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王安石人才思想及其影响李卿摘要：王安石是北宋中叶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
为了解决积贫积弱的局面，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推动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变法运动，史称“熙宁变法”。
此次变法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各个层面。
其中，人才建设思想是王安石革新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他提出了人才建设总的指导思想即“以经学统一思想，用经术造就人才”。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之下，他提出了人才建设的具体方案即“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人才陶冶观，认真地分析了当时北宋人才建设的弊端以及改变这些弊端的措施和意义。
王安石的整体性人才陶冶观对当时社会以及“熙宁变法”的顺利实施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同时也对我们当代的人才开发工作以及教育改革提供了积极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王安石经学取士教养取任古代价值当代价值近年来，史学界对王安石人才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从教、养、取、任四个环节论述王安石的陶冶成才观。
第二，研究王安石人才思想对现当代教育改革和人才管理的积极借鉴作用。
这些研究已有一定成果，但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系统，大都集中于个人学者所写的学术论文中，特别是对王安石人才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和这一思想对当时社会乃至现在产生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还欠深入。
本文即从这些方面入手略论一二，不足之处还请指正。
一、王安石人才建设思想的理论基础——“经学取士”王安石在人才问题上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材论》、《兴贤》和《知人》等文章中对人才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关于人才教育价值的学说即陶冶成才观。
他说：“夫材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
”[1]又说：“国以任贤使能而兴，弃贤专己而衰。
此二者必然之势，古今之通义，流俗所共知耳。
” [2]这些论述言简意赅，入木三分，充分反映了王安石在人才问题上的远见卓识。
王安石鉴于历史的教训和现实的需要，对人才问题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论述，得出人才需要“人主陶冶而成” [3]的结论，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人才培养和教育理论体系，即陶冶成才观。
王安石陶冶成才观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理论根源做基础即“经学取士”。
在中国古代乃至近代都出现过托古改制，例如西汉末年的王莽，清末的康有为等都使用过此法。
这“古”实际上指的就是“古圣王之道”，这能蕴含“古圣王之道”的古籍也就莫过于儒家经典了，也就是经书。
改革家通过对经书的注释，不仅能找到为其行动提供合理性的“古”的依据，而且还能将其政治见解较为容易地灌输到广大民众的心中，为其实行变革扫清障碍。
王安石也企图想通过对《诗经》、《尚书》、《周礼》等经书的注释来为其变法寻找到合理的依据，为变法实践服务，同时也期望达到“以经学统一思想，用经术造就人才”的目的。
“所谓经学，就是通过学习经书去体会古代圣王的性命之理。
”[4]王安石的学术与思想被后人称为荆公新学，“是第一个成功地全面取代汉唐注经之学的义理之学”[5]。
其中，对性命之理的关注是其核心。
王安石认为，经书蕴含着古代圣王修身齐家平天下的性命之理，这种道德要求应成为全社会共同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
因此，他竭尽全力训释《周礼义》、《诗义》和《书义》，用这《三经新义》来统一天下士子所习和官吏的思想，也可以运用于当时那个时代以此来解决北宋严重的社会问题和国家危机。
此想法得到了宋神宗的大力支持，因为宋神宗和王安石一致认为，只有天下人遵守共同的性命之理，朝廷的凝聚力才会增强，政令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
《三新经义》是荆公新学的重要理论，用“经术取士”是其一个最主要的功能。
王安石认为“夫圣人之术，修其身，治天下国家，在于安危治乱，不在章句名数焉而已。
”[6]也就是说，经术必须能够修身治国，必须能用来平治天下，而绝非章句名数。
王安石认为“经术正所以经世务” [7]，也就是说经学的核心之术就是“经世致用”，如果“经世致用”之术不能发挥“经世务”的效能，经术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然而，当时的北宋政府却只注重章句传注之学来育士。
为此，王安石十分痛恨。
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了他同神宗的一次谈话，他说：“如欧阳修文章于今诚为卓越，然不知经，不识义理，非周礼，毁系辞，中间学士为其所误几至大坏。
” [8]因此，王安石决心改变这种经学不能发挥“经世致用”之术的现状，将《三经新义》颁行于学校，以经义作为取士的标准，使新学成为每个士子必须掌握和信奉的思想，从而达到了“以经学统一思想，用经术造就人才”的目的，这也成为了王安石人才建设的一个总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在这基础之上王安石进一步具体阐述了其人才建设的丰富内涵即陶冶成才观。
二、王安石人才建设思想的具体内容——“教养取任”王安石认为人才是国家的栋梁，人才得失，事关国家的盛衰安危。
人才既然如此重要，那么人才从哪里来？王安石通过对复杂的社会现实问题的考察，以敏锐的政治目光看到了社会的主要症结在于人才太少不才太多。
当时的北宋政府形成了“积贫积弱”的严重问题，官场腐败成风，危机四伏。
这主要就是北宋王朝腐败的世族地主官僚制度造成的。
北宋主要通过恩荫和科举两种办法取士，恩荫制度尤其盛行，不仅当朝的官僚、大地主的子弟、亲属以及门客享有封官受禄、垄断仕途的世袭特权，就连前代三品以上官僚及子孙都可以“荫补”参政。
朝廷对于这种人“不问其德之所宜，而问其出身之后先，不论其才之称否，而论其历任之多少。
” [9]他们用不着积学修德，立功建业，照样可以加官进爵，并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类以聚于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类以备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于州郡”，加上还有卖官的办法，以致“在位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于不可胜数。
”[10]使得所取之人，真正有才华的十个人中也许只得一两个罢了。
不学无术，因循苟且，贪得无厌的人上下勾结，狼狈为奸，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这个集团把持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权力。
同时，当时的北宋政府为防止各级官吏独占一方，威胁中央，实行了“磨勘”制度，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
这种制度，只讲资历年限，不问政绩如何，从而保证官僚们不断升迁，获得高官厚禄。
因此，官员们不求政绩但求无过，形成了一片死气沉沉、懦弱无能的局面。
然而能审时度势、认真做好本职工作的人却很少。
真正能变更法度，顺应时代发展的人才，更是绝无仅有。
王安石认为，要除弊兴利，改革发展，就需要有大量的人才。
他说：“诚能使天下人才众多，然后在位之才可以择其人而取足焉。
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后稍视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甚易也。
” [11]因此他大声疾呼：“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
”[12]而人才问题的解决又非一朝一夕所能奏效。
因此王安石提出了“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人才建设主张。
（一）教之之道“教之之道”，即人才的教育培养问题。
人才从哪里来？王安石认为，教育是造就人才的基本途径和手段，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基地。
育人以学，人才不是天生的。
王安石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既不赞同天才论，又不简单否认人的先天禀赋。
他认为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受之于天”，即先天的禀赋素质，另一方面是“受之于人”，即后天的学习和教育，主要指学校教育。
仁宗庆历三年（１０４３年），２３岁的王安石作了一篇名为《伤仲永》的文章，他借神童方仲永变为庸材的典型例子，强调了后天教育和努力的重要性。
村童方仲永五岁便能指物做诗，天资聪颖，可是十几年之后，则毫无异于常人之处，成为普通人。
对此，王安石在结尾深有感触地说道：“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
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
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
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
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已邪？” [13]由此可以看出，天生的奇才不努力学习尚且变成了庸人，那没有天赋的普通人，如果再不通过后天的努力便无法自立于世了。
因此，王安石十分重视后天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对人才培养的作用，这也体现了他的唯物主义精神。
王安石认为学校是培养治理国家合格人才的地方，教育是造就人才的根本途径和手段。
他说：“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自先王之泽竭，教养之法无所本，士虽有美材而无学校师友以成就之，议者之所患也。
”[14]他又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到：“所谓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诸侯，自国至于乡党皆有学，博置教道之官而严其选。
朝廷礼乐、刑政之事，皆在于学。
”由此，王安石借鉴古代历史上从中央到地方都普遍设立学校，重视学校教育来培养人才的历史经验说明学校教育是“教之之道”的先决条件。
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指出了当时的学校教育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一方面学校废弛，徒有虚名；另一方面，所教内容不切实际，所学非所用。
因此，他坚决主张全面改革学校教育。
第一，大力兴建学校。
“熙宁四年（公元１０７１年）四月先在京东、京西、陕西、河东、河北五路设置学官，尔后又‘诏诸路置学官’，‘使之教导’，即专司地方学校的恢复，整顿和教育教学工作。
同时，又命诸州皆设学校，各州拨给学校学田四十顷，作为学校祭祀和师生的俸廪之用。
熙宁五年（公元１０７２年）六月，在京师武成王庙旧址恢复了废除近十年的武学，讲习诸家兵法。
熙宁六年（公元１０７３年）三月，在国子监内创立律学，聘教授四人，分断案和委令两科。
熙宁九年（公元１０７６年）五月，设提举判局，聘医学教授一人，对医学教育进行整顿。
” [15]通过上述各项措施，北宋熙宁期间的学校教育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教育网。
第二，加强师资建设。
教师是培养合格人才的重要力量。
王安石在《明州慈溪县学记》中提出“得宜为人师者为之师”，要求对教师必须进行严格的考核。
凡各州学的学官必须先由舍人院考试经义，择优录用；凡教导有方的学官则予以提升；凡不称职的学官,国子监应当上报请朝廷予以撤换。
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学校的教育质量。
第三，更新教育内容。
王安石认为，国家兴办学校培养人才的目的就是要为国家服务，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学校教育就应该坚持“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
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16]的实用性原则。
将《三经新义》颁行于学校，作为教育士子的唯一教材。
总之，学校的教育内容就必须要围绕在“施之朝廷，用之牧民” [17]这样一个教育目的上来。
（二）养之之道“养之之道”，即人才的管理问题。
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解释道：“所谓养之之道何也？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也。
”教和养是王安石陶冶成才观中两个并重的环节。
教，侧重于对未成才者的教育和培养上；养，侧重于对已在朝廷为官的人在思想道德上的培养。
第一，“饶之以财”。
王安石解释道：“何谓饶之以财？人之情，不足于财，则贪鄙苟得，无所不至。
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禄，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禄已足以代其耕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