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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仲裁案例分析仲裁法与国际商事争议解决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是全球商业领域中的重要问题，而仲裁法作为一种有效的解决方式，在国际商事争议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本文将通过分析两个具体的国际仲裁案例，来论述仲裁法在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的应用和作用。
案例一：A公司与B公司合同纠纷在这个案例中，A公司与B公司就一项合同进行了合作。
然而，在合作过程中，双方发生了一些纠纷，包括付款问题和产品质量问题。
由于双方无法就问题达成一致，他们决定通过仲裁解决争议。
根据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通常做法，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仲裁条款。
根据该条款，任何争议应通过国际商会仲裁解决。
由于仲裁过程通常效率较高，专业仲裁员的判决也具备国际承认性，该条款的存在为解决纠纷提供了有效保障。
在本案中，双方提出了各自的证据和主张，并通过仲裁程序进行辩论和听证。
专业仲裁员根据相关证据和适用法律，作出了公正客观的判决。
这个案例的结果表明，仲裁法作为一种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工具，具有高效、公正和可执行的特点。
案例二：C公司与D公司知识产权纠纷这个案例涉及到C公司声称D公司侵犯了其专利权。
C公司认为D公司在市场上销售的产品侵犯了其专利，侵权行为给C公司造成了损失。
双方无法就侵权问题达成一致，因此他们决定通过国际知识产权仲裁中心解决争议。
国际知识产权仲裁中心作为一个专门处理知识产权争议的机构，具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性。
在这个案例中，仲裁员根据相关的知识产权法规定，对案件进行了审理和裁决。
他们对涉及到的专利权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比对，最终作出了认定D公司侵权的判决。
这种判决对于保护知识产权和激励创新具有积极意义。
通过以上两个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仲裁法在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的重要性和适用性。
仲裁法能够为各方提供公正、高效和可执行的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仲裁法能够避免诉讼程序的国家偏见和繁琐性。
然而，仲裁法并非完美无缺。
在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仲裁法仍面临着一些挑战，包括执行力的问题和仲裁裁决的强制性。
国际商事仲裁案例国际商事仲裁案例：中国公司与美国公司的合同纠纷事件背景：2010年5月，中国公司A与美国公司B签署了一份合同，合作开发一款新型智能手机。
合同约定，A公司提供技术支持和研发，B公司提供生产资金和市场推广，双方共同享有产品利益。
根据合同，产品研发周期为18个月，投产后A公司获得60%的利润份额，B公司获得40%的利润份额。
双方约定合作期限为5年。
事件发展：2012年11月，A公司完成了产品的研发工作，准备进入批量生产阶段。
然而，在此时，B公司却拒绝继续合作，并表示了解约的意愿。
B公司主张，由于市场竞争激烈，产品前景不明朗，无法承担进一步的资金支持。
A公司对此情况感到非常愤怒，认为B公司违约，拒绝履行合同。
2013年1月，A公司通过自身努力，与一家新的投资方达成合作协议。
新投资方提供了所需的额外资金，使得A公司能够继续生产新型智能手机。
然而，由于B公司的突然终止合作，A公司在市场推广和销售方面遇到了重大困难。
2013年6月，A公司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递交了仲裁申请，要求判决B公司支付违约金，并承担合同解除后A公司所遭受的经济损失。
B公司对此提出异议，并表示双方本来就没有最终达成合作的意向，因此不存在违约行为。
法律程序：根据仲裁合同的规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成立了由3位仲裁员组成的仲裁庭审理此案。
2014年3月，仲裁庭正式召开听证会。
双方提交了相关证据和证人证言，对各自的主张进行了辩护。
A公司提供了合同签订的文件、研发进展报告、市场推广计划以及与新投资方的合作协议等证据。
B公司则指出市场前景不确定、研发成果不理想等问题，并提供了相关市场分析报告和财务报表作为证据。
2014年9月，仲裁庭作出了裁决。
仲裁庭认为，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合作内容和期限，并且A公司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义务，具备继续履行合同的实力和条件。
B公司无正当理由突然终止合作，构成违约行为。
仲裁庭判决B公司支付违约金，并赔偿A公司因此遭受的经济损失。
第1篇一、案例背景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跨国并购已成为企业实现国际化战略的重要手段。
然而，在跨国并购过程中，知识产权纠纷成为影响并购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本文以一起跨国并购中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例为切入点，分析其法律问题及解决途径。
（一）案例简介某A国知名科技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在2018年宣布收购B国一家具有核心技术的企业（以下简称“B企业”）。
B企业主要从事软件开发和销售，拥有多项专利技术和著作权。
在并购过程中，A公司与B企业就知识产权归属、许可使用等问题产生纠纷，导致并购失败。
（二）纠纷焦点1. B企业拥有的知识产权是否属于B企业，还是属于B企业的原股东？2. A公司是否可以要求B企业转让知识产权，并支付相应的转让费用？3. B企业的知识产权是否受到中国法律的保护？二、案例分析（一）知识产权归属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知识产权的归属原则为“权利人享有权利，他人不得侵犯”。
在本案中，B企业拥有的知识产权属于B企业，还是属于B企业的原股东，需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1. 知识产权的原始来源：B企业原股东在创立公司时，将相关技术投入公司，形成了公司的核心资产。
因此，原股东对原始技术拥有一定的权益。
2. 知识产权的转化：B企业在原股东的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和改进，形成了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
在此过程中，B企业对知识产权进行了转化，成为公司的核心资产。
3. 公司章程及合作协议：若公司章程或合作协议中明确规定知识产权的归属，则应按照约定执行。
综合以上分析，B企业拥有的知识产权属于B企业，原股东在创立公司时投入的技术属于原始权益，但已转化为B企业的核心资产。
（二）知识产权转让问题1. A公司是否可以要求B企业转让知识产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知识产权转让需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
在本案中，若A公司认为B企业的知识产权对其具有重要意义，且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则A公司可以要求B企业转让知识产权。
仲裁经典案例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有许多经典的案例成为了学术界和业界关注的焦点，这些案例涵盖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争议和解决方式，对于理解仲裁制度的运作和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以下将介绍一些国际商事仲裁领域的经典案例，以便读者更好地了解仲裁实践的特点和规律。
1. 沙哈万诉伊朗案这是一起在国际仲裁法庭裁决下的经典案例，涉及伊朗政府的违约行为和对外投资者的侵权行为。
在这起案件中，国际仲裁法庭裁定伊朗政府应向沙哈万公司支付数十亿美元的赔偿金，以弥补其在伊朗境内投资所遭受的损失。
这一案例展示了仲裁裁决对于国际投资者维护权益的重要性，也提醒了政府和企业在与外国投资者合作时需遵守国际法律和仲裁规则。
2. 东京海事仲裁案这是一起在东京海事仲裁所裁决下的案例，涉及海事争端和货物运输合同的履行问题。
在这起案件中，仲裁庭根据国际海事法和合同约定，裁定承运人应对货物运输途中的损坏负责，并赔偿货主的损失。
这一案例展示了仲裁在海事领域的应用和价值，为海事行业的合作和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和解决争端的途径。
3. ICC仲裁案例国际商会仲裁法庭（ICC）是全球商事仲裁领域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仲裁机构之一，其裁决案例具有广泛的国际认可和适用性。
在ICC仲裁案例中，涉及了跨国公司的商事争端、合同纠纷和投资争议等多个领域的案件，仲裁庭的裁决成为了国际商事仲裁的典范和指导。
这些案例展示了ICC仲裁法庭在解决国际商事争端中的专业性和公正性，也为各国仲裁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经验。
总的来说，仲裁经典案例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通过学习和分析这些案例，可以更好地理解仲裁的原理和运作机制，提升仲裁实践的水平和质量，促进国际商事争端的和解和解决，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和法律秩序。
希望以上案例的介绍对于读者了解仲裁的实践和意义有所帮助，也希望国际仲裁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能够为全球商事合作和争端解决提供更好的法律保障和支持。
有关国际商事合同纠纷的案例那我给你讲一个超有趣的国际商事合同纠纷案例吧。
案例：水果罐头的跨国风波。
有一家美国的水果罐头公司，我们就叫它“美味罐头”，和一家巴西的水果供应商，名为“热带水果园”签订了一份合同。
合同上说，“热带水果园”要给“美味罐头”供应1000箱新鲜芒果，用来制作芒果罐头，而且这些芒果必须在特定的成熟度范围内，要在6月15日之前运到美国的罐头厂。
“热带水果园”的老板呢，觉得自己的果园大得很，芒果多不胜数，就没太上心。
结果到了6月15日，运到美国的芒果只有800箱，而且啊，有不少芒果的成熟度根本不符合要求，有些还没熟，硬邦邦的，有些又熟过头，快烂掉了。
“美味罐头”就炸锅了，这可咋做罐头啊？他们就找“热带水果园”理论。
“热带水果园”这边呢，却开始找各种借口。
他们说，这个季节巴西的天气太奇怪了，一会儿暴雨一会儿大太阳，影响了芒果的生长和采摘。
而且他们还抱怨运输公司，说运输公司在路上出了点小故障，耽误了时间。
但是“美味罐头”可不管这些，他们说合同就是合同，你没按合同办事就得负责。
按照合同里的规定，如果一方违约，那就要赔偿另一方的损失。
“美味罐头”算了一笔账，因为芒果不够和不符合要求，他们的生产线有一部分得停工，工人也得闲着，还有已经安排好的销售订单没法按时完成，这损失可不小。
于是，“美味罐头”就把“热带水果园”告上了国际商事仲裁庭。
在仲裁庭上，双方就像两只斗架的公鸡一样。
“美味罐头”拿出各种证据，像芒果的照片啦，当时签订的合同条款啦，还有预计的生产销售计划和因为这个事情受到影响的证明。
“热带水果园”呢，也试图证明自己不是故意违约的，拿出了巴西的天气报告，运输公司的证明啥的。
可是仲裁庭不管你这些看似合理的借口，他们只看合同和证据。
最后仲裁庭判定“热带水果园”违约，要按照“美味罐头”提出的合理损失赔偿。
这个案例就告诉我们，在国际商事合同里，不管你有什么理由，合同的约定就得严格遵守，不然就得承担后果，就像你答应了别人的事情没做到，就得给人家一个交代一样。
国际私法中的国际商事与争议解决机制案例分析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商事活动日益频繁，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
由于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和商事规则存在差异，导致了一系列国际商事争议的产生。
为了解决这些争议，国际私法发展了相应的争议解决机制，为国际商事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和可靠的解决途径。
本文将以几个具体案例为例，分析国际私法中的国际商事与争议解决机制。
案例一：跨国公司合同纠纷某国家的跨国公司与另一个国家的企业签订了一份合同，合同中约定了双方在产品销售和交付等方面的义务和责任。
然而，在交付货物后，跨国公司发现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并要求对方承担责任。
由于涉及到两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和商事规则，双方在解决争议时面临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商事与争议解决机制中的国际仲裁就显得尤为重要。
双方可以选择在合同中约定仲裁条款，将争议提交给国际仲裁机构进行处理。
仲裁机构将根据各方提供的证据和法律规定进行裁决，裁决结果具有强制力，受到国际公认和承认。
案例二：国际贸易合同争议某国公司与另一个国家的贸易商签订了一份国际贸易合同，约定了双方在商品购买和支付等方面的条件。
然而，在执行合同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双方发生了争议，导致合同无法顺利履行。
为了解决这类争议，可以采取国际商事与争议解决机制中的诉讼方式。
当双方无法通过协商和谈判解决争议时，可以向相关国际法院或仲裁法院提起诉讼，以寻求公正的法律解决途径。
国际法院或仲裁法院将审理双方的诉讼请求，根据适用的法律规定作出裁决。
案例三：知识产权侵权争议一家跨国企业在多个国家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并发现另一家公司在某个国家侵犯了其知识产权。
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在不同国家间存在差异，该企业面临着如何有效维护自己权益的问题。
在此情况下，国际商事与争议解决机制中的替代争议解决方式，如调解、和解等，将显得非常有用。
该企业可以与侵权公司进行协商和谈判，寻求双方共同认可的解决方案。
如果双方无法就争议达成一致，可以选择将争议提交给相关的国际调解机构进行调解，通过独立第三方的介入，促使双方达成妥善的解决方案。
第1篇一、案例背景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跨国并购已成为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手段。
然而，跨国并购过程中涉及的法律风险也日益凸显。
本案例以某中国企业并购某外国企业为例，探讨跨国并购中的法律风险及应对策略。
二、案例简介某中国企业（以下简称“买方”）拟并购某外国企业（以下简称“卖方”），该外国企业主要从事某高技术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双方就并购事宜进行了多次谈判，并签署了初步并购协议。
在并购协议签署后，买方聘请了国际知名律师事务所对卖方进行了尽职调查，发现卖方存在以下法律风险：1. 专利权纠纷：卖方所拥有的核心技术专利在海外市场存在侵权争议，可能面临诉讼风险。
2. 劳动争议：卖方部分员工在并购前已与卖方签署了竞业禁止协议，可能引发竞业禁止纠纷。
3. 合同纠纷：卖方与部分供应商、客户存在合同纠纷，可能影响并购后的业务运营。
4. 税务风险：卖方在并购前存在偷税、漏税行为，可能面临税务处罚。
三、案例分析1. 专利权纠纷针对专利权纠纷，买方应采取以下应对措施：（1）聘请专业律师对卖方专利权进行全面审查，确保其合法、有效。
（2）与卖方协商，要求其在并购协议中承担专利权纠纷的法律责任。
（3）在并购协议中明确约定，如因专利权纠纷导致买方遭受损失，卖方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 劳动争议针对劳动争议，买方应采取以下应对措施：（1）在并购协议中明确约定，卖方员工在并购后的竞业禁止期限、范围及补偿标准。
（2）与卖方协商，要求其在并购前解决劳动争议，确保并购后的业务运营不受影响。
（3）在并购后，加强对员工的管理，防止因劳动争议导致企业损失。
3. 合同纠纷针对合同纠纷，买方应采取以下应对措施：（1）在并购协议中明确约定，卖方应承担因合同纠纷导致的损失。
（2）聘请专业律师对卖方与供应商、客户的合同进行全面审查，确保并购后的业务运营不受影响。
（3）在并购后，加强对合同的管理，防止因合同纠纷导致企业损失。
案例一：1998年4月，荷兰A公司与广州B装饰公司签订了一份装修合同，双方约定由广州B装饰公司承包荷兰A公司租用的大厦的室内装饰工程。
合同订有仲裁条款，约定：“产生于合同的一切争议，应当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广州市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合同签订后，A公司一直未向B公司付清工程余款。
经协商未果，B公司于1999年1月向广州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要求荷兰A公司还清工程款项。
广州仲裁委员会受理案件后，于1999年2月作出裁决，支持B公司的诉请。
裁决送达后，荷兰A公司一直未履行裁决义务，广州B公司于1999年5月向广州中院申请执行。
同时，荷兰A公司向法院提出不予执行的申请，理由在于，双方在仲裁条款中没有选定明确的仲裁委员会，事后也为达成补充仲裁协议，受理装饰合同纠纷一案的仲裁机构（“广州”仲裁委员会）与协议选定的仲裁机构（“广州市”仲裁委员会）名称不符，根据《仲裁法》第16条及第18条规定，该仲裁条款无效，进而主张法院不予执行该仲裁裁决。
问：1.仲裁协议有效性应具备哪些要素？该仲裁协议是否有效？2.本案根据当事人的仲裁协议，仲裁机构是否可以确定？其理由何在？3.按照2006年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即使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名称不准确，但能够确定具体仲裁机构的，是否应当认定选定了仲裁机构？4.假定仲裁协议约定两个以上仲裁机构的，应当如何处理？案例二：申请人英国甲公司与被申请人北京乙公司曾经签订一份丝绸买卖合同，其中的仲裁条款规定：“与本合同有关的或与执行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的，则应提交CIETAC按其公布的仲裁规则在北京进行仲裁，仲裁委员会的仲裁是终局性的。
”争议发生后，CIETAC接受了申请人的申请并受理了此案。
被申请人指定了仲裁员并提交了答辩书。
在首次仲裁开庭时，被申请人对仲裁委员会的管辖权提出了异议，其理由是双方签订的合同中规定：“乙方应用电传或传真确认合同生效。
”而甲方至今也没有办理确认手续。
、国际商事仲裁和诉讼案例讲解大全————————————————————————————————作者：————————————————————————————————日期：8、国际商事仲裁和诉讼案例讲解大全邹岿编第九章国际商事仲裁和诉讼第一节国际商事仲裁1、德国某毛毯制造商诉荷兰某经销商案(1991)原、被告签订的毛毯经销合同中有一条规定：“由本合同产生的一切争议如当事人间未能达成友好解决时，应首先提交德国---荷兰商会仲裁庭。
如当事一方不接受此决定时，申诉人所指定的普通法院有管辖权。
”后来双方发生了争议，原告（德国某毛毯制造商）诉至德国法院。
被告（荷兰某经销商）拒绝出庭，其理由是：依合同应将争议提交仲裁。
德国法院驳回了被告的这一辩解，其理由如下：根据德国、荷兰都承认和执行的《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第1项规定，当事人有约定适用于仲裁协议的法律的自由，如无约定，应适用制作裁决国家的法律。
但是本案中，当事人既未约定适用法又未约定仲裁地，因此裁决制作地国家的法律也无法确定；《德国---荷兰商会仲裁条例》包含一项规定，仲裁在德、荷举行皆可，两国法律可分别适用，因此本案不能只适用某一国法律，而应适用德、荷两国的法律来确定仲裁协议的合法性。
德、荷法律皆规定，只有当事各方都同意仲裁，法院才不能进行审理。
《纽约公约》第2条第3款也表达了这一思想：只有当事各方同意排除普通法院程序时，仲裁程序才是有效的。
本案中争议的条款使当事人一方不接受裁决时可以提起诉讼，因此不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而实质上只存在一项试图在法院起诉前的和解协议。
2、S.A. Sically诉Grasso 案(1974)本案原告(S．A. Sically)为一家法国公司，被告(Grasso)为数家荷兰公司。
双方在交易合同中规定：发生纠纷时，荷兰公司有权选择在荷兰仲裁或诉讼。
后来原告认为，以上条款不平等且表明当事人没有提交仲裁的意图。
上诉法院和法国最高法院一致判决驳回了原告的上述主张，理由是：外国公司保留仲裁或诉讼权并没有改变原告放弃法国法院对其国民案件纠纷的案件管辖权的事实。
3、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诉瑞士工业资源公司案被告（瑞士工业资源公司）以欺骗的手段诱使原告（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与其签订了一份钢材买卖合同，并在合同中列有一个仲裁条款。
事后被告通过伪造的议付单据骗得了原告的钢材货款。
原告了解真相后即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
受理法院判决该合同和仲裁条款皆无效，理由是它们皆是被告以欺诈手段订入的。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最后也确认了该判决。
不过，为减少法院对仲裁的干预，有些国家的法院越来越多地采用所谓的“仲裁协议独立性原则”，开始对欺诈合同进行区别。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69年“普里曼涂料公司诉福依德公司”案中就将欺诈行为分成两类：一般欺诈行为；旨在诱使达成仲裁协议的欺诈行为。
对一般欺诈行为达成的合同而产生的纠纷，当事人可订立有效仲裁协议将之提交仲裁，对后一类欺诈行为达成的仲裁协议须依法院裁判决定其效力。
4、北德意志州银行与江苏东方造船有限公司纠纷案(2010)上诉人（原审被告）北德意志州银行(NORDDEUTSCHE LANDESBANKGIROZENTRALE，以下简称北德银行)的国籍国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其与江苏东方造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公司）达成的船舶建造合同第十三章中规定：“(a)船级社的决定。
如果各方就本合同或说明书发生任何技术上的争议或任何分歧，各方可在协商一致后将争议提交船级社或类似的其他专门机构，其决定将是最终的，决定性的，并对各方均有约束力；(b)如果各方不同意按上述(a)节解决争议，可将争议按下述内容提交仲裁……”。
合同中对仲裁地点、仲裁程序、仲裁组织的构成，仲裁裁决的效力作出了明确的约定。
合同第十八章约定“本合同一式三份，双方同意，本合同各章节和各部分的效力和解释接受英国法律管辖”。
后因船舶建造合同解除后发生了返还造船款及利息需缴纳的税款纠纷，东方公司诉至上海海事法院，北德银行以存在仲裁条款为由对该法院的管辖权提出了异议。
被裁定驳回后，北德银行不服该裁定而上诉称：无论按照中国法律还是英国法律，本案争议均应通过仲裁解决，原判所作关于船舶建造合同及解除合同的通知中均未明确涉案纠纷属于当事人约定仲裁事项的认定是错误的。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0年11月25日驳回了该上诉，理由是：双方当事人签订仲裁条款应当意思表示一致；本案中，涉及合同解除后代缴税款的返还问题，此项争议不属于双方当事人合同约定的内容范围，当然也不属于仲裁条款约定的事项。
5、奥地利纺织厂诉德国织物制造商案原告（奥地利纺织厂）通过其在德国的常驻代表将人造羊毛纤维售给被告（德国织物制造商），被告以货物质劣为由而拒付全部货款。
原告依其售货确认书中所包含的仲裁条款向维也纳商品交易所仲裁庭提起了仲裁，并获得了对已有利的裁决。
被告以仲裁协议无书面形式为由主张该仲裁裁决无效。
德国法院最后驳回了被告的这种辩解。
其理由是：虽然德、奥双方都加入了1958年的《纽约公约》和1961年的《欧洲公约》，且这两公约皆要求仲裁协议得采取书面形式，但是，《欧洲公约》在其第l条第2款第1项中对此又做了补充规定，即“在本国法律并不要求仲裁协议书面形式的国家间，任何仲裁协议只要依这些国家法律允许的形式订立就能符合要求。
”由于《欧洲公约》的这项规定在时间上比《纽约公约》晚，因此应被优先适用。
根据仲裁协议是在德国订立这一事实，其形式可以适用德国法。
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027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双方如都是商人，并且订立合同都是从事商事交易时，则仲裁协议不需书面形式。
由于原告寄发给被告的销售确认书由后者发还时未对其中的仲裁条款提出异议，因此应认为仲裁协议已有效成立。
6、荷兰某私营公司诉比利吋某公营公司案被诉人（比利时某公营公司）向申诉人（荷兰某私营公司）定购折叠式印刷品和招贴画。
双方达成三项协议，其中一项以书面形式加以确认，另两项系口头订立。
申诉人在其第一批交易的要约中曾明确提到那份已呈请阿姆斯特丹地区法院注册备案并包含了仲裁条款的“印刷交货条件”。
为请求付清余款，申诉人据该仲裁条款提请了仲裁。
被诉人在答复中辨称：仲裁协议尚未成立，因为第一项协议中提交的交货条件所包含的条款并未为被诉人接受，而这一点是比利时法律所要求的。
对此，仲裁庭的裁决是：本案涉及被诉人向申诉人订购印刷品在荷兰制作的协议，这种协议应视为承揽合同而受工作成果即合同最重要的成分得以实施国家的法律支配，因此，上述三项协议得依荷兰法律；第一次的要约明确提到的印刷业的交货条件包含了一项仲裁条款，被诉人以信件方式同意了此项要约，因此接受了共同交货条件；其他两项系口头订立并未明确地提及上述条件，但是，荷兰法律规定，凡是当订购适用于惯例性条件的印刷品在此后不久向同一印刷商再次订货时，除明确表示与通常情况相反外，得推定他也接受此条件。
7、N．B．Three运输有限公司诉Harebell运输有限公司案(2004)本案中的当事人签订了一份光船租船合同，规定租约下的纠纷将提交英国法院解决。
但是，该合同同时规定，船东有将争议提交仲裁的选择权。
由于当事人对相关款项的支付产生了争议，租船方便诉请英国法院解决。
船东却根据提交仲裁的选择权租约条款，要求英国法院搁置诉讼程序。
英国法院满足了船东的这一要求，理由是：租约使船东保留了将争议提交仲裁的权利，船东应被允许实施该权利。
8、Roulas诉J．Tepra案(2005)本案缘起1993年原告(Roulas)与几家银行及其所属的Poulimatka公司之间的一宗股票销售纠纷，被告(J，Tepra)为受理该纠纷的三人仲裁庭的主席。
该仲裁庭在1995年做出了对原告不利的裁决。
后来，原告获知被告在仲裁之前和仲裁期间都向另一方当事人提供法律建议并收取费用。
1997年芬兰赫尔辛基上诉法院判决认为，尽管所提供的法律建议与该仲裁庭裁决的案件完全无关，被告仍然不具有上述纠纷案的仲裁员资格并撤销了上述裁决。
原告随后提起了针对被告的索赔之诉。
芬兰最高法院最终判决原告胜诉，理由是：被告在仲裁之前向另一方当事人提供与仲裁案情无关的法律建议不应当影响对其公正性和独立性正当怀疑，但是在仲裁期间仍然提供这种建议并收取38 010. 47欧元的费用，原告对其怀疑便是正当的；对这种利害关系不予披露导致了原告需要新的仲裁程序所发生的额外成本与费用；被告未能证明裁决的撤销和由此导致的原告损失不能归因于其过失。
9、SEEE诉南斯拉夫案(1956)本案的原告(SEEE)为一家法国公司，被告则是南斯拉夫共和国。
原、被告之间发生了纠纷，根据仲裁协议，只任命两名仲裁员在瑞士Vaud州做出仲裁裁决，1956年7月2日瑞士拒绝对该裁决进行登记，理由为仲裁庭的人数不是仲裁地Vaud州程序法所要求的奇数。
10、La Moirette公司与LTM公司纠纷案(1995)当事人将争议提交了2名仲裁员，并约定在2名仲裁员不能形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将争议交第3名仲裁员裁决。
1995年9月13日巴黎上诉法院对该案的判决中指出，当事人之间的这种仲裁条款违背了法国的强行标准，因而是无效的。
11、英国E公司与中国C公司纠纷案E与C在中国秋交会上签订一农产品买卖合同。
后来，E因C交货延迟而向C索偿4 000德国马克（当时牌价约合人民币30 000元），C拒绝后，E根据合同提交仲裁。
北京仲裁庭先试图推动双方和解，C作了很大的让步，同意偿付对方25 000元，但对方得寸进尺，要求比原先更高的赔偿。
最后，仲裁庭按国际惯例即合同价格与交货时国际市场价格之间差价为损害赔偿额的确定原则，裁决C只需向E支付11 530元。
对此，E反而不再提出异议。
12、Malecki诉Long案(2005)为了解决纠纷，本案双方当事人先按照美国仲裁协会的《商事仲裁规则》( the Comrnercial Rules of Arbitration)各自任命了一名仲裁员，与由美国仲裁协会任命的一名首席仲裁员共同组成了以费城为仲裁地的仲裁庭。
该仲裁庭组建后不久，当事人Malecki家族辞退了其律师Brownstein先生并将此事通知了美国仲裁协会，同时还将其正由美国迁往法国的情况告诉后者，从而要求后者将以后的联络信息寄往其在法国的新地址。
美国仲裁协会知悉这些变化后的第二天即通知所有当事人称日后的仲裁将由其国际争议解决中心( the International Centrefor Dispute Resolution，ICDR)管理，同时邀请所有当事人对管理者变化一事进行评论。
当事人对该变化都没有作出评论。
2001年2-3月，Malecki家族通知仲裁庭和美国仲裁协会，声称不参加首次的听证会及其后的所有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