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8卷总第28期)JournalofInnerMongoliaAgricultur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Edition)No.22006(Vol.8SumNo.28)
两税法财政思想及其产生的争论*
徐柏泉(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博学院,重庆400047)
摘要:随着中唐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租庸调遭破坏,唐政府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由此,两税法应运而生。两税法体现了丰富的商品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思想,有效的解决了唐政府的财政危机。但由于两税法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这遭到了坚持传统财政思想的学者的强烈反对,产生了中国财政思想史上的一次大的争论。关键词:两税法;均田制;财政思想中图分类号:F0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458(2006)02-0266-03唐代,作为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一个朝代,其政治、经济、文化在我国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唐代289年的历史中,先后出现了租庸调和两税法这两种比较完善的财政制度,尤其是两税法,更是对我国的财政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且它所体现的各种创造性的财政思想,对中唐以后封建社会国家制定财政制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租庸调在唐朝实行了160余年,唐朝前期之所以能够出现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社会经济繁荣的景象,租庸调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中唐时期,随着官田的日益减少、土地兼并现象的日益严重,使得租庸调赖以实行的基础均田制不断遭到破坏。均田制的破坏,导致政府很难完成租庸调的收缴。这就使得唐政府的财政陷入困境。而此时爆发的安史之乱,无疑对唐政府财政是雪上加霜。随着财政危机的日益严重,唐政府则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挽救政府的财政危机。唐肃宗时,第五琦采取通货贬值的方法实行货币改革,其结果造成谷价腾贵,饿殣死亡,枕籍道路,又盗铸争起,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代宗大历年间,刘晏采取理财措施试图来解决财政问题。首先改革漕运。刘晏的漕运改革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漕运只能解决北方的粮食供应问题,而根本不能解决增加税收的问题。[1](P125)同时,唐政府采取了改革榷盐制度的措施,对盐实行国家专卖的政策。当时盐利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对榷盐制度的改革大大改善了政府的财政状况。第五琦和刘晏的财政改革措施只是单纯的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为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这些改革并没有涉及改革税制的问题,并没有触及到当时国家的基本税制租庸调制的改革。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杨炎为相,上书奏请实行两税法: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现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之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旧唐书杨炎传)杨炎的两税法建议,被陆贽称之为:扫租庸调之成规,创两税之新制。(陆宣公奏议全集卷四,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两税法是我国赋税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变革。胡均在中国财政史讲义中称赞两税法是:杜侵欺,均贫富,既可救一时之弊,而其简单易行,规模式廓,尤足以笼罩千年。可以说两税法的实行,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具有历史进步性。两税法中也蕴含着较深的财政思想。1.量出为入的财政原则在我国传统的财政思想中,一直强调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历代的理财家也都以此为准绳。杨炎在两税法中创造性的提出了量出为入的财政原则,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先度其数就是指要*收稿日期:2005-12-10作者简介:徐柏泉(1983-),男,山东曲阜人,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博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先对国家每年的财政支出做出个预算,然后根据预算的数额,来规定相应的财政收入已满足国家财政支出的需要。这首先提出了国家财政预算思想,开创了世界各国国家财政预算制度的先河,具有重大的意义。2.税制简化思想亚当斯密在他著名的国富论中第一次明确地把公平、便利、确定、经济四大原则作为国家制定赋税制度的财政原则。而实际上,杨炎在两税法改革中就运用了这些原则。两税法将以往分别征收的租庸调、地税、户税以及其他杂税等各种税收合并起来,统一征收,这便大大简化了征收手续,减少了复杂的税种所带来的征收繁琐的问题。同时,纳税时间分为夏、秋两季,并且定税之数皆计缗钱,(陆宣公奏议全集卷四,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除了田亩之税仍以谷物缴纳外,其他各税均折合成货币缴纳。这充分体现了征税的简化便利原则。3.税收公平负担原则首先,两税法扩大了课税对象。两税法征税户无主客,以现居为簿,同时对不居处而行商者,要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并且度所与居者均,使无侥利。这就大大的扩大了课税面,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其次,征税时两税法以资产为宗。两税法以前,国家赋税标准一直是以丁身为本,即根据劳动力强弱来确立纳税者的负担等级。但是征税以丁身为本很容易造成逃税的现象,杜佑指出:其丁狡猾者即多规避,或假名入仕,或托迹为僧,或占募军伍,或依信豪族,兼诸色役,万端蠲除。(通典食货)两税法使资产多者税负重,资产少者税负轻,充分体现了财政税收公平负担的原则。宋元之际的史学家马端临高度赞扬征税以资产为宗这一措施:历代口赋,皆视丁中以为厚薄。然人之贫富不齐,由来久矣。今有幼未成丁,而承袭世资家累千金者,乃薄赋之;又有年齿已壮,而身居穷约家无置锥者,乃厚赋之,当不背谬?今两税之法,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尤为得当。(文献通考田赋考三)4.货币赋税思想在我国封建社会,自魏晋以来到两税之前,赋税缴纳的形式都是以实物为主。根据通典的统计,到唐天宝年间,政府税收收入的百分之七、八十都来自于实物收入。在唐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杨炎建议实行的两税法中,把货币赋税的征收作为其重要的方面。虽然当时的田亩之税仍以实物的形式来征收,但两税中的重要部分户税,则都是以货币来征收的。两税法中的货币赋税的思想,适应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始了我国封建社会赋税征收形式从实物赋税到货币赋税的转移,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二两税法具有税制简化、税收负担公平的特点,它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种进步的税法。马端临评价两税法时说:盖当大乱之后,人口死徙虚耗,岂复承平之旧,其不可转移失陷者独田亩耳。然则视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以定两税之法,虽非经国之远图,乃救弊之良法也。(文献通考田赋考三)据记载,从建中元年(公元780年)起唐政府每年的两税税收为3000万贯,而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到开成二年(公元837年)每年两税税收则为3500万贯。但是,两税法也存在一些弊端。首先,两税法采用量出为入的原则,这为统治阶级肆意剥削人民提供了理论依据。使得统治者可以名正言顺的对人民进行搜刮。正如后人评价所说:强盗一般的统治者说要量出制入,等于说要无限掠夺。[2](P226)其次,两税法在实施后,出现了钱重物轻的问题,也就是通货紧缩现象。据记载:自建中元年初定两税,至今四十年矣。当时绢一匹为钱四千,米一斗为钱二百,税户之输十千者,为绢二匹半而足矣。今税额如故而粟帛日贱,钱益加重,绢一匹价不过八百,米一斗不过五十,税户之输十千者,为绢十有二匹然后可。(李文公集卷九疏政税法)现代经济理论认为,产生通货紧缩的货币因素是由于货币供给偏紧或不足而造成的,两税法实行货币赋税,加大了市场上对货币的需求量,但市场中的货币供应量并没有因此而增加;并且在两税法实行之后物价不断下跌,由于货币税额并没有变化,这就使得人们不得不用更多的实物去换取一定的货币。这也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造成钱愈来愈重,物愈来愈轻。实际上,两税法所出现的种种问题,更多的是由于在其操作过程中的弊端所造成的。建中元年,在实行两税法时规定,在两税之外,若有敛者,以枉法论,(唐会要八十三)然而在操作过程中,税额时有增加,如建中三年,诏天下两税钱每贯增二百。(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可见,两税法执行过程中的弊端,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因此,在两税法实施后不久,便出现了各种反对意见,两税法的反对者纷纷阐述自己的财政观点,形成了与两税法财政思想对立的几大观点。1.传统儒家财政思想与两税法财政思想的对立传统儒家的财政思想注重体现其民本思想,主张从人民的角度出发,在制税原则上则主张实行量入为出,即国家制定财政支出时应当以财政收入的数量为根据。这一制税原则也成为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制定税法所遵循的基本原则。而杨炎主张的两税法,则创造性的提出了量出为入的制税原则,但是在这一原则在施行过程中,成为了封建国家肆意搜刮人民合理化的理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人民的赋税负担。并且它与传统儒家财政思想中量入为出的制税原则是背道而驰的。在当时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的情况下,量出为入不免就会被看作是具有掠夺性的财政思想,是与量入为出所体现的民本思想根本对立的,因此传统的儒家学者纷纷提出关于轻敛薄赋、量入为出的财政思想来反对两税法。在当时的两税法的反对者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陆贽、李翱。陆贽继承发展了量入为出的财政思想。他说: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生物之丰歉由天,267徐柏泉两税法财政思想及其产生的争论历史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圣王立程,量入为出,虽遇灾难,下无困穷。理化既衰,则乃反是,量出为入,不恤所无。(陆宣公奏议全集卷四,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二条)可见,陆贽看到了量出为入的原则在实施过程中造成了人民赋税负担的日益加重,不过陆贽把这种后果的产生归结于量出为入,并没有看到造成人民负担日益加重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统治阶级在实施过程中的肆意掠夺。陆贽指出,对人民的剥削过度,势必会激化社会矛盾,对封建统治政权产生威胁。因此陆贽主张从民本的角度出发,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只有采取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才能保证下无困穷,才能维护封建统治。李翱也认为两税法造成了人民赋税负担的加重,从而提出了自己的轻敛薄赋的思想。李翱继承孟子的税率思想,主张实行什一税率,认为什一税率是最理想的税率,重于这一税率便是重敛。同时,他说明了重敛和轻敛的关系,人皆知重敛之为可以得财,而不知轻敛之得财愈多也,重敛则人贫,人贫则流者不归而天下之人不来。由是土地虽大有荒而不耕者,虽耕之而地力有所遗,人日益困,财日益匮,轻敛则人乐其生,人乐其生居者不流而流者日来。居者不流而流者日来则土地无荒,桑柘日繁,尽力耕之,地有余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强。(李文公集平赋书)他认为,重敛不仅不会增加财政收入,相反却会财日益匮。显然,李翱的这一思想是对传统儒家财政思想中的轻敛薄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2.以商品经济原则处理财政的思想与以自然经济原则处理财政的思想的对立唐朝时,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唐代的一些财政措施也具有了商品经济的特点。两税法中的征税以资产为宗的思想和货币赋税思想便是充分吸收了商品经济发展的成果。但是,由于征税以资产为宗这一原则在执行过程中,州县不敢对豪强征课赋税,只好征敛皆出下贫。(新唐书食货志)同时货币赋税制度又导致出现了钱重物轻的问题,这便使得这种以商品经济原则处理财政的思想遭到了传统思想学者的强烈反对,他们坚持以自然经济原则处理财政问题。在反对以资产为宗这一思想方面,最有影响力的应当是陆贽的以丁身为本思想。以丁身为本是与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紧密相连的,它是自然经济状态下的一种赋税征课标准。陆贽认为,征税以资产为宗很难真正做到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因为资产的多寡及其价值大小很难做出准确的测定。陆贽是租庸调制的坚决维护者,他主张征税应以丁身为本,废除两税法,恢复租庸调。他说:夫财之所生,必用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堕则窭空。是以先王之制赋入也,必以丁夫为本,无求于力分之外,无贷于力分之内。(陆宣公奏议全集卷四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陆贽从自然经济条件下传统财政思想的角度出发,认为以丁身为本比以资产为宗优越。以丁身为本能使人安其居,尽其力,相观而化,时靡遁心,虽有堕游不率之人,亦以惩矣,(陆宣公奏议全集卷四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能够有效的促进农业生产。在反对货币赋税思想方面,主要是由于当时出现的钱重物轻的问题。但钱重物轻问题的出现,根本上还是由于货币需求量加大与供应不足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但当时的思想家并没有看到造成通货紧缩的真正原因,而是将其归咎于两税法中的货币赋税原则,以此来作为反对两税法的理由,主张恢复租庸调制。陆贽作为反对两税法代表人物坚决反对货币赋税,认为应当恢复实行实物赋税。他看到了当时钱重物轻现象造成的危害,他说:定税之数,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往者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纳绢一匹,当钱一千五六百文。往输其一者,今过于二矣。虽官非增赋,而私已倍输,此则人益困穷。(陆宣公奏议全集卷四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因此陆贽认为,货币赋税容易加重人民的负担。农民不能铸钱,要缴纳货币,就必须以实物折合现金,但这样容易产生一个问题,即所征非所业,所业非所征,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一增一减,损耗已多。(陆宣公奏议全集卷四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这是陆贽反对货币赋税的主要理由。实际上,陆贽反对两税法的货币赋税思想主要是因为货币赋税这一原则违背了自然经济条件下实物赋税的财政思想。唐代思想家李翱、韩愈、白居易等两税法的反对者同样也反对货币赋税,主张实物赋税,他们的认识基本一样,都认为两税法的货币赋税造成了钱重物轻的钱荒现象,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这也是所有反对两税法的思想家的一个共识。实际上,这也反映出了商品经济思想和自然经济思想的对立,两税法中的征税以资产为宗和货币赋税思想适应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但是,这一思想是与我国封建社会中自然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财政观相背离的,因此很容易遭到持有传统思想的思想家的反对。陆贽等人主张恢复实物赋税虽然有其一定的道理,但总体来说,是一种保守倒退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