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诉阶段的刑事和解原理

论公诉阶段的刑事和解原理
[摘要]公诉阶段的刑事和解是指在审查起诉阶段对于符合条件的轻微刑事案件,在第三方主持下,被害人与被告人进行和解,检察机关将和解协议及其履行情况作为对被告人从宽处理依据的刑事诉讼制度。

我国检察机关的公诉职责先天就具有法律监督的属性,即检察机关的公诉权不仅表现为一种刑事追诉权,而且具有法律监督的作用和意义。

没有完备有效的法律体系,就不可能有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没有检察机关这一专门法律监督机关,就不可能维护法律的正确、统一实施。

[关键词]公诉;刑事和解;原理
一、公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的理论可行性
传统刑事诉讼模式下,检察机关所需要做的工作是审查起诉,提起公诉或不诉。

如果案件引入了刑事和解处理模式,则检察机关需充当审查者甚至是调停人的角色。

对于已经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检察机关负有审查和解协议是否出于自愿,是否存在违背国家法律、是否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简言之,即审查和解协议的合法有效性。

对于没有达成和解协议的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案件,检察机关则需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在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搭建刑事和解平台。

公诉阶段已经达成刑事和解的案件,检察机关可以针对不同情况作出建议侦查机关撤销案件、不起诉、暂缓起诉等决定。

公诉是通过刑事诉讼的方式来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而刑事和解则是以和解的方式来解决刑事案件,二者似乎不相容。

实际上,公诉的核心内容不仅与刑事和解相容,而且公诉制度为刑事和解提供了很好的载体。

(一)公诉与刑事和解价值上的契合
公诉是通过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惩罚犯罪来完成对社会和被害人的保护,而刑事和解首先关注的就是被害人利益,从这一点看,二者具有一致性。

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取向是个人本位、社会本位而非国家本位。

其理论认为刑罚权这种国家权力来自于公民的让渡,刑事上的冲突不仅体现在犯罪人和国家之间,而且大多数情况下体现在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

公诉阶段中被害人和加害人通过刑事和解这种形式达成谅解和赔偿,能够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同时,也能保障被害人和加害人双方的利益。

刑事和解是以被害人利益为保护核心构建的制度,但它也兼顾了加害人和社会公共利益——尽管这种保护并不完全对等,但毕竟是以对被害人、加害人和社会的全面保护为价值内涵。

随着被害人保护运动的发展,
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而被害人最根本的权利就是得到补偿。

从各国刑事和解的情况来看,其适用范围主要限定在轻微罪,着重考虑的是加害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小,有重新社会化的可能性,通过与被害人和解来使其不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者撤案、或者不起诉),能减少刑事诉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减少其归复社会的障碍。

被害人得到补偿和加害人复归社会,无疑是对社会关系的良好恢复,对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具有积极意义。

(二)公诉与刑事和解目的上的一致性
公诉权行使的目的是使犯罪人不再危害社会、维护被害人的权益、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

刑事和解的目的是为了减少被害人的痛苦,使刑事司法程序充满人性化色彩,增加刑事违法者的责任感,为被害人提供有益的帮助和补偿,为当事人提供和解机会,加强社会对刑事犯罪和刑事正义的理解以及与其他刑事制裁结合,建立一个立体的刑事制裁体系,减少对传统意义上的刑罚之依赖等等。

刑事和解的首要目标是被害人利益,对于被害人而言,通过刑事和解解决案件更有安全感。

对加害人而言,刑事和解为其提供了当面承认过错、承担责任的机会,他们会从中了解到犯罪行为对被害人及社会带来的严重损害从而努力修正自己造就的错误,从刑事司法政策的角度暗合了矫正行为、复归社会的政策主旨。

司法系统会对个人造成很多的伤害,犯罪记录会使个人永久性地无法从事某种职业,监狱经历容易引发交叉感染,犯罪的特定效果会使个人对其产生消极认同进而会促使个人实施更多的犯罪。

无论从对被害人的角度看还是从对加害人的角度看,刑事和解的最终目的是化解矛盾,减少社会对立,真正起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而检察机关行使公诉权,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预防犯罪,解决冲突、纠纷,实现社会稳定,因此,二者的目的具有高度一致性。

预防犯罪包括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

特殊预防就是预防犯罪人本人重新犯罪,亦即对犯罪分子适用和执行刑罚,是为了使犯罪人本人不实施犯罪行为,它通过惩罚、教育犯罪人,使其真诚悔过,弃恶从善,不进行犯罪活动。

一般预防就是预防社会上可能的犯罪人实施犯罪,亦即通过适用刑罚防止社会上的不稳定分子走上犯罪道路,包括三方面的内容:警告威摄可能实施犯罪的不稳定的潜在犯罪人;安抚被害人及其亲属防止私力报复;教育和鼓励民众稳定社会秩序。

特殊预防旨在减少和消除犯罪人重新犯罪的可能性。

运用刑事和解处理刑事案件,加害人已经悔罪,其人身危险性消失,再犯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对于公诉阶段轻微的刑事案件,如果能够和解不诉,就降低了短期自由刑的适用,可以避免偶犯、初犯等轻刑犯在短期自由刑管教期间因“交叉感染”染上新的恶习,也可以避免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相互报复的情况发生。

通过达成和解协议,被害人在物质和精神上得到补偿,有利于修复双方当事人的关系,有利于加害人人格和社会角色的回归,使被害人在心理上更有安全感。

(三)公诉与刑事和解内容上的互补
有人认为刑事和解是对公诉权的否认,其实不然。

公诉包括起诉与不起诉,起诉是积极行使公诉权,不起诉则是消极行使公诉权,不起诉与和解之间有很好的互补关系。

刑事和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扩充不起诉的案件范围、案件来源,不起诉
又为刑事和解、终止诉讼程序提供了一种法定途径和方式。

刑事和解同公诉权的行使之间是互补的,在公诉案件中适当引进和解,可以实现公正和效率的有机统一,实现刑事司法短期利益和长远目标的有机结合。

刑事和解并不否定公诉权,相反,在公诉案件中适当引入和解既符合刑罚的轻缓化发展趋势,又符合诉讼效益的原则,因此,结合有关的刑事法律、司法解释,积极开展刑事和解,探索快速处理刑事案件工作机制,使刑事司法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达到良好的状态,是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

二、我国推行公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的价值
(一)在公诉阶段开展刑事和解,符合公诉改革的发展方向
公诉阶段刑事和解,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合理使用司法资源,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更为严重的刑事犯罪案件的起诉中去,以提高诉讼质量和诉讼效率。

公诉部门执法观念出现了偏差,应该在检察机关内部组织多种形式的培训班来提高办案干警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办案能力,提高工作效率,以缓解办理刑事和解案件后出现的人员紧缺、任务压头等矛盾。

同时,制定更为科学的考核考评机制,使案件的处理更符合司法规律,从而使检察干警在运用自由裁量权时有一个更大的空间,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以利于实现有轻微犯罪的人悔过自新,减少主观恶性、实现刑法之目的。

在公诉工作中引入刑事和解,既符合刑罚的轻缓发展趋势,又符合诉讼效率原则也要防止司法中的刑罚过度。

因此,结合现有的刑事法律、司法解释,积极开展刑事和解,探索快速处理刑事案件工作机制,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体落实到公诉工作中去,对轻微犯罪实行轻、缓的刑事政策,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安全的犯罪实行严、重的刑事政策,己刻不容缓且意义重大,是当前公诉改革的方向。

(二)在公诉阶段开展刑事和解,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现代社会的刑法应是具有人性底蕴的,公正、谦抑、人道是现代刑法的三大价值目标,也是构成刑法的三大支点。

刑事和解通过吸收社会力量和利害关系人的参与和调解,加强了刑事司法的柔性和弹性,兼顾了国家、社会和个人各方的意愿,为适用刑罚和非刑罚措施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因而是贯彻“轻缓”政策的重要机制。

在尊重社会自我调整和净化能力的基础上谋求法律和事实的调合,对于社会已经消除其负面影响的侵害行为不再加以追究,对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无再犯可能性的犯罪人不再追究刑事责任,是对社会秩序的尊重,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并重是刑事和解的宗旨。

减少对立矛盾,自然有利于社会的和谐。

(三)在公诉阶段开展刑事和解,有利于缓解当前国家诉讼资源配置与刑事案件递增的矛盾
效率和公正始终是司法永恒的主题。

“迟来的公正就是不公正”这句古法谚充分说明了司法效率的重要性,司法效率的基本要求就是以最快的速度与最低的诉讼成本作出正确的结果,司法效率日益成为现代司法追求的目标之一。

任何一个社会,资源总是有限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资源进行最佳配置,‘从而产生最大的效益,在诉讼中能够以较小的投入获取较大的效益。

作为检察机关,公诉阶段的刑事和解应当强化效率意识,更多更好地解决纠纷。

高成本低效益不仅是对有限资源的浪费,对诉讼主体来说也是无法接受的。

在当前司法资源缺乏的情况下,如何合理配置有限的司法资源成为司法界关注的问题。

而且,我国的刑罚体系主要以自由刑为主,刑罚执行的高成本已成为刑罚改革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刑事诉讼中,我国己经设立了刑事自诉制度,其目的就是以最小的成本处理轻微刑事犯罪案件,其最基本的方法,就是通过对轻罪案件非罪化处理,彻底解决纠纷,消除不良后果主,维护社会稳定,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

而在公诉案件的办理程序中引入调解机制,开展刑事和解,则能在保证公正、提高效率方面取得成效,既可以减少被害人的申诉和自诉,缩短诉讼时间,切实降低诉讼成本,又能够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以保证司法机关可以集中精力办理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能有效缓解司法资源的不足,使诉讼效率得到显著提高,司法资源的配置更趋合理,从而提高诉讼经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