人头税，每人一年才十钱，如果采取货币的收放来调节粮食的价格政策，若每家每人需要十亩田所产的粮食来食用，把每亩田所产的粮食加价十钱，就可以从一户得到了相当于按人口多少征收人头税对十户征得的收入。

这样，国家“以重射轻，以贱泄平”，民众“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管子·国蓄》）。

这样，国家既控制了物价，又增加了财政收入，并且能够将人民的不满保持在可控的程度之内。

除了这些之外，管仲还有很多其他的思想。

这些思想在运用上应该是统一的整体，而不应该割裂开来。

从管仲及《管子》这些财政司想看，已经具有了明显的法治主义倾向。

正是历史的呼唤使管仲这一尚处于萌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思想，很快发展为早期的齐国法家学派。

从这些来看，管仲不愧于是先秦齐国法家学派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