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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中的双音节名量式合成词研究综述
作者：李哲民
来源：《文教资料》2012年第30期
摘 要： 从现代汉语的一般构词法来看，主谓、偏正、述宾、述补、联合依旧是最主要的五大类型。然而，一种较为特殊复杂的构词方式——名量式，正悄然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本文拟从名量式合成词的界定标准、结构定位、形成原因及来源、特点等方面，对汉语中的双音节名量式合成词进行综述性质的研究，以便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更为全面的了解，同时能够更好地推动日后的研究。
关键词： 名量式合成词 结构归属 界定标准 双音节
名量式合成词是汉语词汇系统中，一个特殊的类。它们是由一个在前的表示事物的名语素，以及一个在后的表示该名语素的计量单位的量语素构成。比如：“马匹、银两、车辆、纸张……”在语义上，它们通常表示的是前一个名语素所在类的总称。
一、名量式合成词的结构归属问题
首先，讨论最多的，也是分歧最大的问题，就是关于名量式合成词的结构归属问题。辛永芬的《名量结构的合成词》，张玲娟的《现代汉语名量式合成词研究综述》，岳静、靳宇哲的《名量式复合词的构词特点及判断标准》，孟群的《略论“房间、书本、人口”等构词类型的分类》，李丽云的《汉语名量式合成词的结构及其界定标准》，吕军伟的《泛时视角下的汉语名量结构诸问题分析》等文章中均有涉及，但都仅限于对前人归类的概述，做出简要的分析，并未明确给出自己的观点。大致分为以下五种观点。第一，补充说，认为后一个量语素是用来补充说明前一个名语素的。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胡裕树、黄伯荣、廖序东、张斌、葛本仪等。第二，偏正说，认为这是一种中心词在后的特殊的偏正结构。持这种观点的有赵元任、朱德熙、周荐、陆志韦等。第三，附加说，认为这是一种在名词后加上相应的量词的特殊的构词法。持这种说法的学者有任学良、马庆株等。第四，并列说。李宗江是这种说法的力挺者，他认为这种名量式的构词和两个同义语素相构成的复合词的构词类型一样。第五，另立他类说。本文主张直接另立门户，名量式。这样不但可以对现行的名量式合成词做一数量上的统计，而且便于日后对这种构词方式在语法、语义、语用上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现代汉语造词法浅谈论文
现代汉语造词法浅谈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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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词就是创制新词，造词的过程是词通过创制的方法从无到有的过程，和所有词的形成一样，创制出的新词也出现了新的音、新的形、新的义或者新的用法。相应地，造词法就是创制新词的方法，人们在造词时可以根据本民族的语言习惯，掌握和运用现有的语言材料组成各种各样的新词，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使用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所以现代汉语的造词法多种多样。
从二十世纪40年代开始人们对造词法的认识逐步加深。1946年廖庶谦先生在《口语文法》中首次使用“造词方法”这一术语。1949年邢公畹先生在《汉台语构词法的一个比较研究》中同时提及了“造词法”和“构词法”，但这里的“造词法”指的是古代的六书而非汉语造词的方法。首先把造词法从构词法中分离出来，构拟出造词法体系的是孙常叙先生，1956年他在《汉语词汇》中，把汉语造词法分为语音造词方法、语义造词方法和结构造词方法三种。后来任学良先生又分为五种。葛本仪先生把主要的造词法归纳为音义任意结合法、摹声法、音变法、说明法、比拟法、引申法、双音法和简缩法八种，这是八种常见的造词法，并指出把汉语的造词法全面细致地分析整理出来还是词汇学研究中一项不可忽视的任务。
音义任意结合法。音义任意结合法是一种用某种声音形式任意为某种事物命名的造词法。在人类语言之初，人们用某种语音形式指称某种事物，语音形式也就赋予它的某种意义，多数语音形式与它所指称的事物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后来运用的.越来越多逐渐为人民接受，这种音义结合便固定下来。语言中最早产生的一些词，多数是用音义任意结合法创制出来的。如手、蜻蜓、蚯蚓等。同样是生物，有的称“蚯蚓”有的称“蜻蜓”，这里面没有道理可言，这种音义的结合无法解释。
1 专题一
语法化和汉语语法研究
一、什么是语法化。
语法化的定义：
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化为无实在意义、表示语法功能的成分这样的一种过程或现象，就称之为语法化。（沈家煊，《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4）
某个实词或因句法位置、组合功能的变化而造成词义演变，或因词义的变化而引起句法位置、组合功能的改变，最终失去原来的词汇意义，在语句中只具有某种语法意义，变成了虚词，这个过程可以称之为语法化。（刘坚、曹广顺、吴福祥，《中国语文》1995、3）
指一种特定的语言现象，即语法范畴和语法成分产生、形成的过程。典型的情形是：一个词汇项或结构式在特定的语言环境里获得了某种语法功能，或者一个语法化了的成分继续产生出新的语法功能。（吴福祥，2005，《语言学前言与汉语研究》）
先看两个例子：
（1）动词“死”的意思是失去生命，可以出现在补语位置，如“打死”、“杀死”等。但是，它也可以虚化为副词，表示程度达到极端。比较： 2 A；诸葛亮气死了周瑜。
B：把他气死了。
C：我恨死他了。
A的“死”是表示失去生命，B的“死”可以表示失去生命，也可以表示程度很高，C只能表示程度高。“死”由A及B至C，实际上在词汇意义上，经历了一个虚化的过程，意义的虚化导致“死”的语法意义的改变，由动词功能而产生出副词的功能。
（2）“得”在先秦两汉时期是表示获得义的及物动词，常与另外的动词连用，后面带宾语，构成连动式结构。如：
孟孙猎得麂，使西巴持之归。（韩非子·说林上） （猎得麂=猎麂+得麂）
其先曰李信，秦时为将，逐得燕太子丹者。（史记·李将军列传）（逐得燕太子丹=逐燕太子丹+得燕太子丹）
但在下面例子中，“得”就只是表示动词的完成与实现。
假使尧时天地相近，尧射得之，犹不能伤日。（论衡·命义）
是后月余，有亡人来，写得册文，卒如合词。（三国志·魏·文帝纪裴注引《献帝传》）
汉语词类研究综述
本文介绍了汉语词类研究的发展概况、汉语词类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围绕解决词类研究中的不足而进行的各种尝试和努力。重点讨论了沈家煊提出的“名动包含”模式，认为这一理论是迄今為止能解释汉语词类问题的最佳方案，同时认为该理论为今后的词类研究甚至整个汉语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标签：汉语词类 名物化 名动包含
一、引言
汉语词类体系的构建始自《马氏文通》，一百多年来，汉语词类问题的研究一直贯穿汉语语法研究的整个历史，在汉语语法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王力（1985：11-18）、吕叔湘（1979：40-53；1982：16-27）、高名凯（1953；1986：65）、朱德熙（1982：37-54）、陆俭明（2013）等众多学者为汉语词类研究做出巨大贡献。尽管如此，在词类研究中我们始终面临两个难以摆脱的困境：第一，做到“词有定类”就“类无定职”，做到“类有定职”就“词无定类”（胡明扬，1995）；第二，满足“简约原则”就违背“中心扩展规约”，满足“中心扩展规约”就违背“简约原则”（沈家煊，2007、2009）。为了解决汉语词类研究的上述两大困境，学界进行了各种尝试和努力，尤其是沈家煊（2007，2009，2010a，2010b，2012a，2012b，2013）通过一系列论文提出了“名动包含”模式，该模式的提出为处于两大困境之中的学者们提供了研究的新思路，对一直在传统观念之下亦步亦趋的学者们来说，无疑打开了另一扇大门。
下文将回顾汉语词类研究从初创到深入发展的概况，介绍汉语词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争议，其中重点介绍汉语词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进行的各种尝试，尤其是沈家煊的“名动包含”模式。
二、汉语词类研究的发展概况
（一）“词类”的提出
汉语词类研究肇始于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以下简称文通）。作者马建忠（1983：19）首先根据意义划分出了实字和虚字两个大类。《文通》指出，“凡字有事理可解者，曰实字。无解而唯以助实字情态者，曰虚字”。将实字分为名字、代字、静字、动字和状字五类，把虚字分为介字、连字、助字和叹字四类。《文通》问世之后，各种语法著作蜂起，其中当属黎锦熙（1992：16）的《新著国语文法》影响最大，该书第一次明确提出“词类”的概念，在对国语白话文的词汇划分类的时候指出“就语词在语言的组织上所表示的各种观念的性质，分为若干种类，叫作词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