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学内容与形式关系的再认识
- 格式:doc
- 大小:36.00 KB
- 文档页数:3
《西洋史》读后感(精选多篇)各位读友大家好,此文档由网络收集而来,欢迎您下载,谢谢读陈衡哲的《西洋史》已近尾声,感觉她的上古史和中古史写的比近代史部分精彩,也许是离的越远,看得越清楚吧。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对近代史的史实了解较多,缺少了新鲜感的缘故。
总之,还是一部杰作,对于整个欧洲史的来龙去脉有了一个清晰的再认识,从古巴比伦到古希腊,古罗马,到中世纪基督教文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列国兴起,法国大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各个大事件的意义,之间的联系,继承关系,都讲得非常精彩,逻辑严密。
这部书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它的女性视角,对于战争的厌恶,对于人类文明成果,尤其是文化成果由衷的赞叹,表露无疑。
文字也带有鲜明的文学色彩,女性色彩,爱憎分明,激情洋溢,同时又不失史家的客观,公正,真是一本不多见的好书!在没有看这本书之前,我原以为美学只是简单的、单一的,美学史读后感。
但是在我看过目录之后,我知道了美学是复杂的,它不仅严格按照朝代顺序,把人物、论著一一罗列,而且着重突出古典美学的发展轨迹,不同时代的审美趣味以及理论特色。
这是一门复杂且严谨的学科,它要求人们必须严肃且不失美感地来读它、懂它。
就像第一节的题目一样,它带着一种原始的美感。
作者在第一节刚开始就指出,礼,在远古,是原始仪式。
刚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顿了一下,有些不解,因为在我的印象中,礼对于我而言,仅仅是一种礼貌的表现方式,而在这里却说远在远古时期,礼就作为一种仪式而存在。
“仪式”这个词,使我对“礼”这个字开始有了好奇。
王国维在《释礼》中这样写,古文字中的“礼”字,下面是个“豆”,也就是盛饮食的器皿。
因而作者认为,用饮食器皿作为礼的象形,包含了其下四种意义:首先,中国之礼,一开始就与饮食有关。
这一点让我尤其想不通,“礼”是如何与“饮食”联系在一起的?难道古人认为最初的礼在饮食方面最先体现出来。
还是在饮食上的“礼”表现得更为直接,更为重要?其次,饮食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学报Journal of Kaife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Culture & Art 2021年3月20日Mar.20, 2021第41卷 第3期Vo1.41 No.3doi:10.3969/j.issn.2096-7853.2021.03.015《论语》“文质彬彬”研究综述马晓玥(济南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摘 要:《论语》中记载着孔子在文艺理论方面的见解,虽然散见于各篇之中,但其言约意丰,对后世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有着深远影响。
其中,“文质彬彬”是一个绕不开的命题,孔子首次提出的质文关系,对后世文质说的发展与成熟有重要作用。
为此,尝试从“文质彬彬”到文质论的流变、文质关系的核心概念探讨以及文质关系讨论之发展与问题三个方面,对研究《论语》“文质彬彬”这一短语的已有文献进行综述,以展现现有研究的长处与不足,并为学者之后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论语》;孔子;“文质彬彬”;文质论中图分类号:B2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7853(2021)03-0039-04本篇综述所用资料主要来自中国知网,通过主题搜索,检索到有关《论语》“文质”的文献148篇,发表时间自1962年至2020年3月;其中,包括期刊62篇,博士论文45篇,硕士论文37篇,会议论文4篇。
此外,还参考《论语译注》[1]、《论语义疏》[2]、《四书章句集注》[3]、《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修订本)》[4]、《中国文学批评史》[5]、《中国文学批评史论》[6]、《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7]等。
一、由“文质彬彬”到文质论《论语》作为儒家经典文本,记录了孔子的言行,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对后世文艺思想的演变影响深远。
《论语·雍也》中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3]89,在后世发展为针对文学内容和形式关系进行讨论的“文质论”,成为孔子文艺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白居易诗歌主张再认识摘要:白居易不仅是现实主义诗人,还是一位杰出的诗论家。
他提出了一种批判现实、反映现实的诗歌创作理论。
他强调发挥诗歌“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作用,主张诗歌创作反映社会现实,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务于内容,力求语言浅显易懂。
应一分为二地看待白居易的诗歌理论主张,他的诗歌理论既有进步的一面,也有片面之处。
本文试图从白居易的诗歌理论的进步性和局限性两方面进行分析,力求对白居易的诗歌理论有一个更加全面客观的认识。
关键词:白居易;诗歌理论;现实主义引言白居易是继杜甫后我国古代最伟大的一位现实主义诗人,一生共创作了近三千首诗,他不但是个多产作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论家。
他总结了陈子昂、杜甫等人关于诗歌的进步理论,结合时代需要,写下了《与元九书》、《新乐府序》、《寄唐生》、《读张籍古乐府》、《策林》、《伤唐衢》、《采诗官》等诗文,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诗歌理论,形成了一种批判现实、揭露现实的,用诗歌反映现实的新的现实主义诗歌理论。
他的诗歌主张在新乐府运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近几年的时间里,研究白居易诗歌理论的文章层出不穷。
高敏和李淑蓉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期刊中发表了《白居易诗歌理论评述》一文,这篇文章从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以及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两个方面来评述白居易的诗歌理论。
它不仅对白居易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给予充分肯定,而且也指出了白居易诗歌主张存在的片面性,但是文章对白居易诗歌主张进步性的评价不全面。
马瑞在《文学研究》期刊中发表了《白居易诗歌理论之再认识》,这篇论文从诗歌与现实的关系、诗歌创作目的、诗歌语言三个视角研究白居易诗歌理论。
作者没有从诗歌内容与形式这个角度来探讨白居易进步的诗歌主张,使得这篇论文缺乏完整性。
这篇文章也谈到了白居易诗歌主张的缺陷,但是该论文的作者只是分析了白居易诗歌主张不足之处的一部分,文章并没有涉及到白居易的诗歌语言缺乏含蓄性和朦胧美。
他们对白居易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的认识虽然正确但并不全面。
本文由491637795贡献doc文档可能在WAP端浏览体验不佳。
建议您优先选择TXT,或下载源文件到本机查看。
第一讲:第一讲:文学本质论一、文学的本质(一)考察文学的不同视点(二)有关文学本质的有影响的观点 1,模仿论:模仿论也被称为再现论。
模仿论强调的是自然或生活等客体对文学的决定作用。
2,表现论:表现论强调的是作家个人的内心世界,认为人的内心世界决定了文学的本质。
3,形式本体论:形式本体论强调的是作品本身及其内在结构。
4,意识形态本体论:这种观点强调的是人类的社会经济关系对文学性质的决定作用。
(三)文学本质的多层次性 1,不能忽视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
2,作为意识形态一部分的文学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是复杂的: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往往不是直接的,而要通过许多中介环节来实现。
3,不能忽视文学的审美特征。
总之,文学是属于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门特殊的艺术,具有多个层面,是一种审美创造。
在根本上,它要运用语言来对人类的社会生活进行评价性的反映。
二、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一)文学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产物 1,文学产生于人类的社会生活。
2,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促进了文学的发展。
3,文学的兴衰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
(二)社会生活是文学活动的唯一源泉 1,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根本性的。
2,强调文学与生活之关系的思想渊源和理论根据。
3,表现在文学中的“社会生活”不同于客观社会生活本身。
4,作家反映和表现社会生活的主要方式。
二、文学的社会作用(一)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和作用 1,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一旦通过特定的媒介进入人类社会的公共领域,就要对社会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和作用。
2,作家内心希望有真正的“知音”。
3,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与作用是多方面和复杂的。
(二)文学的审美作用、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文学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和作用,可以概括为审美作用、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这三样个方面。
1,文学的审美作用: 2,文学的认识作用: 3,文学的教育作用:(三)正确认识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和作用 1,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和作用要通过读者精神的潜移默化来实现。
语言形式与语言内容关系的再认识作者:马磊来源:《语文建设·中旬》2018年第05期语文就是语言,语文教学要坚持语言形式与语言内容的统一,而着眼于语言形式,这是中国语文教育在曲折发展中确立的基本观念。
当前仍有一些不同的学术观点,影响着语文教育的健康发展,我们有必要予以说明。
一、深刻把握语言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我国古代学校教育中没有形成长期稳定的分科教学,汉语教学一直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分科教学的开展,使汉语教学的名称经历了从“中国文字”“中国文学”到“国文”“国语”再到“语文”的变革。
尽管课程名称经历了变革,但其作为母语课程的基本内核没变。
1.语文就是语言关于语文课程的命名,叶圣陶说:“什么叫语文?语文就是语言,就是平常说的话。
嘴里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在纸面上的叫书面语言。
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
把口頭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
”语文课程名称不叫“语言”,是为了避免歧义,有时候“语言”仅指口头语言,而“语文”意在强调还要学习书面语言的理解和表达。
叶圣陶解释:“功课不叫‘语言’而叫‘语文’,表明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都要在这门功课里学习的意思。
”语文就是语言,这个“语言”包括语言的静态知识和动态运用两个层面。
如果套用索绪尔的“语言”“言语”这对概念,那么语文既包括“语言”也包括“言语”。
其实,索绪尔提出的一对概念“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是广义语言(language)的两个层面。
langue、parole、language这三个单词在翻译成汉语的时候难以找到更合适的词语与之对应,所以中国版的索绪尔语言学著作中才有了广义语言和狭义语言的区分。
“语文就是语言”,这里所说的“语言”,是广义的语言,既包括了作为交际工具的符号系统,也包括了运用符号系统的活动过程和结果。
1942年叶圣陶指出,语文的学习,“出发点在‘知’,而终极点在‘行’”,又说,暗中摸索所费功力较多,若改为“明中探讨”,就可以节省功力。
论艺术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艺术作品是艺术家用自己的想法、情感和技巧创作的作品,是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和表达。
在艺术作品中,内容和形式是密不可分的,两者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作品。
内容是艺术作品所要传达的主题、情感和思想,而形式则是艺术作品所采用的艺术手法和表现方式。
艺术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关系,决定着艺术作品的质量和价值。
艺术作品的内容是艺术家所要表达的主题和思想,是作品所要传达的情感和观念。
内容通常体现在艺术作品的题材、表现手法和情感表达上。
不同的艺术作品内容不同,可以是美学表达、社会现实、历史事件或是个人情感等。
形式则是艺术家用来表现和传达内容的手法和技巧,包括线条、色彩、构图、节奏、节拍等。
形式可以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来传达艺术家的思想和情感。
艺术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是统一的整体,两者相互依存,相互渗透。
没有形式,内容将无法传达,没有内容,形式将失去意义。
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现了艺术作品的内在本质和价值。
当艺术家能够将内容与形式完美地统一起来时,便能够创作出富有内涵和深刻意义的艺术作品。
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要求艺术家具有深厚的艺术功底和丰富的内涵,需要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深入思考,对所要表达的内容有清晰的认识和理解。
艺术家需要善于运用各种艺术手法和表现方式,通过形式来准确地表达出作品的内容和情感。
只有这样,艺术作品才能达到完美的统一,吸引观众,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艺术创作中,内容与形式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
艺术家可以通过形式来表现和加强作品的内容,形式的选择和运用可以影响作品的表达效果,使作品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
内容也会影响形式的选择和运用,内容的表达需要合适的形式来传达,形式的表现也需要有内容的支撑和依托。
艺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使艺术作品更加丰富多彩、生动有趣。
艺术家可以通过形式来突出作品的内容特点,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艺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相互作用,使艺术作品更具个性和创意,更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
原话是这样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这说明的主要哲理是人类认识是无限发展的。
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后面形成了中国我们的三大作风之一-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
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就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就是通过实践获得认识,形成认识理论,再回到实践中,做进一步的实践,获得更加深刻的认识,上升为真理性的理论。
如此循环往复,不断实践不断提高认识,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作风的深刻内涵。
曾经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同志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
还有另一部分经验主义的同志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虽然也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
这两类同志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曾经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使得中国革命受了极大的损失,而教条主义者却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的同志。
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
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故题为《实践论》。
毛泽东曾以这篇论文的观点在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过讲演。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
首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
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
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
形式对内容的反作用形式与内容是密不可分的,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
在文学、艺术等领域,形式对内容的反作用尤为显著。
形式是内容的外在表现,内容是形式的内在支撑,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依存。
形式对内容的反作用,既是形式对内容产生影响的过程,也是内容对形式产生反响的结果。
本文将就形式对内容的反作用展开探讨。
首先,形式对内容的反作用体现在作品的表现形式上。
不同的表现形式会对内容产生不同的塑造效果。
比如,在文学作品中,不同的叙事手法、语言风格、结构安排等形式因素,会直接影响作品的内容表达和传达效果。
通过形式的变化,作品所呈现的内容也会有所不同,有时甚至能够改变读者对内容的理解和感受。
因此,形式对内容的反作用在作品的表现形式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其次,形式对内容的反作用还体现在作品的审美效果上。
艺术作品的形式美和内容美是相互交融、相得益彰的。
形式美是内容美的表现手段,而内容美则是形式美的内在含义。
形式美的表现形式和审美特征,会直接影响到作品的整体美感。
通过形式的变化,作品所呈现的内容美也会有所不同,不同的审美效果也会对观众产生不同的美学体验。
因此,形式对内容的反作用在作品的审美效果上也是十分重要的。
再次,形式对内容的反作用还体现在作品的传播效果上。
作品的形式特征会直接影响到作品的传播效果。
不同的形式特征会对受众产生不同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进而影响到作品的传播效果。
通过形式的变化,作品所呈现的内容也会有所不同,不同的传播效果也会对受众产生不同的阅读体验和感知效果。
因此,形式对内容的反作用在作品的传播效果上也是不可忽视的。
综上所述,形式对内容的反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形式与内容之间的相互作用,既是形式对内容产生影响的过程,也是内容对形式产生反响的结果。
在艺术创作中,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到形式对内容的反作用,注重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不断探索形式与内容的契合之道,创作出更加富有内涵、更加具有感染力的作品。
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将为我们创作出更加优秀的作品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文学性”问题与文学本质再认识以两种“文学性”为例一、本文概述在探讨文学的本质及其独特性质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文学性”这一概念。
本文旨在通过深入分析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学性”,即形式文学性和社会文学性,来重新认识和理解文学的本质。
我们将首先概述“文学性”问题的历史背景和理论争议,然后介绍两种“文学性”的具体内涵和特征,最后探讨它们对文学本质认识的影响和启示。
我们将回顾“文学性”问题的发展历程,从早期的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到后来的社会文化批评,分析不同理论对“文学性”的不同理解和解释。
同时,我们也将指出在理论争议中,关于“文学性”的本质和边界的模糊性和复杂性。
我们将详细介绍两种“文学性”的具体内涵和特征。
形式文学性主要关注文学作品内部的结构、语言、修辞等艺术元素,强调文学作品的独立自足性和审美价值。
社会文学性则更注重文学作品与社会、历史、文化等外部因素的关联,认为文学作品是反映和塑造社会的重要工具。
我们将探讨两种“文学性”对文学本质认识的影响和启示。
通过分析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和批评实践,我们将展示两种“文学性”如何相互补充和深化我们对文学本质的理解。
我们也将反思当前文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并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和可能性。
通过本文的论述,我们希望能够为重新认识和理解文学的本质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同时也为文学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二、两种“文学性”的阐释在文学研究和批评中,“文学性”是一个核心而复杂的概念。
它既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根本属性,又是我们理解和评价文学作品的关键所在。
然而,“文学性”并非一个单固定的概念,而是随着文学实践、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的发展而不断演变和丰富的。
在本节中,我们将对两种主要的“文学性”观念进行阐释:一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性”,即文学作品的内在特质和形式规律;另一种是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学性”,它突破了传统边界,强调文学与其他媒介和领域的交融与互动。
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性”主要关注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质和审美价值。
《敦煌莫高窟第321窟》读书随笔目录一、内容概览 (2)1. 敦煌莫高窟的概述 (2)2. 第321窟的历史背景与艺术特点 (3)二、第321窟壁画的艺术特色 (4)1. 壁画的内容与主题 (6)2. 绘画技法与风格 (7)3. 艺术风格与历史背景的关系 (8)三、第321窟佛教故事的再现 (9)1. 佛教故事的选取与描绘 (10)2. 人物形象与表情的刻画 (12)3. 故事情节的连贯性与生动性 (13)四、第321窟与其他窟区的比较 (14)1. 艺术风格的异同 (15)2. 题材选择的差异 (16)3. 形式与内容的相互影响 (17)五、结论 (18)1. 对第321窟艺术价值的认识 (20)2. 对敦煌莫高窟历史地位的再认识 (21)3. 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22)一、内容概览《敦煌莫高窟第321窟》是一本关于中国著名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的研究性著作。
本书主要通过对第321窟的详细描绘,展示了敦煌莫高窟的独特魅力和丰富内涵。
作者通过对窟内壁画、雕塑、石刻等艺术形式的深入剖析,揭示了敦煌莫高窟在佛教艺术、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价值。
本书还对敦煌莫高窟的历史沿革、地理环境、建筑风格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梳理,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莫高窟研究视角。
本书还对敦煌莫高窟的艺术特点、技法、风格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使得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欣赏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
1. 敦煌莫高窟的概述这座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自古以来便是文化交流的枢纽。
莫高窟作为敦煌最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瑰宝,承载着千年的历史与文明。
又被称为千佛洞,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石窟艺术宝库之一。
这些石窟内蕴含着丰富的佛教艺术和文化内涵,是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敦煌莫高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六国时期,历经多个朝代的兴建和扩建,形成了如今规模宏大的景象。
这些石窟分布在不同高度的崖壁上,按照时代、风格和内容的不同划分成不同的区域。
中学历史教学新探人们常说,方法是打开问题之锁的钥匙,初中历史教学方法的精妙之处在于授人以渔。
在师生互动过程中,对教材的整体认识应厚今薄古,对教材的具体处理应厚积薄发。
怎么办?笔者认为首先应平心静气来看看历史教材的编排原则。
通常人们在编写历史教材时,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着一条不成文的原则:对越久远的历史事实的处理都是慎之又慎,不足信或口传而无考古学成果支撑的史实只记其大略,而对可信的有文字记载且有考古学成果作佐证的就详加记载,尤其离我们最近的史实,由于有大量现有资料作为佐证就记得更为详尽而具体。
因此,我们不难推出一个结论,即教材编写者只能根据厚今薄古的原则来编写排列教材内容了。
教材如是编写,自然也影响了教者对教材的重难点的取舍,平时也制约了命题者的价值取向,于是也就有了“考点”一说。
充分认识到这点,处理教材的人和学习教材的人也就有了一个“范围”的概念了。
作为教者,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一群对历史毫无系统认识了解的学生由于多是留守少年,父母亲情的缺失导致学习目的不甚明确,学习积极性不高,学习方法简单,课外阅读量甚少,更缺乏吃苦求学的精神。
一共洋洋百万余字,内容涵盖数千年的教科书,由于新旧教材交替带来的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教材无任何配套练习资料,即使是教者“三更灯火五更鸡”熬出的有益于学生知识和能力并进的东西,也往往因为与评价者口吻不合而夭折,因而仅凭一周两节课的学习以求取得较好的效果则甚为作难。
“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
笔者从事农村初中历史教学三十年,在指导学生学习历史方法上小有收获,现将一些心得浅谈一下,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在初识教材内容时,我采用要点法,即在师生下,将教材的某一课下辖的某一目的要点抓出来,并提出理由,让同学们讨论,第二目的或第三目的要点则通过分组自己去探究,提出标点的方案,一篇课文的要点标出来了,任务就完成了一大半,实在难以理解的地方,教师稍加点拨即可。
对索绪尔语言与文字之间关系的再认识摘要:学者们对索绪尔语言和文字关系的理解不同,有人认为索绪尔自身观点前后矛盾,有人认为索绪尔的观点是语言和文字二者并重。
本文经过分析和探讨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内容,对索绪尔语言与文字关系进行再认识,揭示出索绪尔的语言文字观是“语言第一,文字第二”,如果文字凌驾于语言之上,就会产生严重后果。
关键词:索绪尔语言文字很多人认为索绪尔的语言文字观存在悖论,即:一方面,索绪尔视文字为对语言的一种威胁;另一方面,索绪尔认为语言离不开文字。
还有人认为索绪尔的观点是文字和语言并重。
实际上,索绪尔的语言文字观是“语言第一,文字第二”。
索绪尔既注重语言和文学的联系,又注重二者的区别,从而摆正了语言与文字的关系。
一、对索绪尔语言和文字关系的再认识首先,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区分语言和言语,指出语言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种机能所采用的一套必不可少的规约①,它是言语活动的一个确定而主要的部分,他认为语言是一个内部自足、同质的符号系统。
而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文字唯一存在的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
从这可以看出,索绪尔在论述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时把语言放在第一位置,而文字只是语言的表现形式而已。
其次,索绪尔在《教程》中指出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口说的词单独构成的。
但书写的词常跟它所表现的口说的词紧密地混在一起,结果篡夺了主要的作用②。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语言学的对象是语言而不是文字,但因为二者结合紧密,所以研究者常误把语言的表现形式——文字,作为研究对象。
索绪尔从语言学研究对象的角度再次确定了语言第一的位置,否定了文字也是语言学研究对象的观点。
再次,有人认为没有文字,语言会变化得更快,索绪尔批评了这种观点,他认为这是极其错误的。
索绪尔指出,没有文字绝不会损害语言的保存。
比如:立陶宛语在很晚的时候才有书面文献,但它现在的面貌跟公元前3世纪的拉丁语一样真实地反应出印欧语的情况。
大 众 文 艺195群文论坛摘要:群众文化事业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工作独具特色的形式与内容,从其发端之初就与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意识形态等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随着社会形势的转变和党的文化政策的调整,群众文化事业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这种形势下,对于群众文化工作中的两种关系应进行重新认识与思考——这关系着群众文化工作将何去何从的问题。
关键词:公共文化服务;群众文化;群众文化事业;关系定位群众文化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群众文化”的概念最早出现于中央苏区,在当时社会情境下,群众文化是党的“群众路线”最直观的形式,也是在“革命”的话语下的一种考量。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中明确提出“国家要发展文化馆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
一直以来,群众文化工作都被认为是政府公共职能的重要扩展内容,是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服务的,而文化馆(站)作为群众文化工作的主要力量,承担着满足群众基本文化需求的职能。
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公共文化服务”理念的倡导和推广,群众文化事业作为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各界更加广泛的关注。
在当前形势下,“群众文化事业”已经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转化——这一过程并非如我们所见之如此轻松、惬意,其背后隐含着一整套观念、理论体系和实践的革新,也让群众文化工作者经历着新的冲击与洗礼。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笔者认为,在文化体制改革这一时代背景下群众文化事业的发展——对于过去践行不辍的各种理论,有必要进行重新梳理与思考;对于长期被奉为圭臬各种经验,有必要进行重新探索与总结;对于一直以来固化不变的各种关系,更有必要进行重新认识与定位。
因此,作为新形势下的群众文化工作者,应当在适应工作思路转变的同时,立足实践,着重厘清两个方面的关系。
一、群众文化工作机构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这是群众文化事业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转变过程中,应当首要明确的问题,也是群众文化工作的理论根基之所在。
内容和形式是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它们在理解和应用中都有重要的意义。
内容是指事物所包含或表达的具体信息,而形式则是指事物呈现出的外观或结构。
在设计和创作的领域中,如文学、艺术、广告和设计等,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尤其重要。
首先,内容是作品的本质和核心。
无论是小说中的故事情节,还是广告中的产品信息,或是艺术作品中的情感表达,这些都是作品的内容。
这些内容可以是对现实世界的描述,也可以是对想象世界的创造。
它传达给读者或观众的是特定的信息、情感或价值观。
对于一个好的作品,内容必须真实、准确并且具有吸引力,能够引起读者或观众的共鸣。
其次,形式则是作品的呈现方式。
形式可以影响内容的传达效果。
在文学中,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形式,如小说、散文、诗歌等。
在广告中,广告的版面设计、颜色搭配、字体选择等都影响其形式。
在艺术中,画作的风格、色彩、线条等也都是形式的一部分。
形式的选择和运用应当与内容相匹配,能够恰当地传达内容,同时也要具有美感,能够吸引读者或观众的注意力。
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
内容决定了形式的选择,而形式则影响着内容的传达效果。
在创作过程中,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将内容转化为形式,以便更好地传达给读者或观众。
同时,我们也需要不断地审视形式是否符合内容,是否能够有效地传达信息。
总的来说,内容和形式是作品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两个要素。
理解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创作出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的作品。
同时,这也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观察和思考事物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欣赏周围的世界。
·文学艺术·“后理论”时代的“文学性”问题再认识———文学生存以及理论①拓展的可能 ∗ 收稿日期:2022-11-21; 修订日期:2023-02-01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专题)项目“‘陌生化’理论观照下译文‘文学性’再现研究———以《瓦尔登湖》三个译本为例”(2017SJB1150)作者简介:杨伶俐,女,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文艺学博士研究生。
① 本文中的“理论”除了具体限定,指的是“文学理论”。
杨伶俐(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扬州225009)摘 要:20世纪以来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一系列终结性论点,如“作者之死”“文学之死”“理论之后”等,这既反映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文学生存空间的焦虑,又体现对文学理论现实境遇与范式转换问题的回应。
通过文献梳理及概念界定,有望重新认识“后理论”时代的“文学性”问题,进而探寻捍卫文学地位以及构建文学理论话语空间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后理论”时代; 文学性; 文学生存; 理论拓展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297(2023)06-0086-09艾布拉姆斯认为每一件艺术品要涉及四个要点,即作品、生产者、世界和欣赏者[1]4,运用在文学研究领域,即作品、作家、世界和读者,这四要素构成文学活动的基本框架,缺失任何一个要素都会影响对文学的考量。
20世纪以来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一系列终结性论点,如“作者之死”“文学之死”“理论之后”,这似乎在挑战艾布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如果作家、作品乃至读者都已消失,那么文学何以存在?本文以“后理论”时代话语为背景,通过重审“文学性”(literariness),认为从“作者之死”到“文学之死”再到“理论之死”的过程中,“文学性”这一概念在内涵上变得更加丰富,在外延上变得空前扩大,进而为拓展文学生存空间以及构建文学理论话语空间提供可能。
一、“后理论”时代重提“文学性”之必要“后理论”(after theory)一词早在1990年托马斯·道切蒂(Thomas Docherty)的《理论之后: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中提出。
如何引导学生在写作中更好地运用比喻在语文教学中,我体会到学生写作能否得到进步,和他们能不能在写作中运用比喻关系很大。
学生的作文中,如果能恰当地使用一些精彩的“比喻”,无疑会为他们的作文增色不少。
可是我们常常不得不颇为尴尬地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绝大多数学生的作品里缺乏“比喻”。
下面我来谈谈自己在作文教学中强化比喻的写作的一些肤浅认识。
一、对比喻的认识 “比喻”,作为一种重要的修辞手段,“现代理论已很少再把修辞手法和比喻区别开来”,并认为“比喻一直被认为是语言和想像的基础,这是因为它符合认识过程的规律,而不是没有根基和华而不实的……可以传达细微复杂的见解,甚直可以传达一种理论,所以它最有理由成为修辞手段。
”(4) 正是因为“比喻”几近成为“修辞”的代名词和“比喻”在修辞手法中的重要地位,我们有必要对“比喻”进行再认识。
通俗地说,“描写事物或说明道理时,用同它有相似点的别的事物或道理来打比方,这种辞格叫做“比喻”。
它的功能有以下三点:1、“对事物的特征进行描绘和渲染,使事物生动、具体,给人以鲜明深刻的印象。
如:“一堆堆乌云像青色的火焰,在无底的大海上燃烧。
”;“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
”2、用浅显常见的事物对深奥的道理加以说明,帮助人深入理解”,“也有使语言形象化的作用”。
以文字形式出现的比喻句,本体常是抽象的或无法作用于人的视觉感官,那么喻体则应是具体形象的。
因为审美感受只涉及对象的外观。
用形象的具有审美性的具体事物来描绘无形的对象,能有效地突出其形象美。
如:“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3 “比喻”句“A像B”、“C是D” 的基本结构能够直接反映出使用者的思维过程和思维结果,从而使“比喻”在语文教学的语言实际运用和作文训练过程中成为训练学生思维的有力工具。
因为它能够直接透射出学生的想像力、情感力、感悟力、审美力、形象思维能力以及批判思维和创造思维能力……等等。
第一篇:《西洋史》读后感读陈衡哲的《西洋史》已近尾声,感觉她的上古史和中古史写的比近代史部分精彩,也许是离的越远,看得越清楚吧。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对近代史的史实了解较多,缺少了新鲜感的缘故。
总之,还是一部杰作,对于整个欧洲史的来龙去脉有了一个清晰的再认识,从古巴比伦到古希腊,古罗马,到中世纪基督教文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列国兴起,法国大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各个大事件的意义,之间的联系,继承关系,都讲得非常精彩,逻辑严密。
这部书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它的女性视角,对于战争的厌恶,对于人类文明成果,尤其是文化成果由衷的赞叹,表露无疑。
文字也带有鲜明的文学色彩,女性色彩,爱憎分明,激情洋溢,同时又不失史家的客观,公正,真是一本不多见的好书!第二篇:美学史读后感在没有看这本书之前,我原以为美学只是简单的、单一的,美学史读后感。
但是在我看过目录之后,我知道了美学是复杂的,它不仅严格按照朝代顺序,把人物、论著一一罗列,而且着重突出古典美学的发展轨迹,不同时代的审美趣味以及理论特色。
这是一门复杂且严谨的学科,它要求人们必须严肃且不失美感地来读它、懂它。
就像第一节的题目一样,它带着一种原始的美感。
作者在第一节刚开始就指出,礼,在远古,是原始仪式。
刚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顿了一下,有些不解,因为在我的印象中,礼对于我而言,仅仅是一种礼貌的表现方式,而在这里却说远在远古时期,礼就作为一种仪式而存在。
“仪式”这个词,使我对“礼”这个字开始有了好奇。
王国维在《释礼》中这样写,古文字中的“礼”字,下面是个“豆”,也就是盛饮食的器皿。
因而作者认为,用饮食器皿作为礼的象形,包含了其下四种意义:首先,中国之礼,一开始就与饮食有关。
这一点让我尤其想不通,“礼”是如何与“饮食”联系在一起的?难道古人认为最初的礼在饮食方面最先体现出来。
还是在饮食上的“礼”表现得更为直接,更为重要?其次,饮食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这样一来,似乎对刚才的论点作了一些解释。
对文学内容与形式关系的再认识
摘要:内容与形式是文学作品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两者的关系如何一直是历代中外文学理论家思考、争论的问题。
本文分析比较了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论,认识到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虽然是错综复杂的,但两者又是辩证统一的,它们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动态中展现了文学艺术的魅力。
关键词:内容;形式;关系
文学作品中,内容与形式是两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文学作品的内容是指通过塑造形象,生动地反映在作品中的现实生活及其所包含和体现的作家的思想感情,主要由题材、主题、情节等要素构成。
文学作品的形式则是指作品的内容结构、表现手段和外部形态的有机结合,主要由语言、结构、体裁、表现手法等要素构成。
两者孰轻孰重,关系如何一直都是历代中外文学理论家思考、争论的问题。
下面分析几种按时间顺序发展的具有代表性的关系论,以期对文学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进行再认识。
一、内容决定论
这一关系论在中外文论史中一直占主导地位,认为文学的价值主要在于内容,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
如中国古代的文人就一直倡导“文以载道”、“诗以言志”。
“文”与“诗”作为文学形式之所以有价值,就是因为它能“载道”、“言志”,承载文学的内容。
显然,内容是重于形式的。
再看中国文学史上几次大的诗文革新运动,从新乐府运动,到古文运动,无不打着反形式追求、反靡丽文风的旗号。
因此,过于追求的华丽的语言以及纯形式的文学艺术,在中国古代文坛大多不被认可。
在西方,有文艺理论家指出,文学就如一面镜子,能照现出自然与社会生活;文学又像一盏灯,可显亮出人的情感和灵魂。
但无论是镜还是灯,它们的价值都不在自身,而在其所照现和显亮的内容。
可见,西方也有理论学派认为文学形式的价值取决于它所承载和表达的内容,内容才是文学作品的真正目的,形式只是手段和工具[1]。
对于这个这一关系论,我们可以看到它对于提倡言而有物、激励作家以良知和责任感关注社会民生、启蒙大众等方面卓有成效;另一方面,它对于防止那种华而不实的文风以及避免作家过于脱离现实、孤芳自赏等方面也是有成效的。
然而,我们也应意识到,内容决定论一旦被狭隘化并推至极端,就会给文艺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二、形式至上论
由于对以上关系论的不满,俄国形式主义者揭竿而起,打出了形式至上的大旗。
他们
认为:真正使文学成为文学的是形式而非内容,正是形式才使文学区别于其他艺术。
而且,从文本内部来看,一切内容最终必呈现为形式,一切内容都是形式。
形式主义者们要给形式以权利,把文学还给文学。
他们认为,内容与形式的划分只是人为的抽象,任何内容总是一定形式中的内容,不然,它就什么也不是。
因为形式本身就是一定内容的表达程序,而空洞的形式表现是不可思议的。
要表达的东西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必须存在于借以表达的具体形式之中[1]。
对于这个观点,我们应看到理论家们在推崇“形式至上”时,也已不自觉地陷入了另一种一元权威模式。
而且,作为人类精神产品的文学,是不可能完全断绝与社会和自然生活的联系,只以形式孤立存在的。
我们既应认可他们在深化文学理论、推进文学发展等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也应看到其局限性与不合理之处。
三、内容形式相互征服论
这一关系论是国内学者童庆炳提出的,他对以上观点各有扬弃,既不同意正统僵化的关系模式,也不想全盘接受形式主义的形式至上论。
他认为内容与形式之间,不仅是后者在征服前者,其实前者也同时在吁求和征服后者,二者相互征服。
罗钢曾给予童庆炳的这一关系论很高的评价。
他说“着眼于二者的相互征服,便从根本上摒弃了过去那种甲支配乙、乙服务甲的二项对立模式,开辟了全面地、辨证地认识二者关系的一条新途径。
”[2]童庆炳在内容与形式之间找到了一个重要的中介概念,即题材。
若按传统的观点,题材该属于内容的范畴,但童庆炳不这么认为。
他指出,题材尚未经过深度艺术加工,只是作家初步选择的材料,因而不能把题材当作内容本身,至多只能算是内容的坯料。
作品的形式无论如何是一定内容的形式,一定的形式只是在题材的吁求下才出现;题材的吁求是形式出现的条件,作品的形式能否出现、能否形成,决定于题材是否有
吁求[3]。
这就是“题材征服形式”的含义。
因此,他赞同形式具有主动性及征服性的,但同时也很强调这种征服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
也就是说,作家对一定题材赋予什么形式,尽管有发挥创造性的广阔天地,但这种创造性仍要受到题材固有的内在逻辑制约。
遵从这种制约,才能使形式与题材的“性格”相匹配,才能充分地艺术地表现这种题材,把它转化成真正富于艺术魅力的内容[1]。
之前的关系论把内容—形式的关系视作主—仆关系,而童庆炳认为应该是主—客关系。
前者是一种不平等的从属关系,后者则体现为平等的相互征服。
他说“的确,题材吁请形式,
题材是主人,形式是客人,然而一旦把‘客人’请到家‘, 客人’是否时时处处都听主人的安排,就很难说,创造的实践表明‘, 客人’一旦到了‘主人’的家,往往就‘造起反’来,最终往往是客人征服主人,重新组合,建立起一个新的家”[3]。
以上三种关系论是顺着时间发展而来的,稍后的关系论总是基于对之前的关系论的修正与扬弃之上,它们各有其合理处,又各有其偏狭处,并且各自都拥有一定的理论阵地及阐释范围。
由此看来,要在艺术领域中找到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理论,实非易事,其可能性也往往受到置疑。
关键不在于确认一个唯一的真理和方法,而在于能不断深化人们的认识,丰富人们的视角,提供不同的求解路径。
四种具有代表性的关系论使我们认识到: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很难断定孰轻孰重。
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二者共同参与达成了艺术作品的效果与价值,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在动态中展现了文学艺术的魅力。
参考文献
[1]袁春红.文学内容与形式关系论考察[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35(3):81-85.
[2]罗钢.“内容与形式的相互征服”[J].文艺争鸣,1998,(7).
[3]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