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在中国的影响

近几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民群众开始越发的关注精神生活，越发关注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说大义，谈古今。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影响着国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渗透在每一位中国人的血脉中，制约着今日之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其中的精华和糟粕必然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还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态，如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本文简要分析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对当今社会的影响。

实际上儒道是不分家的行，汉武帝时期采纳了董仲舒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但实际上只是为了实统治者的需要。千百年来的历史也证明，一个社会要想稳定，只能有一个政治纲领与一种指导思想，头则人们无所适从，终将导致社会的混乱，而在学术范畴内的百家争鸣靠政治是无法干预的。如果说儒家文化偏重于改造人类社会与人类外在行为的话，那么道家文化则更倾向与研究客观世界及其发展规律、研究人体自身与人的精神世界。

儒、道两家思想，一个刚健有为，一个柔顺因循；一个入世进取，一个潜隐退守，这是他们达到相通和互补的真正前提。所以，许多中国古代文人才能入世为儒，出世为道，或者熔儒道于一炉，张弛相济，进退自如。儒家文化崇阳尚刚，道家文化崇阴尚柔，二者刚好构成一个“太极”——中国的上古文化。达观洒脱、轻灵飘逸、极具智慧的道家学说，堂堂正正、厚重滂沱经世治国的儒家学说共同构建了中华上古的文化大厦。儒道虽为一家，但其主张却不同，对当今社会的影响也有着各自的深浅。下面就先从儒家开始：

第一，“学而优则仕” 儒家在中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两千年之久，它的理念即便是仅为知识分子学习，也早已渗入民间，深刻的影响了中国社会。西方的封建制度中，君王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直接的统治整个国家，更多的是自己封地的领主和其他领主效忠的对象。这一结构的先天缺陷就是国家结构松散，且君主缺乏人才参与国事，导致战事的频发，生产力发展落后。相比而言，中国的封建制度在文官的选取方面远远优于同时期的西方。“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普通人通过读书，通天文，晓地理，得治国安邦之术，而后辅佐君王。它一方面是高度大一统的体现，另一方面，确实是聚拢全国人才的有效方法：君主完全掌握国家的一切，朝廷作为权利中枢集中管理国家，国家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获得所需的人才来辅佐君王，这一切使得我们国土可以很辽阔，人民可以相对长期的处于战乱较少的状态下，集权统治使得一切都更加平稳。

民众通过读书获得才能，在施展才能的同时获得地位，这样，官在民众中的地位就高于常人，也就形成了“官本位”。“官本位”的思想使得民众阶层，包括普通的地主阶层与统治阶层越发分化。它决定了人在很大程度上所有行为的出发点都是处于私利，这一点与《国富论》中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过儒家，或者说最终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却冠冕堂皇的冠之以“贵长而尊官”、“以吏为师”。谁一旦当了官或做了什么长，便在社会上受到尊敬，而不问其政绩如何。这使得官场一面代表着管理一方水土，另一面代表着尔虞我诈；一面代表着光宗耀祖，另一面压榨着贫苦大众。

官本位的思想在当今的社会依然影响深远。官员明显凌驾于普通人之上，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并不一定是好事。表面上这样可以社会稳定，但实际上，社会基层与管理阶层没有很好的沟通，两者的利益关系容易脱钩，这样会阻碍社会向更自由的方向发展。时常听到民众动焉上访甚至有人还假上访来达到春运免费坐车回家的目的，它的本质是两阶层利益的不对应以及力量对比的悬殊差距的表现。官本位思想会导致社会普遍倾向于强化行政职权，这样又会导致法治建设的滞后，阻碍法治社会的建成。当然，行政强化并不一定总是负面影响，但在中国整体的经济水平即将跨过动荡区的未来几十年内，过分强化的行政力量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学得好不一定非要当官，当官也不一定就可以谋到私利，人民更多的依靠民主化、法制化来管理，这才是未来中国发展的正确途径。学而优则仕” 儒家在中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两千年之久，它的理念即便是仅为知识分子学习，也早已渗入民间，深刻的影响了中国社会。西方的封建制度中，君王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直接的统治整个国家，更多的是自己封地的领主和其他领主效忠的对象。这一结构的先天缺陷就是国家结构松散，且君主缺乏人才参与国事，导致战事的频发，生产力发展落后。相比而言，中国的封建制度在文官的选取方面远远优于同时期的西方。“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普通人通过读书，通天文，晓地理，得治国安邦之术，而后辅佐君王。它一方面是高度大一统的体现，另一方面，确实是聚拢全国人才的有效方法：君主完全掌握国家的一切，朝廷作为权利中枢集中管理国家，国家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获得所需的人才来辅佐君王，这一切使得我们国土可以很辽阔，人民可以相对长期的处于战乱较少的状态下，集权统治使得一切都更加平稳。

民众通过读书获得才能，在施展才能的同时获得地位，这样，官在民众中的地位就高于常人，也就形成了“官本位”。“官本位”的思想使得民众阶层，包括普通的地主阶层与统治阶层越发分化。它决定了人在很大程度上所有行为的出发点都是处于私利，这一点与《国富论》中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过儒家，或者说最终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却冠冕堂皇的冠之以“贵长而尊官”、“以吏为师”。谁一旦当了官或做了什么长，便在社会上受到尊敬，而不问其政绩如何。这使得官场一面代表着管理一方水土，另一面代表着尔虞我诈；一面代表着光宗耀祖，另一面压榨着贫苦大众。

官本位的思想在当今的社会依然影响深远。官员明显凌驾于普通人之上，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并不一定是好事。表面上这样可以社会稳定，但实际上，社会基层与管理阶层没有很好的沟通，两者的利益关系容易脱钩，这样会阻碍社会向更自由的方向发展。时常听到民众动焉上访甚至有人还假上访来达到春运免费坐车回家的目的，它的本质是两阶层利益的不对应以及力量对比的悬殊差距的表现。官本位思想会导致社会普遍倾向于强化行政职权，这样又会导致法治建设的滞后，阻碍法治社会的建成。当然，行政强化并不一定总是负面影响，但在中国整体的经济水平即将跨过动荡区的未来几十年内，过分强化的行政力量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学得好不一定非要当官，当官也不一定就可以谋到私利，人民更多的依靠民主化、法制化来管理，这才是未来中国发展的正确途径。

第二，“三纲五常”，儒家文化首先追求的是人类社会的稳定、有序、和谐与进步，为此，它构建了人类理想社会的蓝图。 所谓“三纲五常”，“三纲”是指“君臣义（君为臣纲）、父子亲（父为子纲）、夫妻顺（夫为妻纲）”，“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其中“三纲”主要讲构筑一种和谐的社会秩序。“君臣义”：君指管理者，臣指被管理者。这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基本的人际关系和管理关系。“义”指合理的责任，所以“君臣义”就是说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都要勇于承担合理的责任，而被管理者一定要服从管理者的领导，这样才会有秩序、有章法。在中国古代这种秩序也尤为重要，否则，君不君，臣不臣，社会将会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而在中国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也要善于承担各自的责任，被管理者要服从管理者，也即：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在企业管理实践中，企业的各部门经理要服从总经理的领导，员工要服从部门经理的领导，这样才有助于企业的和谐发展，否则，企业将不复存在，这样对企业领导和员工都是不利的。“父子亲”：指父母、子女之间要有亲情。父母要尽全力抚养子女成长，并且有责任和义务使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使其遵纪守法、尊老爱幼，成长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同时子女成人以后一定要很好地赡养父母，承担子女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以报父母养育之恩。“夫妻顺”：是指夫妻之间要和睦相处，不要只知道考虑个人利益，一定要从夫妻组成家庭的共同利益出发，相互沟通、求同存异，以达到家庭的稳定和和谐，避免不必要的婚姻关系破裂而影响和谐。在社会发展的某个阶段，家庭中可能丈夫占主导地位，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有些家庭也可以由妻子占主导地位，这是可以变化的，并不是僵死的教条。就像现代社会，有些家庭中男人为户主，有些家庭女人为户主，这要顺其自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中国远古时代女性占主导地位的时间也很漫长。而这一切应以家庭和睦、和谐为基础。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各个家庭情况不尽相同，有些家庭可能由丈夫来主事，有些家庭可能由妻子主事，这都是正常的，即，夫可以为纲，妻也可以为纲，这都是可行的，只要有利于家庭和谐美满就行。由此可见，儒家思想深入人心，影响世世代代的思想，尽管在某些细节方面我们有了新的思路或者突破，但是在其主要思想却不曾改变，就如上面提到的“夫为妻纲”。在当今社会里，不仅仅“夫”是“纲”，“妻”照样可以成为“纲”。为什么会这样改变呢？原因很简单，由于社会不断的发展，人类的思想不断更新，西方开放性思想不断传入中国，当今女性不再是过去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闺中小姐，自从改革后，女性地位就开始渐渐的被重视起来，男女平等就开始被广泛传播，为了追求社会的和谐、稳定，相应的制度也渐渐的发生了改变，随着时间的推入，各国交流加深，多元化的文化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于是夫不是妻纲也不足为奇，甚至我们还会效仿西方国家，“妻为夫纲”。但是不管怎么变化，它的本质就是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保证国家的和谐、稳定。由此可知，不管某些思想如何变化，都是为了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追求社会的和谐、有序、与稳定。“非所宜言”《易经》中一句“君子以慎言语”为后人阐明了一个做人的道理：不要说不该说的话。后世有不少劝人谨言慎语的名言警句，如“慎言不哗”、“多言者，必无笃实之心”、“风流不在谈锋上，袖手无言味最长 ”等等。历史上也常有“不慎言”大臣遭皇帝贬黜甚至赐死，都在告诫后人要少说话，说好话。

第三，“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是我们自小就被教育的做人典范之一。与之相似的还有很多，但是这一条是最能承接我们上面谈的话题。严于律己的人，做事一丝不苟，严格要求，意志坚强；宽以待人的人为人大度，不拘小节，处事随和。不用太多的思考就能发现，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人是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病人，需要治疗。理论上讲，严于律己者一定也是严于律人的，因为社会中的人不可能是孤立的，一个社会人要处理的许许多多涉及各个方面的事务，从工作社交到吃喝睡觉，他是和别人联系在一起的，他的一切行为是存在于群体和社会中的，严于律己则一定会严于律人，宽以待人则一定会宽以待己。

其实，“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本就不是一句话，“严于律已”出自南宋陈亮的《谢曾察院启》，“宽以待人”则出自明朝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六十回，是后人出于我们一贯的“理想化考虑”，为教育未成年人而拼凑在一起的。这种无视逻辑的理想化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还有很多。妇孺皆知的蜀相诸葛亮就是一个例子。诸葛亮在明知蜀国国力不支的情况下，常年征战，南征孟获、北出祁山，终将蜀国国力耗尽。如果说诸葛亮的失败是他个人战略估计不足导致的，那么后世对诸葛亮的崇拜就不那么正常了。我们理性分析后应该明白诸葛亮过分激进的战略会导致严重后果，却依然对他的六出祁山大加赞扬，最差的评价也是惋惜，却少有批评。即使知道错误，却依