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专题一
语法化和汉语语法研究
一、什么是语法化。
语法化的定义：
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化为无实在意义、表示语法功能的成分这样的一种过程或现象，就称之为语法化。（沈家煊，《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4）
某个实词或因句法位置、组合功能的变化而造成词义演变，或因词义的变化而引起句法位置、组合功能的改变，最终失去原来的词汇意义，在语句中只具有某种语法意义，变成了虚词，这个过程可以称之为语法化。（刘坚、曹广顺、吴福祥，《中国语文》1995、3）
指一种特定的语言现象，即语法范畴和语法成分产生、形成的过程。典型的情形是：一个词汇项或结构式在特定的语言环境里获得了某种语法功能，或者一个语法化了的成分继续产生出新的语法功能。（吴福祥，2005，《语言学前言与汉语研究》）
先看两个例子：
（1）动词“死”的意思是失去生命，可以出现在补语位置，如“打死”、“杀死”等。但是，它也可以虚化为副词，表示程度达到极端。比较： 2 A；诸葛亮气死了周瑜。
B：把他气死了。
C：我恨死他了。
A的“死”是表示失去生命，B的“死”可以表示失去生命，也可以表示程度很高，C只能表示程度高。“死”由A及B至C，实际上在词汇意义上，经历了一个虚化的过程，意义的虚化导致“死”的语法意义的改变，由动词功能而产生出副词的功能。
（2）“得”在先秦两汉时期是表示获得义的及物动词，常与另外的动词连用，后面带宾语，构成连动式结构。如：
孟孙猎得麂，使西巴持之归。（韩非子·说林上） （猎得麂=猎麂+得麂）
其先曰李信，秦时为将，逐得燕太子丹者。（史记·李将军列传）（逐得燕太子丹=逐燕太子丹+得燕太子丹）
但在下面例子中，“得”就只是表示动词的完成与实现。
假使尧时天地相近，尧射得之，犹不能伤日。（论衡·命义）
是后月余，有亡人来，写得册文，卒如合词。（三国志·魏·文帝纪裴注引《献帝传》）
第２５卷第７期 ２０１２年７月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Ｕｎｉｖｅｍｉ￣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１．２５ Ｎｏ．７ Ｊｕ１．２０１２ 古汉语反问旬研究综述 李美妍 （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１３００１２） 【摘要］ 传统语文学时期古汉语语法研究的总体情况是词法研究领先于句法。但真正的汉语语法学诞生之前，古人对反 问句并不是一无所知，因此，首先将历代的传注之书及文字、训诂专著里涉及的有关古汉语反问句的论述进行简要概述， 然后以时间为线索，将《马氏文通》后有关古汉语反问句论述的著作和论文进行归纳分析。 ［关键词］ 古汉语；反问句；疑问代词 ［中图分类号］ ｝１１４１ ［文献标识码】 Ａ ［基金项目］ 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项目“先秦两汉时期反问句研究”（４５００６０４４ｌ１ １８） ［作者简介］ 李美妍（１９８２一），女，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语法与汉语语法史。 一、传统语文学时期的古汉语反问句研究 传统语文学时期古汉语语法研究的总体情况是词法研 究领先于句法。在真正的汉语语法学诞生之前，古人对反问 句并不是一无所知，恰恰相反，古人早在研究虚词的时候就 注意到了它，这在历代的传注之书及文字、训诂专著里就有 所体现。郭锡良指出：“《马氏文通》之前的虚词研究可以分 为两个阶段：从先秦到唐宋是汉语虚词零散探讨的阶段；元 代开始了虚词的专门研究，清代发展到了传统虚词研究的顶 峰。 Ｈ。 ”下面我们就以时间为线索，对古书中涉及的有关古 汉语反问句的论述进行简要概述。 早在汉代，注解家在注释先秦古书时就给这类句子作出 相反义的解释。如“既见君子，云何其忧？【毛亨传：言无忧 也。】（《诗经・唐风・扬之水》）”原文是肯定形式，而“释文说 明是表现否定内容”。又如“文武尽胜，何敌之不服？【高诱 注：能尽服之。】（《吕氏春秋・不广》）”原文是否定形式，“释 文说明是表现肯定内容”。甚至在注释中加入反诘的副词 “岂”、“宁”，如“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赵岐注：吾国虽 小，岂爱惜一牛之财费哉！】（《孟子・梁惠王上》）”又如“今女 下民，或敢侮予？【郑笺：我至苦矣，今女我巢下之民，宁有敢 侮慢欲殴之者乎？】（《诗经・豳风・鸱鹗》）”魏晋畴王弼、韩康 伯的《周易注》，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中也有相似的论 述，如“乱而不能惑，变而不能渝，非天下之至赜，其孰能与于 此乎？【王弼注：万物虽杂，不能惑其君；六爻虽变，不能渝其 主。非天下之至赜，神武之君，其孰能与于此？言不能也。】 （《周易・明彖》）”“信以守礼，礼以庇身，信礼之亡，欲免得 乎？【杜预注：言不得免】（《左传・隐公六年》”唐代李善的《文 选注》、李贤的《后汉书》、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孔颖达的《五 经正义》等注疏材料中也给这些句子作出过相反义的解释。 如“盍亦览东京之事以自寤乎？【李善注：盍，猎何不也。言公 子何不祝束京之行事，心自觉寤耶？】（张衡《东京赋》）”“王莽 何足效乎？【李贤注：言不足仿效也。】（《后汉书・公孙述 传》）”。其中以孔颖达《五经正义》中的解释最具突破性，提 出了“声而倒”，指的是“声音与意思相倒，也就是文字形式与 意义内容相反”， 这可以说是对反问句特点最早的说明。除 此之外，唐代柳宗元在《复杜温夫书》中讲到“句末语助词” （即句末语气词）时，将其分为“疑辞”和“决辞”两种 ，为后来 马建忠在编写《马氏文通》时，将“助字”分为“传疑”和“传信” 两种功能提供了蓝本。宋代孙奕《示儿编》提到“反辞”：“子 日：‘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乎，反辞也。”这里的“反 辞”应该就是后世的反问。 元代开始了虚词的专门研究。元代陈绎曾《文说》：“‘学 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又日‘爱之能勿劳乎’，与《尚书》‘俞 哉！众非元后何戴’，此皆反其语而道，使人悠悠致思焉。”这 里的“反其语而道”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反问。卢以纬的 《语助》（明以后改名为《助语辞》），是我国第一部专释虚字的 专著。它虽是一部训诂著作，但在总结汉代以来训诂学家对 虚字的研究成果时，也触及了某些表示反问的词。如对“岂” 和“恶”的解释，“岂，反说以见意，有如俗语‘那（上）里是’之 意，或有如‘莫’字之意。韵书云‘安也’，乃‘安可 安能’之 ‘安’，非‘安宁’之‘安”“‘恶，‘恶在其为民父母“夫子恶乎 长’，此‘恶’字释为‘犹何’，有俗语‘那（平）里“怎生’之意。 ‘时子恶知其不可’是说时子哪里知道是使不得。‘恶乎宜乎， 抱关击柝’是说怎生便合恁地居报关击柝之职”。这里面很 明确地指出了“岂”和“恶”用在反问句的语义。 清代研究虚词的专著更是多了起来，其中很多人开始对 《助语辞》进行注解，其中就有王鸣昌、魏维新的《助语辞补议 附录》和魏维新、陈雷的《助语辞补》，《辞补》中将“何、奚、曷、 盍、胡”放到一起解释说明，并指出它们之间的差异，如 “‘何’，奚也，孰也，曷也。又诘问之辞。如俗语‘为什么’意 ①柳宗元在《复杜温夫书》中是这样说的：吾虽少为文，不能自雕斫，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亦何所师法？立言状物，未尝求过人，亦 不能明辨生之才致。但见生用助字不当律令，唯以此奉答。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 今生则一之。宜考前闻人所使用与吾言类且异，慎思之，则一益也。 ——
1 专题一
语法化和汉语语法研究
一、什么是语法化。
语法化的定义：
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化为无实在意义、表示语法功能的成分这样的一种过程或现象，就称之为语法化。（沈家煊，《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4）
某个实词或因句法位置、组合功能的变化而造成词义演变，或因词义的变化而引起句法位置、组合功能的改变，最终失去原来的词汇意义，在语句中只具有某种语法意义，变成了虚词，这个过程可以称之为语法化。（刘坚、曹广顺、吴福祥，《中国语文》1995、3）
指一种特定的语言现象，即语法范畴和语法成分产生、形成的过程。典型的情形是：一个词汇项或结构式在特定的语言环境里获得了某种语法功能，或者一个语法化了的成分继续产生出新的语法功能。（吴福祥，2005，《语言学前言与汉语研究》）
先看两个例子：
（1）动词“死”的意思是失去生命，可以出现在补语位置，如“打死”、“杀死”等。但是，它也可以虚化为副词，表示程度达到极端。比较： 2 A；诸葛亮气死了周瑜。
B：把他气死了。
C：我恨死他了。
A的“死”是表示失去生命，B的“死”可以表示失去生命，也可以表示程度很高，C只能表示程度高。“死”由A及B至C，实际上在词汇意义上，经历了一个虚化的过程，意义的虚化导致“死”的语法意义的改变，由动词功能而产生出副词的功能。
（2）“得”在先秦两汉时期是表示获得义的及物动词，常与另外的动词连用，后面带宾语，构成连动式结构。如：
孟孙猎得麂，使西巴持之归。（韩非子·说林上） （猎得麂=猎麂+得麂）
其先曰李信，秦时为将，逐得燕太子丹者。（史记·李将军列传）（逐得燕太子丹=逐燕太子丹+得燕太子丹）
但在下面例子中，“得”就只是表示动词的完成与实现。
假使尧时天地相近，尧射得之，犹不能伤日。（论衡·命义）
是后月余，有亡人来，写得册文，卒如合词。（三国志·魏·文帝纪裴注引《献帝传》）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是随着20世纪初白话文在文化教育界的普及而迅速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文不仅很快成为通行语文形式，也自然成为语言研究的对象。继早期最有影响的以文言为研究对象的语法专著《马氏文通》之后，20年代初以《新著国语文法》（黎锦熙1924）为代表的一批以现代汉语为研究对象的语法论著相继问世。80多年来，汉语语法学者借鉴国外语法理论，发掘汉语事实，探讨适合于汉语的分析方法，在汉语的语法范畴、语法关系、语法单位以及语法表达功能等方面都进行了广泛的探究，研究方法也呈多元化的趋向。
汉语语法范畴的研究
汉语语法学者从一开始就关注语法范畴的确立问题，数十年来关于“词类”问题的广泛讨论和不懈探究就是一部汉语基本语法范畴确立的历史。和其他语言的研究者一样，汉语语法学者首先准确地辨析出了名词、动词、形容词这样的基本词类范畴，但在分析手续上却遇到了许多西方学者所未曾遇到的难题。因为汉语几乎没有可供辨识的外在词形标记，在确定词类成员的问题上就很难得出明确的结论。早期的汉语语法学者看到英语这样形态不太发达的语言仍然可以分清词类，由此得出一种“词类是分别观念自身在言语中的品类和性质”的认识（黎锦熙）。20年代以《新著国语文法》为代表的现代汉语语法论著都是完全从意义的角度确定词类的。但划分词类的目的毕竟是为了说明语法，由于汉语中的许多实词可以在不改变形式和基本语义的情况下充当不同的语法成分，从而造成了词类虽已确立，而不能服务于句子分析的尴尬局面。20年代的语法学者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是留下了“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这样一句引起众多争议的断语。
30年代末期的“中国文法革新讨论”可以说就是出于不满足于根据意义标准区分语法范畴的做法而兴起的。这次讨论初步得出了区分词类应以句法功能为标准的认识，并触及了词类和句法的关系问题。40年代中期出版的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1942－1944）和王力《中国现代语法》（1943－1944）两部著作，虽然都还基本上是从意义角度说明词类，却明确地坚持了“词有定类”的原则，并引进了“词品说”试图解决词类在句法中的不同功能问题。这两部著作前所未有地挖掘了丰富的汉语事实，在词类范畴的具体分析中揭示出许多新鲜的语法特点，为以后关于词类功能的分析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